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择溪而居，筑室曰濂溪书堂，两年后，写下《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⑪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⑫！菊之爱，陶后鲜⑬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⑭乎众矣。

译文

水上，陆地上各种草木的花，值得喜爱得非常多。晋朝的陶渊明只喜爱菊花。从唐朝以来，世上的人十分喜爱牡丹。我唯独喜爱莲花，它从淤泥中长出来却不沾染污秽，经过清水的洗涤但不显得妖艳，它的茎内部贯通，外形挺直，不横生藤蔓，也不旁生枝茎，香气远闻更加清芬，笔直洁净地挺立在水中，可以远远地观赏却不能靠近玩弄它。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是花中的君子。唉！对于菊花的喜爱，在陶渊明以后就很少听到了。对于莲花的喜爱，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于牡丹的喜爱，应当人很多了。“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中“莲之爱”即“爱莲”的倒装，意思是“喜爱莲花，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这里是用“之”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以突出强调宾语。“之”就是宾语前置的标志，没有实在的意义。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道州营道楼田保（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北宋文学家、哲学家，是北宋五子之一。周敦颐是宋朝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诚”。他的著作中《爱莲说》最为人们所熟知。

周敦颐之前，东晋名僧慧远与大隐陶潜就曾在庐山结成莲社，庐山的莲文化，源远流长。《爱莲说》的精神在继承中发展到现在，更被历代文人雅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莲文化：在书画文化中，莲是赋诗作画的题材；在情感文化中，莲是寄情怀人的载体；在隐逸文化中，莲是山水田园的象征；在官场文化中，莲是清正廉洁的比喻……莲之爱，可画于图，可咏于诗，可形于舞，可寄于信，可品于人。

“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可谓是周敦颐为莲赋予的经典形象，蕴含着周敦颐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赏析嘉祐八年（1063年）5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挥笔而就名传后世的《爱莲说》。

“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通常借某一事物，可以记叙事物，可以说明事物，也可以议论，相当于现代的杂文，是阐述作者对各种问题的见解，行文崇尚自由活泼。《爱莲说》就是说说喜爱莲花的道理。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莲花高洁的形象；第二部分揭示了莲花的寓意，分评三花并以莲自比，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从而也表现了作者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的胸襟。“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开端以花作引，表明托物寄兴。“可爱”二字，包罗群芳，作为铺垫。

“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后饮酒赋诗，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独爱菊”，显示陶渊明别具一格的雅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写出了唐朝时，“世人”对于牡丹的偏好。与前面的“菊”形成强烈的对比，为接下来引出“莲”铺下了引子。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这一连串的描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美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亵玩的磊落的风范，作了有力的渲染。同时隐喻作者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高尚品格。“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莲花更不像牡丹那样妖冶动人，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君子。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最后，作者深深地慨叹：当今真正隐世者少，而趋炎附势，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比比皆是，这现实世界之中，能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作者以三种花分别暗喻了三种人生的价值追求，并且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他的价值追求，他想要做君子。君子和隐士相比，君子不避世，敢于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追求荣华富贵的人相比，君子不追求个人的权贵，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作者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

君子作为儒家的人格追求，在很早就大量出现在了先秦的儒家经典中。《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中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到了《论语》中，君子出现的频率更加高了，形象也更加丰满。“君子义以为上”“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有九思”“君子求诸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立于礼，成于乐”，“君子坦荡荡”……

作为理学先驱的周敦颐，其对君子的理解与儒家一脉相承，但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敦颐在其名作《太极图·易说》中写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其另一名作《易通》中论“德”：“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理、通曰智，守曰信。”可见，周敦颐深受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的影响，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君子的美好品格身上。

但是不同于《大学》中对君子修身方法的要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周敦颐超越了这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生观，而是把修身扩展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视域中。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正意味着无论环境是“朱”抑或是“黑”，君子都能洁身自好，在坏的环境中，也能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有着极高的自律程度。

周敦颐对传统君子慎独修身法的超越可以归结为：君子所面临的环境往往已不是早期儒家所处的环境，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环境，但君子身处其中，仍要坚守自身的操守，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君子不仅要时刻与自己的心魔作斗争，还要与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作抗衡，真正做到保持内心的纯净。

小人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而对于君子来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根本区别在于对待利益的态度不同。对万事万物的品评，最终都要落到人的本身上来。我们要以莲花般高洁的君子品格自励，既要勇于任事、刚毅有为，又要坚持操守、不趋炎附势，正道而行。

周敦颐的《爱莲说》为后世树立了君子的品格意向。像君子般圣洁的莲花常开不败，如莲花般高贵的君子之风亘古弥新，业已成为一种道德流传、文化延续，渗透到了中华民族血脉里，代代相传，烛照未来。

一朵红莲，从青翠欲滴的绿叶里探出头来，迎着晨光悄然绽放，香远益清，卓尔不凡。宋代文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将莲花称为花中君子，赞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根植于荷塘淤泥里的莲花，因其独有的高贵品格，总是受到人们的喜爱。

面对同样的社会环境，为什么有的人贪财成癖、贪赃枉法，堕落成囚徒；而有的人却能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关键是两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人生的追求不同，自律能力的强弱也不同。

从一片污浊的淤泥里生长出的莲花，尚能做到“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保持自己的纯洁和高雅，那么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一个人更应做到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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