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班昭为什么要著写《女诫》?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妇谁能似尔贤,文章操行美俱全。一编汉史何须续,女戒人间自可传。”南宋诗人徐钧的《曹世叔妻班昭》一诗,高度赞美了东汉才女班昭的历史功绩:修《汉书》、编《女诫》。其实,班昭的才情不仅于此。
(一)奉诏续书
班昭,又名班姬,字惠班,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女、班超与班固的小妹。由于家学渊源,她与父兄同样“博学高才。”14岁时,她嫁给同郡曹世叔,为他生下两个儿子和几个女儿。曹世叔病逝后,班昭寡居。她洁身自爱,言行举止符合社会要求,为守寡者树立了榜样,更为创作《女诫》埋下了伏笔。
公元92年,东汉外戚窦宪密谋叛乱。东窗事发后,被汉和帝革职并赶回封地“迫令自杀。”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受到株连,被捕入狱冤死狱中。汉和帝痛惜班固“著《汉书》,尚未就”,诏令班昭继承哥哥遗志,入“东观臧书阁”续写《汉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时间跨度长达229年,且内容丰富,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及少数民族历史等),共100篇,80万字。
班昭奉诏在藏书阁经年累月阅读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对父兄遗留下的散乱文稿进行精心整理核校,同时补写出八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及《天文志》。40岁时,终于写成《汉书》。为表示对哥哥的敬意,班昭坚持不在书稿上署名。
《汉书》成书发行后,因文辞艰深和涉猎面太广,很多学者都难通畅阅读并理解。“海内大儒”马融虽名满天下,对《汉书》却“多未能通”,于是心甘情愿拜伏在班昭阁楼下,师从她诵读传授。
此后,班昭成为皇家常客。汉和帝多次诏请班昭进宫,并令邓皇后和诸贵人们以师礼待她。班昭在皇宫“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斜视,出无冶容,人无废饰”专心教授她们儒家经典、天文算术和女德女贤等知识,被她们敬称为“曹大家(gū)”。每有各地或外国“贡献异物”,班昭总被诏令入宫,写诗作赋赞美其物。班昭的诗赋总能恰如其分写出异物的特点并加以赞美,深受皇室赞美。
(二)替兄求归
班昭的长兄班超投笔从戎后,奉汉明帝诏令出使西域,完美复制了西汉张骞打通中国通往西方道路的伟绩,并镇守西域30年,震慑西域诸国皆臣服汉朝,因功被封定远侯。
班超在偏远的异地拼杀数十年后,因“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请求“生入玉门关。”汉和帝因班超是西域德高望重的定海神针,担心他的离开会导致西域政局动荡,因此尽管班超多年上疏,始终没有表态。
班固之死,已令班昭痛不欲生。她无论如何不能坐视长兄老死西域,因此含泪上疏求情:“妾兄定远侯班超承蒙陛下皇恩,得以在沙漠久居三十年。当年随他出征西域的将士都已去世,唯班超年近七旬,‘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因此,恳请陛下准许班超回朝!”
这份词情并茂的奏表令汉和帝潸然泪下,“帝感其言,乃征超还。”“(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岁”,积劳成疾,回国后百病缠身,两年后不幸病逝,结束了一生的传奇。书写班家传奇史的重任,历史地落到班昭肩上。
(三)智谏太后
汉和帝驾崩后,邓皇后临朝称制。她对班昭依然极为尊敬,经常邀请她入宫参与朝政。班昭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独到准确的见解,为她献上不少利国利民的建议。由于表现出色,邓皇后被尊为邓太后之后,特封班昭之子曹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
邓太后掌权,倚重哥哥邓骘等四兄弟。邓骘等人虽深居高位,但因深知外戚当政的危害,所以如履薄冰,行事谨慎、奉公守法。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感觉高处不胜寒。于是趁母亲病重之机,四兄弟“共上书求还侍养。”母亲去世后,四兄弟连续上奏请求辞官,居家为母亲服丧。邓太后打算拒绝,特意征求班昭意见。
班昭久与朝政,一眼看穿邓氏兄弟急流勇退的真实意图。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将他们的请求定性为“谦让”,于是上疏建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邠,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即邓氏四兄弟)深执忠孝,引身自退.....”
