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古代王朝工资,雍正时期可以达到300万人民币

盘点古代王朝工资,雍正时期可以达到300万人民币

对古代工资有多少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秦朝工资：

秦朝有二十个等级，最低的是公士，公士的年收入是50石，也就是1475公斤，今天居民生活吃的米价大概是2块多，就以2.5每斤来计算。1475公斤折合人民币就是7千多元。等级最高的彻候年收入是1000石，就是29500公斤，折合人民币147500元，平均每个月1.22万元。

汉朝工资：

汉承秦制，跟秦朝大同小异。不过 汉朝 建立了工资体系，以官秩作为发放的标准。最低的是佐史年俸也差不多是1万多元人民币。而秩比万石的官员，年俸折合人民币大概6-7万的样子。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官员们的佃租收入，这要远远高于工资，尤其是封了爵位的人，百户、千户、万户，都是富得流油。

隋唐工资：

隋朝官员分九品，也是年薪制，最低的九品官年薪大概人民币就是8万左右，而中央级别的则可达到近百万的年薪了。唐朝九品官年薪大概是13万元。而一品官年薪是81.6两，禄米650石，合起来折合人民币13万元，算上其他收入，一年总计170--200万元。

宋朝工资：

宋朝可不是一般的富庶，我们就以“包青天”包拯的薪水为例来看一下：

包拯“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

总计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根据这组物价数据，把包拯每一年的各项什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抵是1022贯，加之20856贯货币收入，一共是21878贯。这便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按其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如今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21878贯铜钱总计1367万元。

明清工资：

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比较抠，发放的俸禄不多，官吏年薪也就10万左右，到了后期有所增加，能达到15-20万的样子。到了清朝，也是有钱的很，尤其是雍正皇帝还给了养廉银子，这样一个中央干部的收入能达到近300万的年薪。

看了以上历代的工资收入，您是不是又动心想着穿越回去数工资了呢?

为什么古代的师爷比封疆大吏的薪酬要高得多

清朝的俸禄制度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基本工资，一个是养廉银。在京为官的只有基本工资，一律没有养廉银，雍正即位时正一品官员俸禄为银180两，米180斛，但是雍正年间起，京官支双倍俸银。李卫是总督，即正二品官员。如果是京官，其俸禄即为155两银和155斛米，即使雍正年间起支双俸也很低。
但李卫是地方官，地方官在清朝是有十分优厚的养廉银的。总督一级的官员养廉银最高。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总督（即为两江总督）一年俸禄（基本工资＋养廉银）为30000两，是总督中最高的。四川总督最少也有13000两。闽浙总督，直隶总督分别为18000，15000两。
由此可见，其实李卫这个总督的俸禄一点也不少，他所说的俸禄不到200两可能是发生在雍正还没实施双倍俸银之前，那时总督基本俸禄确实不到200两，可如果加上养廉银，嘿嘿，李卫的俸禄其实并不比师爷少哦。
本人所讲的这些部分引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著的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希望对lz有帮助，^_^

年薪10万出头在古代相当于什么水平？在明朝堪比二品大员

近日某机构发布了国内高净值家庭财富40城榜单，仅在我所处的这座二线城市，净资产超过600万元的家庭数量就有将近3万个。

这不禁让我各种羡慕嫉妒，但恨还不至于。

为啥是600万元？大概是因为约等于100万美元，而后者又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富裕家庭的标准。不过净资产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应该不多，大家还是更习惯用收入来比较财富的多寡，比如一年或是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听说在某一线城市的征婚市场里，男方要是没有百万年薪根本就不受待见，这就有点太离谱了。这种与现实脱节的高预期可能与误导性宣传有关，就像某国擅出女团，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就给人留下了该国盛产美女的印象。可事实上呢？只要真正去走过一圈的人都知道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而在我所擅长的历史领域，因为错误引导而导致人们留下离谱印象的事例其实也不少。比如那些紫绶朱衣、大权在握，坐拥华府豪宅、奴仆遍地，挥手之间就能决定升斗小民生死荣辱的古代官员们，工资到底有多高？

其实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因为历朝历代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先秦时普遍实行封土赐田制，也叫“公食贡”或“士食田”，就是按照官爵的大小给官员分配面积不一的土地，就算是俸禄了。至于官员拿这块地用作何种用途，又能收获何种产出和多少产出，天子和国君才懒得管。到了秦汉因为分封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所以官员们也没地可分了，就改发粮食作为替皇帝效命的报酬了。不过官员又不是牛马，光吃粮食就能活，而拿粮食交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不但麻烦，还容易滋生腐败，所以从东汉末期到隋唐的官员工资发放形式又改成了钱粮并用、以粮为主。直到两宋以后，给官员开工资才以银钱为主，禄米等实物为辅。

