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赋税究竟是什么样的,百姓农民一年需要缴纳多少税

唐朝赋税如何，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除了看那些文治武功、内政外交之外，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好不好了。除了天下大乱时期，人民的生活更多是取决于什么呢?那么无疑就是这个朝代的赋税制度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唐朝时期的赋税制度，看看唐朝时期的农民一年要缴纳多少税。

租庸调制：富人可以很富，但穷人不能太穷

中学历史课上，我们学过，唐朝的田赋制度，叫“租庸调”。

何为租?

假设你性别男，出生在初唐，那么，当你18岁成年时，国家会分给你100亩田地。

这100亩田地中，有20亩叫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相当于你家的私产了;另外80亩，叫口分田，六十岁后，要还给国家，相当于租给你种，但你要交税。

交多少税呢?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大约是200斤谷子。

这个税负，可以说是非常轻了。收入缴纳比例，是四十税一，也就是说，收成40斤，交1斤税。汉代是三十税一，相比已经减轻不少。

这种国家配给农民的田地，就叫“租”。

各位可以在心里默算下，如果你有100亩地是什么概念?嗯，妥妥的小地主。

虽然80亩要还给国家，但20亩永业田，三代下来，你家也有60亩私产了。

但注意，你家的永业田，是不能随意买卖的。除非是遇到特殊情况：民户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可听卖永业田。

这看似不自由，其实是个好事。不能私卖土地，一来可以防止土地兼并，二来，可以防止那些“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子败光家产。

为何在初唐时期，有这么多田地分给人民呢?

这其实是延续了北魏的“均田制”。北魏时期，北方战乱连连，人民流离失所，导致田地大量荒芜，国家税赋也随之减少，入不敷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北魏政府控制的田地，分给农民，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兵役和徭役。

唐朝开国时，情况类似。

经过隋末战乱，到李唐统一全国时，民生凋敝，人口不足300万户，比隋朝巅峰时期的900万户，减少了三分之二。

人口急剧减少，田地大量荒芜，所以唐朝延续了“均田制”，将土地分给人民，轻徭薄赋，使得生产快速恢复，国力迅速得到了提升。

何为庸?

庸，就是徭役，是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

一个国家，总会有很多公共工程，大到修长城这种国防设施，小到修路修渠，当然，还有皇家宫殿、官衙等。

那时候没有专职的工人，就得靠人民服役。这在历朝历代都一样。

那么，如果你是唐朝的一个农民，你一年要服役多少天呢?不多，二十天，如果碰到闰月的年份，则加两天。相比汉朝的三十天，大大减轻了你的负担。

如果国家这一年工程比较少，不需要你服役呢?那你需要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交足二十天即可。这在历史上有个名词，叫“输庸代役”。

相反，如果今年政府工程很多，二十天义务劳役外，还需要你多服役呢?放心，不会让你吃亏，加役二十五天，那你们家的“调”(布匹)就不用交了;加役三十天，那你家的地租和布匹都免了。

政府规定，每年的额外劳役，不得超过三十天。

何为调?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描述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常用一句话形容：男耕女织，桑麻满圃。

家里的男人下地耕种，女人则在家养蚕织布。

男人种田交地租，那么，咱们女同胞是不是也要为国家做点贡献呢?

要的，那就是把布绢贡献点给国家。

每个家庭，要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就叫“调”。

汉唐赋税制度比较

介绍了租庸调，我们简单将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比较一下。

在汉代文景之治时，也是轻徭薄赋的典型，汉文帝甚至创造了个历史：前167年，他曾颁布“除田之租税”的诏令，免除全国地租。

但汉朝田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如此一来，到后期时，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勋贵豪绅庄园万亩，贫民却为立锥之地，只能租地主的地耕种。地主收佃农的租，高达十分之五，但却只用向国家缴纳三十分之一。

如此一来，富了地主，苦了贫农。

除了田地外，盐铁等生意，由民间商人自营。

但到了汉武帝，国家频繁对外征战，军费激增，国库入不敷出。怎么办?汉武帝想到了一个办法：让商人捐钱。

到了自己包里的钱，再拿出来比较难，商人捐钱不积极。

这下汉武帝不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河海都是朕的，我允许你们煮海为盐，开山炼铁，现在国家有需要，你却不想做贡献?

