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的君王一定好吗这个王朝因此覆灭！

轻徭薄赋的君王一定好吗这个王朝因此覆灭！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嘉靖帝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1548年，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登基已有二十七年，但此时的嘉靖皇帝并没有富有四海的满足感，反倒因为财政紧张而郁郁寡欢。

东南沿海倭寇日渐猖獗，虽然双屿港一战明朝大获全胜，一举歼灭海盗数百人，但倭寇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反而激起了长达十几年血腥的倭寇战争。除了剿倭作战开销巨大，大量江南百姓卷入了规模庞大的走私贸易，一时之间走私成风，明朝境内海货、香料泛滥，严重冲击了朝廷的贸易税收体系，导致明朝财政愈发紧张，皇帝内廷开销也不得不削减。

就在嘉靖皇帝为财政困难焦虑之时，一支日本朝贡船队来到了中国。这只仅有5艘的船队漂洋过海，一路历经风雨，终于来到了宁波。在市舶司申报并缴税之后，随船商人顺利在宁波出售了带来的商品，本来只需要再到北京呈献贡品，带上明朝的赏赐，回国转手一卖就是一大笔暴利，但没想到接下来的行程居然如此不顺。

朝贡船队驶离宁波之后，沿运河北上，一路行经绍兴、杭州、苏州、镇江等地，但就在穿过长江，想要从扬州进入运河之时，却遭遇了超出预期的麻烦。由于前方的河道淤积，船闸失修，有些河段已经无法通行，需要卸货走一段陆路后再装船重新出发，河道通行效率已大不如前，大量船只拥堵在扬州，需要排队等待很久才能进入运河。在等了几天之后，朝贡使臣一行人已经心烦气躁，无法上岸休息，只能在船上大眼瞪小眼。又过了几天，5艘船上的人们早已烦躁到极点，怨声载道。直到十六天后，已经被折磨得心如死灰的朝贡船队才得以进入运河，缓缓朝大明王朝的首都驶去……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磨难还没有到头……

大运河是中华帝国从南方富庶省份向北方地区输送物资的生命线，是联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历朝历代都是朝廷最为重视的水利工程，几百年间不断投入财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但到了大明嘉靖年间，大运河年久失修，通行效率大幅下降，往返一次需要一年的时间。

大明王朝偌大一个帝国，为何连维护一条运河的费用都拿不出来?

黄仁宇在他的代表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鞭辟入里地阐明了个中缘由。

明朝财政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各地方政府需要就地解决自己的各种财政支出问题，尽可能地避免大规模的横向转运。黄仁宇称其为“指令集中，管理分散”，财政体系之下的数百个政府主体都要自己解决记账、库存、调动等问题，带来了数不清的巨大麻烦。

要理解这种财政体系有多么低效，我们可以把国家想象成一部手机，财政制度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各级政府部门就相当于执行具体功能的APP。正常情况下，操作系统负责统筹全局，所有APP都通过操作系统来获得硬件的计算、内存等资源。而明朝的财政模式，相当于没有一套总览全局的操作系统，所有的APP都要直接写汇编代码去调用硬件资源，结果当然是大混乱。

这种非常简陋的制度设计，导致明朝整个财政体系的效率极其低下，该收的税收不上来，朝廷没有办法集中全国财力，仅仅维护一条运河的资金都难以保证，政府公共服务始终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朝廷拿不出钱维护运河，只能让地方自己想办法筹款，工程质量必然没有保证。江苏淮安当时是漕运造船业的中心，拥有数以百计的造船厂，但是由于朝廷长期拨款不足，这些国营船厂陆续陷入亏损，最后纷纷倒闭。维护大运河的士兵长期被拖欠工资，为了生活大肆走私，上级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使得明朝公共管理的严密性遭到巨大破坏。

此外由于朝廷无力兴修水利工程，导致很多地区旱灾水灾日益频繁，豪门大户乘人之危压低价格吞并土地，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老百姓民不聊生，使得整个王朝逐渐走向衰亡和瓦解。