又是土地，又是粮食，又是银子或者铜钱，更别提经常还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明朝时有个官员（名字记不住了）有次发工资时，领到的居然是几百只竹筐，气得这位老兄写诗大发牢骚。而在历朝历代各种钱物的价值又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该如何衡量和比较，而且还能让读者老爷们不用费脑子就能看得明白？

反正又不是写论文，我就采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以粮食为一般等价物，产量统统按照1.5石/亩计算，单价则固定为1.8元人民币/斤（取去年末稻谷收购价和市售大米均价之和，再取平均值。因为当工资发放的粮食，有的朝代给磨，有的不给）。而银钱的价值，则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还是参照粮价）。至于像竹筐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了省事我只好当作没看见……

所以本文得出的结论肯定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和考证，但起码能勾勒出一个历史的大概原貌。所以读者老爷们也无须争论开喷了，纯当一乐儿不也挺好玩的吗？

在此可以先揭晓一下本文得出的若干结论之二——比如为啥明朝的官员总跟朱家皇帝不对付、成天嚷嚷着要恢复两宋时士大夫的待遇？原因之一就是同为三品官，两宋官员的合法工资收入起码是明朝同行的73倍！换你你能乐意？再如现在要是谁一年就赚到1万来块钱，那基本上可以去领低保了，可同在明朝这个收入水平却可以跟一个七品县令相媲美了。

看上去觉得挺荒谬的吧？其实无论是两宋高薪养士还是明朝苛待官吏，都自有其道理所在。

先秦三代太过久远，留存的资料更少，当工资发的土地又太难衡量价值，所以我们就不去管他了，直接从一统天下的秦朝说起。

秦能横扫六国如卷席，居功至伟的有很多，比如始皇帝、王翦父子、李斯等等，但归根到底还是得感谢商鞅。

因为老商搞出了个军功授爵制。教科书告诉我们在这一制度下秦兵只要在战场上斩首一级，就能获得“公士”的爵位，朝廷会授予他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名。但很少有说到其实公士还可以享受固定年薪的待遇，那么有多少呢？不多也不少，年俸50石粟米。

秦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1公斤，也就是3000多斤的粮食——哪怕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这些粮食也足够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让一个普通家庭远离饥馑之苦了。

所以为啥秦军的战斗力那么强？因为他们解决了“为何而战”这个困扰历代军队最大的难题。对于秦军士卒而言，跟他们作战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敌人，而是一座座田宅、一囤囤粮食和一个个的奴婢。只要能剁下一个或是更多的脑袋，这一切就应有尽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玩命：

但商鞅其实也是个大忽悠。按照他设计出的这个全是套路的军功爵制——光靠砍脑袋的本事在事实上能升到第4级爵位的“不更”就不错了。因为爵位一高就意味着有了担任低级军官的资格，而秦法规定哪怕是担任最低级的伍长（指挥一伍，合计5人），也得全伍杀敌数量超过战损才记战功。要是当上了百将，如果不能在战斗中斩获首级连自己都得被砍脑袋，要想晋爵不但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其指挥的百人队还得斩首超过33级才算“盈论”，这个难度不说有如登天，但也相差不到哪儿去。

毕竟甭管在哪朝哪代，首级功都是非常难拿到的，也不是杀死个敌人就能拿到那么简单。

而一般平民出身的秦人，爵位能升到第8级的“公乘”基本就是天花板了。但这个爵位所能带来的经济待遇，已经足够其家庭终生过上富足的生活了——当然这也就是说说，因为秦朝才过了15年就没了，再高的爵位也过期作废了。

但汉朝基本继承了前秦的20级军功爵制，所以平民依旧可以靠杀敌卖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不过秦汉平民相较于以后历朝倒是更容易出人头地了，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那些重臣勋贵们能从皇帝那里得到的合法收入，就有点拿不出手了。

