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台的修建时间是什么时候,曹操当初修建铜雀台的原因是什么

铜雀台的修建时间是什么时候,曹操当初修建铜雀台的原因是什么

对曹操的铜雀台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曹操完成北方一统之后，开始在他的政治中心邺城建造代表自己政治地位的铜雀台，但是他不仅只建造了铜雀台，同时还建造了金虎台和冰井台，合称为“铜雀三台”。三台中以铜雀台最为著名，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大家歌颂和描绘最多的还是铜雀台，这就让后世很多人只知道铜雀台，却不知道其他两台。可以说“铜雀三台”是三国时期一个伟大的文化象征，现今在河北省临漳县还有“铜雀三台”的建筑遗址，虽然时隔千年，但是那种文化底蕴和雄伟的气势一直犹存。其实，“铜雀三台”与当时曹魏的政治密不可分，也很少有人讨论这一面，所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一起探究一下“铜雀三台”与曹魏政治有什么关系?

铜雀台遗址

要想搞清楚“铜雀三台”与曹魏政治的关系，我们就要先从它们的建筑时间来说。我们先从铜雀台来说，铜雀台的建造时间《三国志·武帝纪》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陈寿这次貌似有点偷懒了，对于这么重要的时间，左右简单的五个字就草草的结束了。那《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的是建好的时间，还是开建的时间呢?《三国志·曹植传》中也有记载：

《三国志·曹植传》对于铜雀台的记载

这里说了铜雀台建好后，曹操带着儿子们一同登台作赋，但是并没有时间上的记载，这就让人很烦恼了，难道铜雀台的建造的准确时间就没有记载吗?

是有的，魏文帝的《登台赋序》中有这么一段：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我们在对照陈寿的记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铜雀台起讫的时间完全弄清楚了。建安十五年冬曹操下令建造，直到建安十七年春建造完成，实际建造时间一年有余。

铜雀台绘图

上面铜雀台的时间已经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金虎台和冰井台了。金虎台的建造，同上《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也只有如下六个字的简略记载:九月，作金虎台。

此处的“作”，如果比照上面所引“作铜雀台”的措辞来理解的话，应当是开始修作的时间，而非修作竣工的时间。至于冰井台的建造，《三国志》中完全没有提及。考《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晋人陆翙《邺中记》记载:

铜爵、金凤、冰井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

陆翙《邺中记》，《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的“史部”有著录，标为“晋国子助教陆翙撰”，后来散亡。该书被《经籍志归人纪实的“地理之记”一类，而陆翙所在的晋代也去曹魏不远，所以引文中关于金虎台、冰井台的叙述，可信程度很高。按照《邺中记》所言，冰井台的建造与金虎台是同时的，均在建安十八年。如果将《邺中记》“皆建安十八年建也”的“建”字，同样理解为开始修建的话，那么冰井台开始建造，也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

三国时期“铜雀三台”遗址

但是，金虎台与冰井台竣工于何时，现今已难以稽考。对于“铜雀三台”的宏伟壮丽，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名篇《魏都赋》，其中有生动的描绘(据李善注本):

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恒冥。周轩中天，丹墀临猋。层构峨峨，清尘飘飘。云雀踶甍而矫首，壮翼摛镂于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皎日笼光于绮寮。习步顿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浊漳水”的记载，则偏重于细致的写实(据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

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南则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据文中记载，“铜雀三台”是在邺县城墙的坚固基础之上，再起高峻的三座楼台。金虎台在铜雀台的南面，冰井台在铜雀台的北面三者排列耸峙。居中的铜雀台高达十丈，约合今24米;南北拱卫的金虎台、冰井台均高八丈，约合今20米。每座高台都有上百间房屋，雕梁画栋，其宏伟壮丽，不仅当时无与伦比，而且在此前和此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也极为罕见。

古邺城博物馆

众所周知，建造“铜雀三台”的建安年间，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悲惨年代。“铜雀三台”的宏伟壮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情景，形成极大的反差。同时曹操生性节俭，大力提倡朴素生活。爱子曹植的妻子违背曹操的规矩，穿上锦绣衣服在私家后院活动，并未到外面去显耀，曹操在高台上恰好望见，大为震怒，立即将其赐死，事见本书卷十二《崔琰传》裴注引《世语》。他起初下令开工修建铜雀台，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政开支。之后竟又接连修建金虎台、冰井台，其耗费更是巨大。在群雄割据的战争时代，巨额财富不用于军国的急务，却耗费在这样的项目之上，不仅显得缺乏明智，而且还与他的节俭品性完全冲突。曹操为何要建造如此宏伟壮丽的“铜雀三台”?或者说，曹操建造“铜雀三台”的真正动机何在?

