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宋朝男人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这五代之中,宋朝是领土面积最小的一个朝代,而且宋朝也时常受到辽和等领国的威胁和迫害,导致宋朝时常需要向别国送礼甚至称臣。
由此,大多数人对于宋朝没什么好感,本身这个朝代就是建立在夺取的王权,根本就是欺负别人后周恭帝和符孤儿寡母。因而从道义上来说,人们对赵匡胤没什么好感,同时也对他的重文轻武没好感。
但大家也不要小瞧了宋代,这个朝代在当时的经济发展很高,当时的生产总值在世界中占比超过百分之六十,同时朝代的政治也较为开明。
而在当时,老百姓中还流行有一种怕老婆的风气,这确实让人感到十分怪异,毕竟古代女子的地位通常很低,怎么到了宋朝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梦溪笔谈》的创作者沈括就是一个十分怕老婆的文人,他的前妻去世之后,他就娶了张氏为妻,两人生活还算和睦,只是张氏很喜欢对他进行打骂,而沈括却丝毫不放手,甚至连个气都不敢出。
有一次,沈括被气恼的张氏撕扯了胡子,不仅形象打破,还鲜血直流,沈括一样没气,只能认命。
除了沈括之外,宋朝还有一位有名之人也十分惧怕老婆,他就是历史有名的奸臣秦桧。
说来秦桧和自己的妻子王氏一生未曾留有子嗣,但秦桧偷偷同自己的婢女有染,那个婢女生下了儿子,但秦桧不敢自己养,随即送到了民间一林姓人家,取名为林一飞。
到了林一飞成年之后,他选择过来投靠秦桧,希望能谋求名分和职位。但秦桧就因为对王氏的忌惮,没有选择同自己儿子相认,不过他还是对林一飞十分照顾,甚至对他的疼爱超过了朝夕相处的养子秦熺。
但再疼爱又如何,秦桧官至太师,也还是因为妻子王氏的原因,不敢同自己亲生儿子相认,说白了还是怕老婆。
而除了这些较为有名的宋朝之人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宋朝男子也面临着同他们相似的处境。
实际上,他们会有这般处境,同当时宋朝官府颁布的一项明文规定有关,无论是北宋的《宋刑统》还是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都有规定,嫁妆是女方的私有财产,并不是女方娘家给男方家庭的礼金,也不是婚后夫妻双方的财产。
因而宋代的不少男子,为了保证这笔财产能被夫妻双方是使用,会经常讨好自己的夫人,甚至甘愿受到自己妻子的责罚。
这虽是明文规定的条约,但宋代人怕老婆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妻子的娘家有足够的权势,或者妻子有厉害的靠山,可以让丈夫感到有所忌惮。
比如宋仁宗赵祯,他就曾经迫于皇太后的压力,册立了自己不喜爱的郭氏为皇后,但宋仁宗喜爱的是张美人,他完全冷落于郭皇后。
这也导致郭皇后对此心生妒忌,仗着皇太后的面当着宋仁宗的面打张美人,只是因为意外,不小心打到了宋仁宗。
即便你是皇后,打了皇帝也是滔天大罪,但就因为皇太后的原因,郭皇后也只是降级为妃子。
而上文提及的秦桧,他如此怕妻子王氏,就是因为王氏家族背景十分强大,秦桧也正是因为受到了王氏家族的提拔,才会用了不到16年的时间,从一名普通的进士转变为了一代权臣。
而沈括也是一样,他的第二任妻子张氏是他的恩师淮南路转运使张刍的女儿,沈括在当时能从地方官员调入京师,很大原因就是他的提拔。
不过沈括怕老婆,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妻子的家世背景强大,沈括自己也是十分爱这位妻子,张氏因病去世,沈括整个人都抑郁了,他的朋友却替他高兴,同他一同出外行船,恍惚的沈括因为妻子的离世,伤心地跳河,如果不是被朋友拦住,他就随妻子而去了。
女性地位的下降是在南宋/金时期,先说北方地区吧,金代顽疾就是猛安谋克问题,完颜亮和完颜璟尝试过根治,完颜亮因此在异国他乡被自己人杀死,完颜璟没跑赢时间,猛安谋克问题还没解决黄河已经发生了大改道。黄河改道后,金章宗失去了解决猛安谋克问题的必要性,社会主要矛盾变成“被破坏的农业经济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无可调和了。那么随着经济被破坏,滥发纸币,女性的地位立刻一落千丈,农业被破坏所需要的劳动力少了,滥发纸币无财可理,女性彻底失去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与北方不同,南宋帝国是一个经济总量更大的国家,随着南北贸易的恢复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遗憾的是南宋王朝是一个重税国家,受其影响手工业并没有发展起来,生产力得到提升,手工业发展没有跟上,财富被官僚搜刮,劳动力需求开始下降,首当其冲的又是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下降,三纲五常那些陈词滥调就铺天盖地的迷惑起来。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女性参与度最低,当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手工业和服务业就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就多,金/南宋时期,北方经济刚刚发展起来就受到水灾的破坏,南方的经济十分发达被统治者的剥削限制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当南北方都出现劳动力过剩后,女性的地位就降低到西周奴隶制社会崩溃后的最低点。
