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人性的乌台诗案，苏轼没想到只有对头王安石出来帮他！

考验人性的乌台诗案，苏轼没想到只有对头王安石出来帮他！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乌台诗案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宋朝绝对是文人的黄金时代，文人们拿着高薪，有大把的休闲时光，潇洒地出入阁楼楚馆偎红倚翠，唱着些“大江东去浪淘尽”或“杨柳岸晓风残月”或豪放或婉约的词曲。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文艺政策的空前宽松，造就了一个文化上的巅峰时代。

为何宋朝的文人们可以如此惬意?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军人的可怕，他们手握重兵，一言不合就与自己一样黄袍加身，所以宋朝在建立的开始，就对军人充满了戒心，这也是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宋太祖立了一块碑，告诉自己的后代子孙，不能擅杀士大夫，也不能杀上书言事的人。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之下，宋朝的很多文人很嚣张，比如耿直的寇准、狂暴的包拯、不平则鸣的范仲淹，还有一肚子牢骚的苏轼。

但这个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在宋神宗时代差一点被废除。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度很想杀掉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整天神神叨叨发牢骚，或明或暗讽刺变法的苏轼。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文艺界的案子，这个案子叫“乌台诗案”。

乌台其实就是御史台，是宋朝的中央监察机构。因为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于是叫“乌台”。

宋朝御史台的权力极大，是皇帝的耳目机关，也是宋朝皇帝限制宰相权力、驾驭群臣的重要执行机关。御史台的官员全部由皇帝亲自任命，宰相无权干涉。宋朝规定，御史台可以对文武百官行使弹劾的权力，且不需要直接的明确的证据，“且许以风闻言事，不必有明确证据”。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听说有过这种事，这就给御史台以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据统计，整个宋朝就有六位宰相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而下台，连跟着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入死的功勋元老赵普也不能幸免。所以，官员们惧怕乌台，怕的不是柏树上的乌鸦，怕的是御史台官员的“乌鸦嘴”。

因为，御史台的“乌鸦嘴”们要想搞定谁，那简直是分分钟的事情。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御史台的“乌鸦嘴”们，其实早已经盯上了苏轼。

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了推行变法，大量提拔支持他变法的官僚。在王安石看来，这些人大概就是天使，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志大才疏蝇营狗苟的“鸟人”。同时，展开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党争，严厉打压旧党的势力。按理说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的苏轼，能在新旧两党的惨烈党争中置身事外，但偏偏苏轼的政治情商不高，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某些新法，也反对旧党的某些做法，因此两党都对喜欢发牢骚的苏轼很不感冒。

一向自认为是君子的王安石，钦佩苏轼的才华，但对苏轼或明或暗地反对新法很有意见，王安石大概不会亲自下命令，让御史台的“乌鸦嘴”们去查苏轼，但王安石手下的官员，都是察言观色的人，为了让王安石高兴，去查苏轼，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苏轼当时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官员，仕途一帆风顺，相继在密州、徐州等地做长官，与地方官员百姓关系融洽，再加上踏实能干平易近人，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很快就成为政治明星。他还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理想，他要走的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

但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苏轼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一个盯上苏轼的人，是著名科学家沈括。沈括在去浙江巡视新法的时候，专门通读了苏轼的诗稿，从中“寻章摘句老雕虫”，沈括认为苏轼的有些诗句不怀好意意味深长，肯定是在讽刺新法诽谤朝廷，于是就向宋神宗报告。

宋神宗纵然在改革的立场上支持新法，但在驾驭群臣方面，他没有忘记太祖的另外一条祖训：“异论相搅”，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基于这个阴险的祖训，宋神宗当然不会因为沈括的捕风捉影，也不会因为年轻的苏轼几句牢骚话，就把苏轼给弄死。

而苏轼也错判了形势。他认为宋神宗极为开明，自己又那么有才，连朝中的太后都说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暗中发发牢骚，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年轻的苏轼很显然不懂“牢骚太盛防肠断”的道理，继续我行我素。

新旧两党的党争更加剧烈了。秉持着“异论相搅”立场的宋神宗一直摇摆不定，这让王安石心力憔悴无力支撑，辞职回到金陵的半山园，过起了隐居生活。

元丰二年，苏轼从楚风汉韵的徐州，调任杏花烟雨的湖州。按照惯例，苏轼应该写一封奏章，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但正是这封奏章，被御史台的“乌鸦嘴”们找到了蛛丝马迹;正是这封叫《湖州上谢表》的奏章，掀开了乌台诗案的盖头。

而乌台诗案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一个影响是苏轼在此之后，成为苏东坡。

第二个影响是它把一个心怀天下的儒家青年官员苏轼，逼成了儒道佛兼修、诗词书画俱佳的中国文化大师;把心浮气躁爱发牢骚的苏轼，逼成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旷达的苏东坡;逼成了“心安之处是吾乡”的随遇而安随缘而喜的苏东坡。