更为严重的是，低效的财政制度使得国家收入上限被锁死，但开支却越来越大，朝廷只能用其它手段来间接增加收入。比如默许制度性的腐败，把成本转移给盐商之类的专卖商，再由这些人转嫁给老百姓。老百姓负担太重之后逃亡，税收就要分摊到未逃亡的百姓头上，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到了明朝中后期，财政困难积重难返，严重的财政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明朝财政制度的简陋和低效，使得朝廷在面对倭寇战争与后金进犯时，有限的财力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军屯制度名存实亡，士兵长期领不到兵饷，武器装备落后，军队大幅缺员，士气普遍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遭遇敌军时一触即溃，甚至倒戈相向，否则凭明朝两百万军队，怎么会打不过区区十几万清军?让崇祯皇帝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明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与国家财政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关，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那么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想要“民富、国足、军强”，就需要政府充分调动国家的资源，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古往今来，人类的行为无非是两种：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市场的无形之手寻求更高效的财富创造，政府的有形之手制定分配财富的规则。

那么问题来了，政府与市场要如何互动，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似乎只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好。

这种观点太过狭隘，政府作为市场的组织者，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市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职能。

政府要有所作为，必然要使用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因此征税能力是国家提供更高水平公共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市场商业效率、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税收并非越低越好，轻徭薄赋可能是仁政，也可能是失败国家的标志。

现实中治理良好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高税收国家。比如北欧各国，不仅所得税高，还要交消费税、房产税、环保税等等，一多半的收入都交税了，但也换回了全球最高的居民幸福感。

经合组织国家2018年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占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图片来源：OECD

反观低税收国家，治理水平普遍十分低下，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难以保障，低税收的原因也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而是政府能力有限根本收不上来。比如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阿富汗的海洛因和鸦片走私猖獗，每年仅销往欧洲的就高达28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该国的GDP(194亿美元，2018年)。显然阿富汗政府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税收，自然也就难以对抗富可敌国兵强马壮的贩毒集团。

税收绝不是“与民争利”，只有能力强大的政府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担，要想让中国重新挺直腰板站起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为建设更强大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史上结局最好的末代君王是谁呢，陵墓千年无人敢盗，子孙遍布全世界？

这位中国史上结局最好、陵墓千年无人敢盗、子孙遍布全世界的末代君王就是汉朝的一位鲜为人知的皇帝刘协。

刘协的一生也是十分坎坷的，他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而他也在东汉末年这个动荡时期度过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其实刘协本来是与皇位无缘的，但是在东汉末年的割据政权、宦官专政的紧张局势下，年仅九岁的刘协被迫登位，刘协从小被太后抚养长大，天资聪颖而且心地善良，爱民之心在刘协身上显现得淋漓尽致，据记载，在兴平元年，天灾人祸降临，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大旱，粮食稀缺导致粮食的价格不断上升，各地灾民成群，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现象，许多人都因为饥饿易子而食。

刘协虽然年纪很小，但他看到这样的场景心痛不已，于是就任命底下的朝臣将太仓打开，为饥民们熬粥，百姓们这才陆陆续续地得到了救济，在刘协成年后，他不愿意做别人的傀儡，就想办法拜托控制，但是他还是势单力薄最终被发现，逃亡的时候，曹操将他挟持，这就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故，刘协看破一切，在曹操死后主动将皇位让给了曹操的儿子曹丕，自己被封为山阳公。

在自己的封地上刘协回归了平静的生活，做了很多善事，轻徭薄赋，爱民护民，用自己的一些医理知识治病救人，当地的百姓非常爱戴他，在他死后对他的陵墓保护的非常好，因此他的墓穴从来没有发生过盗墓事件，刘协清楚帝王家得子孙命途多舛，于是告诫自己的后代去遥远的地方生存，于是他的后人就在日本扎下了根，现在许多的日本大家族都是刘协的后代。

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给我们什么启示？

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之中，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多。对于各种具体的历史启示，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篇中论及。这里只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做一个概括的阐述。

