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李世民自保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盛唐,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堪称黄金期的时代;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并据此以唐为界,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分解为古代史和近世史;在唐朝400年历史上,王朝建立后发生的第一起宫廷事变“玄武门之变”,可以说是对整个盛唐时代影响深远,其作为一次成功的武装夺取权力,开启了皇位的继承人以武装势力夺取皇帝权力的先例。
就当下有史可查的官修史料而言,无论《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政治动机都采取隐晦或不言的态度;现在,如果我们查询资料,能够看到,很多学者、历史读者愿意将“玄武门之变”的原因归结以李世民为首的勋贵集团,为求自保,发动了宫廷事变。
而本篇文章我们深挖史料,将重现玄武门之变的前世今生,还原事件经过,并且深度探讨:究竟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不是为了自保?我们先来研究下正史资料:
正史记载的立场偏向于唐太宗
首先,正史上对于李世民武装夺取权力的记载无一例外的偏向于太宗的立场;如《后唐书》写道:“(高祖武德)九年,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于玄武门诛之。”也就是说李世民乃是后发制人,在得知太子齐王想要加害自己后,诛杀了两人。
欧阳修《新唐书》则记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九年六月,太宗以并如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这里则将原因概括为太子李建成害怕失去太子的位子,让李世民后来居上,李世民也才不得不有所回应。
李世民暗中授意史官隐匿和更改大量史料
其次,我们都知道,正史的修纂大多是依据前代王朝所遗存下来的《起居注》等详细的史料;在唐代以前,史官往往坚持秉笔直书的德行,“不虚美,不隐恶”,有一说一,说一则不二;我们也都知道,正是从李世民开始,史官对于政事和皇帝言行的记载走向了一定的偏颇。
《资治通鉴》记载了李世民登基后和作为史官的房玄龄一次对话;太宗问:“为什么前朝的史官记载的东西都不给皇帝看?”言下之意便是,太宗自己想要看看对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房玄龄婉言拒绝。
可这毕竟是为唐朝百年基业铺上最重要根基的唐太宗,他的强势、高傲、唯我独尊岂是李渊、杨广等能相比?于是,房玄龄只能眼睁睁看着唐太宗翻阅了自己和父亲唐高祖李渊的《起居实录》;此时的史官主笔中,有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许敬宗,他在太宗的无声授意之下,隐匿了大量史料,呈交给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后很满意,重赏许敬宗。
由此可知,正史中记载,有关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描写乃是经过太宗亲自过目,授意修改,刻意隐藏的一段历史,也就无从说明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那么,“玄武门之变”究竟经历了哪些动态的历程?又究竟是不是如太宗所说,是为求得自保不得已为之吗?
宣武门之变的背景过程
如果将玄武门事变的前后动态过程一一梳理,可以分:前期准备、双方初斗、事变经过、事件结局。前期准备阶段也可以被称为唐初储君势力和秦王党两大阵营的形成阶段;不同的政治阵营必然是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一点毫无疑问。
李唐开国,始于公元617,隋朝唐国公李渊主导的晋阳起兵;李渊这一支李氏宗族本为平民,适逢南北朝天下乱局,李渊祖父李虎为北朝之一的西魏立下汗马功劳,逐渐晋升为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后来西魏让国于北周,李虎后人恩荫被封为唐国公,后来传爵位到李渊手中,实力主要是在太原、陇右等地,成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一部分。
隋末战乱不断,隋炀帝将守备权力交给李渊
隋炀帝统治末期,暴虐的政治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纷争不断、战乱频发;李密、刘黑闼、刘武周等一众豪强地方纷纷拉起一杆义军,诛暴隋,伐无道;公元617-618年,仅仅两年时间,反隋称王、建立年号的便有李密,称永平元年;刘武周,称天兴元年;林士弘,称太平元年;薛举,称秦兴元年;梁师都,称永隆元年。
诚然,此类地方小政权寿命极短、勃兴与衰亡周期都很短暂;然而这类事件的密集化出现,乃至形成当时主流的历史现象,无不有力证明了隋朝建成之初的煊赫已然是大势已去、大厦将倾。可尽管在此境况下,隋炀帝杨广依旧是巡幸江南,乘龙船沿大运河一路游览,仿佛在国家大局面前置身事外,反倒是将守备任务交由给一众国公大臣,李渊便是其中之一。
在李渊起兵过程中,形成李建成和李世民两股势力
公元617年,也就是隋炀帝被毒死的前一年,李渊以维持隋朝社会安定的名义从太原起兵,六个月后便控制隋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拥立杨广之子杨侑为帝,可此时杨广尚在人间,李渊晋阳起兵和后续的操作,已经使其居心昭然若揭。
李渊手下大将的人选自然丰富,而李渊的几个儿子也是不负众望,颇具军事才能,各率一支强大军队,厉兵秣马,东西征伐;例如,在进军关中前的西河郡攻略战中,李建成就是主帅,而李世民则是其麾下副将。