比如地位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三公——秦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西汉为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东汉又改为司徒、司空和太尉——来说，在秦朝担任过丞相、还有个彻侯爵位的李斯，理论上每年能合理合法的往自己家拉回数量高达160吨的粮食，但按照我这套折价公式，只相当于人民币57.6万元。而这种情况到了汉朝就更糟糕了，因为还被“降薪”了，比如官爵比李斯一点不差的萧何，年收入可能只有33.7万元。至于中低级官员就更惨了，像是被尊为百里侯的县令，忙活一年下来可能还赚不到10万块钱。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秦汉时还没有九品十八阶的官阶制度，官员除了职务以外，主要还是靠俸禄的多少来区分“大小王”。比如我们常在影视小说中看到的所谓两千石大员，而比两千石高的有万石、中两千石和真两千石，低的有比两千石、千石以及八百石至百石。当然百石并不是待遇最低的，因为还有斗食和佐吏这样的“少吏”——其工资水平因为太低，所以俸禄往往不是按年或按月发放，经常是发日薪，生怕一时接济不上就断了顿，要是不小心饿死了那就更丢人了……

因为斗食和佐吏这样的小吏要是发日薪的话，差不多就是1天1斗米的样子，所以后来人们才把这些不起眼的基层小官称作“斗食小吏”。

另外汉朝官员的品秩，比如两千石，并不代表着其实际俸禄的额度就是两千石粟米，往往会按照品秩的高低有所浮动。而浮动的原则，就是“贵减贱增”——像万石大员每月发米350石，折合一年4200石，远少于万石标准；像两千石的封疆大吏年俸折米1440石，比实际品秩低了560石，但折减的幅度就远低于万石重臣；而从千石的中级官员开始，实发工资就比应发的高，像千石年实发1080石，六百石实发840石，百石官更是实发192石，增幅接近百分之百。

这确实是种更公平也更人性化的薪酬制度，也让刘家皇帝花出的每一颗粮食都发挥出了最大的价值。

但哪怕一年3、50万元的最高收入，也就相当于今天某些大厂普通员工的薪资水平。那么秦汉时的官员的工资为啥会这么低？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我的计算方法不科学。毕竟秦汉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财富总量很低，所以粮食的实际价值很高，是绝对的硬通货。但你要问我当时的粮价到底是个什么水平，说实话我也查不到相关资料，只能这么凑合了。

再一个就是能在秦汉、尤其是汉朝当官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勋贵世家，最次的也得是个土豪。所以人家压根就不差钱，更用不着靠工资来养家糊口，出仕图的是权位、是名声或者是理想，谁还差了那两个小钱钱？所以汉朝立国以后给官员大幅降薪，也没见掀起啥波澜，更没见谁跳出来哭穷，因为不在乎嘛。

另一个事实说出来可能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哪怕秦汉两朝的皇帝给大臣们开出堪比两宋的高薪，后者除了买地买奴婢外，还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就拿娱乐项目来说，在那个年头除了喝酒和泡妞外，几乎就没啥可玩的，以至于西汉14帝中有12个无聊到了男女通吃的地步：

事实上在秦汉时达官贵人们想吃口好的都是种奢望，毕竟大吃货帝国要到唐宋时期才初见雏形。以当时匮乏的食材和调味品、简陋的烹调技术以及时人古怪的口味，一个现代吃货要是穿越过去估计会绝望得活活把自己饿死。

所以无论秦皇还是汉帝压根就用不着给官员们开高薪，开了也没啥用，还不如省了干点正经事。

从汉末到南北朝是个持续了近400年的大乱世，朝兴国灭如家常便饭，史料记载也很混乱且多有缺失。因此要想搞清楚在此期间冒过头的40多个政权都给官员们开多少工资，那可真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所以我就绕开麻烦，从两汉一杆子直接支到隋唐。

根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立国后曾考虑过给官员发工资只发粮食弊端太多，决定钱粮并举。可问题是我查了一大堆资料，也没查到隋朝的公务员有领钱的记录，自然也无从统计。所以老杨要是真的发过钱，那么隋朝官员的工资水平肯定比上表中数字要高，而且要高得多。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隋唐、起码在中唐以前市面上的行情是“粮贱钱贵”。不仅是初唐盛世时，哪怕是国祚仅有37年还乱了至少一半时间的隋朝，粮食也不是啥稀罕物儿。否则败家子杨广哪有资本发动500多万军民远征高句丽？早就统统原地饿死了。事实上仅是隋朝存放在洛阳府库里的存粮，直到唐贞观十一年（公元737年）还没吃完。而唐朝立国后的130年间，除了偶尔发生饥荒外粮价一直稳定在20文钱/斗以内，贞观年间甚至有过低至3文/斗的时候，让唐太宗李世民成天头疼谷贱伤农的难题——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粮价最低的时期，也导致了要是皇帝老儿继续光给他的大臣们发粮食的话，那些家底儿薄的官员除了能塞满一肚子白饭外，想扯几尺布做件新衣裳都费劲。

