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二十一）：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

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四）

文/郭英德

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一）纵容关羽

作为一位士人政治家，诸葛亮也是很有个性的。比如他极端高傲自大，“自比管仲、乐毅”，常常爆发出自命不凡的笑声。他有时甚至唯我独尊，与关羽、张飞等刘备亲信的兄弟之间，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更重要的是，作为士人政治家，诸葛亮还常常使权诈之术，甚至对刘备也不惜使用诈术。比如袭取益州，逼刘备登基，用的都是诈术。可以说，诸葛亮有时是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当然他想要达到的大多是正当的目的，至少是人们认为的正当目的。

尽管如此，“宅心仁厚”的大文豪苏轼还是看不惯诸葛亮的一些做派。在《诸葛亮论》里，苏轼批评诸葛亮唆使刘备智取西川的行为，说：“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仁义诈力之杂用”，这不符合士人的道德准则，但却是政治家的惯常伎俩。诸葛亮既然是士人政治家，就不能不染上这种政治家的习气。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生动的描写。

比如，诸葛亮故意派遣关羽到华容道堵截曹操，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用人失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诸葛亮这么做，是有意考验关羽，让关羽陷入“忠义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这样关羽一辈子都有把柄在他手上，他就便于驾驭关羽了。可见他使的还是诈术，而且是一种不容易被别人看穿的诈术。

关云长义释曹操

我们再看看后来蜀国用关羽守荆州的部署。

荆州作为战略要冲，是魏、蜀、吴三方的必争之地，蜀国一开始在攻守兵力的配置上，留守荆州的将士远比攻取西川的人马更为精良。

但是当庞统战死西川，刘备向荆州求援的时候，诸葛亮却一下子带走了张飞、赵云两员大将，只留下骄傲自大、意气用事的关羽一人独守荆州。 这么做，可以说是既投合了刘备的心意，也满足了关羽的虚荣心，但显然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人事安排。

诸葛亮在移交荆州印绶时，再三嘱咐关羽，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卷十三《张益德义释严颜》）。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这一点诸葛亮是洞若观火的，所以要谆谆嘱咐。

但是关羽本来就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他根本不愿意理会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荆州，常常恶意辱骂孙权是“禽兽”，动不动就想要出师灭吴。

当关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时，诸葛亮却一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结果最后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殉难。

可见，作为主持军国大事的丞相，诸葛亮的确有纵容关羽、乐观其败的重大嫌疑。历史上有人甚至说，诸葛亮是“借刀杀关羽”，比如章太炎《訄书》就说：“（诸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

这话说得是太过分了，因为再怎么说诸葛亮也是希望蜀汉成功，而不至于祈求蜀汉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诸葛亮的内心中，未尝没有一点儿对关羽之死幸灾乐祸的心理。

所以，当关羽的死讯传到成都的时候，刘备“大叫一声，昏绝于地”，甚至“一日哭绝三五次”，真是“如丧考妣”。而诸葛亮劝他说：“王上少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关公平日刚而自矜，今日故遭此祸也。”（卷十六《汉中王痛哭关公》《曹操杀神医华陀》）

毛宗岗评道：“以不记军师‘东和孙权’一语，故似有埋怨之意。”（《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评语）这可谓是“诛心之论”。

（二）驾驭魏延

文武不同道，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事情。但是，诸葛亮经常表现出的那种驾驭武夫的“诈术”，的确让人不免感到寒心。这一点，可以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中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作为例证。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当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带着厚重的见面礼投奔刘备的时候，诸葛亮一见，便“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并对刘备解释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后来虽然刘备刀下留人，但诸葛亮还是对魏延说：“吾今饶汝性命，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有异心，早做早取汝头，晚做晚取汝头。”（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

如果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诸葛亮给魏延定的三条罪状，其实都难以成立。在刘琮降曹以后，魏延就决计投奔刘备，只是因为从襄阳追赶刘备，没有赶上，才暂时进入长沙栖身。所以韩玄原本就不是他想要侍奉的主人，诸葛亮说的“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这两条理由就都落空了。只有第三条“魏延脑后有反骨”的理由，真是说不清、道不白，这怎么能成为魏延非死不可的罪名呢？

魏延投降蜀汉后，能征善战，败郭淮，诛马遵，射曹操，斩王双，几乎战无不胜，所以深受刘备的信任和重用。在五虎大将相继谢世以后，魏延实际上成为支撑蜀汉大厦的栋梁之材。

而且魏延还多谋善断。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一出祁山时，他就曾向诸葛亮献策，要求亲率五千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连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曾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可是诸葛亮却不采纳这一计策，还因此而加深了对魏延的偏见。