此前大致有两种解释。一从生活着眼，认为曹操此举，主要因为自身游观享乐的需要。二从军事立论，认为此举是要在曹操自己的政治中心邺县，加强城池的军事防御体系，三台相互呼应，形成坚固防御和制高据点。两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难以厘清的矛盾。如果是为了自身游观享乐，只修一座铜雀台也就足够了，何须再建造两座形制雷同的金虎台、冰井台呢?再说此时正是频繁对外用兵之时，军费开支非常巨大，节约两台的建设经费，用于扫灭群雄，尽快统一天下之后继续完成之，那时随意享乐再无眼前之忧，岂不更为合理?

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至于军事防御，确为曹操所考虑的因素之一，从上面所引《水经注》中，“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两句记载，即可得知一二。而在当时，确实也流行过修建楼台群体作为防御屏障的军事理论，即所谓的“百楼不攻”。盘踞幽州的公孙瓒，就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及裴注记载，他与袁绍决战河北，败退易京(在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在此修建上千座高楼，又在外围修建十层围墙、堑壕，其中储存军粮三百万斛，然后夸口说:

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蓄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

但是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包围易京之时，采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战术，即挖掘地道到达高楼之下，在底部挖空地层，暂时以木柱支撑上面的重量，待到底部地层大半被掏空，再撤出人员放火焚烧所有木柱，高楼底部失去支撑，立即整体倒塌而被摧毁，楼上守军或死或伤完全失去战斗力。这一战术，被公孙瓒惊叹为“袁氏之攻，似若神鬼”。公孙瓒的势力，就此被消灭在他的高楼群体之下。这一前车之鉴就发生在十年之前，以曹操非凡的军事才能而论，他绝对不会在自己的根据地邺县，再去重复公孙瓒的愚蠢之举。因此，修建铜雀台如果有军事上的考虑，也只是防备临时发生的短时间突然变故而已，并非将其作为军事上长期据守的防御体系来经营。而为了防备临时发生的短时间突然变故，也只需建造一座铜雀台即可;接连建造三座高台，反倒与公孙瓒的愚蠢之举颇为相似了。

总之，仅仅从生活享乐或者军事防御的表象着眼，都难以点到要害。要想找到准确的答案，首先要对当时曹操的政治意图和宣示方式有所了解。曹操的政治意图和宣示方式是什么呢?

曹操雕像

曹操开始建造铜雀台的两年前，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他所控制的东汉朝廷宣布废除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改设丞相，而出任丞相者，就是曹操本人，事见《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大体上说，丞相一人执政，更容易垄断朝权。因此，东汉后期朝政衰败而权臣出现，为了独揽朝政，或者会增设与丞相类似的相国，从而架空三公，比如董卓;或者会干脆废除三公，只设丞相，曹操此举，正是这种情形。

曹操自任丞相，是他对东汉朝廷权力达到有效控制的标志。但是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走向来看，出任丞相控制朝政，并非曹操终极的政治意图，因为丞相的权力再大，也只是东汉王朝的下属臣僚而已。曹操终极的政治意图，是要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所有的新政权，开辟道路并且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名义上属于东汉朝廷的辖地之内，创建出一个曹姓家族所拥有的公国直至王国。

曹操雕像

正常情况下，按照东汉的分封制度，异姓大臣无论功劳有多大，其爵位最高只是到侯爵为止，其封地最多为一县。只有刘氏皇族的宗室近亲，才能晋封公爵、王爵，其封地也会扩大到包括若干个县的一郡之地同姓的公爵、王爵，比之于异姓的侯爵，不仅爵位更高，封地更大，更为重要者，是公爵、王爵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力资源。特别是王爵，不仅能够任命更多的下属官员，从而形成一个与中央王朝非常类似的军政系统和政权机器，而且具有自立社稷的特殊政治特权。

据司马彪《续汉百官志五》所载，东汉侯爵私人所属的家臣，仅有家丞、庶子两人;而且食邑不到一千户者，还要裁去家丞，仅置庶子一人。然而王爵私人所属的家臣，即有中尉到郎中共计十二种;而且有的家臣，其员额还不限于一名。这十二种家臣，分工掌管军政的公私事务，俨然如同中央王朝的九卿，形成王爵享有者自己的小朝廷。《续汉百官志五》又记载:“诸王封者，受茅土，归以立社稷”。此段史文之下，刘昭引录东汉大臣胡广的解释说:

刘昭引录东汉大臣胡广的记载

胡广其人，《后汉书》卷四十四有专传，他历经六个皇帝，多次出任朝廷最高级别的三公职务，享年八十二岁，对东汉一朝的典章制度极其熟悉。所以他所作出的这段解释，可信度极高，是东汉封爵制度的宝贵史料。从中看出:东汉时期受封爵位者，只有王爵能在自己的封国建立社稷祭坛，并且修造宫廷殿堂。至于侯爵，则完全没有这两项政治特权。