自李渊控制隋末朝政起,李建成以嫡长子守备大本营,与李渊一同处理政务;李世民则不断征战,如向东讨伐王世充、窦建德集团,屡立战功;由此,两人的势力呈现出明显的分野,利益集团也各自形成。
储君派与李世民阵营明争暗斗,矛盾激化
双方的初次争夺是暗地里发生的、也是间接的;如李唐开国后,李渊朝的心腹大臣裴寂构陷刘文静,使其抄家;而刘文静乃是李世民阵营亲信,刘文静被杀,使李世民心理的危机感与日俱增,不断刺激他的权力欲望;而几年后,原储君派手下的宿卫杨文干起兵叛乱的事件,也是值得玩味的一次交锋。
公元626年,太子李建成派任送了一批铠甲到杨文干都督的辖区,岂不料,运送的人中途倒戈告发杨文干叛乱,并且以铠甲为物证;同时,中央朝廷的皇帝李渊也接到了告发,李渊震怒,不仅囚禁太子李建成,也派人去捉拿杨文干。
此时杨文干见事情已经出乎自己的控制范围,索性直接起兵,可很快就被李世民率军击败;杨文干的叛乱可以说沉重地打击了储君派的势力,李建成更是在李渊宫殿前,磕头磕了一天一夜,才求得父皇的宽恕,不再使其追责。
李世民先声夺人,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
揭开事变经过的,也正是一次小人告密,这次的主角是一个叫王晊的底层官员,王晊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率更丞,是一个计时的官员;据资治通鉴记载王晊告密李世民,报告太子和期望密谋在秦王李世民出征之时,假意践行,实则欲灭李世民集团。
李世民听闻后,决定先声夺人,以雷霆手段进军玄武门,并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彻底解决顾虑和忧患。王晊的告密可以说是正史承认的官方说法,然而考究这段史料,可以清楚的发现,王晊不过是太子府中一个小官,如何能得知太子齐王间的密谋,又是因何告密,史书在此运用了春秋笔法。这个说法在司马光看来,如同儿戏。
但不管王晊是否有过告密,玄武门之变的开端早已落下伏笔。《资治通鉴》中记载,李世民心腹长孙无忌,亲信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恭等,日夜劝谏李世民除掉建成和元吉。而储君派中的魏征等人也是力劝太子下手灭掉李世民集团。所以,无论是哪方提前准备发动宫廷事变,最后先出手的李世民还是笑到了最后。
李世民发动宣武门之变是否为自保?
那么,在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李渊作为当时的皇帝,也是太子、秦王的父亲,在其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也就是唐高祖李渊登基的第九年,这时的李渊已经年老体衰,每日居于深宫,虽然李渊对于两大阵营的情况可谓洞若观火,却并没有实行直接有效的遏制措施,而是尽量从中调和折衷。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李渊执政后期,出于对李世民等功臣集团的忌惮,极为亲近太子,全然没有重新立储的行为;当玄武门之变发生,太子、齐王身死,木已成舟,李渊逊位,虽留性命,但无异于监禁。也就是说,李渊在事前发生前和稀泥失败,事件发生后,已无力回天。可见,玄武门之变对于唐朝政局形成了摧枯拉朽的影响,直接改天换日。
通过上述文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执行“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上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李世民引发玄武门之变,绝非仅为自保,原因如下:
李世民势力发展已到达瓶颈
首先,李世民集团自身的发展已到达瓶颈;李世民集团的主基调是军事,在那个名将辈出的大争之世,秦琼、尉迟恭、程咬金、罗士信、徐茂公等一干军事人才皆被他纳于麾下,并且在对外讨伐的过程中,战功赫赫,无论是势力、军事实力还是影响力都已经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此外,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府,也就是秦王府中的文臣谋士集团,也可谓是济济一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长期为他出谋划策,势力发达至此,李世民已经是骑虎难下,纵使自己不愿出兵,手下众人也加以规劝。
例如,当李世民接到所谓的“王晊告密”时,起初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在天策府与谋士们商量事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既是李世民的姻亲,又是它麾下的重臣,这时便力劝他先下手为强;王晊告密是否属实,已经无从考证;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府文士,是玄武门之变实际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李世民赖以决策的重要助推力量。
李世民已成为李建成继承皇权的最大隐患
其次,储君派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集团的威胁,于是开启对李世民的削弱;军功的积累,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处于不断地膨胀阶段,随着上述以山东豪杰为主体的秦王府集团的形成,李世民已经成为了太子李建成甚至是皇帝李渊的重要隐患。
李建成作为名义上的太子,占据了道义和传统的高点,并且太子东宫中党羽也相对丰厚,储君派的支持者也不乏有之,如魏征、薛万彻等。还有部分朝堂上的重臣,如杨恭仁、封德彝等“墙头草”、“骑墙派”也成为了储君派一直争取的政治合作对象。
此外,李渊为了平衡夺储现实,尝试了一系列的和稀泥行为,在管理过程中也采取或隐身,或折衷地可以均衡全局。例如,在刘黑闼在河北重新掀起反叛时,李渊没有选择闲散在京城的李世民,而是悖于常态地派遣李建成、李元吉统领军队出征,李世民则作为后备力量,为太子李建成所指挥。在征讨叛逆的过程中,李建成、李元吉集团也联络山东一些豪杰,如控制幽州“燕云十八骑”的大将罗艺,便是在此时成为了储君派的支持者。
