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重臣长孙无忌为什么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朝廷重臣长孙无忌为什么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那么，如此一个朝廷重臣，为什么最终却落得身败名裂了呢?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话说，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因为两位嫡亲哥哥李承乾、李泰接连被废，使得李治从曾经的晋王摇身一变，成了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李治顺利登上皇位，即：唐高宗。

唐太宗去世前，唯恐体弱的李治难保大唐盛世江山，特留下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三位辅政大臣。这其中，尤以太尉长孙无忌为首。长孙无忌除却是开国元勋、一朝首席宰相外，还是当朝皇帝高宗的亲舅舅。在诸多光环的加持下，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却在权势的腐蚀下，长孙无忌渐渐将唐太宗与其妹妹长孙皇后的警示抛于脑后了。

永徽四年，驸马房遗爱谋反一案最终落定，随着这件事的落幕，长孙无忌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此时朝中的“宰相班子”除了李勣，其余六人皆为长孙一党。而这李勣本是三大托孤重臣之一，太宗在弥留之际，以帝王之术曾将其贬至外地。直到高宗即位，李勣才被提拔成为“宰相班子”一员，任尚书左仆射。

这顶级官员，显然不是那么好当。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在宫中地位如日中天，迫于压力，李勣选择激流勇退、明哲保身，主动请辞尚书左仆射一职，仅保留“开府仪同三司”与“同中书门下三品”荣誉名衔。都知道，“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宰相相当，名义上李勣仍可以参与朝中决策。而李勣的这一退，却成了以后高宗对付长孙无忌的一颗暗子。

房遗爱一案中，长孙无忌行事异常狠绝，雷霆万钧的手段，让高宗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就是从此刻开始，高宗揭开了“君相之争”的序幕，逐步走上政治突围的道路。高宗走的第一步，是任命李勣为司空，为其重绘凌烟阁画像，以显示对他的看重，更是亲自提笔为其作序。

前朝后宫同为一体，后宫中，高宗极尽宠爱政治才能卓越的武昭仪，疏远冷落了王皇后。至此，高宗意图掌控朝权的态度群臣皆知。

高宗的一番作为，使得后宫人心惶惶，而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终于认清侄女即将失宠背后的含义。于是，他请辞中书令一职，高宗见此，便将他降为吏部尚书。但是，这一切还不够，高宗在朝堂之上，口中说着朝臣不敢进谏，失了贞观遗风，实则却是在试探朝中大臣的态度。

可以说，高宗在与政治伙伴武昭仪的配合下，这条夺权之路，走得异常顺利。

永徽六年，继安定思公主猝死案后，武昭仪对皇后发起了致命一击，控告皇后及其母亲柳氏于宫中施行巫蛊之术。此控告一出，高宗便迫不及待地颁下惩治诏书：立即将柳氏驱逐出宫，并令其终生不可再踏入皇宫半步。次月，被降为吏部尚书的柳奭被逐出朝廷，王皇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紧接着，高宗又准备为武昭仪打破贵淑德贤四妃的惯例，要将其封为宸妃。但是，这一举动却遇到了阻碍。可能是觉得不能放任天子肆意妄为，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中书令来济联同侍中韩瑷面折廷争，将高宗的旨意顶了回去。

这一次失败，让初涉朝堂的高宗与武照意识到，要想压下长孙无忌，彻底夺回朝政大权，他们必须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官场之中，最容不下的就是没有心思之人，最先察觉这场较量的自然还是身处权利漩涡中政治敏锐的大臣们。

他们在观望两派相争的同时，未尝没有待价而沽的心思。这其中，就有官任中书舍人的李义府、御使大夫崔义玄、以及卫尉卿许敬宗等人。

像许敬宗、李义府，他们皆是少年成名，而偏偏时运不济之人，谁不想封阁拜相、位极人臣?这样的机遇，可能一生中也就只有一次，所以，他们看清局势后，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天子阵营，为强大己方势力，开始了拥立武照为后的伟大事业。