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较长时间的维护，表明秦汉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治乱和隋唐的加工后，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的长期实现，与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密切相关；分裂与割据的出现，也与统治者在一些重大关系上处置失当有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统一与分裂的大局。针对汉末以来的实际，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着力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成熟；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在县以下的基层加强户口编制与管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县官员，由监察部门定期与不定期地对地方进行专项或综合的监督考察，都古代风景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既改变了前代地方门阀垄断仕途的状况，又为中央王朝加强对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实行府兵制，并有意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驾驭四方。当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处置失当，就会给统一局面造成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出于对边塞用兵的考虑，有意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力量分布变为“内轻外重”，导致了“安史之乱”，几乎使唐王朝覆灭，此后又因府兵制的彻底破坏和节度使专兵，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后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及宰相政事堂议事制度遭到破坏，皇帝在扩大皇权的同时，不得不倚重宦官，又给宦官专权造成可乘之机，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与动乱。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也与统一与分裂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而这一时期各民族的磨合，又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隋唐王朝重建后，民族矛盾问题已远不如前代那样严峻，但与边疆各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国家统一安定的大问题。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处理的是好的，这一时期实行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如对公然入侵内地，肆行残暴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武装予以坚决的打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宁。对绝大多数友好的边疆少数民族，尽量实行和睦相处的政策，以“和亲”等方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合作，为各族人民都带来了益处。当然，这一时期的某些时候，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有处置失当的情况。如隋朝和唐朝前期对高丽的武力讨伐，就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和侵略色彩，给汉族人民和高丽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引发了隋唐王朝的社会矛盾，为分裂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唐朝后期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战争中，中央王朝对某些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利用与低眉，在客观上于统一无大用，而有大害。

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思想文化的导向，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关系极大。隋唐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措施，比较注意照顾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利益，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就政策本身而言，是既要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又要维护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还要适当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心是良苦的，在总体上也较好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关系。而一旦这些政策本身出现偏颇，或在实际贯彻中“走样”，就必然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伤害百姓的利益，从而酿成社会动乱。隋炀帝时期的横征暴敛，唐后期“两税法”的变态，都严重地加剧了农民及工商业者的负担，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和统一王朝的动乱与分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导向。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已广泛深入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在封建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开皇律》与《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隋律与唐律的相对稳定与实施，对隋唐社会的长期统一与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保障。隋唐时期的制度革新，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对于当时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这一时期制度革新的成败得失之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与教训。

把握机遇，顺应时势，是革新制度的首要一环。隋文帝取代北周之际，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周官制，采用汉魏之制，是因为他看到了北周六官之制早已不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汉魏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三省六部制，更能顺应时势所需，故能在大动作之中取得大成效。唐初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是抓住了当时战乱之后人口凋敝、土地荒古代舞女芜、经济萎靡，具有推行这些制度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前提，顺应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经济需要恢复发展，赋税需要均平，社会需要安定的时势要求。唐中期以后，改革赋税制度，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也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顺势之举。相反，武则天时期，单凭个人主观愿望，以个人专制为目标，对中央官制屡屡变更，令人目不暇接，鲜有为后人称道的地方。

集思广益，上下一心，是革新制度的一个关键。制度革新，事关重大。决策一旦失误，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集思广益，在统治集团内部尽量取得共识，是非常关键的。唐太宗贞观时期，注意借鉴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在统治集团内部，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人们大胆发表不同意见，在重大决策之前，展开争论，然后集中正确的意见，加以施行。故在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比较科学合理，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出现了被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直接关系制度革新的隋唐时期的立法活动，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注意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参古酌今，慎重损益，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积极影响的《开皇律》和《永徽律》，就可以说是集思广益、集体智慧的产物。相反，隋炀帝时的一些所谓革新，以及唐朝中后期一些皇帝的变革，尤其是“永贞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专断和神秘色彩，因而或是决策失误，或是难以推行，最终难免失败。

培养力量，稳步推行，是革新制度的重要保证。一般而言，顺应时势的制度革新，本身具有推行的社会基础。但革新与推行是互动的，因而在许多时候，又需要充分的准备，周密的部署，科学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制度革新的力量，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行革新的制度，以降低制度革新的成本，扩大制度革新的效益。在封建时代，所谓培养力量，除了某些时候集中优秀人才外，最主要的是整顿吏治，这既是革新的内容，又是革新的保证。隋唐时期，废九品中正，行科举考试，废弃官员世袭，规定任期与回避等，都既是一种制度革新，又是其他革新制度实施的保证。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时，革新者都十分重视聚集志同道合的力量，整肃吏治，扩大宣传力度，并加强督促检查，使这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行，这在唐前期的均田制、户口调查登记制等的实行中，反映得比较明显。相反，唐中后期“两税法”本身，不失为一种顺时应势的革新，但由于当时推行这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官吏队伍的腐败与失控，在贯彻实施中上下其手，造成了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严重弊端。“永贞革新”的许多内容，无疑是进步的，但因革新者没有聚集更多的力量，又操之过急，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