第三个影响是乌台诗案严重考验了人性，那些苏东坡与之友善的保守派，那些苏东坡看不起讽刺挖苦的改革派，在苏东坡被关进监狱之后，截然不同的表现，这让苏轼彻底看透了人生。

苏轼在谢表中谦虚了一把：“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正是这句话中的“新进”和“生事”两个词，被人抓住了把柄。

这两个词是当时的流行词，也有特指的意义。苏轼曾经讽刺过王安石新提拔起来的有些小人叫“新进”，后来这个词就成了形容王安石阵营的专有贬义词了;司马光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一份长信，里面有“生事”，其实就是指责王安石变法就是瞎折腾，于是，“生事”也就成了讽刺新法瞎折腾的代名词了。

纵然御史台查办官员不需要直接证据，但在御史台看来，苏轼讽刺朝廷污蔑新法，证据确凿。

王安石罢相，但朝廷中的新党势力仍然在找机会整苏轼。最积极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在李定的带领下，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台官员千方百计从苏轼的诗文中找更多的证据。

舒亶向宋神宗报告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御史中丞李定最后出马，举了四项理由说明应当处苏轼极刑。第一，苏轼是个志大才疏不学无术的人。第二，苏轼急功近利急于获得高位，心中不满乃讥讪权要。第三，皇帝对他非常宽容，但他死不悔改。第四，苏轼的诗歌影响巨大，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大V，他的诗文在全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搞乱了思想。

总之，苏轼罪大恶极罪不容诛。

宋神宗大怒，立马派人把苏轼抓回朝廷，交给乌台审判。

苏东坡在听到弟弟苏辙传送的消息之后，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他的脑子里无数次闪过死神来了的场景。在被押往朝廷的路上，一度想投河自杀，在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也数次想自杀，甚至连写给弟弟苏辙的遗书都写好了。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看来，苏轼自认为死定了，赶紧向感情最为深笃的弟弟苏辙告别。

苏轼平时喜欢交朋友，他号称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好像全天下都是自己的朋友，全天下的人都是好人。

苏轼平时特别喜欢将自己写的诗送给朋友。这些朋友中，有自己的弟弟苏辙，有驸马王诜，更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最终这些人都因为苏轼的案子，受到了影响。驸马王诜因为向苏轼通风报信而被剥夺一切官职;苏辙因为是苏轼的弟弟被降职处理。而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其他人一律罚款处理。

而苏轼，仍然生死未定。

在绝境之时，总能考验人性，体现出人性的光明或阴暗。

平时被苏轼引为挚友的保守派大臣，大部分退缩了。反而是被苏轼讽刺挖苦的新党中的有些官员，积极营救苏轼。

王安石应该是最恨苏轼的人了，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赋闲在家的他，力劝宋神宗不应该杀国家的贤才;新党中后来被认为品质不佳，在以后的日子中疯狂迫害苏轼的章惇，也替苏轼说话，甚至不惜与宰相王珪撕破脸皮。而曹太后的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说仁宗在位的时候，曾经说过苏轼与苏辙兄弟是国家的宰相之才。宋神宗也不想坏了祖宗不杀文人的规矩，于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番旅程。

乌台诗案彻底改变了苏轼。在押往京城的路上，在监狱里，苏轼曾经数次想过自杀，这时的苏轼，还是一个未经大风大浪的畏畏缩缩的人，而到了黄州之后，苏轼似乎大彻大悟了。

在黄州，他问朋友要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叫雪堂的茅屋，学白居易躬耕东坡，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享受贫穷但悠然的生活。他已经不是那个患得患失的苏轼了，他成了在东坡上种地的农民，成了在雪堂吟诗作赋挥毫作画的艺术家。

苏东坡的身上，还有儒家的积极进取与怀抱天下的志向，不过，影响苏东坡更深的，却是老子的无欲无为，庄子的无心逍遥。苏东坡同样沉浸在佛教对彼岸的向往之中，承天寺的月光与梵音，澄净了他的心灵，在对世界本是虚幻的认识之中，苏东坡不再执着，他放下了自己，也最终成就了自己。

我曾经在《苏东坡与黄州，谁是谁的精神家园》中写道：在黄州，他写给别人的信成了“天下第二行书”的《寒食帖》;

他写下了经典永流传的雄文《赤壁赋》，将错就做地成就了黄州赤壁的美名;他写出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他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寂;他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豪迈;他写出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看透命运的《满庭芳》;他写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深刻思索;

他写出了“心安之处是吾乡”的随遇而安的心境。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在黄州，成了苏东坡，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全才的大师，他实现了凤凰涅磐。