到了重农轻商的明清两朝,女性地位再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时期,女性真正的解放是新中国推行工业化后,随着技术的进步,技巧逐渐代替体力劳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人们认识事物要遵循客观规律,在我们看来宋明理学对女性的残酷压迫完全是疯子,哪个疯子敢说这种话最起码也要被行政处罚,付诸实行就是违法犯罪,所以研究古代女性地位仍然要从客观事实入手,女性的经济地位越差,社会地位越低下,儒家迎合统治者黑白颠倒,将社会问题说成本该如此。
文章标题】 王扬:宋代皇家女性的法律地位
【关联词】隋唐宋元 【类别】论文
【来 源】转载1 【作者】王扬 作者所有文章
中国古代的皇家女性属于全体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所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不是一般女性所能企及的。其所具有母权的烙印,是我们研究母权在古代高涨时不能遗漏的话题。所谓女主临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指后妃手握国家大权,执掌朝政,与皇帝共同听政,有时甚至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国家政治需要女主,二是女主临政期间为国计民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唐朝武则天、仁宗朝刘太后、哲宗朝宣仁高太后,不但能及时挽救国家政治于危难之中,而且为政期间颇有政绩。之所以称宋代为母后临政,是因为宋代参与政治者皆是母后,其中有母亲和祖母,而且母后临政的方式为历史和法律所普遍承认;相反,以妻子身份参可朝政处理的遭到世俗的激烈反对,尽管在历史上也有政绩,因为以妻子身份参与处理政务,并不为世人所普遍接受,武则天的临政便说明了这一点。
先朝女性为政的“故事”成为母后临政的法律依据。自从夏启开创历史上帝位传子的先例之后,每朝每代政权以传子为正途,而以传女为篡夺。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设计师笔下的精心描绘。尽管没有国家成文法确立政权可以由女性掌管,同时作为早期舆论,也反对女人参政,但事实上政治生活的需要,使得女性参与国家政权有了习惯法上的依据。这种习惯法以“故事”的形式在历史广为存在。事实上,宋代母后临政的依据是“故事”。徽宗朝向太后,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高宗时期的孟太后两度听政全是依据前朝故事。宋朝末年大臣所册立太后,皆是依据历史上的故事。母后临政的“故事”,以习惯法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女主从临朝到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当习惯法形式的故事和皇帝颁布的诏令有矛盾时,一般情况下故事服从诏令。清代《大清会典》最终将母后“垂帘听政”写入典章,成为一代大典,表现出统治者对母后临政的承认。母后执政作为国家政治制度,载入典章,从此完成了女主临政法律依据上的从习惯法发展到国家成文法典的发展过程。同时说明女主临政虽然带来了负面影响,但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机构的日益完善,铲除其带来负面影响的根源,女主临政最终会成为国家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发展结果,与宋代母后成功主政,官僚机制中成功解决母后临政所带来的消极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母后有习惯法和皇帝诏令作为临政依据,法律赋予三后制的敕权,保障了母后的顺利临政。
宋代女主临政是封建社会女性参政的最佳形式。九位临政母后,能够自觉约束外戚势力;统治集团从管理机制上加强对外戚势力的管理和监督,使得宋朝母后临政均未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成功解决了女主临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外戚干政的问题。宋代母后依据身份涉足政治,依靠一批素质较高的士大夫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的配合,凭借自身的文史知识,加上多年来对政事的睿智观察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对皇帝处理政事方针的把握和对时局的了解,化险为夷,使宋代政权能够顺利交接而无政权颠覆之险。
