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小白菜案

在147年前的今天，1873年11月28日，杨乃武小白菜案。

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是所谓清末4大奇案之一。但正由于关注度太高，真相反而容易被遮蔽，特别是经小说演义乃至当代影视传媒的渲染以后。

近人日记、笔记中很多都谈到了此案，如《翁同龢日记》、《清朝野记》、《春冰室野乘》《异辞录》等，而记叙最为详实准确的，当推先以诗人著称后以汉奸殒命的黄濬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氏在书中广为搜罗公私记录，并有考辨，杨案真相灼然可见。

杨案的大致进程是这样的：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0月初9，浙江余杭县民葛品莲突发寒热，延医无效，很快亡故。葛品莲之妻葛毕氏很有姿色，人称小白菜，按传统眼光看，颇涉轻狂，特别是在上1年，葛品莲夫妻赁居于新科举人杨乃武处时，曾与杨传出绯闻。当时葛氏计划捉奸，但是潜听数夜，仅闻杨教其妻读书。为避嫌，2人迁出杨家。任什么时候代，桃色新闻总是传播最快的，加上葛品莲心怀不忿屡屡向外人谈论，故这段暖昧的情事已然是全城皆知。现在面对儿子的突然亡故，葛母想起往事，疑有隐情，遂赴县衙喊冤。县令刘锡彤带仵作(古代的法医人员)亲诣验尸。南方气暖，这时候葛的尸身已有发变情形，口鼻内有痰血水流出，仵作失察，认作是中毒而至的7窍流血，报称仰药身死，县令当场询问死者家属和近邻，均不知毒从何来。官府行将葛毕氏带回衙门审问，因杨毕的所谓奸情早已传遍，又有仵作的验尸结论，县令先入为主，认定葛毕氏因奸杀夫，被当事人否认后马上动刑，致葛毕氏诬服，供称系杨乃武授其砒霜，谋毙其夫。杨乃武到案后不服，县令上报革去其举人功名后，杨在刑讯逼供之下也被迫画供。为了坐实罪名，县令诱迫1个小商人说谎，说杨乃武在他手里买过砒霜。官府据此判决杨乃武论斩、葛毕氏凌迟处死。清朝的死刑案件需要逐级审核，在这个进程中，杨乃武屡屡翻供，但都未能改变定谳。杨乃武又在狱中自写供词，申述冤情，让其家人持供词到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鸣冤，加上地方百姓议论纷纭，此案遂震动京师。拖到1875年，时为光绪元年，光绪并未亲政，国家最高统治者实为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面对汹汹舆情，朝廷特旨委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审办。胡瑞澜于年底结案，奏称：此案原拟罪名，查核并没有出入。在京浙籍部份官员和名流不满这一结论，联名上书都察院，几位言官更剧烈抨击，清廷乃命刑部直接插足，于1877年春开棺验尸，验明葛品莲尸骨，委系无毒，因病身死。冤案平反，前后审理此案的官员均遭重谴，如浙江巡抚和复审的浙江学政均系朝廷大员，被一并革职，余杭县令则被放逐充军，而且不准赎还。

实际案情如此，另外流传甚广的一些说法，如小白菜不安于室，与包括县令之子在内的多人有染，县令之子争风吃醋，成心陷害杨乃武云云，均无实据。至此，这起轰动朝野的大案，凡3次上控，历4年而始白。

这一惊天冤案为何能够得到终究平反?

首先，不能不谈到旧时期对命案的高度重视，而清代特别如此。清代死刑为5审制，1个死刑判决需要县、府、省、督抚再到中央逐级审查复核，程序既严格又复杂，最后由皇帝亲身裁定。我们在《史记》和《汉书》中常常看到，1个酷吏就能够随便诛灭1个家族，这类现象在清代绝无可能。地方官员权利大大削弱，这固然说明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但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枉纵，也是司法的进步。

其次，要注意杨案审理进程中朝局的变化。此案产生后，光绪帝新立，但因年幼，母后临朝，近于一种孤儿寡母之局，最高统治者要使朝纲整肃，不能没有立威的办法。当时言官弹劾办案诸臣，说这些人藐法欺君，此端1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正好捉住了慈禧的心理，促使她下决心把此案完全清查，并严办渎职大臣。