那好吧，以后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私有企业都关了，将盐铁改为国营，收入归国库。

这种“盐铁政策”，为民有经济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不让民间太富。

但另一面，因为土地大量兼并，底层人民却很穷。

相比之下，唐朝的租庸调制，使人民“耕者有其田”。有丁就有田，有丁有田就有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挺好。

而商业上，唐初并不限制，商人比较自由，而且不用交税。当然了，代价就是地位很低，士农工商，排在最后。

这样一来，唐朝富人可以很富，但穷人不会让你太穷。

不过我要强调一句：这种人民的理想生活，只局限于初唐。

为啥?往下看。

租庸调的瓦解

任何好的制度，随着社会发展，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租庸调也不例外。

首先，土地不够分了

唐初土地分配政策，有一个巨大的Bug。

在初期时，因为人口少，土地多，政府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可是，随着国家一统，休养生息，人口会越来越多，而且成为私有的永业田也代代累积，如此一来，可分配的地少了。

贞观年间，唐朝人口还只有300万户左右，到了武则天神龙元年，涨了一倍，达到了615万户。发展到玄宗天宝年间，人口达到巅峰，达到了900多万户。

人口涨了三倍，土地却只能那么多，如此一来，新增人口就不能保证分到100亩地。

但不合理的是，租庸调是按定额收取的。

也就是说，虽然你家的地变少了，但摊派到你头上的税，并没有变少。

这谁受得了。

发展到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一些底层贫民只能逃亡，以避免税负。

其次，不用交税的特权人群开始兼并土地

每个朝代，都存在着一些“不用交税”的特权人群。

唐朝人分为两种，“课户”和“免课户”。

课户就是普通老百姓，很抱歉，你种国家地，就得当差纳粮。

免课户呢，嗯，拥有大片土地。比如，你是有爵位的贵族，或者五品以上官员，可以分到五顷到一百顷的永业田;你是有军功的军人，根据级别，可以分到六十亩至三十顷的永业田。关键是，你不用交税。

除了贵族、官员不用交税，还有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寺院僧尼也不用交税。

如此一来，产生两个问题：

一些课户想方设法取得功名，有了一官半职，或者干脆出家，就成了免课户;

另外，虽然土地不能随意买卖，但一些底层老百姓实在混不下去了，迫于无奈，于是私自将田产转让给免课户，政府也很难管得过来。

于是，土地兼并，这一历史性太难题，还是在唐朝出现了。

最后，租庸调的大难题：账籍统计

租庸调之所以能顺利实施，靠的是严密的账籍。

该收你家多少租，多少调，依据是户籍;户籍之外，还有一本“账”，统计的是壮丁男子，按这个账本记录，来派“庸”，也就是徭役。

唐代的规定是，一年造一次账，三年造一次籍。

账籍分三份，一份存县里，一份送州，一份呈交户部。

这个活，不轻松。

国家这么大，经常要调查、登记、改动、校对，非常麻烦。

就算是现代社会，有公路，有车，有电脑，有通讯设备，很多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就这条件，还存在很多黑户。

那我们想象一下古代，交通基本靠走，没有摩托车，更没有小汽车，基层公务人员也很有限;最最关键是，记录基本靠纸，但纸张很贵很贵，没有那么多草稿纸给你用。

今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中，大家还记得徐宾造纸那个情节吗?

徐宾卖了自己的永业田，就为了造出更先进的纸，因为原来的纸供应不上政府文书所需了。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天下民生的大事。

确实是这样啊各位，为什么汉唐时上层阶级都被世家大族垄断了?因为如果你是个贫民子弟，你是读不了书的 —— 哪有纸给你印书啊!