掌握动态，适时修正，是革新制度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法立弊生。一项再好的制度，即使创制者考虑得周密再周密，一旦实施之后，与多变复杂的实际情况之间，就会出现不相符的地方，而且在实施一段后，制度当初的针对性，会因被针对情况的变化而成无的之矢，甚至由治病的良药变为害民的弊政。从理论上说，制度革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劳永逸。从实践上说，则要求革新者必须始终掌握革新动态，适时修正革新措施。隋唐时期比较贤明的统治者，在革新制度的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而有不同的实施要求；对那些所针对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显得过时的制度，也能适时加以修正，这在律、令、格、式的及时修订中，可以体现出来。而那些比较昏庸的统治者，则往往满足于一时一事的举动，不懂得也不愿意甚至懒于去掌握动态。适时修正，因而大都难免在“法立弊生”中苟且偷安，由革新变为保守，由进步走向反动。

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造就了隋唐封建文明的基础，并构成这一封建文明的基本内容。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以及制度的创新，为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动力；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滋润着制度的文明创新。在这种辨证的关系之中，昭示出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封建时代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刺激与鼓励劳动者增加生产；二是轻徭薄赋减轻负担。这两条措施，在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中都曾实行过，但程度有所不同，成效也有大小。隋唐时期，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前期，都比较注意实行这两种办法，如限制官僚地主占田过多，适当抑制工商业的规模，加重工商业者税收，以促使更多的劳动者归于田亩；政府出面组织兴修水利等工程，改善生产条件等，有利于劳动者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行租庸调法、两税法，加强对户口的调查统计和对户等的评定，精简政府机构，倡导节俭之风，这些又都利于公平税赋，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而在灾荒时期实行的各种“荒政”，如义仓、平粜、减赋、免役、救济、就医等等，带有强烈的封建“仁政”色彩，客观上也有利于恢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切都有效地促进了隋唐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繁荣。

科技是介于狭义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一个因素。科技的进步，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益于文化的繁荣。隋唐时期，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了新的明显的进步，而统治者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注意把新的科学技术推广运用到社会的经济文化领域，使科技、经济、文化相得益彰。如这一时期发明的曲辕犁，较前代的直辕犁，有许多优点；耙和砺（用于水田）、磟碡（水旱田兼用），便于平治田地，除去杂质；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既节省人力，又能把低处的水引到山田，这些农业工具经推广运用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焙茶技术、造纸技术、采矿技术、建筑技术，都有新的进步，对于手工业各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在官方支持和倡导下发明的新的天文历算技术、雕版印刷技术，以及医药学领域的技术进步，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播，更是功不可没。

由国家出面，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集中兴办一些大的基础工程，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常采取的一项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隋唐时期经济社会得以较快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隋和唐初大规模地营建长安和洛阳，以及对一些地处要冲的城镇的集中建设，都有利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始于隋文帝、毕于隋炀帝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对沟通南北，方便漕运以及沿河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朝前后期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力量修建的许多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对于保持当时农业生产在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上持续发展，贡献很大。当然，在由国家出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必须注意量力而行，注意社会各方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如果本来就不含多少好意，情况就可能更糟。隋炀帝修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就有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实行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隋唐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与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