在这样的局势下,除非李世民安心做自己的秦王,否则储君派的势力必然会不断对李世民的势力进行长期的削弱,并且即便李建成能够即位登基,李世民及其特定同盟的利益也绝难保证。此外,唐高祖李渊的低效的、消极的协调手段,不仅没有实现预想般的斡旋作用,反而促使时局更为动荡不止、变动不定。而这都是使得玄武门之变不得不最终促成的重要背景。
历史和现实状况促使李世民发动宫廷事变
再次,历史前车之鉴和现实的境况,促成李世民有完成宫廷事变意志;在唐朝前的隋朝,隋炀帝杨广便是以阴谋手段、鬼蜮伎俩再加上自身的一些显赫的军功,最终将太子杨勇拉下了台,从而推动自己即位。
比起善于奇技淫巧的杨广,李世民无异手段更为简单粗暴,但也更有效;杨广和李世民的处境极为相似,二人夺取权力的手段虽然有所不同,终究是殊途同归,所以,隋朝既然有类似的先例,自然能够促进李世民及其团队有完成“玄武门之变”的决心。
讨论
笔者认为,而对于时局而言,李世民的羽毛可谓极为丰厚,太宗自身有着鲜明的性格和才华,有着极高的个人魅力,同时做事决绝果毅;此时的朝堂上,特别是政治中心的三省中,李世民自身就是尚书省首席——尚书令。
这本是李渊为培养出李世民,为李建成即位后的宰相而做出的准备,于是李世民在这三省宰相之一的官位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也丰满了自己的羽翼;尚书省右仆射萧瑀,门下省侍中宇文士及等重要官员都是李世民的亲信党羽。
朝廷其他官僚如门下省侍中陈叔达、中书令杨恭仁始终保持中立,中书令封德彝则是始终的机会主义者,骑墙派。于是,民意看到的是李世民的军功和开国诸多战争中的贡献;朝堂之上也有着大量的中立者和李世民支持者。
现实的政治状况,对于李世民争夺实际的皇位可以说是有着巨大的辅助作用,这样的政治局势也正是在李世民获得“玄武门之变”的成功后,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平息事件影响,最大程度上恢复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促进王朝迅速走向正轨的一个基本原因。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宋书》、《唐会要》、《全唐文》等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地位重要,是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之所。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秘密向父亲上奏说自己的哥哥即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一听,不禁愕然,决定第二天问个清楚。李渊当然知道三个儿子之间早就不和,所以六月四日这天他先是召集了大臣裴寂等商量此事,想然后再召三个儿子劝和。但他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时候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伏兵于玄武门了。
后宫张婕妤探知李世民有所动作,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来李元吉商量,想想自己也早已作好在京城的军事准备,自己的旧属常何守在玄武门,所以还是决定入宫上朝。当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发觉有点反常,刚想拨马东归,李世民随后呼喊,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带领七十骑兵奔驰而来,射杀了元吉。东宫和元吉齐府的精兵二千人发觉事情有变,结阵猛攻玄武门。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敬君弘等早已为太宗收买,这时奋不顾身,率兵坚决抵抗。不明就里的部分驻守玄武门的士兵则采取观望的态度,一时之间战斗不分胜负。
由于李世民方人数较少,越战越不利,众将士惊恐万分。尉迟敬德灵机一动,提着元吉和建成的头展现在齐府和东宫将士前,众人一看自己的主人已经人头落地,便无斗志,纷纷溃散。当尉迟敬德杀气腾腾地向李渊报告为何在玄武门发生战斗时,李渊马上明白了整个局面,只能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一律听秦王的处置。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诸将卒,事变很快平息了下来。
唐太宗
像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而且表示大小政事今后全听太子处理。过了几天,他又提出自己应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自己想早点退位。两个月后,他下制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正式即位。
“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所以以后各种史书在记录这一事变时都站在唐太宗的角度阐述事情的经过,而把失败者他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以及他的父亲李渊描写成昏庸无能的样子,使得后人大多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正义的,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然而,随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疑问,如事变到底是谁发起的?李渊在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后,为什么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让位了?
