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杯酒释兵权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杯酒释兵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皇帝解除权臣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事件,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平定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外甥李重进叛乱之后,赵匡胤意识到要彻底解决地方叛乱问题,在听取赵普的削藩意见后实施的。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严格来说与刘邦铲除异姓王和朱元璋残酷屠杀开国功臣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但相比于刘邦铲除异姓王和朱元璋残酷屠杀开国功臣来说,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显得和平多了,没有刀光血影,也人性化多了。
一、事件的起因
北宋建立之前的五代十国是一个长达92年,却在华夏的南北大地上萌生出5个朝代和10个国家的大分裂混战时代,这场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唐朝后期的藩镇崛起,作为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藩镇势力崛起后,实力已经超过了唐朝中央力量,并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即使唐朝灭亡,藩镇势力混战的情况依然持续,在乱世之中,兵权就是建国立业的实力,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也是依靠强大的兵权推翻了后汉政权,然后建立了后周,到赵匡胤篡位时,依然是依靠兵权夺取了后周的江山,所以兵权是决定朝代更替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匡胤是利用黄袍加身的一次政治策划夺取了后周的江山,显得相对平和,但是黄袍加身并不是赵匡胤发明的,而是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发明的,郭威在澶州兵变中被手下士兵黄袍加身,然后利用兵权打败了后汉,成功做了皇帝,所以黄袍加身其实是郭威发明的。
赵匡胤模仿了郭威的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之后,其实对于整个天下是并不放心的,再加上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联合昭义军李筠起兵反对赵匡胤,最终被平定,但赵匡胤仍然担心有人用同样的手法造自己的反,于是决定对自己手下手握重兵的将领来一个解除兵权,于是就是有杯酒释兵权。
二、事件的过程
赵匡胤就把自己手下手握重兵的禁军将领全部召来 ,有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人,这些人都算是赵匡胤的亲信,在协助赵匡胤夺取政权中,立下了功劳,赵匡胤当了皇帝,这些人自然是加官晋爵,而且还手握部分兵权。
赵匡胤解除这些禁军将领的兵权,就是直接把话说死,不给他们回旋的余地,赵匡胤明白地告诉这些将领:我担心有人会利用同样的方法给你们来个黄袍加身,因此希望你们自己主动交出兵权,到地方上享受荣华富贵,同时我会与你们缔结政治联姻。
赵匡胤话说到这个份上,作为臣下的将领根本没有反对的可能,不可不答应,因为赵匡胤早就布置好了最坏的打算,赵匡胤是一个政治家,对于这种政治事件,他不可能没有预案,虽然赵匡胤有很大的信心能通过和平方式让将领们解除兵权,但是幕后的军事准备绝对是没有消停。
赵匡胤自己就是手握兵权的将领起家的,深深得知兵权的重要性,他做了很多政策来控制兵权,比如赵匡胤把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带兵的将领没有调兵的权力,调兵的将领又不负责带兵,这样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将领掌控兵权的可能。另外,赵匡胤还将全国的兵力一分为二,一半驻首都,二半驻地方,数量是一样的,相互制衡,这也是一种平衡术,也从制度上杜绝了兵变的可能性。
虽然杯酒释兵权请这些将领来赴宴有些鸿门宴的味道,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杯酒释兵权是一个政权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赵匡胤势在必得,是一定要禁军将领妥协的,这个没有谈判的余地,而鸿门宴是两方不同势力的政治角逐,性质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即使手下的这些将领不答应,赵匡胤也有足够的应对方法:
一是赵匡胤请这些将领来,已经做好了最坏的预案,如果有反对,这些将领肯定会有杀身之祸,这是政治斗争,不是跟你商量什么事。
二是禁军将领们事发突然,但赵匡胤胸有成竹,即使想反,也没有机会,赵匡胤早就做好了军事安排,而且赵匡胤手中有最大的兵权,这些禁军将领的兵权加起来也不如赵匡胤。
三是赵匡胤通过政治联姻,还控制了这些禁军将领,把他们绑定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上,也不可能反对赵匡胤了,那等于放弃自己的利益。
所以,当赵匡胤把话说死之后,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禁军将领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只有答应,赵匡胤当时可是皇帝了,反对皇帝的后果是什么,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无论是明是暗,他们都没有机会反对了,如果武将们反对了,将是身死族灭。
在中学的时候,学习了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通过这个方式解除了大将们的军权,加强了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杯酒释兵权”给北宋带来怎样无法挽回的后果?
第一个就是战斗力相对较弱。因为战斗力很高、经验很丰富的武将们已经退休了,虽然不到退休的年龄,那么,军队上的作战指挥需要他们的,没有了他们,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下降不是一点两点的,在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作战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了,北宋军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宋太祖采取的这个措施。
第二个就是冗费的增加。很多的大将是武将,没有文化,只能是享乐。就光建田宅,妻妾成群,没有钱的时候就想办法,而这些人是跟着赵匡胤的,所以,就没有杀掉。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先例,这个例子一出,大家纷纷仿效。可见,好的学不好,坏的不用学!人之本性,恶也!荀子老人家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第三个就是制度上的掣肘。宋代的国策是重文轻武,武将出征的时候需要一个文臣在旁边进行监督,虽然可以实现了将权力收归君主的目的,没有再次出现黄袍加身的现象,但是,这个制度的实施,让很多的武将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临场作战能力,因为文臣没有作战经验,但是,他有上奏的权力,只能跟他协商。导致了很多的武将郁郁而终!
这个政策的实施,是不是就是一个错误呢?你怎么看?
杯酒释兵权讲述了:发生在北宋乾德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的历史事件。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其后,宋太祖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大大强化了北宋中央集权。
后来,“杯酒释兵权”演变为一个成语,引申为轻而易举解除将领兵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扩展资料
影响:
“杯酒释兵权”终结了军政统治,开启文人治国新时代,大宋从此走向了崇文抑武的道路。首先,武将的兵权被剥夺,英勇善战的本领无法发挥,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其次,军队流转过于频繁,战斗力无法有效激发,造成了军队的效能的低下。
从这一点来说,北宋朝廷无疑于作茧自缚。北宋时期,西夏、辽国等强敌环伺,威胁重重,由于军事上的低效带来了外交上的被动,埋下百年后北宋覆灭的伏笔。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先说着这个字你打错了。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很轻易,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 但在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这里,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仔细想想,“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权”,而这“兵权”当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换来的则是皇帝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那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仅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地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传》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这里,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墨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以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此可见,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行伍,性格鲁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能混到那种地步,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猪脑壳。 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当真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墨腐败,赵匡胤是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在必须要处理时,他也尽量高抬贵手,手下留情。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谓之脔割)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那边,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率。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在位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对这位武将竭力包庇纵容。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告状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说:“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答说:“无也。”最后,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在对告状者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赵匡胤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而对“朕之贵臣”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竟然无丝毫究责,只是将他找来,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最后,不惩反赏,竟然还赐给李汉超白金3 000缗。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爽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了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而,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谁知道,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赵匡胤所采取的“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或策略,除了在立国之初相继发生了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此后,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后面我们将要说到,“以腐败换兵权”对于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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