还有一些因素也是不能疏忽的。比如传统社会里地域观念的深入人心，冤案产生在浙江，故浙藉官绅几近同仇敌慨；言官对官僚团体的巨大威慑作用，清代的言官是可以传闻言事的，即他们以批评官员为职责，却没必要要求言必有据。这类制度决定了全部官场决不会是铁板1块的利益共同体，既有益于皇帝操控，对民众也应当有相当的好处；人们对科举功名的重视，杨乃武有举人的功名，所以地方官员对他的刑讯逼供更容易造成轰动效应，激起天下士子的众怒，使舆论早早就对官方不利了。

以上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被过去讨论杨案者所论列。但近读《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其中收录了当时媒体关于杨案的报导，意外发现原来我们讨论杨案时，漏掉了1个崭新而又其重要的角色，这就是《申报》。哪怕是资料极其翔实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申报》的作用，也无1字提及。明显，在晚清社会中出现新闻媒体这样1个利益超出官与民两极的新事物，当时人们还未给予足够重视。这样1个新事物超越了中国民众的经验，故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必定是潜移默化、逐渐增长的。

用现代报业的标准衡量，最早的中文报纸是外国人于晚清时期在香港创办的。继之而起者，则有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和1872年创办的《申报》。《申报》的主人为英商美查，报馆设于租界，受治外法权的保护。《申报》最早关注杨乃武案始于1874年(同治103年)1月6日，这时候杨案已产生，《申报》把它作为1个社会新闻，发表了题为《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的长篇报导。报导系根据传闻写成，详细描述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结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很有猎奇色采。很多天以后，该报又于13、14、15日连续表露此案疑点，及县、府审案进程中杨乃武遭刑讯逼供、报省复审时翻案等情。由于《申报》发行量大，流传面广，其报导便使原来仅限于浙江本省人和部份官员所知的此案公诸天下，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杨案进程漫长，在长达近4年的审理中，《申报》一直追踪报导。如前文所述，此案初起时，《申报》由于创办未久，通讯网络遭到限制，报馆中人对新闻的理念可能也有偏差，他们对杨案采取的是一种逢迎市民口味的猎奇的视角，但随着案情的发展，《申报》对新闻的处理愈来愈规范，愈来愈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即以寻求事件的真相为天职。他们除及时转载《京报》有关此案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另陆续发表了40余篇报导和评论。《申报》还有1个让中国民众线人1新，笔者认为是划时期的举措，这就是它公然揭载了杨乃武家属的几次鸣冤上告状。在传统社会里，平民百姓想宣泄1下对左邻右舍的不满，在街头巷尾粘几张匿名揭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现在，杨乃武的家属却是直接控诉官府，何况还闹得举国皆知，这不是反了吗?只要想到这一层，就绝对不能低估《申报》刊登民众告状信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申报》在报导中完全开放的态度也特别值得赞美。报馆中人自己撰写评论，同时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自由来稿，只要言之成理，有一定代表性，就不吝篇幅予以发表。在报导杨案的进程中，《申报》既刊载了很多批评官方的言论，同时那些站在官方立场的稿件也能顺利登出。这类客观、独立、中庸之道的态度，既符合媒体的身份，更对社会有益，由于成熟的媒体，绝不应当成心识地去扩大不同族群、不同利益体的矛盾与对峙。

《申报》关注杨案，其眼光已超出1个单纯的案件，背后更有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中国司法变革的深意。比如，有的文章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比，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判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惜乎审办此案，依然秘密而不使人观瞻，上难副朝廷秉公为民之深忱，下难解浙省旁观众人之疑惑。谎言又将大起矣。何也，因其秘密而不令人皆知也，吾因此案不由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

通过视察《申报》在杨乃武案中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第1，《申报》的确已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报纸。过去我们的《京报》、《邸抄》，也有几分现代报纸的情势，但二者精神实质何啻天壤，正如《申报》曾论述的，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占多数，而农工商贾不预焉。第2，自从有了像《申报》这样的新兴报业，中国社会已没法回到从前，重要的是官员已不可能率由旧章，完全如过去一样地牧民了。

