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范承吉随金军攻打太原,旋即担任少府监,也就是帮助皇帝管理抢夺来的钱财。范承吉虽然每天与金山银山为伍,却能坚守底线,分毫不取,一年后班师时,仅带回了一车书籍。
占据要津,是坚持清廉而不妄取,还是图利聚敛,无疑是检验官员品行的一个关键指标。范承吉显然获得了高分。除此之外,他还达到了更高要求。
他做绛州(今山西新绛)知州期间,金国法律允许将士随意掳掠人口为奴隶,许多百姓因为不堪奴役而纷纷逃走。这种行为在人情上可以理解,却触犯了法律。范承吉作为当地主官,必须在爱民护民与维护法律尊严方面寻求平衡。
上级要求迅速抓捕的压力是巨大的,但范承吉并不急于抓人,而是派人到处张贴告示:凡自首者,可以交付一定赎金改变奴隶身份,成为自由民。这明显是跟上级虚晃一枪,因为前来自首的百姓大多没钱赎身,最终还得绛州府衙动用公帑代缴。但范承吉此举还了百姓一个公道,也让法律有了面子,其拳拳爱民之心,可圈可点。
天会六年,范承吉升任河东北路转运使,发现当地赋税之重已到极点。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亲自筹划改革,从减负到立法,逐条落实。不到一年,奇迹出现了:老百姓不光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了余粮,官库岁人也增加了十数万斛,真正做到了“官既足而民有余”。
天会末年,北京附近发生过一次大地震,数以万计的民宅被毁坏,地方官乘机发国难财,与工匠们勾结,高价盖房,从中牟取暴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范承吉在救灾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猫腻,随即法办了几位贪官污吏,并下令严禁民间工匠私自承包盖房工程,必须由政府牵头,由熟悉建筑的管理采购建材,统筹规划。此举不仅堵住了腐败的源头,也为政府及老百姓节省了不少开支。
贞元二年(1154年),范承吉以光禄大夫致仕。他去世时,家徒四壁,只留给儿子几箱书籍外加几间破草屋而已。
古人云:“不受曰廉,不污曰洁。”经济上不出问题固然很好,作风上也不能出问题,比如特权思想、纵容不正之风等。只有两者都做到,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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