所以唐朝的皇帝只好给官员们发钱，虽然发得不多，但架不住那会儿的钱值钱啊！比如一品大员的年俸中以货币形式发放的只有322贯钱（1贯等于1000文钱），最低的九品官年薪只有21贯，但初唐时1贯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约4000元，又是一个史上最高，所以这就不是一笔小钱了。

也正是拜工资发“现金”所赐，唐朝的三品官（初唐一二品常为空衔，正三品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十六卫大将军、六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上护军等）年薪一跃突破了百万大关。哪怕中晚唐时币制大乱、铜钱的实际价值光速贬值也不要紧，因为粮价的升值速度更是堪称超光速，钱粮兼收的唐朝官员工资非但没有缩水，貌似还比开国盛世时的同行们赚得更多了。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我们不去管他。再之后的两宋，仅在薪资待遇上堪称是官员的天堂。

与汉唐等外向型王朝截然不同，经历过五代十国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晋书）·列传第十三》）乱世的宋太祖赵匡胤打一立国起，心思就在内不在外。对他及其子孙而言，开疆拓土、扬威域外的荣耀，远远比不上让老赵家安坐江山重要。所以两宋319年间的18位皇帝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能苟、特别能“忍辱负重”，不被外族逼上绝路了，基本上连会咬人的兔子都不如。

不过赵家皇帝虽然外事无能，但在内治上却绝对有一套，压箱底的绝招除了崇文抑武外，就是花钱买平安——别人是高薪养廉，但在两宋贪污腐败从来算不上什么大事。赵家皇帝花大价钱要买的，不过是一颗不造反的忠心而已。

比如宋真宗赵恒就曾亲作《劝学诗》一首，告诉天下贤才只要肯乖乖听话，那么房子、票子、妹子什么的就应有尽有：

别以为赵恒是在开空头支票，人家老赵家的皇帝可大都是讲究人：

宰相一级每个月基本工资就是300贯，吃穿住行皇帝全包（包括但不限于公屋、车马、仆役、米、绢、柴薪甚至油盐酱醋）。就算是司天监这种清水衙门中品级最低的小官（保章正），基本月薪也有两贯，宰相有的福利也基本都有，只不过减等而已，收入远高于民间的小康之家。

所以在两宋，只要通过科举入了仕，哪怕是最萌新的九品官不计入各种津贴和实物收入，仅现金收入就能达到近40万元/年。这可是个能让秦汉三公都目瞪口呆的数字，就算是到了今天，又是哪个级别的公务员才比得上？

更别提那些高官了。比如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啥的——只要在朝廷中枢摆上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年收入放在今天就是妥妥在千万之上。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之类比较清廉的宋朝高官，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好像应该是挺穷的，但事实上人家可是领过好几十年高薪的主儿，哪怕光靠死工资也能攒出好几个小目标，那还穷个毛线？

更何况两宋不禁土地兼并，对官员经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工资只是官员收入来源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在两宋只要当上官，那就意味着成了人上人，要是当上高官，那绝对过的是神仙日子。

毕竟历朝历代官员收入之丰，无出两宋之右。

当然两宋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著名的“三冗”，使得这个以富庶程度能冠绝历代的王朝，始终尴尬的被财政赤字所困扰，不得不一次次的改制、变法，结果还闹得朋党相争，最终与其说是亡于外患，不如说是死于内讧。

也不知道设计出这套“高薪养忠狗”制度的赵家先祖要是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同样乱糟糟的元朝我们继续不管他，直接说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可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出身，从小受尽了贪官污吏的迫害，所以最恨这帮人间渣滓。等到称帝立国以后，老朱虽然不得不养着几万个官儿替他打理江山，但该不待见照样不待见他们，而且逮着机会就往死里整他们。仅洪武四大案，朱元璋就摘掉了将近10万颗脑袋，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官的，等于差不多将大明朝的官场换了两茬儿人。

就算侥幸逃过一刀的，老朱也不想让他们好过。

比如在经济收入上，朱元璋对于官员的苛刻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不但不发钱只发粮食（这到后来还成了个隐形福利，因为大明宝钞的贬值速度简直堪称可怕），而且哪怕是朝中的一品大员，一年也只能领到1044石粮食，至于七品的县令就只剩下90石了，不入流的小吏更是只有36石。

