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吓得雍正禁教关门！

清朝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吓得雍正禁教关门！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清朝时期的传教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曾经在政坛上发挥巨大能量，深度参与到满清国政之中，对于满清统治的稳固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顺治、康熙对传教士也颇予优容。支配欲奇强的雍正上台之后，因一系列原因打击传教士，满清对世界的认知更模糊了。

十七世纪中期在华的耶稣会士们，凭借着自身的智慧，在明清鼎革及清初的政治变动中生存了下来，并且不断获得清廷的恩宠，使得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获得极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传教士们利用其所带来的“欧风美雨”，深度参与到清初的政治局势当中，并且对清初的政局影响重大。

顺治朝——传教士成了顺治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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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为代表的的传教士，经常利用自己掌管钦天监职务来参与政事。

顺治六年(1649)，多尔衮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为由，欲在神木厂附近建造新城。当时多尔衮已经命户部，工部与钦天监丈量城基，确定方向的前期准备工作。

此时，汤若望上了一份奏折，从天象、地理等方面诉说建造新城的种种不妥：“窃照都城大势起自北干，左碣石而右太行，枕居庸而襟河济，形胜甲御天下。前人原有深意，无容再喙······臣前奏屡占验，有月生晕，有雾气，有风，皆主土工兴之兆，然此兆非建城所宜，乃天心垂爱示警也······”奏折上呈后，内院传汤若望面谈，最终结果是：“上说：你说的是，主意定了，不作了，该你说的。”由此可见，汤若望奏折是扭转乾坤的关键。

元代以后，西藏僧侣们把达赖喇嘛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现;把汉地的皇帝视为文殊菩萨的化现;又把蒙古大汗视为金刚手菩萨的化现，从而形成了一种佛教世界意义的特殊“三圣”结构。分别代表：慈悲(观音)、智慧(文殊)和勇武(金刚手)，从此将西藏、蒙古和汉地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满洲起兵反明以后，为了壮大己方力量，采取拉拢蒙藏的策略。而这其中，藏传佛教无疑是连接满洲与蒙古、西藏的一根强有力的纽带。

达赖喇嘛进京朝觐就成为清初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清初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史上的大事。满清入关以前，皇太极就因喀尔喀蒙古尚未归顺清廷，“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而邀请五世达赖前来会面，只是最后无果而终。入关以后，摄政王多尔衮更是多次敦促达赖喇嘛前来内地觐见。

顺治六年(1649)，达赖喇嘛接受邀请，答应赴京。由于西藏与内地自然环境的差异，达赖喇嘛一开始非常担心在内地染病，“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我答应赴京。中原地域辽阔，我担心会染上天花和热病，上述详细具奏不能久留的理由”。在内地感染热病确实达赖喇嘛使团的一大担忧，达赖喇嘛在行至青海时上奏请求于边外相见，“但因内地疾疫甚多，改在呼和浩特或代噶地方见，妥否，伏惟上裁”。

顺治帝在顺治九年八月给达赖的敕文中表示自己愿意于边外相迎。九月，顺治帝让群臣就是否出迎达赖使团一事各抒己见，当时顺治倾向于出边迎接，令达赖住于边外。当时的满洲大臣包括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议政大臣表示支持顺治出边迎接。

理由有几点：首先，皇太极曾邀请五世达赖前来，目的是利用达赖喇嘛在蒙古各部中的影响力，促成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邀请并礼遇达赖喇嘛是从皇太极以来一贯策略。

其次，满洲大臣认为“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入关以来，喀尔喀蒙古并未臣服清朝，而利用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促成喀尔喀蒙古归顺，对于清朝边疆地区的稳定有重要意义。

最后，满洲大臣认为请而不迎，于理未当。“以我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甚至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汉族大臣则认为“皇帝乃天下国家之主，无需亲自出边迎接，亦不让其进入内地，只派大臣于边外与达赖相会即可。”满汉两班大臣的主张可谓大相径庭。但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出边相见最能使清朝利益最大化，因此顺治也是同意这一方案。

就在顺治出边已成定局之时，洪承畴等汉族大臣上奏折，“称钦天监奏报昨日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等天象示警和岁饥寇警劝谏顺治不要出迎达赖。此时的顺治开始有些犹豫。就在这紧要关头，以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为代表的，掌管钦天监事务的官员出面上奏：“日体中忽然出现非常多的斑点，这些斑点就是喇嘛僧徒，因为他们可以遮掩皇帝的光辉。”

汤若望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反对佛教，传播天主教的立场决定了他们赞同汉大臣，反对达赖喇嘛进京。他们劝谏皇帝：“不要自失尊严引招耻辱，会成为历史的污点，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可以说，汤若望的这一番话，使得皇帝彻底决定不再出迎达赖使团。故后来达赖喇嘛带着三百人的使团在京停留一月时间，称因为水土不服，自己和随从生病，请求告归，而后“含愠而去”。