隋唐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即不仅在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就是一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禁区的政治领域，也实行对外开放。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全方位的开放，给隋唐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添了许多活力，注入了许多创新的动力，造就了这一时期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可以说。没有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隋唐的封建文明就要打许多扣折。如果隋唐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能坚持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隋唐的对外开放，多数情况下是互通互利的。互通互利，是对外开放的本来含义。但历史上，也不乏以强凌弱、有来无往、有往无来、利益独霸的情况。作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文明程度极高的隋唐王朝，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有来有往，平等相待，有时还能给予外来者更多的优待。这不能不被当时和后世所称道。正是因为隋唐王朝能做到这一点，才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者，在带来国外文明的同时，传播着中国的文明；而且促使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传播中国文明的同时，带回世界许多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相互促进着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隋唐时期对外开放的全方位、互通互利的特点，是隋唐王朝自身强大的表现，又是隋唐王朝强大自身的途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行对外开放是需要有勇气和自信心的，没有勇气和自信的国家与民族，是不敢和不能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种勇气和自信，通常植根于自身强大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来自统治者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之中。否则，就只能是强大之国才可以对外开放，弱小之国就必须闭关锁国。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可以说，隋唐王朝的对外开放，既来自统治者基于自身强大的勇气和自信，又来自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才持续地保持在空前的规模和水平之上，促使隋唐王朝走上强大自身之途。

在总结隋唐时期治乱兴衰的基本经验时，除了上述各条外，还有三条很重要的经验，即：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依法办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无不因此而实现，反之，衰乱就会接踵而至。

广开言路，是治世的前提，在隋唐治世时期，是较好的。封建时代的广开言路，实质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这要求君主有一定的气度，能够虚心纳谏；臣下有一定的胆略，敢于和善于进谏。皇帝求仙图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中，只有广开言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个人决断可能造成的种种失误，实行比较科学民主的决策，使封建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就是以唐太宗能够虚怀若谷地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大臣敢于和善于进谏为基本特征的。当政前期的唐玄宗，也是在姚崇、宋璨等一批忠直贤能之士的匡谏之中，实现“开元盛世”的。“元和中兴”时期的唐宪宗，更是对转衰为兴的谏言广为吸纳。相反，隋炀帝的拒谏饰非，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本人后来的志得意满，不听谏言，又直接导致了治世、盛世和中兴局面的逆转。

任用贤才，是治世的关键。在隋唐治世时期，表现较突出。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强调用人要有正确的导向，用一个好人，好人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坏人都来钻空子。“贞观之治”的形成，与他任用一批贤良之才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被任为宰相，对他的辅佐极大。“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时期，也是贤相毕至的时期。姚崇、宋璟、武元衡、裴度等都是后世仿效的一代名相。除了相才外，凡治世时期，又都十分重视对州县等亲民官员的任用，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把州县长官的人选牢记在心的，并不时亲自加以简拔。通过广开言路、科举考试等途径来发现、选择人才，不避亲仇，不讲门第，坚持以德才为标准，以有无实绩任用升降官吏，也是这一时期治世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最高统治者背弃这些根本的原则，远贤近佞，朝政马上就会出现弊端，乃至酿成大乱。唐玄宗后来对李林甫等奸佞之辈的任用，就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依法办事，是治世的重要保障，在隋唐治世时期，也比较明显。多少年来，人们有个误解，似乎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制可言的，也谈不上依法办事。其实不然。只要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封建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封建社会中，是有法制可言的。尤其隋唐时期，更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治乱盛衰，又都与法制建设的好坏直接相关。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与《开皇律》的制订和实施不无关系；隋炀帝时期的衰乱，更是直接与法制被践踏相关，这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人们所无可否认的事实。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更是强调法律的统一、稳定和严格执行。有许多典型的事例，表现这一时期在依法办事方面，的确做到了有法必依，赏罚严明，并出现了一批能坚持依法办事的良吏、循吏，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也堪为楷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坚持依法办事的执法官员，才能使社会上遵纪守法蔚为风气，使守法为国者能得到扶持重用，使贪赃枉法者能受到严厉惩处。就是皇帝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收敛自己不够检点的言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君主专制下可能发生的不法行为得到遏制。当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又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依法办事的。专制皇权及其代表的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总要与法制相冲突的，即使这个法制本来是由他们自己制定并基本上代表了他们的意志的。这也就决定了依法办事，只能是暂时的，不能坚持到底，由此而来的封建治世，也只能是一时的，不能长治久安。“贞观之治”后的武则天的坏法，“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元和中兴”后的国家再度分崩离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君主专制与依法办事相冲突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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