这个工资水平低到了什么程度？连1500多年前以待遇低著称的秦汉官员，合法收入也至少是大明同行的5倍以上。更不用提享受超级高薪的两宋了，直接差了将近百倍。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即便官员的俸禄低到这个份儿上了，还不能足额发放，其中40%的粮食还要被折算成其他实物强行摊派给倒霉的大明公务员。至于发什么，主要看朝廷收实物税收上来了什么，或者官库里啥玩意滞销了，比如前文中提过的竹筐。反正皇帝就说这玩意值40%的工资，谁反对都无效。

那么一个老老实实的单纯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能过上啥样的日子：

洪武年间的宏文馆学士（品秩应该在六品左右）罗复仁人品非常好，人送外号“老实罗”。一天朱元璋闲着没事满南京城溜达，正好走到罗家，就打算去串个门。没想到进门后简直没处落脚——两三间歪歪扭扭的破房子，家里连个能坐的椅子都没有，而老罗当时正在亲自修理房顶的破洞，看见皇帝陛下驾到还吓得从梯子上掉了下来。自家的大臣穷酸到这种程度，老朱也觉得面上无光，就赶紧赏给老罗一座豪宅。

更典型的例子则是海瑞，那可是个连亲朋好友的礼物都不收、公家发饷多发了七钱银子都得退回去的主儿，百分之二百的纯靠那点死工资度日的主儿。而这位最高做过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的大明第一清官，一辈子过得穷困潦倒，还得靠老母和妻女织布种地才能维持生计。临死时家徒四壁，连丧事都办不起：

可大明朝只有一个海瑞，而且这样的人物哪怕是千百年来也找不出几个。所以绝大多数的明朝官员，哪怕仅是想少遭点罪，也得想些歪点子搞点外快。

这样一来，吏治还能有个好？

有了对官员如此苛刻的皇帝，君臣关系也注定没个好。终明一朝，士大夫的“崇宋”之声不绝于耳，除了要求朱家皇帝恢复宋朝文官的政治特权外，经济待遇也是个重要的话题。毕竟都干着同样的活儿，俸禄却相差数十甚至近百倍，换谁心里都没法平衡。

可惜按照朱元璋设计出的那一套经济制度，他的子孙哪怕有心替官员们加薪，也掏不出那么多钱来，最多也只能对他们大捞外快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清朝因为开国时的文明程度太低，所以基本照搬了前明的典章制度，官员的薪俸制度也大体如此。不过在康雍乾三代时对财政制度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在“我大清”当官的收入水平扶摇直上，几乎达到了仅次于两宋的水平。

当然在其中居功至伟的是雍正皇帝胤禛发明的养廉银，这玩意也成了清朝官员合法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过关于这个话题别人说过很多，也不生僻，所以我也不想浪费笔墨，直接说点新鲜的。

因为清朝原本的那套官俸制度，对于汉官是非常不公平的。而养廉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胤禛平衡满汉关系的考虑。

举个例子——乾隆皇帝弘历执政前期的满人第一宠臣非其小舅子富察·傅恒莫属，爵授一等忠勇公（还曾要封俩一等公，被傅恒婉拒），官职更是一大堆，仅位列正一品的就有保和殿大学士（位居诸殿阁大学士之首）、领侍卫内大臣和太保；横跨康雍乾三朝的汉官第一人当然是张廷玉，爵封三等伯，官职也当过保和殿大学士；最后一位是曾被弘历倚重为“真宰相”的刘统勋，曾担任过领班军机大臣和正一品的东阁大学士，但未获封爵。

因此在未实行养廉银制度前，傅恒凭一等公爵（异姓公爵比照宗室镇国公）可领年俸银700两、禄米700石，凭正一品官职领年俸180两、禄米180石，折计年收入约47万元；张廷玉凭三等伯爵可领年俸460两、禄米460石，官品收入与傅恒相同，折计年收入约25万元；刘统勋则只有正一品官职的俸禄可领，折计年收入不到10万元。

要知道清朝可不像明朝那样对于宗室、外戚参政有着各种各样的忌惮和限制，对于本族人当官更是有着各种优待和扶持政策，弄到个爵位不能说轻而易举，也不能什么太难的事情。相反汉官就不同了，终清一朝获封公侯的才区区29人而已，还大多是像吴三桂、孙可望、年羹尧这种不得好死的货色。所以同样是一品大员，满官的合法收入可能比汉官高出数倍——哪怕是像张廷玉这样的三朝元老，也只能拿到相当于傅恒一半的俸禄。

