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真实身份揭秘：韩信根本不是平民逆袭?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国家，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其中的历史事件、故事、人物和文化也是非常多，那么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讲讲关于韩信真实身份揭秘：韩信根本不是平民逆袭?这一内容。

韩信真实身份揭秘：韩信根本不是平民逆袭?

历史纪录《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对项羽的记载主要从韩信“从项梁”之后开始。在这之前，项羽的早年经历以及他为“楚王”之后的还乡之路，大部分只能通过后人的追述来了解。其中，有一段著名的故事，讲述了项羽年少时在一次比试中被召辱，但他选择忍辱负重并逆袭的经历。

当时项羽还是个年少的少年，他被召为楚军的中尉。一天，有一位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出言不逊地侮辱了项羽，甚至将他命令跪地身下。这对于项羽来说，无疑是对他的侮辱和羞辱。

然而项羽并没有随即出手将那个少年杀死。相反地，他却思考着如何以更高的智慧与能力来回应这一侮辱。他告诉身边的将相们：“这个少年是个壮士呀！当他侮辱我时，我为何不能将他杀死呢？难道是因为杀他没有名份吗？因此，我选择忍辱负重并留在这里。”

这段故事展现了项羽的智慧和忍耐力。他没有因一时的侮辱而冲动行事，而是以一种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他相信自己的能力，知道在适当的时机会有更好的机会和方式来彻底改变现状。

正是凭借着这种坚定的心志和出色的才能，项羽最终逆袭成功。他不仅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还成为了楚国的统治者。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逆境中，只要保持自身的能力和信念，就能够实现出人意料的成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项羽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人物。他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军事将领和政治家的才能。他的故事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和肯定，更是对那个时代英雄们共同奋斗的见证。

除此之外，再来看韩信的早年故事，就只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说，这几个故事实际上应该是从韩信的“报仇报恩”之后追述的故事，被切成了两半，前面放了前因，后面写了后果，加上“韩信葬母”的信息，就是韩信全部的早年经历信息了，当然，这些故事很见“人物性格”，符合司马迁的叙事视角，却并不能给予我们关于韩信更多的身份信息。

“剑”，是先秦“士人”身份的象征，哪怕是僻处西陲的秦国，也逐渐学习了这个传统，见《史记·六国年表》：(秦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

因为先秦的“百姓”，实则是指“大夫、士”，也就是宽泛的“血统贵族阶层”，而非今天的“全民”，一个旁证就是秦简公七年施行的另一项改革措施——“初租禾”，措施类似于鲁国的“初税亩”，也就是说，秦国在春秋战国之交，由于魏国对其持续的军事压力，完全丢失“西河”后，开始了对关东诸国的先进制度文化的学习，而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关东诸侯一样是要“分别士庶”。

待到秦并六国，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新黔首挟兵令》指明了秦朝的“新制”：新黔首公乘以上挟毋过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得带剑者，毋过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者，以新黔首挟兵令论之。十一。

翻译过来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拥有剑不得超过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许佩剑者，拥有剑不得超过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许佩剑的，不能超过一把，并不允许持有任何其他兵器，违反令文规定者，将用“新黔首挟兵令”问罪。

被征服地区的“新黔首”按照“爵位”高低拥有“剑”，他们中间又有“公乘以上”的“高爵”，也就是“五大夫”—“卿爵”，这就说明，关东六国被征服地区的“新黔首”之前的爵位得到了“保留”，代之以标识名称的“秦爵名”，如“荆大夫”、“荆不更”(见考古发现告诉你：秦始皇统一后根本没有剥夺六国旧贵族的身份特权)。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汉高祖的功臣团队之中，史书记载有“表字”的只有——楚元王刘交和张良，乃至于《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字季”和颜师古《汉书·高帝纪注》中的“讳邦，字季”，也就是说，至少两汉之际的人们是认为刘邦有“表字”的，也就是“仨人”。

当然《史记》中也存在应有“表字”而未记的情况，如项羽的叔叔项梁，作为大贵族后人，也应有“表字”，但是，他并非如项羽一样享受“单独立传”待遇的人物，重视程度较低，也可以理解，一般来说重要人物往往会附上“表字”，如项籍字羽，陈胜字涉，吴广字叔。

而《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都没有记录韩信的“表字”，这种情况，与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周勃、张耳、陈余等人类似。

也就是说，这些“有氏”的名人，应该都属于“氏”，而有无“表字”本身又标识了他们“三代以内”的社会地位，比如项羽的祖父是楚将项燕，张良的祖父、父亲相韩，而楚元王刘交在秦焚书前就学于荀子弟子“浮丘伯”，也就是李斯、韩非子的师兄弟，师长应该会为其“取字”。

再进一步说，就是“有氏”、“带剑”基本可以代表“血统贵族身份”，是社会认可的“士、大夫”阶层中人，而政治、政府认可的则是“权位”，这就需要近亲的“家世”和“教育”来背书，能够跨越式发展的，应该是“世袭权贵”与“显学门徒”，这种“入仕”路径其实与秦、汉的“官吏任子”和“博士弟子”路线差相仿佛，本就是一脉相承的东西，而“士、大夫”阶层中无从跃居“朝廷”的，则只能蜗居“县廷”，成为“吏”，具体来说就是“诸官”和“史”，比如刘邦的“亭校长”和萧何、曹参的“令史”。

而其中更不幸的，没有家族之助的人物，如韩信，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过往的关注点，常在“无行”，其实最重要的是其“葬母”所体现出的“无父”，也就是没有“宗族昆弟”的帮助，“家贫”，而只能将母亲“独自”葬在“高敞地”，如有其父之墓，则不会单言“母冢”。

综上所述，唯有将史书中对于韩信的有限记载，放置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大的宏观社会背景下讨论，才能够对韩信的“布衣”身份有所理解，汉高祖的“布衣将相”，并非是说出自于“社会底层”，或者说“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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