班昭旁征博引歌颂四兄弟出于忠孝而谦让的美德,委婉提醒邓太后:“如果您现在以天下尚不平安为由拒绝他们的合理要求,那么日后他们如果稍微有点儿过失,谦让美名必定前功尽弃。所以,恳请您恩准他们的请求。”邓太后阅完奏章思之再三,“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
(四)创作《女诫》
公元110年,体弱多病的班昭深感“性命无常”,于闲暇时编著出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女子教育专著《女诫》,论述女子在“夫家”必须处理好敬顺丈夫、屈从舅姑、顺从叔妹这三大关系,具体内容为:“(女子)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和叔妹第七。”
此书原为班昭教导班家女性如何正确为人处世的私书,但因班昭素来行止庄正,此书又文采飞扬,所以很快飞出班家,被京城世家广为传抄,当做家庭女子教育的宝典。曾师从班昭学习《汉书》的马融如获至宝,“令妻女习焉。”《女诫》被后人列为《女四书》(古代教育妇女的四本书:《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之首。
班昭在《女诫》中,提倡妇女必须遵从“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此观点被后人视为禁锢中国古代女性思想和自由的枷锁,散发着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浓重腐臭味。时至今日,仍有人喋喋不休拾人牙慧甚指责道:《女诫》,是将中国古代妇女推进三从四德这万劫不复深渊的罪魁祸首。
此类论调,其实是在曲解和阉割《女诫》!
(五)动因探讨
汉朝自初建起,后宫皇亲外戚斗争便闹得如火如荼。先是吕后于刘邦驾崩后临朝称制长达十六年,后有王政君外戚专权数十年最终导致侄儿王莽篡汉,外戚当权贯穿了西汉始终。
班昭奉诏入宫续写《汉书》时,正值汉和帝意气风发整顿朝政奋发图强之时。汉和帝即位时年仅9岁,养母窦太后(窦氏)临朝称制,与哥哥窦宪执掌朝政,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引得天怒人怨。公元92年,13岁的汉和帝联合宦官势力,成功扫灭窦氏戚族后亲政,开创“永元之隆”,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
汉和帝驾崩后,邓皇后迎立寄养在民间的出生刚百日的少子刘隆为帝,被尊为皇太后,仿效窦太后临朝称制。刘隆满岁时早夭,成为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皇帝,谥号孝殇皇帝。邓太后为保住权位,与哥哥车骑将军邓骘密谋,迎立13岁的刘祜为汉安帝,继续把持朝政,“凡临朝十七年。”从此,朝廷“凡诏敕皆出邓后也。”
路不平,有人铲。眼见汉安帝“年长,宜亲政事”,邓太后却紧抱权柄,“权在外戚”,郎中杜根直言不讳“上书直谏。”邓太后恼羞成怒,令人把他装进袋子里“于殿上扑杀之。”杜根因执法者手下留情,侥幸诈死逃得性命,伤愈后到山中酒店当了个酒保谋生;“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连邓太后的亲弟弟邓康,也“以太后久临朝政,心怀畏惧,托病不朝。”
班昭入宫后,因与邓太后毫无利益冲突,所以很快成为邓太后亦师亦友的闺蜜。邓太后临朝称制期间施行的很多有益措施,都有班昭的劝谏之功,因此儿子才被邓太后封侯。但是,班昭饱读诗书博古通今,对此现状忧心忡忡。她对外戚当政的危害看得一清二楚,又不便当面直谏,思来想去,想出假托教训女儿来讽谏朝政的主意。
班昭自述《女诫》的写作目的,是担心家里正当出嫁的女儿们:“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所以成书后“愿诸女各写一通”,从中得到补益和帮助。
但从序言中可知,“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的班昭,此时已年近花甲。在崇尚早婚且地位愈尊出嫁愈早的汉代,班昭不可能还有几个待字闺中的大龄女儿。所以,既然女儿待嫁不成立,目的指向就非常明确:后宫,上至邓太后,下至小宫女。班昭以《女诫》告诫她们:准确定位女性地位,平时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有权后切忌干预朝政牝鸡司晨。
事实证明,班昭的确有先见之明:邓太后去世后,汉少帝与汉顺帝被闫太后及外戚玩弄于股掌中、汉冲帝和汉质帝与汉桓帝被梁太后及外戚强势打压无所作为、汉灵帝遭窦太后(窦妙)及外戚欺负得没有脾气,汉少帝被何太后及外戚控制得无法喘息。太后及外戚专权,把东汉中后期皇位的传承史,演变成外戚与宦官血腥厮杀的政变史。
可惜,《女诫》流传到南宋时,被程朱理学家们出于政治需要大肆吹捧并随心所欲加以发挥。告诫后宫女性的《女诫》,先被后人别有用心改变成禁锢古代女性的枷锁,再遭时人视为封建社会束缚女性的渊薮加以痛批。一个德才兼优的古代才女,居然会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设若班昭黄泉有知,当笑后人无知弱智吧!