有人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他用佞人,忌功臣。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李渊一样是个纨绔无赖子。第四子李元吉,也是凶险的一个人。他们勾结宫中宠妃们,极力想谋害李世民。可以这样说,这种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其实是无奈之下的自卫,对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一些学者发现,李建成、李元吉看到在实战中不断建立功名的李世民,心中十分不安,引树党友,想置李世民于死地。早在武德七年夏天,李建成就私自召募健儿,打算用武力除掉李世民。甚至还让宫中妃嫔向李渊报告,李世民曾经说自己有天命,应该为天下主。玄武门之变的前几天,李建成乘征北突厥的机会,还想夺秦王府的兵权,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不同意这种观点者认为玄武门之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争夺皇位,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要搞清楚历史的真相,首先要从史书的真实性谈起。从史源上说,现在的史书主要是来自于朝廷编修的实录。然而自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指出唐初的实录不实,不能尽信其记载。自唐初起,史官由国家任命,负责编修本朝国史,宰相负责监修。当时负责修改实录的是许敬宗。《旧唐书·许敬宗传》中记载他喜欢凭个人的爱憎随意删改实录,而且也有史料记载太宗自己也曾强行审读过实录,并命令史官按其意进行修改。由此可见,太宗和高祖两朝实录的真实程度确实值得怀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一方面对实录的诸多记载表示怀疑,但同时有关唐初政治内容还是大量参照了实录。如此一来,实录之后的史书,包括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内,均没有摆脱实录记载的影响。因此所有史书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是不能全部相信的。
实录不实,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要多加个心眼了。史书记载李渊是庸愚昏暗,李建成是冥顽不灵,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些是真的吗?
学者指出,其实李渊出身于北周军事贵族,富有政治、军事经验。虽然他举兵反隋时已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雄心勃勃、英勇干练的领导人物。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称他“身怀经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且待人接物不论贵贱都表现得谦逊有礼,在当时颇得人心。他策划了太原起兵,并成功地引导唐军进入隋都。在大唐建立之初,李渊又利用自己与旧贵族和官僚的关系,网罗了一批周、陈、隋朝的宗室贵戚在新朝中央供职。在经挤上实行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前者在开皇旧制的基础上扩大了纳绢代役的范围,后者对抑制土地兼并和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可说明李渊不仅在整个反隋建唐的战争过程中功不可没,而且在他统治的武德时期也颇有作为,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至于太子李建成,他为人宽简仁厚,有政治军事才干。在辅佐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有显著军功,决非实录描绘的是荒唐无能之人。李建成的威望之所以没有李世民那样高,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比起李世民接连战胜窦建德和王世充,他的战功表现得不太明显。
既然李渊不是昏君,李建成也并非是无能之辈,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书在刻意掩盖事实,那么玄武门之变也决不会是一场正义全在唐太宗这一边的战争。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已经说过:“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争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陈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想抢皇位,而李建成想保持皇位,所以双方明争暗斗。
更有一些人直接指出,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宫廷政变。立长不立贤是古代社会的传统,建成身为嫡长子,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不见其有失德之事,由他继承皇位,本无可争议。建成无除掉李世民的本意,而李世民却是蓄谋已久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因为如果通过正当途径他是无法登上皇位的,只能用杀兄戮弟逼父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按例杀掉建成自己当上太子,事变应该结束,但唐太宗并不满足,杀建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他先把李渊架空,二个月后干脆连皇帝也抢了过来。至于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抢皇位,主要是李世民为了避免得到逼父篡位的恶名而已。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李渊的态度也成了讨论的焦点。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明争暗斗的过程之中,李渊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如果光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似乎更加青睐李世民。