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商鞅禁书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禁书的传说。
历史上被列为禁书的书籍有很多，如《鲁班书》、《推背图》、《金瓶梅》、《西游记》等，在各个时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封禁。
此类书籍名为禁书，但多多少少都会有流传，因此衍生出各种版本。
但有一本书，在诞生以来就被统治者严厉封禁，只有历代帝王和储君有资格阅读。
它便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禁书”的《商君书》。
为何《商君书》会成为天下第一禁书?
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禁书。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但战国初期也就是禁书史的开端，幸而那只推行于秦国，而且时间也不长。
但是秦一扫六合后，以焚书坑儒为契机，正式开始了封建王朝的禁书史。
两千多年下来，被封禁的书籍林林总总。
因诲淫而被封禁的《金瓶梅》、《肉蒲团》，有因揭露社会黑暗而被禁的《九尾龟》，因被认为讽刺嘉靖帝崇敬道教而被禁的《西游记》，更有因为带有女同倾向被禁的《凤凰池》。
大致而言，这些书籍被禁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但终究不出被怀疑非议朝政及违背主流道德规范这两大类。
但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禁书的《商君书》，虽然被禁理由也是与政治有关，但却并非被怀疑非议朝政这么简单，而是因为《商君书》中的内容，直接触及了封建统治者驭世治民之术的核心。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
《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正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
《商君书》到底讲了什么?
《商君书》不仅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还把人的劣根性无限放大，与此相应的统治技巧就显得非常阴损。
《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如在《商君书》中，帝王的治国之术有两个核心，即毁商与弱民。
《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
这样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
农民不能离开土地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就成为了君主的生产工具，甚至国家还能够彻底操控物资的流动，实现对一切商业活动的垄断。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
《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统一思想，进行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
如果强民杀不完怎么办?还有杀手锏，对外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对内则迁强宗大族于京师，不仅方便朝廷管理监控，更能一举拔除掉地方的凝结核。如此，民众自然只能顺服于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官吏。
当然，这些官吏的选拔，《商君书》也为君主提供了一些标准。
如“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国家也就强大了。
秦国正是靠着这样一套驭民治国之术，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动员与资源汲取机制，才能以贫寒的西垂之地一扫六合统一中国。
虽然秦国在一统六国之后，很快便在六国士民的反抗之中崩溃，但这套驭民治国之术，却被古代历朝历代君主继承下来，成为他们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古代中国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何思想不够张扬，资本主义有萌芽但却没发展起来，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土壤?
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封建专制、严刑峻法!
商鞅：到底是功盖千秋，还是遗祸千年?
有人说商鞅是圣人，因为没有商鞅，就没有秦朝的大一统。
况且，也正是商鞅，确立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准则。
战国时期号称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说地位高一点的人，随随便便处死一个奴仆是不用获罪的。但是，普通人却需要接受律法的约束，并且律法非常不完善。
商鞅确立了依法治国，一切按照法律制度来办。秦国太子嬴驷杀了几个贱民，卫鞅二话不说就将太子拿下，用新法将其处置，只是大臣与秦国贵族纷纷反对，才割了太子师傅的鼻子，以示惩戒。
就此而言，仅仅这一点，商鞅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具有先进性。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法律开始渐渐公平了起来。
但也有人说商鞅是魔鬼，一是《商君书》中的内容，就因为太过极端与反人类而被后人所诟病。
二是商鞅的法律过于严苛，连百姓言行举止都要管，并且连坐制度的存在，使得新法严重极端化，这些都让商鞅背上了酷吏的骂名。
当然，为了国家富强，特别是在六国争霸的这种特殊情况下，制定一连串的严刑峻法，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但要注意的是，商鞅本人出生于卫国，并非秦人。
所以，作为一个苏秦、张仪那样的游士，商鞅绝不会如一个秦国人那样，对秦国有什么家国情怀。
故而，他制定这一套富国强兵的严刑峻法，尽管有着让秦国强大的心思，但最根本的，还是试图借此获得秦孝公的信任与宠幸，以谋取权势。
这一点，在他拜见秦孝公的过程中，显露得淋漓尽致。
商鞅经景监引荐，先后四次拜见秦孝公。
第一次大谈上古三皇之大道：告诉秦孝公如何做一个有道明君;
第二次大谈五帝之常道：修养道德的同时，可以搞点法制建设，要注重自身，国家次之;
第三次见大谈春秋五霸之道：仁义、权谋与法制建设结合，也就是爱民与加强国家经济建设;
四见孝公，仁义也不谈了，只谈商君书中“富国强兵”的治国驭民之术，两人一下谈了三天三夜。
史家论及商鞅四见秦孝公时，多认为以商鞅的才能与抱负，是意图教秦国三皇五帝之王道，以建立万世之基业。只是秦孝公气量格局不及此，才不得不只教秦孝公毁商弱民的富国强兵之术。
言下之意，颇为商鞅无法施展抱负叫屈之意。
但反过来说，商鞅四次见秦孝公，除第一次之外，此后三次，商鞅皆能够针对秦孝公之前的反映，而调整向秦孝公所进献的治国之策，这说明商鞅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揣摩上意之人。
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商鞅：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在司马迁看来，商鞅是本性刻薄之人，商鞅留下来的著作《商君书》也是刻薄之书;商鞅立木为信，但自己却欺骗魏国公子卬，在重大利益面前，丝毫不讲诚信。而商鞅的所学做为，也只是一门心思地升官发财罢了。
由此，也不难理解何以《商君书》中的内容，处处皆为国君的利益着想，一切都以如何强化国君的权势为中心，而很少去讨论这套毁商弱民的富国强兵之术，对于民众及国家究竟会带来何等影响。
在当时的国君之中，通行的是“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的政治伦理，即君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民众的利益。
但是商鞅为了取悦于秦孝公，却而提出以弱民为富国强兵之策，完全违背了当时所通行的政治伦理，引导秦孝公走上邪路。
客观而言，商鞅的富国强兵之术也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基础，所以这到底是功盖千秋，还是遗祸千年?这也看后人如何去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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