班昭“年七十余卒”,邓太后闻讯“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班昭一生著述颇丰,“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史学和文学遗产。
《女诫》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还有人说班昭所鼓吹的封建道德教条,对于压抑女性的思想,它是很彻底的。更由于出自于班昭之手,所以影响极大,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的女性观,客观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因此五四时期倡导女性解放的人们竭力非议《女诫》,那时候是政治的需要。但是,班昭是有意要将自己的骨肉姐妹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去吗?《女诫》,到底是女人处世的宝典还是封建礼教赐予女人的精神枷锁呢?
从当时她所处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主观目的却是想矫正时俗,预防重新出现外戚专权跋扈的现象(也是政治需要)。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只能用写作《女诫》这种“曲线”方法,来达到防制外戚,以挽救国运的目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女诫》本来便是为宫廷女性而写的。《女诫·原序》提到写作目的时虽然口口声声宣称“男能自谋矣(时班昭之子曹子谷已被封为关内侯,后官至齐相),吾不复以为忧。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因作《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益汝身。”但《女诫·原序》明明白白地说过她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可见,班昭写作《女诫》时,至少已经五十四岁。汉普遍崇尚早婚,身份越高贵,结婚越早。班昭十四岁即作新妇,(丈夫曹寿字世叔早卒)见《后汉书列女传》相同。据此推算,可知班昭五十四岁时决不可能还有未嫁之女;即使有之,也不可能一直待到她们要出嫁时,才想到需要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免其“失容他门,取耻宗族。”从后一条说,一则班昭是一贯主张女子教育的,自已便因在宫廷为皇后及诸嫔妃讲学而被人敬称为“大姑”;二则班昭父家与夫家皆有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传统。班昭自己固然“博学多才”,其夫妹(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曾为书评述《女诫》,以为“辞有可观”。可见班昭《原序》所谓《女诫》乃为自己未适诸女而作,显然是一种不便道出本旨的假托说《女诫》是为宫廷女性而写,还因西汉之后,宫廷内部淫风盛行,延及东汉,犹未好转;而且班昭之时,汉室已有女性干预朝政,外戚跋扈擅权的苗头。于是班昭试图通过对宫中女性的教育,来矫正时弊防患未然,可谓用心良苦。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以下事实。
一、俗语有称“脏唐臭汉”,汉之淫风泛滥成灾。从吕后开始,政府积极倡导早婚,不但宫廷争做表率,如昭帝即位只有八岁,便有六岁的上官皇后;平帝九岁即位,安定皇后也是九岁;而且还以法令鼓励早婚,汉惠帝六年便有“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收五算”,使得早婚迅速成为社会习俗。早婚弊多利少,一方面缩短了人寿命,以致东汉十四帝,除被弑者外,活上四十岁的只有俩人;另一方面,早婚使身心未成熟的少男少女们很早知道了男女之事,助长了淫风。试看《汉书》所载汉诸王的荒淫,便足令人咋舌:燕王刘定私通父妾并使生下一子,又强夺弟妻为已妾,又奸污了她的三个女儿;赵太子丹与亲姐及宫女淫乱;江都王建在其父死后未葬时,就奸淫了其父爱妾,又与已妹淫乱,甚至还强使宫女与羚羊及狗性交,观之以为乐;齐王终古也曾令其所宠之奴与妾八子及诸近身侍婢奸淫,或让他(她)们裸体与犬马交配,自己在一旁观看取乐。诸王如此,寡居后的公主们也不落后: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女鄂邑盖公主私通丁外人,等等。这些都说明西汉宫廷中淫逸之习的严重。东汉紧接西汉,宫中淫风当然不会自然断绝。东汉帝王多早夭折,便是早婚和淫逸的结果淫风的流行,本来是男女双方所应共同负责的,可世人却往往将此责任委之于女性的不守“妇道”。似乎只要女性完全驯服于自己的丈夫,将丈夫的意志看作不可违逆的天的意志,那么生活的天平便不会失去平衡。班昭受儒学影响颇深,所以《女诫》通篇所言,皆为女子如何柔顺地服从男性,以家庭的正常生活,和谐的伦常之道为最高追求。班昭有为皇后和诸嫔妃讲学的任务,向她们灌输这样的观点,便自以为对矫正淫风会起一定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东汉政权的旁落。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是把西汉的灭亡归因于外戚的擅权跋扈的。