摘 编 人:刘馨
宋代女人的地位
现在有相当的人自以为是或深信宋明理学是迫害妇女的开始与典范。认为宋朝女人地位极其卑微低下,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笑不漏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洁牌坊、裹脚布、宋朝都是小脚老太太”等等贬低之词都赠给了宋朝的女人们。一些人在根本没读过宋明理学一本书的情况下对宋明理学大加抨击,以朱熹骂显示自己的高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宋朝的历史背景。甚至一本宋朝的书都没有看过。
首先朱熹的影响有限,他的学说并不被宋朝当局所重视。他一生可以说郁郁不得志,所以才讲学。他只是“白鹿洞书院”一个讲学的学者,而那时没有广播、电视,能听到看到他学说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就是现在信息时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最著名的学者他的学说能影响到多少人?他连在野党派都不是哪来那么多人支持。就是现在中国领导人大力宣扬提倡的什么理论,也影响有限。朱熹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影响到宋朝女人们的命运?其次一个时代学者大力宣扬提倡什么,那这个时代的现实情况正好和宣扬的相反。如学者提倡要计划生育,那是因为我们的人太多了。宋朝的女人什么样呢?其实宋朝的妇女是相当开放有地位的。从宋朝书里及诗歌里可以看出宋朝的妇女是有相当地位的。“胭脂虎”、“河东吼”等怕老婆的故事皆出自宋代。打丈夫,吓得丈夫满街跑。当然那么厉害的女人毕竟是属于及少数。但也出中窥得宋朝的女人了不得呀!
《梦梁录》:“在五间楼前大街坐瓦铺瓦前,有带三花点茶婆婆,敲响盏灯掇头儿拍板,大街游人看了无不哂笑。”这表明宋朝老太太的开放、爱美、思想活泼敢于出风头。宋朝老太太很会做买卖。老太太都如此,年轻的女人更是如此。“白头老媪簪红花,黑头女郎三髻丫。”宋朝诗歌里也见宋朝老太太头上戴花的诗句,可见宋朝老太太是爱美的,勇于追求美的。黑头女郎三髻丫也表明宋朝小女孩天性的可爱。宋明礼教并没有束缚住女人的天性,宋朝女人思想并不保守。“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宋朝农村妇女有了孩子后也戴花爱美,也和男人们吃喝玩乐。哪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宋朝农村妇女也像宋朝农村男人一样下地干农活。宋朝农村女人也是半边天。
“岸边两两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宋朝的年青女人们也出门,也欢笑并漏齿。“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谁说宋朝女人保守不出门,宋朝女人也大胆约会,勇于追求爱情。“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不止白天约会,晚上也约会。“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男女情透意合,才子佳人的美妙和谐。“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以多。”年轻的女人相思、想找个好郎君是很普遍的。“两情未许谁最先?”哪知道这男女之情是谁先动的心。男女的爱情是平等的。
宋朝涌现了大量杰出优秀的女性,李清照、朱淑真等有名的才女。宋朝著名的女诗人李清照既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人比黄花瘦”小女子的细腻情丝感慨,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令男人汗颜的大气豪迈的诗篇。受到良好的教育即柔美又钢强这就是宋朝的女人!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梁红玉亲自在战场上擂鼓给浴血奋战的军人们打气助威,这就是宋朝的女人!
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一位叫李之问的官员。并给他写下一首情诗《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之问回到家后,这首诗被他妻子读到,她竟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其夫把聂胜琼娶回来。多么善良、有同情心、有爱心,通情达理的女人呀!女人同情女人,大爱战胜了自己的私心。这就是宋朝的女人!