社会适应一种崭新的角色，必定需要1个进程，对官员来讲更是如此。1874年《申报》曾在评论中对左宗棠通过巨贾胡雪岩举外债有所非议，左大怒，与人函中谓：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1875年11月，浙江巡抚对《申报》刊登《浙巡抚委派委员赴粤购买军火》的报导大为不满，派人上门指责《申报》馆，认定其泄漏了军事机密；另据《中国报学史》，江南提督谭碧理曾命人与《申报》交涉，制止刊载他的消息。1882年1月，因《申报》议论教育，更有江苏学政黄某特发告示，张贴于《申报》馆门前，要挟要移文咨各省大宪，按律严办。这些无1不是官员不适应身旁这一崭新角色的表现。

很成心味的是，杨案主角杨乃武后来与《申报》结下了更深的缘份。据《清末410年申报史料》所载：1878年(光绪4年)，《申报》主人美查聘请杨乃武担负《申报》主笔之职。谁知他进入报馆后不久，因编发了1篇关于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译文，得罪了郭公使而被迫离职。

《杨乃武与小白菜》1案中触及到拶子、笞杖(板子)、天平踏杠和炮烙之刑等多种严刑刑具，那末这些刑具中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呢?

是我们常常在电视电影中看到审判女犯时所用的夹手指刑具，在5根竹子上穿上绳子，用刑时把人的10个手指放在5根竹子中间，两边绳子用力1拉，竹子便收紧压迫手指。有书说：拶子本是5根柴，能工巧匠造起来，虽然说它不是斩人的剑，拶得我10指连心痛难挨。

笞杖是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笞的本意是用竹条或木条对人进行抽打，杖的本意是拐杖。古时候，儿子不孝，父亲可以用拐杖打他。舜小时候是很孝顺的，他父亲用小杖打他，他就忍着，若用大杖打他，他就逃开。后来把笞杖作为一种刑罚，听说是沿袭了古代父亲打儿子那种教诲、训戒的含义，所以又把笞杖称为教刑。

汉朝之前官方规定的5刑是墨、劓、宫、刖、杀，没有笞杖。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改用其他刑罚替换，其中当用劓刑的改成笞3百，当斩左脚指者改成笞5百，但是，笞3百或5百大多能把人打死，这比原来的肉刑还利害。因而汉景帝刘启连续两次减轻笞刑数量，最后颁布定棰令，规定棰长5尺，用竹子制作，行刑时抽打臀部。倒了唐时，把笞和杖分开，都长3尺5寸。笞的大头直径2分，小头1分半。杖分两种：一种叫讯囚杖，大头直径3分2厘，小头2分2厘；另外一种叫常行杖，大头直径2分7厘，小头1分7厘。用刑时，分别打在背部、臀部和腿部。

清末时使用的笞杖刑，行刑时男的大多打在屁股上，女的打在手掌上。这类两头黑红各半的刑具意味水与火，寓意犯法的行动和国家的法律犹如水火不相容。笞杖的数量根据罪行严重程度多少不1，笞是从10到510大板，杖是从610到1百大板。

又叫夹棍，由3根木头做成，俗称3木之刑。它主要用在大案要案，如人命盗案时，而且只对证据确实而拒不认罪的人材使用。它可夹断人的腿骨，令人致疾致死，因此使用时必须经高1级的官府批准，并且限定在同1案件中对同1个犯人使用不得超过两次，否则就按严刑逼供论处。

在杨乃武的案件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杨乃武就是被此刑具屈打成招的。其实清代并没有此刑具，因此书中也称其为非刑。炮烙1词最早见于《封神演义》，为妲己所设计。《封神演义》第6回纣王无道造炮烙中说刑高2丈，圆8尺，上中下用火叁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诸般背法者，跣剥官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4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鼻消，悉成灰烬。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的炮烙与纣王时所用的炮烙也有所不同，按书中的描写，就是把烙铁烧红，放在受刑者的光背上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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