这件事见于《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传》还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从这儿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诸葛亮与魏延在战略战术上的确一直有矛盾，诸葛亮讲究稳扎稳打，魏延则喜好出奇制胜。

所以，在小说里，诸葛亮一直不信任魏延，守街亭这样的重任，众人都以为要交给魏延，而诸葛亮却偏偏交给马谡，导致后来的街亭失守。小说中还写诸葛亮哄魏延说：“前锋破敌者，乃偏裨之将耳。”而让魏延接应，则是“大都督之任也”（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这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毫无心计的魏延竟然信以为真。

最值得注意的是“六出祁山”时的上方谷之役（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在这一战役中，魏延奉命率兵引诱司马懿入谷，诸葛亮派马岱将上方谷谷口垒断，采用火攻，要把魏军烧死在谷中。这时魏延尚未退出，正往后谷中走，只见谷口已经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司马懿见火光甚急，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断死于此处矣！”不料，突然狂风大作，天降大雨，他们都得救了。

嘉靖本在这里有小字注，写道：“此乃孔明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不想天降大雨，二人得生。后孔明死时，遗计与马岱，将延斩之。”

事后，诸葛亮因为魏延当面责问他，便把责任都推到马岱身上，当着众将怒斥他，还下令斩马岱。幸亏众将再三哀告，诸葛亮方才罢休，只是削去马岱的官职，贬为散军。

有趣的是，这时诸葛亮又私下让樊建告诉马岱，这是丞相的“密计”，让马岱尽管推托截断谷口这一计策是长史杨仪出的主意。马岱次日私见魏延，说明情况。结果魏延非常痛恨杨仪，并请求诸葛亮让马岱做他的部下裨将。

诸葛亮明明知道杨仪与魏延从来不和，他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故意嫁祸于杨仪，更加深了两人的矛盾，这实际上加速了诸葛亮去世后蜀军内乱的发生。 毛宗岗评本无法解决文本中的这一矛盾，所以干脆将这些情节统统删去。

李贽评道：“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第一百三回）在下一回又评道：“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第一百四回）

在史传中，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的矛盾“有如水火”（《三国志·魏延传》），甚至连吴国的孙权都耳闻其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裴注引《襄阳记》《汉晋春秋》）。而诸葛亮则在两人中起平衡作用，他“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

但在小说里，诸葛亮却明显地偏袒杨仪，贬抑魏延。所以诸葛亮临终前交代后事，竟把魏延排除在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杨仪，而没有交给费祎或姜维，结果是逼迫魏延与马岱投降魏国。这是小说家言，于史无据。而杨仪存有叛变之心，却是《三国志·杨仪传》中有明文记载的。

民间说书人神化诸葛亮，说他能算命，能未卜先知，神机妙算。他早就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而且预知他会作乱，所以才“遗计斩魏延”。在小说中，魏延在诸葛亮祈禳北斗时，不慎扑灭了代表诸葛亮生命的主灯，真是罪该万死；他不但头上有反骨，而且曾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预示头上用刀，必然死于刀下（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死诸葛走生仲达》）。 这些近乎荒诞的描写，掩盖了诸葛亮对魏延的不公正态度。

总的来看，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在魏延没有任何反迹而且屡立战功的情况下，居然定下计策，要把自己人魏延和敌人司马懿父子一起烧死；阴谋败露后，他又嫁祸于杨仪，激化杨仪与魏延之间的矛盾，种下了内乱的祸根；他还将计就计，让马岱身受苦肉计，取得魏延的信任，日后可以成为魏延投魏的见证人。这样的描写，造成了诸葛亮形象的人格分裂。在后来的版本演变中，这种文本的矛盾逐渐得到统一，特别是到了毛宗岗评本，将所有不利于诸葛亮的文字都删除殆尽了。

《三国志演义》描写的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诸葛亮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早识“反骨”的先见之明，硬逼魏延造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诸葛亮的权诈心术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将相不和，文武争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少见，着名的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故事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三国历史记载中，关羽和魏延一样，都是“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的，这一点当然为后世的士大夫深恶痛绝。所以在小说中留下了诸葛亮与关羽、诸葛亮与魏延关系极不融洽的生动描写，但也留下了诸葛亮使用诈术，将关羽和魏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描写。其中孰是孰非，值得我们深思。

士大夫与赳赳武夫之间的是非恩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有趣的视角。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京师文会

作者简介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学、中国古代散文史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着近三十部，论文近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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