苏轼纪念老婆的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成为千古名篇,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读起来都感动万分。这是宋朝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深情怀念,可见宋朝女人的持久魅力与可贵,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是宋朝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一往情深。可见这宋朝女人的万分的迷人美丽。
在满清高压统治下中国的女人还有男人才成为变态人的。在满清时《金瓶梅》才成为禁书的,束缚中国女人的朝代是清朝不是宋朝。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畜牧业产生并与农业相分离,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开始突显。这样,男性逐渐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代替。
父系氏族制度建立以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原有的优势地位发生逆转,男性地位开始上升,女性地位下降。男性逐渐掌握社会生产中的大权,将女性排斥在外。女性不仅失去先前拥有的各方面优先权,而且随着社会保障的丧失,她们自身也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逆转同时也为封建时期的男尊女卑奠定了基础。
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前期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转变以及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等因素影响,男尊女卑观念形成。
《易经·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将男女关系以尊卑、贵贱表示出来,把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自然法则。
《诗·小雅·斯干》最后两章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意思是说,生了儿子,要把他放在床上,给他穿华美的衣裤,让他玩玉器。他那响亮的哭声,光彩闪耀的衣服,都表明他将来高官厚禄,可以振兴家业。而生了女儿,只能用布包起来,将她放在地上,给她玩纺锤,只要她将来能操持家务不用父母担心就行了。可见女子一生下来就不得人欢喜,而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入人心衍生出来的条条框框又进一步束缚了女子的个性,使女性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从女性政治地位来说,封建女性没有政治参与权。红颜祸水之说,使女子无论是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还是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都会遭到强烈反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塑造了一系列女子亡国的形象,国家的衰败、朝代的更替罪皆在女子,这种关于国家灭亡原因的荒谬解释,在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盛行不衰。女子参政被视为国家的耻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历史上虽然有吕后和武则天专政,不管其功过如何,其始终被视为国家的叛逆者。
从女性经济地位来说,在封建家庭中,一切财产的支配权和家务的管理权都统一掌握在男性家长手里。“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女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剥夺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不仅如此,女性连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力也没有。《唐律》规定妻子嫁妆的所有权属于丈夫;明清法律规定女子嫁妆由夫家掌管,寡妇改嫁时财产任由前夫家处置。封建社会的女性可谓是彻底的“无产者”。
从女性教育地位来说,儒家教育旨在维护男权统治,于是“理所当然”的将女子拒之门外,使女子的受教育权限遭到限制,也丧失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只能在家中接受有别于男子的有限的教育。而中国古代女子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便是“礼教”及“妇道”,将贞节、服从、柔顺与卑弱定为中国女子的终生追求。班昭的《女诫》里就有关于卑弱、专心、曲从等方面的专门论述,强调对女子进行“从人”的教育、为奴的教育,因此对女子才智发展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漠视,甚至是给予否定的,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
从女性婚姻家庭地位来说,女子的地位也是相当低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在中国,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于是一夫多妻便成为古代的通例。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妻妾众多,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一个生殖工具而存在。同时,在行为规范方面,女子必须以“三从四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三从”即“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在出嫁前要顺从父母、兄长;出嫁后要顺从丈夫;老了以后,丈夫死了,就要顺从儿子。“四德”即“言慎、行敬、工端、整容”,这四个方面是专门为丈夫和夫家所设的对妇女的规范。除此之外,妇女还必须恪守贞洁观:一女不事二夫,须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女子要为丈夫守节(未嫁夫死,也要守节),寡妇不能改嫁,否则被视为“淫妇”。封建统治者甚至设立贞节牌坊来表彰守节的女子,以此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欲。有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甚至要作为殉葬品以死殉节。
从女性健康地位来说,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缠足的女子要从幼年开始裹束自己的脚,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之畸形。缠足后的一双小脚,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有种种不便,而且在整个裹脚过程中,妇女要承受极大的伤残痛苦。
可见,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和健康等方面来说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封建礼教不仅束缚了女性的发展,也使其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在男权社会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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