太原刚刚起兵之时,他就对李世民说过,事成之后,要立他为太子。杨文干造反时,他也许诺李世民,等讨平杨文干后,“立汝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说:“武德六年之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有大臣觉得唐朝建立后,秦王李世民权力过重,威胁到太子建成的地位,建议乘早将他外放为官,李渊不但没有听取,反而擢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馆延四方学士,从而导致了李世民周围聚集了一大帮心腹。玄武门之变时,李渊似故意在太极高泛舟海池,并不急着去阻止儿子间的争斗。当大臣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时,他立刻表示“此吾之夙心也”。因此许多人认为李渊从一开始就是偏袒李世民的,到最后他其实是放手让李世民与其兄弟一争高低。
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初唐的实录并不可信,李世民在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尽力加以粉饰,从而使自己的即位显得合情合理。因此,又有人认为,高祖其实是倾向于李建成的,因为他默许李建成增募长林兵以加强长安的力量,又眼睁睁看着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被革职而不闻不问。李元吉被派往抵御突厥人之时,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和精锐的士兵,对于这件事,李渊也并无反对意见。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嫡长子继位的观念在他身上从没有动摇过。除非建成身上出现什么问题,否则废立太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建成也很有军事才能,唐初在安排职务时,建成统率左三军,李世民统率右三军,建成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亚于李世民。相反,李渊对李世民的哆哆逼人是有所看法的,曾经不满地说:“这个儿子带兵的时间太长了,在外面专制独断惯了,周围的一帮读书人教了他许多坏点子,已经不是我原来的儿子了。”
除了以上两种相反的看法之外,还有人认为李渊并没有什么倾向性。眼看着两个儿子争权夺利,他只想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一方面空许诺李世民,要立他为太子,一方面又对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的诸多阴谋视而不见。
玄武门之变的结束是以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而告终的,但史书对这一过程记载十分简略,因此李渊禅位十分让人产生联想。
有人认为当时的唐高祖已年迈花甲,精力不足,当上皇帝之后,安逸的宫廷生活消磨了他当年带兵打仗时的锐气。宫中妃嫔众多,生活日益腐化。他在关中各地巡幸、打猎,好不快活。然而由于唐王朝建立才不久,隋朝灭亡的过程还记忆犹新,他虽不愿再为朝政而日理万机,但也不想断送辛苦建立的唐朝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把大权交给才华横溢的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坐享奉养之福。其次李世民的地位已经确立,做皇帝只是早晚的问题,对高祖来说,让位比不让位要保险得多。持这种观点者还称赞高祖主动禅位是明智之举。
也有人认为高祖的让位是被迫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夺取皇位,六月四日喋血禁门只是达到目标的第一步,即对高祖釜底抽薪,逼他让出帝位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了缓和舆论,李世民先让高祖当傀儡皇帝二个月,之后演了一出内禅剧。所谓内禅,无非是将高祖软禁后逼其退位的代名词。而李渊的确害怕李世民像隋炀帝那样为了夺取皇位最终杀害自己的父亲,所以只能选择禅位的形式。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
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李氏兄弟二人配合仍算默契,直到建立唐朝。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世民,心有忌惮,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听从魏征的引导,收服被李世民重创的窦建德尝试拿回兵权,李渊也尝试任用裴寂,最终导致大败,不得不再用李世民领兵。
以李世民为首的功臣集团,为求自保,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李世民亲手射死了太子李建成,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禅让皇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开启了22年的“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发动的原因是当时的太子嫉妒李世民的成就,怕他会危机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突厥入侵的时候想趁机夺得他的军权。李世民在被逼无奈下发动了政变,杀掉了他的兄弟,逼自己的父亲退位,自己成为了皇帝。
不过也不排除这其实是李世民早就事先计划好的情况,因为在他的身边一直有武将跟随,证明他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夺得皇位,也是没有可能。实际上,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李世民曾经和智囊团精心策划了一次政治陷阱,几乎用和平方式让李建成垮台,可最后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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