古代史籍常以“社稷”指代王朝江山。具有自己的社稷祭坛，具有自己的宫廷殿堂，还具有自己的官员系统，这是开创一个新政权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修造铜雀台之际的曹操封爵，《三国志》卷一《帝纪》建安十五年裴注引曹操下达的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三国志》卷一《帝纪》曹操下达的令书

这道令书，后世称之为《让县自明志令》，下达于当年十二月。而上面已经论及，曹操开始建造铜雀台，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可见曹操此时的封爵，还只是食邑一万户的武平县侯。至于当时的武平县，是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南。

至此我们明白，如果曹操要想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政权，开辟道路并且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他就必须打破东汉封爵制度中，异姓只能受封侯爵的束缚，将自己的爵位提升到公爵直至王爵，舍此别无他途。

而他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关键性的第一步，则是要将自己的政治意图，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宣示出去。东汉以来，崇尚儒家政治伦理的世家大族，成为影响政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突出代表，例如号称“东京袁杨”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世代出任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正是得益于世家大族的强力支持，东汉王朝即便在无道昏君、嚣张宦官、骄横外戚不断出现的情况下，还能苟延残喘上百年。

曹操画像

曹操所在的东汉末期，世家大族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要在此时打破朝廷一直严格奉行的典制，以异姓大臣受封公爵、王爵，依然是不易实现的“僭越”之举。即使是凶暴横逆的董卓，可以杀废帝，可以立新君，可以烧皇宫和掘皇陵，也可以自任相国、太师，却也不敢将自己的爵位，即郿县侯，提升为某公、某王。何况曹操本人，不仅出自世家大族极度鄙夷的宦官之家，而且起兵创业之时，又是以“举义兵以诛暴乱”为政治口号。因此，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尽量减轻来自世家大族的阻力。

而减轻阻力的有效手段，便是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宣示出去。这样，既可以减弱对朝廷的冲击力，避免事出突然而招致激烈的反应，而使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又可以使朝廷的群臣，有思考和选择的余地，从而表明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更为重要者，还能为曹操考察群臣真实的政治态度，以便缜密考虑分类对付的办法，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充足的时间。

雕塑还原曹操府内议事场景

于是，在下令开工修建铜雀台的同时，便有了《让县自明志令》的发布。这道令书，长逾千字，是《三国志》和裴注中曹操下达文书最长的一篇，也是研究曹操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五十六岁的曹操，在令书中详细回顾自己的从政生涯之后，接下来强调了如下四点:

一是“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早已超过当初人仕时的期望;二是他人在私下将会评议自己“有不逊之志”，其实自己世代蒙受汉朝恩宠，一心想效法齐桓、晋文“奉事周室”那样，扶持当今朝廷;三是这道令书中所说的，都完全是自己的真心话，即所谓的“此言皆肝鬲之“常以语诸妻妾，皆令深知此意”“顾我万年之后，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四是作为具体的证明，我决定辞去三个县的封地，只留下武平一县和侯爵封号，以谨守异姓大臣爵位最高只能封侯爵、封地最多只能封一县的朝廷典制。

单看文章的表面，其措辞之平易，语调之真切很容易被曹操蒙蔽过去，以为他真是汉朝的忠臣、纯臣。但是，深人探究，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仅仅一年之后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就将魏郡周围的一大片地区，包括河内、东郡、钜鹿、广平、赵郡等五个郡的十五县，一齐划归魏郡管辖。据《续汉郡国志二》记载，东汉顺帝时，魏郡下辖仅有十五县。而今并入十五县之后，魏郡的辖县一下子猛增到三十县之多。而《续汉郡国志一》记载，顺帝时首都洛阳所在的郡，即河南尹，下辖也只有二十一县。大规模扩张魏郡的一年后，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终于在政治上显露出真实面目，将自己的爵位提升为公爵，并以地域极为广阔的魏郡，作为自己的封国。铁的事实证明，曹操当初在令书中自称是“肝鬲之要”的一番表白，纯属假话虚言。

铜雀三台遗址

既然曹操并不想当封地仅有一县的侯爵，那么他慎而重之，下达令书声明自己只当武平县侯，岂非多此一举?再说当时的东汉献帝刘协，又完全在曹操的掌控之下，所以对他封以四县的诏书，理应出自曹操自己的授意。那么曹操先以献帝名义颁布封以四县的诏书，然后又亲自下达令书辞去三县，就更像是无事找事的政治闹剧。曹操被陈寿誉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淘神费力进行这样一番政治表演，定然有其特殊的政治用意。

