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古代南方和北方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纵观我国漫漫历史长河,从秦始皇到溥仪,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尽管王朝不断更迭,但是历史上的皇帝大多出自北方,而历史上的宰相大多出自南方。如宋太祖赵匡胤是河北人,元朝和清朝的皇帝们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虽然也有皇帝出自南方,但是数量占比却相当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成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说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另外,北方环境较差,物产比南方匮乏又挨着游牧部落,容易发生战乱。所以北方人自古勇武善战,容易在战乱时期产生英雄豪杰。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由此,北方多出皇帝。南方人大多是北方人迁移而来的,直到唐朝末年,南方人口才超越了北方。南方不论是在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方面,都比北方相对较弱,而且发展也比较晚。因此,南方人的思想观念就比较解放和活跃。另外,南方气候温和政治宽松战乱较少。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化容易积累,富裕可以传承。所以南方人少了开拓精神,都不喜欢铤而走险,而是追求现世安稳。因此,出的皇帝非常少,但治理天下的宰相却比较多。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你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刻道理却是万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宜,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拘。由此反推就可以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平原草木众多的地方就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现代科学也不可否认地理环境对人性格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仁者都倾向于搞政治,而智者则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由此可以看出,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说,实际上也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皇帝伸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文人学者,实际上是无冕之王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有一个共同特征,要么是“豪强”,要么是“流氓”。而真正兼具仁德材质的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而绝非是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绝不叫人造反。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的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书生文人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所以缺少了皇帝所必备的野心、势力、诡诈,激辩、老辣、无耻、无赖等性格因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的地位并不低,所以提倡造反的都不是文人书生。最后,中国历来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了一切。所以从社会方面和地理方面的必然性,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方出皇帝,南方出宰相了。
原因是很复杂的。 其一,是社会动荡不安。事实上,但凡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总是会出现不少变态的皇帝。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皇帝,居然要求自己的臣子全部阉割。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割据的帝王很多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之外,还因为割据时代相对于统一时代而言各种皇帝很多,且更换速度很快,给人造成了“多变态皇帝”的一种印象。 其二,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仍然占统治地位,但越来越腐朽没落。他们占据朝廷要职,却无所作为,倒是在荒淫无耻方面颇有建树。这种社会风气自然影响到帝王之家,变态的皇帝自然很多。 其三,是五胡闹中原的客观影响。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较少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社会风气显然与汉族政权不一样,也会影响到汉族政权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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