嗯，徐宾是个好同志。

言归正传，交通不便，人员不够，纸张不足，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初期办事人员还能靠着奉献精神尽职尽责，不辞辛劳。时间多久，难免出毛病，比如：你们村有老人满60岁了，或者去世了，名字没有及时销去，80亩口分田也就没有及时收回再分配;有孩子满十八岁了，可是没有人来登记，也就没有及时授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有两户人家，登记人员一看，我去，路都没有，不去了……

总之，有太多因素，会造成账籍的疏漏。

以上三种主要原因，逐渐造成了租庸调制的瓦解。

安史之乱爆发，百姓再一次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地方大乱，租庸调彻底实行不下去了。

于是，唐朝中后期的另一个税赋制度诞生了。

两税制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两税制。

为了避免把大家绕晕，我整理出几个重点特征：

一、政府要用多少钱，就向全国摊派多少税

以前收税，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征收。现在变了，政府按照前几年的支出情况，先定个来年预算，然后按照这个预算总额，向各地摊派。

说实话，按照政府本意，是想“量入为出”，防止无限制的剥削老百姓。可现实中一实行，就出问题了。

如果是大唐中前期还好，国泰民安，政府要用多少钱，大概不会相差太多。可是到了中后期，藩镇割据，皇权微弱，甚至还有大大小小的起义，那要用多少钱就不好说了，一旦财政紧张，免不了要加收税额。再一摊派，反而容易横征暴敛，百姓遭殃。

所以有人奇怪，中后期的皇帝，也有几位猛人，为什么收拾不了那些不听指挥的节度使呢?一大原因就是，没钱，打不起仗。

二、户籍自由流动，有多少地，交多少税

关于这一点，官方的说法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

啥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你是陕西人，搬家到四川去，那你就在四川当地落户，加入四川籍，不分主客。

嗯，这倒是挺好，毕竟现在你想把户口迁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很难的。在唐代两税制时，你就可以自由迁徙了。

但坏处是，那些土地肥沃宽广的地区，人口越来越多，赋税摊下来，每家反而很少。

那些贫瘠的地区，村里可能已经有一半人迁走了，可是地方的税额还是那么多，一摊派，五家人要承担十家人的税。

这谁顶得住啊?顶不住，于是剩下五家人可能也要被逼逃亡了。

两税制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在之前，你家交多少税，是固定的，不管你家有多少地，家境是富有还是贫穷。

现在不同了，你有多少地，就按比例收你多少税。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再给你分土地了，田地又开始自由兼并。是地主还是贫农，看你自己本事。

结果又回到了汉代老路，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而且达官贵人还会想方设法瞒报自己的田产，从而少交税。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耕者不能有其田，任由地主来盘剥。

忍不住一声长叹：苦的总是老百姓。

三、租庸调合并成一项，一年分两次征收

上面我们分析了，租庸调要靠严密的账籍统计，而且分成三项，实施起来难免麻烦。

两税制上来，直接将三项合并了，直接收钱，分夏秋两次征收(所以叫两税制)。

没错，不收你的粮食了，也不收你的布绢了，都换算成钱来交。

嗯，政府省事了，满意了。

但百姓不满意。

以前我交200斤谷子就好了，现在你要我交500块钱，我不但要把谷子背到集市去卖，关键是，还要被奸商们坑害。本来一斤谷子两块钱，但现在收购商勾结起来，只给我一块。

我太难了，但没办法，只能贱卖，然后把钱交给国家。

这还不是两税制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是，本来租庸调合成一项征收了，按理说，国家再需要服役时，就应该政府出钱去雇人。可是搞着搞着，政府又忘记了，有徭役时，仍然让人民去服役。

真是岂有此理。

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又要征收免役税，这其实就是在变相重复征收了。司马光老先生反对变法，理由就是：社会财富是一定的，国家多收，人民就穷;国家少收，人民就富。

要国富还是民富，这就要看统治者的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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