王安石和苏轼的故事王安石和苏轼之间有什么故事

文人的相争与相亲——从王安石和苏轼的恩怨说开去
曾几何时,文人相争似乎已成为知识阶层的一大顽疾,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其实,倘使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一争,吵一吵,不流血,不死人,也与旁人无涉；倘使这争吵无关朝政,无关社会,更与百姓没有干系,争便由它争去,“干卿何事?”但实际上呢,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来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毕竟是“治人”的,起码他们的意见是会对皇帝老儿有影响的.这样一来,他们一争,天下就遭殃了,想不流血、不死人、不引起社会震荡都不可能,尤其是当猥琐小人攻讦坦坦君子的时候,结局就更不妙了.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英宗时的濮议（韩琦、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立马上书反对这项政令.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学问,纵情山水去了.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尤显于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恨不能立马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就连苏轼的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可就在这时候,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仗义执言了.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神情俨然一凛凛侠士!至此,政敌的恨意已全然消磨,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晤谈,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把酒唱和了!王安石从心底里感激苏轼的宽大.他邀请苏轼迁住金陵,以作邻居.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后人都明白,这份盖棺定论,岂止只是用来评价王安石的?!

《人生如逆旅，幸好还有苏轼》：人生有坎坷，拼尽全力好好活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中期文坛领袖。

他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开创了“豪放派”。

他的《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书法史上影响颇远。

他在诗、词、书、画、散文等方面同时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可谓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现在，我们经常在聊天中常用的“呵呵”一词，苏轼早在千年前就已在文章中使用过60多次了。

苏轼可真是顶流！

《人生如逆旅，幸好还有苏轼》一书，将文坛巨匠苏轼的作品整理成随笔集，并从故乡、亲情、赏花、友情、谈吃、家风、品茶、生死共计八个侧面，给读者呈现出一个立体的苏轼，展现这位古人的文艺魅力和思想力量。

著者是湘人彭二，现为“为你读诗”《诗意的人》栏目负责人。

插画作者符殊，是知名国风画家。音频由朱卫东朗读，他曾获得“金话筒奖”殊荣，也是“为你读诗”首席语言艺术指导。

苏轼的一生并不平坦，而是起起伏伏，哪怕身处绝境也怒放生命。

他出生在四川眉山，在京当官，居高位，被贬职时，最远至今天的海南。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诗词和“发明创造”：

修苏堤、发明东坡肉、东坡肘子、建医院“安乐坊”、开创“自来水”工程……

《定风波》词里 “此心安处是吾乡”，短短7个字，力透纸背，将他自己的逆境和不顺遂表达得如此豁达和超旷。

这种对人生生死荣辱的超然态度，在苏轼的诗作中都有体现，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帮助我们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苏轼每次陷入人生低谷，都能突破逆境，坚韧的性格离不开家风的影响。

母亲程氏教会了他善良和仁爱；父亲苏洵教会了他写文章应是“有为而作”；祖父苏序教会了他质朴和洒脱。

童年所受到的爱和人格的教育，是苏轼一生的财富，在他后来既有光明、又有黑暗的人生旅程上，都在精神上引领他顽强地活着，拼尽全力去体验人生的美好。

苏轼也是性情中人，大爱之人，为朋友、妻妾、子女、甚至政敌都投入极致的深情。

因为彼此政见不同，苏轼和王安石在朝廷上是死对头。后来，王安石被小人陷害，退隐南京。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路过南京，曾拜访王安石。

一连数日，俩人冰释前嫌，相谈甚欢，彼此欣赏，成为了朋友。王安石曾劝苏轼留在南京，和自己做邻居。苏轼也对王安石始终未被权力和金钱扭曲本色而感到敬佩不已。

苏轼还有一个平民朋友叫巢谷。他们从小相识，行侠仗义，但从未想过攀附苏轼。但当苏轼落难黄州时，他还亲自跑到黄州为苏轼下厨，以解苏轼对家乡美食的相思之苦。

后来，当苏轼又遭不幸，被贬海南时，所有人都避免同他交往。但，当70多岁的巢谷知道后，却坚持徒步去看望苏轼，并且在途中还因遇小偷而丧命。

这份情谊，近千年之后，仍让人动容。

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诗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西江月.梅花》都是他对弟弟苏辙、亡妻王弗、侍妾王朝云的思念和悼念。

《人生如逆旅，幸好还有苏轼》的编者就这样，很巧妙地将苏轼故事及他的诗词串联在一起，将苏轼有血有肉的一生呈现在读者面前。

阅读这本书，好似在看苏轼的电影，他是鲜活的，是立体的，他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和对生活的深情。

书中的诗词，编者也用白话文注解，颇为用心。

欣赏着书里中国风的插画，让人仿佛梦回宋朝，正与苏轼一起练字、吃茶、簪花、品小吃。

若你恰巧也正听着书中的音频，这种穿越感更能让你迷醉。

此时的你，如果正陷入人生的困顿和迷茫，又或者正被生活暴击着一蹶不振，不妨来阅读这本书，在苏轼的身上汲取乐观主义和哲思的力量，元气满满地朝着目标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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