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是清初西北边境的主要威胁。达赖喇嘛返藏后，本就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西北局势，变得更加动荡起来，外藩蒙古持续的对内地进行侵扰，并有规模扩大的趋势。清廷询问达赖喇嘛并要求达赖出面仲裁惩治作乱首领，但都并未得到积极回应。请求达赖调停未果，又面对边疆危机，四大臣也都束手无策，于是将满腔怨恨都迁怒于以汤若望为首的耶稣会士们。

康熙继位后，四位辅政大臣执政，大批汉族大臣被排挤出权利核心。因当初顺治年间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政治宿怨，西北边疆冲突，以及在五世达赖进京一事而结下恩怨的累加，四大臣遂以耶稣会士们“职官谋叛本国，造妖书惑众”为罪名，掀起了康熙年间震惊朝野的“历狱案”。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们被判处死刑，后经过孝庄太后的介入，才算保住了性命。

早在顺治八年(1651)，孝庄的侄孙女病重，汤若望得知病情后，认为无大碍，过几天就会好了，于是很精明的把一个十字架给了来人，让他给孝庄的侄孙女带上，说佩戴在胸前四天就可以痊愈。果然四天后这女孩儿病就好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叩开了清宫大门，孝庄从此认汤若望为义父(汤若望比孝庄大21岁)，顺治就管汤若望叫“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汤若望在顺治面前有很高的政治话语权，与他和孝庄的这层关系密不可分。

顺治的爷爷汤若望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军北伐，进入长江并深入内地，一度包围南京城。京师震动，此时的顺治皇帝完全失去了镇静的态度，而且打算逃回满洲老家。孝庄太后对他加以斥责：怎么可以把祖宗的江山，这么卑怯的放弃呢?他一听太后的话，反而激起了狂暴的急怒，遂愤怒的拔出宝剑，说：“朕要御驾亲征，或胜或死”，说完用剑把皇帝御座劈成碎块。

孝庄尝试用言词来平复顺治的暴躁，另派顺治以前的奶妈劝他，结果更加激怒了他的怒气，任何人都挡不住。北京各城门都很快贴出官方布告，晓谕百姓，皇帝要亲自出征了。大臣们万般无奈，最后只好请出汤若望。汤若望认为顺治一旦亲征，会带来京师的混乱，中原多难则不利于传教事业的开展，决定劝说顺治改变主意。后顺治果真听从其劝告，不再御驾亲征，而就在这时，南方局势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郑成功战败，南京解围。

顺治帝临终前，最担心的是接班人问题。一开始他打算立自己的兄弟来继位，以避免主少国疑。但是此举遭到了孝庄的强烈反对。孝庄知道，只有自己的骨血继位，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顺治后来又去询问汤若望的想法，汤若望认为，顺治的四个儿子只有玄烨得过天花，终身免疫，所以应该立玄烨，顺治最终顺治采纳了汤若望的建议。

“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康熙之所以能登上帝位，传教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康熙终其一生不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康熙朝——教学、造炮、谈判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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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从开始就对西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康熙朝传教士南怀仁说：“他几乎是让我整天待在他那里，没有别的事，就是在他繁忙的公务闲暇，和他一道研究有关数学的方面，特别是天文学方面问题。”“皇帝对天文学事物抱有如此炽烈的热情!”

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到达北京之后的一两年内，康熙经常把传教士请到宫中，传授西学。史载：

康熙二十八年(1690)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召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等传教士于内廷，谕以自后每日轮班养心殿，以清语授讲量法等西学。上万几之暇，专心学问，好量法、测算、天文、形性、格致诸学，自是，即或临幸畅春园，及巡幸省方，必谕张诚等随行，或每日，或间日，授讲西学。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音乐教师徐日升努力制造一些乐器，张诚、白晋与安多给康熙介绍他们翻译成满文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与哲学，安多给康熙讲解数学。

康熙也在学习数学等西学的过程中体会到巨大的乐趣，导致后来杭州教案发生之时，康熙对天主教及传教士采取了宽容、接纳和理解的态度，颁布了康熙三十一年容教令。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凭借着西方科学知识，打通了“通天捷径”，并借此拓展在华传教事业。

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在帮助清廷治理历法的同时，还为清廷铸造火炮。康熙三十一年(1673)，吴三桂起兵反清，清朝统治者重新重视红衣大炮，遂给南怀仁等耶稣会士传旨：“着南怀仁尽心竭力，绎思制炮妙法，及遇高山深水轻便之用。”