光武帝及继位的明帝都很注意这一点,故在他们统治时期绝无给后妃家属封侯之事。可惜章帝庸懦宽恕,即位四年后,便任由皇后窦氏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同时发生了废黜太子,诬陷宋贵人致其自杀,陷害并毒死梁贵人,加罪马氏等事件,从此揭开了东汉外戚相互挤压,争权夺利的序幕。班昭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不能没有触动与忧虑。况且她写作《女诫》时,正当邓太后称制。邓太后在东汉称制的诸后中,虽然可算是最贤明的,但也允许其兄邓骘身居要职掌握大权。邓骘残暴肆虐,直到邓太后病死不久,才由安帝刘佑联合宦官李闰加以诛灭。邓太后原是班昭的女弟子,两人私交甚好,然而儒学提倡为尊者讳,所以班昭不可能向邓太后直接指出其不当,但也不希望邓太后成为历史罪人,所以只要有机会,还是抓紧不放,进行劝谏。如安帝永初年间,邓骘以母忧为由“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班昭便上疏劝谏,使得“太后从而许之”,达到了削弱邓氏在朝势力的目的。如果说这属于直接劝谏的话,那么写作《女诫》便是“曲线”劝谏了。因为《女诫》具有显明的反对女性干预政治的思想,皇后和诸嫔妃读了后若能不干预政治,便不会有外戚擅权之事发生,汉室也就不会倾覆。何况更重要的是《女诫》成文后,邓太后必有过目的机会,若邓太后能看懂《女诫》的内涵,肯定会对邓骘等外戚有所警惕和防范。这正是班昭“曲线救国”的无可奈何之法班昭虽有救国之心,但其救国(这个国不过是刘氏家天下)之策却是十分消极的。
《女诫》中的思想也不是班昭首创。它完全没有脱离儒家的那一套,全文一千六百字,引儒学经典《诗》、《礼》、《易》、《论语》等便有九处之多。首句“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即源于《诗经》。而且全文分七项,类同于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她只不是过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三从四德”“以夫为纲”并不是班昭写了《女诫》后才有的,班昭的《女诫》只是对前人的思想加以组织和修订而已。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会因为班昭写不写《女诫》而有所改变。班昭写《女诫》只是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形式和内容,就不能引起邓太后的“注意”,以致不但“曲线救国”之梦落空,而且反而被后人利用,最终成为套在妇女头上的精神枷锁。
其实,我想一切的褒贬都应与班昭无关。因为班昭生活的朝代离我们已是那么的遥远,她当时所写《女诫》的内容,只是是符合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班昭在人伦关系上,要求女子处处和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今人不能拿近代的观念去要求一个仙逝的古人。任何一本书无论是被称为宝典还是枷锁,势必需要自己理性地批判和接受,我们不能只看它说了什么,关键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让人有所获,便完成或者说达到作者写书立言的目的了。
东汉时期的女政治家班昭,才华横溢不输男子,她所著编的《女诫》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女性思想,此书规范了女子的行为举止,加深桎梏女性心中的男尊女卑思想。
封建王朝的班昭班昭出生在世代儒家的世家,她的父亲与兄长都是非常博学之人,耳濡目染之下,她亦才学横溢。班昭早年出嫁曹家,可是丈夫早亡,之后她就格守礼教,坚守气节,在家里与兄长一起编写《汉书》。因为她的才学得到汉和帝的肯定,让她进宫当了?曹大家?。在宫中的时候,她认识了还是嫔妃的邓绥,两人相处得很好,班昭教了邓绥很多知识,并在邓绥之后当皇后、太后的时候做了她的幕僚,邓绥掌政的时候,她充分的展现了通古博今的知识,与权力制衡的政治手段,正是多得她的帮助,邓太后临朝的时候得到世人的认可,当比邓绥年长30多岁的班昭去世的时候,身为太后的邓绥还素示人呢,可见班昭除去才学,其政治贡献也不小。
班昭之《女诫》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根据资料显示,《女诫》一书共有七章,两千多个字的文章之中,她把封建时期的男尊女卑整理得更为规范,更准确的以女性的心理阐述了女性的行为举止,出嫁女又当如何侍奉公婆,要怎么处理与夫家的人之间关系。其实她当时写这本书的初衷只是想用以教导班家女子的,却不想世人对她才学的认可,无论是京都还是边城,纷纷派人前来抄阅,在男性为尊的社会之中,这书得到了男性的认可,大范围的普及开了,这短短两千字开始了对中国女性两千年之外的压抑。
若是她没有书写《女诫》这本书,她的一生就极其完美,正是这本书让后世统治都广为推广,以致给女性的思想造就了一座牢笼,足足禁锢了两千多年,不知你对这本书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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