本来就被区别对待，要是连经济待遇都差得如此悬殊，试问汉官心里能没有怨气？

尤其是早在康熙年间，满洲旗人就已经腐化堕落，大清朝廷越来越离不开汉官。所以康雍乾三帝一直都在试图平衡满汉关系，胤禛推出养廉银制度的初衷固然是出于吏治日趋败坏这个痼疾，但他显然也有趁机提高汉官待遇、平衡满汉关系的考量。

还是那三位——有了养廉银之后，傅恒年收入就变成了327.5万元，张廷玉和刘统勋则分别为314.6万元和290万元。这样一来不但收入大大提高了，降低了贪腐风险，同时干一样的活满官的收入仍稍高一筹，可体现其尊贵地位；而汉官与满官的收入差距被大大缩小了，总不至于再满腹怨气了吧？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对这篇文章不以为然——自古以来有几个官儿是靠那点俸禄过日子的？

这话说得一点毛病没有。在帝制这个前提不变的情况下，要说十官九贪可能是过了，但要说十个官儿里有九个半在工资以外都有别的赚钱路子，这个比例肯定还是偏低了。毕竟在大多数的朝代，皇帝更关心臣子们是不是忠心，至于经济问题还真没几个在乎的。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

从秦汉到隋唐的千余年间，想当官的前提基本都是看家世出身，所以官场几乎被勋贵和士族所垄断。这个群体本身就不差钱，他们更看重的是家族的繁衍生息和对社会资源的全盘控制，因此需要权力和名声来保驾护航。在这种情况下，钱财虽然也很重要，但优先级显然没那么高。

这也是在那个时期官员俸禄相对较低，但世家豪门出身的官员在经济问题上栽跟头的却较少的原因。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平高，个个清如水、廉如镜，而是分工不同——那时候的一个大家族就像是个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企业，内部自然也要分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那些被推出去代表家族当官的子弟，应该是属于干投资的活计，想要获取的是权力和名声，赚钱反倒跟他们没什么关系。要是有人借机大捞特捞，其实败坏的是家族的整体利益，往往不用皇帝动手，族长就要收拾他。

因此当时的贪官污吏，大多数外戚和宦官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群体。反正他们名声也不好，权力往往也无法传承，所以只能在赚钱上花心思。

而从两宋开始，随着士族门阀的彻底灭亡，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因科举大兴而崛起，成了官场的主流力量，从此贪官污吏横行才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为啥？因为士大夫和世家子弟出身的官员最大的差别，就是权力再也无法世袭了。在科举时代，哪怕某人做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只要子孙不争气考不上进士，那么家族的前途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对于士大夫而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绝对的真理。尤其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身寒微，也没有家族可以指望，所以只能亲自上阵大捞特捞，而且还得赶紧捞——要是哪天下台了，还捞个毛线？

这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要是摊上个“脏知府”呢，又得捞成什么样子？

所以不管是两宋高薪养士，还是明朝往死里抠搜那点俸禄，都无法改变贪官污吏横行这个现实。

毕竟问题是出在了制度上。所以才出现了两宋之前的官儿们为了权力才不那么贪，而两宋之后的官儿们为了权力才拼命的贪。

明崇祯末年，面对大兵压境的闯逆，朱由检试图用文明的方法向大臣们借钱以筹措军费，结果只借到了区区20万两银子。就连他的老丈人周奎都贪污了周皇后变卖嫁妆凑出的那点银子，还能指望那些跟朱由检没亲没故，唯有口头上的那点“忠心”的大臣们什么？

要知道周奎能过上人上人的日子、能捞到大把的银子，全靠有个当皇帝的女婿。要是女婿完蛋了，他会是个什么下场连傻子都不会想不到，难道周奎会想不到？之所以如此，除了贪欲和侥幸心，大概就是朱由检太跟他讲道理了。

李自成进京后，据说制作了5000副夹棍。在大刑之下，不但周奎乖乖交出了全部家产（《明季北略》说有70万两），更是从满朝文武手中搜刮出了7000万两之巨。

以明朝官俸之低，这7000万两恐怕统统都是赃款。可是文明的朱家皇帝对此毫无办法，只能靠闯逆来替他们清扫蛀虫，顺便收了大明江山。

但哪怕没有满洲人，干了这种事情出来的李自成也注定坐不住江山。没看即便是对官员最狠的朱元璋，想收拾这帮蛀虫也得找个办案的招牌。

毕竟在那个唯有士大夫才能代表“民心”的时代，吏治永远是个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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