自康熙十三年至康熙十五年，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共设计制造轻巧火炮、红衣铜炮共计五百余门，并教习八旗炮手正对星斗之法，提高炮手射击目标的命中率。

“三藩之乱”是康熙年间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统治的严重政治危机，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在其间铸造火炮，教习技法的行为，赢得了清廷极大的信任，并且对于战争形势的扭转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南怀仁帮满清造炮

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后，1689年6月，清政府派出有索额图，佟国刚等大臣和耶稣会士徐日升、张诚组成的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谈判。徐日升、张诚两人在中俄双方的谈判中担当了翻译和调停人的角色，多次使得陷入僵局的谈判得以继续。徐日升在其日记中的记载表明他领会了康熙议和的意图，他和张诚“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中国人与莫斯科人和解的方法。”

在两人的斡旋下，中俄双方最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徐日升的记载，索额图等大臣在条约签订后派人向康熙禀报称：

皇上无上英明，因为他选择了两位神甫。我们不无惭愧的承认，一切都应归功于他们。有许多次，全部事情似已归于无望，是他们拯救了一切。如果他们没有和我们同来，我们会一无所成。

康熙后来也给传教士们传旨称赞：“谨慎勤勉办事，对于议和的实现多有帮助。”

大概是因为受到康熙酷爱西学的耳濡目染，诸皇子中也不乏精通西学之人。

晚年的康熙，因为废太子事件，以及诸皇子夺嫡而变的心灰意冷，生无可恋。在第二次废除胤礽太子之位的两年后，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准格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侵略哈密，康熙调兵遣将进行反击，胤礽觉得朝廷用兵，需要人才之际想要戴罪立功，东山再起，于是用明矾水写了一封隐形信件给普奇公爵，嘱咐他在康熙面前推荐自己为大将军。

这封信要涂上小苏打才能看到。这里用到了化学方程式，最后生成的氢氧化铝是白色固体，这种白色固体就是显示出来的字迹。由此可见，废太子胤礽还是颇有化学知识的。不过知子莫若父，康熙猜透了他的把戏，并把他彻底否决。

雍正朝——禁教与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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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九王夺嫡的一番折腾之后，皇冠最终戴在四阿哥雍亲王胤禛头上。胤禛继位后，以严猛治天下，其中自然包括对八、九两位阿哥下手。

康熙临终时，九阿哥胤禟的生母宜妃想冲到康熙枕边，因此与雍正帝的生母德妃产生激烈冲突。雍正帝继位之后，派胤禟奔赴西宁前线，取代同母弟十四阿哥胤禵，当然没给他任何实权，实质上是让年羹尧监视他，并且切断跟八阿哥胤禩的联系。

胤禟与家人通信，为了保密，使用罗马字母代表某种暗号。他早年对基督教抱有兴趣，和耶稣会士们颇有来往。甚至被派往西宁的时候，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也行踪隐秘的随他一同前往，胤禟还接受了穆敬远主持的洗礼。后来罗马字母信件被雍正发现，雍正称其“别造字样，巧编格式，阴谋诡计甚于敌国奸细。”剥夺其皇族身份，并改名“赛思黑”(满语猪的意思)。

九阿哥胤禟竟然懂罗马文字

雍正决心把此案追查下去之后，发现了更为波诡云谲的内幕。努尔哈赤的嫡长子褚英系的苏努一家全家皈依了基督教，而在康熙朝的诸阿哥争斗中，苏努曾为八阿哥出谋划策而卷入政治漩涡。

雍正为此对苏努全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并且对天主教和传教士们发出了严厉的《圣谕广训》，即禁教令。将基督教列为异端思想而加以严格管控，并最终关上了国门。

笔者在爬梳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在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从灭南明、治历法、平三藩、定蒙古、御沙俄乃至皇室内部权力的斗争与博弈中，以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斯、安文思、徐日升、张诚为代表的的耶稣会士们，利用其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深度的参与到清初的政局当中，并且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清朝闭关锁国的含义

闭关锁国政策，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孤立主义。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也因此中国的整体国力及发展比西方国家落后。

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贸易，被视为锁国的开始。乾隆帝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对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也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如要求出海商民登记、取具保结、领取船引(票、照)和腰牌，注明船只丈尺、客商姓名、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出海情由、载何货物、往某处贸易、往返日期等。要求已出洋的商船商民按期返回，对未能及时回国者施加惩罚或限制归国。

扩展资料：

从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猖獗的海上走私以及海盗行为。对沿海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

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使得中国和世界脱轨，慢慢地落后于世界。

文化上，经济上，科学上无法和世界接轨，各种先进技术思想难以发展，整体上呈现帝国黄昏现象。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彻底丧失对外贸易主动权。阻隔与外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以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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