随着政治势力的不断强大，立武照为后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一日，高宗召集几位宰相，提出：“皇后膝下无子，唯武昭仪有子，如今，我想重立昭仪为皇后，你们觉得如何?”毫无疑问，这想法一经提出，便遭到几位宰相的强烈反对。

但是，高宗却不想就此作罢，三番五次的折腾。最终，忍无可忍的褚遂良直接捅破了那层遮羞布：“武氏曾经侍奉于先帝，此乃众所周知之事，天下人的耳目，岂能蒙蔽得了?”在此事上，褚遂良反对的异常激烈，甚至，做出以死进谏的举动，可即便褚遂良以头触柱、血染丹墀也阻挡不了武照的封后之路。

然而，此时李勣再次进宫，并声称：“封后一事实为陛下的家事，又何须再问外人?”有了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一言，许敬宗在代表高宗规劝长孙无忌被拒后，直接放言：“种地的老农多收点麦粮，还想换个老婆，更何况，贵为天子想立一皇后，这与诸位何干、怎就偏来非议呢?”

这一荒诞的“换妻论”，倒是成就了高宗的舆论场。

同年九月，褚遂良被贬为了潭州都督。

到了显庆二年，褚遂良被贬至越发偏远的桂州，与此同时，李义府被擢升为中书令。同年八月，手握大权的武后意识到时机已到，于是，展开对长孙一党的打压。许敬宗与李义府打头阵，联名上书，举报中书令来济、侍中韩璦与褚遂良暗通款曲，此二人将褚遂良调至军事重地桂林是为建立外援，意图不轨。

八月十一日，韩璦、来济、褚遂良被分别贬至振州、台州、爱州担任刺史。至此，朝中长孙一党被打压斥逐殆尽，唯留长孙无忌一人，势单力孤、回天乏术。

显庆三年，褚遂良最后一次上书天子后，在无尽的悲愤与失落中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派人员的接连落马，天子的长剑终于指向了最大的“敌人”——长孙无忌。

显庆四年，武后授意许敬宗是时候对长孙无忌下手了。当时，许敬宗与另一位官员幸茂手上正在料理一桩朋党案，此案牵扯到朝中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在许敬宗的言行逼供下，韦季方不堪重刑意图自杀，结果未遂。

此时，正为如何完成武后命令发愁的许敬宗灵机一动，立即上奏高宗，说：“韦季方此番畏罪自杀，并非是因为他结党营私，而是另有重大隐情。”许敬宗道：“韦季方等人欲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忠良，从而重掌朝政大权，而后伺机发动政变。怎料阴谋败露，这才有了韦季方自杀一事。”

案情发展至此，已经远远超出官员结党营私的范畴，而是其罪可诛的谋反案了。并且，而这意图谋反的策划者还是当朝太尉，天子的亲舅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许敬宗这一番话完全是“欲加之罪”，但是，前有房遗爱案做“铺垫”，如今，这案件倒是不让人觉得意外。历史是何其相似，当年，长孙无忌一手炮制出房遗爱案，而许敬宗如今的手法跟他却是一模一样。

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传入高宗耳里，他第一时间作出的反应是惊讶，说到：“这怎么可能?舅父如今遭到卑鄙小人的离间，可能会与我产生一些嫌隙，但是，何至于做出谋反这大逆不道之事?”

许敬宗回答到：“微臣反复推敲案情始末，长孙无忌意图谋反一事已经败露，陛下却仍怀疑不定，这不是江山社稷之福。”

此时，高宗竟是潸然泪下，说：“是我李家不幸，外戚中屡有心生异志之人，当年，高阳公主与其驸马谋反，如今元舅亦如是，这让朕如何面对江山百姓。若此事属实，又当如何处置?”

