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背后有什么原因

苏轼“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背后有什么原因

你们知道苏轼的故事吗?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北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终于获释。两个月以后，这位北宋最伟大文学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凄然离开汴京城。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就此告一段落。

乍一看去，这似乎就是个写诗招祸的事儿。“苏轼哪首诗引发乌台诗案”的话题，也常被票友们津津乐道。但细看来龙去脉，这事儿其实和写诗关系不大。确切说，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一个“不孝子”胡乱联想惹的祸。

当时苏轼刚刚调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谢上任表》，却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味道：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学生，曾因不守母丧遭世人诟病，却也因力挺“王安石变法”快速升迁。苏轼与这“不孝子”，原本也无过节，但苏轼曾写文赞誉北宋孝子朱寿昌，心虚的李定却为此生出了“难不成在说我”的联想，竟就这么结了梁子。

于是这一次，趁着此时“王安石变法”正火热推进，一向对“变法”颇多意见的苏轼，又是几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钉。李定就立刻上蹿下跳了，先是伙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卖力在宋神宗面前添油加醋，给苏轼扣上“托事以讽”“诋毁朝政”等大帽子。蔡确王珪等宰执重臣也暗自“助力”，终于叫宋神宗下了御批，将苏轼从湖州押到京城下狱。

苏轼人生里最屈辱的一幕开始了：由于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们来到湖州，就是直接进府衙抓捕苏轼，过程简直“如驱犬鸡”。进入御史台狱后，苏轼又遭到了残暴的逼供审讯。当时同样被囚御史台，与苏轼只有一墙之隔的北宋科学家苏颂，就亲耳听到了苏轼每天受审时遭到的辱骂，并以诗文记录了那凄然一幕：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更叫后世读史者感到可耻的，却是李定们给苏轼定的罪名。苏轼被捕入狱的由头是“托事以讽”，那么证据呢?李定们随即展开行动，把苏轼那些年的所有诗文全部翻烂，逐字酌句的“找证据”，乍一看去，真是很有“收获”。

比如苏轼的名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以两棵桧树挺拔的风姿，来表达刚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却被李定同伙舒亶抓住“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句，硬说这首诗在诽谤宋神宗。变法派重臣章惇气的愤怒驳斥：古往今来称号里有龙的多了，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难道这也诽谤皇上了?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们都当饭吃?

以这个奇葩逻辑，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被他们说成“讥讽执大臣无能”。《次韵达章传道见证》也被扣上“指斥乘舆”罪。《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诽谤君父”的大帽。所有这些“罪名”，不是从苏轼诗文里断章取义，就是望文生义胡乱解释。

折腾到最后，连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听完苏轼的“罪证后”连连感叹：“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外加已经赋闲的王安石，也出面为苏轼求情。一度已逼近死亡线的苏轼，这才逃过一劫，落得贬去黄州。

但这场死里逃生的无妄之灾，却也恰恰戳中了此时北宋的症结：一场“王安石变法”，固然取得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变法启动后，如李定这样的一批奸诈小人也乘虚而入，就凭投机钻营，就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这群人实干无能，却是构陷有方，而苏轼的悲剧，只是个开始。

就是在苏轼“乌台诗案”七年后，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当年“乌台诗案”的“幕后黑手”之一蔡确，也被旧党们罗织罪名，抓住其诗作《夏日游车盖亭》里的几处段落，硬给蔡确扣上“讥讪”的罪名。这位“元丰变法”时代的顶梁柱，最后落得贬死岭南。

而到了北宋亡国前夜的宋徽宗年间，这种以诗文为“工具”的攻讦方式，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北宋末年时都一度遭到禁毁。而到了靖康之耻前夜，外面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里当权的“旧党”们，却在忙着痛骂王安石，闹出“不管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成了北宋亡国的丧钟。

而比起这沉痛的教训来，更值得后人铭记的，却是这场灾难里的苏轼本人。

在经历了死里逃生后，苏轼依然难忘自己当时绝望的心境：“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贬到黄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借酒浇愁到了“白酒已尽谁能借”的地步。以他给秦观的叹息说：“但得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可见心灵创痛之深。

但是，元祐元年，当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得势，“新党”们惨遭清算，“王安石变法”将来被全盘废除时，却是遭过“新党”构陷打击的苏轼站了出来，当时因“诋毁新法”获罪的他，却逐条驳斥了“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抹黑污蔑，为王安石们富国强兵的功业正名。哪怕曾有“苦泪”，哪怕一度“不复做文字”，但苏轼，依然是那个襟怀坦荡的苏东坡。

透过这场闹剧里，各种蝇营狗苟的算计，不同的人物命运，我们记住的，却是苏轼，这位北宋大文豪伟岸的人格。

苏轼“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关于苏东坡的巫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糜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的乌台诗案时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沒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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