显然，如果不先封四县，就没有辞去三县，从而发布这道令书的机会。可见先封而后辞，其用意正是为了这道令书的发布。既然他如此需要发布这道令书，那么他的特殊政治用意，就很可能隐藏在令书之中。

首先，他列举当初袁术企图称帝，以及袁绍割据河北、刘表割据荆州的往事之后，感叹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处的“国家”，据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精当考证，乃是东汉习语，系指王朝的皇帝，而非后世理解的中国。因此，曹操的语意是:要是当今的皇帝没有我，不知道天下会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话确实是真话，然而此言从曹操口中说出来，不仅显得傲视一切，而且还话外有音:既然当今皇帝没有我就当不成皇帝，那么实际上的皇帝，岂不是我曹操吗?既然有我在就没有异姓敢于称帝称王，那么我曹操要封一个在帝、王之下的公爵，也只能算是起码的回报了。

曹操雕像

其次，曹操又特别援引“奉事周室”的齐桓公、晋文公，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也有话外之音。按照周代爵制，齐桓、晋文的爵位虽然比不上周天子的“王”，却是比周天子仅仅只低一等的“公”，是诸侯国五等爵制当中的最高一等，相当于东汉宗室王公爵位中的“王”。齐桓、晋文既然是我的榜样，我的爵位也应与之相当才对，至少也应当升到公爵，号令起天下来才能够名正言顺。

总之，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仔细来品味曹操的令书，就能得出如下的结论:他是将自己的政治意图，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公开宣示出去。因此，这一篇《让县自明志令》，实际上是曹操政治意图的宣传书。此处的“明志”一词，并非如以往论者所言，是表明他志在做汉室的忠臣、纯臣，而应当作完全相反的理解。

参考资料·《三国演义》

参考资料·《三国志》

曹操建立铜雀台的目的，不是为了美色，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

曹操之所以建立铜雀台可以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为了美色，毕竟他身边的美女已经够多了，所以他这么做的第一个目的是向天下的人展示自己想要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要知道铜雀台的建立发生在赤壁之战之前，那个时候的曹操已经打败了强大的袁绍统一的比方，并且曹操的实力也在那个时间点攀升到了极点，手下强将如云，士兵众多，可以说是建功立业的好时机。

于是这个时候曹操建造了铜雀台，用铜雀台表示自己此番要拿下东吴的决心，并且就此统一天下，但是可惜的是，赤壁之战因为谋略上的失策让周瑜找到了漏洞，曹操以此迎来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失败，并且从此以后也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机会。

第二个目的就是向天下的能人异士展现宽广的胸怀，要知道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只要你有能力，或者说你得到了曹操的欣赏，曹操不会管你先前在哪个阵营，他依然会很愿意把你接到自己的麾下，比如关羽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个时候的曹操为了得到关羽可以说下了好大一番力气，在关羽因为和刘备走散短暂的投靠他之后，曹操不仅在生活上大肆的照顾关羽，而且关羽从战场上回来，还会亲自给他系鞋带，由此可见曹操对关羽的喜欢。而曹操建造铜雀台也是想要向天下的人表明，我曹操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人，只要你来投靠我，我必会给你一定的优待。

曹操建铜雀台是为了什么

　曹操为什么建铜雀台？这个有很多朋友多问过我？于是我星夜翻书找资料，很巧的找到了，很是高兴，而且也和夜色有关，话说凭栏仰观天文，正看间，忽见一道金光，从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宝于地下。”曹操下令在金光落处挖，挖出一铜雀，问荀攸曰：“此何兆也？”荀攸曰：“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
　　　至于看到金光划落，在金光落处挖到铜雀，必定是曹操，荀攸，他们为取得民心故意效仿陈胜吴广故弄弦虚。曹操也借此立三座大台：中间高者，名为铜雀；左边一座，名为玉龙；右边一座，名为金凤。更作两条飞桥，横空而上。
　　请你自己想象一下是什么样子吧，一个又高又大在中间，两个比较矮的各在一边你自己想象一下飞桥吧
　　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建筑而已， 只是借助铜雀之名，收买人心。曹操为了能把这个消息传播广而速，只有在民间做一个有关铜雀的大活动， 曹操为了影响力，于是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当做明星，留下来（宣传）建铜雀台，我们是得天指引，顺天之意，送铜雀与我，天下是属于我们的，你们百姓要跟我们混才是，那些反叛的都是违背天意的，顺天者生，逆天者亡，每天都在那里宣传，预计用一年的时间，其实以前曹操并没有想要打天下，可自张秀归降，袁术兵败饿死，袁绍兵败并把袁绍的三个而已袁谭，袁尚，袁熙杀死，曹操才有称霸天下之心。所以才有自导自演的铜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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