许敬宗紧接着说道：“房遗爱一区区小儿，同一女子起事，自然不可能成事，与长孙无忌不可相概而论。他当初一路追随先帝，打下大唐万里江山，才智令世人拜服。至今，担任宰相一职三十余年，众人皆畏其威。他一旦起事，谁人能挡?今幸得宗庙有灵，先皇庇佑，从一小案扯出这大奸之人，实乃天下之大幸。”

微臣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晓韦季方自杀未遂、阴谋暴露后干脆攘臂一呼，发动政变。若真到此时，定为宗庙之忧，所以，还望陛下速作定夺。”高宗沉默半响，最终，下令许敬宗再调查一二，务必找出确凿证据。不负所望，许敬宗次日一早，便带着连夜突审出的证据入宫禀告高宗。

他说：“韦季方已经供不讳，承认与长孙无忌等人欲图谋反。”韦季方供称：“韩璦曾对长孙无忌说，‘当初，褚遂良、柳奭就曾劝您拥立梁王，可您不愿。现今，太子被废，陛下定然对您也有了猜忌之心，高履行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长孙无忌一听此言，便心生惶惶。加之，后来族侄长孙祥被贬，韩璦等人接连获罪，为求自保的长孙无忌，便决定与韦季方一同密谋，准备谋反。

案件发展至此，连“证据”都有了，长孙无忌自是在劫难逃。

高宗听后，故作悲痛状，说：“我自己不忍杀舅。”而许敬宗，却不假思索地提到汉文帝时期的薄昭，说：“当初，薄昭犯下杀人之罪，汉文帝令百官哭悼，然后，大义灭亲将其诛杀。汉文帝这一做法，至今仍受天下人赞扬，并将汉文帝视为明君。长孙无忌将两朝大恩抛之脑后，意图谋反，比薄昭之罪更甚，今其阴谋败露，铁证如山，陛下还犹豫什么?”

看到高宗有所鱿鱼，许敬宗又说道：“古人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事刻不容缓，望陛下早做定夺!”

许敬宗的一席话引经据典，无懈可击，一番劝说下，高宗也顺理成章地止住悲痛，下令将长孙无忌逮捕归案。

在几次对话中，高宗都表现出悲痛非常，一副宽仁孝友的模样。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许敬宗陪高宗做的一场秀，君臣二人配合的恰如其分。而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高宗一贯的仁君形象，避免落下杀舅的历史骂名。

从头至尾，看似是许敬宗迫不及待地要定长孙无忌之罪，实则是高宗在暗中指示引导。

因为，长孙无忌身份太过特殊，要想名正言顺地治其罪，就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所以，君臣第一次相谈后，高宗“命敬宗更加审察”，与其说是让许敬宗证明长孙无忌清白，不如说，是要彻底坐实他的罪名。而心领神会的许敬宗，便连夜便找出了“铁证”，这就使得长孙无忌彻底成了罪人。

四月二十二日，高宗下旨摘除长孙无忌一切职务、爵位，遣送至黔州。同年七月，高宗令人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后派袁公瑜去往黔州“再鞠无忌反状”。

不久之后，当年的辉煌恍若隔世，两朝元老孙无忌，最终，殒命于一条白绢之下。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追复长孙无忌官爵，命其孙长孙元翼承袭赵国公爵位，并将他陪葬昭陵。

长孙无忌的结局是什么？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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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历史长孙无忌怎么死的？

长孙无忌是被许敬宗诬告造反而死的。许敬宗看出来唐高宗早就想摆脱长孙无忌的牵制,早就想杀了长孙无忌。于是便向唐高宗诬告长孙无忌要造反,因此长孙无忌遭到了诬陷,最终自杀死掉了。 长孙无忌在朝廷当中势力庞大,一直以来,唐高宗李治都受制于他,一直没能掌握实权。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鲜卑族。唐朝初期宰相、外戚，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儿子，文德皇后同母兄，母为北齐乐安王高劢之女。长孙无忌自幼被舅父高士廉抚养成人，与唐太宗是布衣之交，后又结为姻亲。唐高祖起兵后，长孙无忌前往投奔，并随太宗征战，成为其心腹谋臣，后参与策划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长孙无忌历任左武候大将军、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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