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五,一位当红的京官,带着随从匆匆忙忙的离开京城逃往南京。这位最近三个月内负责大清帝国历史上最全面改革的总理衙门章京,竟然放着官不做,偷偷摸摸的跑出了京城,难道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没错,第二天,和他同为改革同僚的6人被清政府斩杀在菜市口,他本人因为逃命及时,在清廷抓人之前逃到了南京,后又辗转抵达了日本东京,开始了他为期15年的逃亡生涯。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能猜得到,历史君今天要说康有为了,但是同以往陈述他变法内容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们知道的戊戌变法似乎有另一个样子,这场改革如果顺利完成,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怎样的重大影响。
从小我们受到的历史教育和自身了解的历史书籍,对于康有为这个人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
康有为属于民资资产阶级,他为了拯救大清帝国于危局,推崇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和光绪帝友情深厚,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和光绪帝君臣联合进行维新变法。
最后因为触动了封建顽固派慈禧太后的利益,而且在紧要关头选错了盟友(袁世凯),变法成就毁于一旦,显示了清王朝的腐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这段话大体上没有问题,但却忽略了几个重要的焦点,以至于让人读起来,里面的人物善恶分明。
用通俗的逻辑来翻译这段话,是这样的:
康有为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变法,但是慈禧太后不愿意让国家变得强盛,把变法给废了还囚禁了皇帝,康有为等人因为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任何办法反抗,所以失败了。
真正的情况是这样吗?显然并不是的。
历史君将在下文中提出几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当这些问题被解答后,似乎整个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前后后的表现,就不能如诸君所知的那样重要和关键了。
一、康有为如何推进了戊戌变法?
首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对康有为到戊戌政变前的人生做一个处理。
康有为出身广东官僚家庭,祖父、父亲、叔父,皆是清政府的官员。
他幼年跟随的都是康赞修、朱次琦这样的广东著名教书先生,读的都是圣贤书,教的都是宋明理学,而康有为从小走的也是科举之路,背的也是四书五经,尽管天资聪慧,但是他的考试之路是不顺利的。
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童子试开始,一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举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他一共考了33年,进入工部时,已经年满47岁。
年近半百的康有为,思想也从顽固的封建传统思想,通过阅读最早的一批进入中国的经世致用书籍,逐渐西化。但是他的思想观点,依然是以保持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改变,接近于立宪派。
他一直认为皇权仍然是中心权力,因此康有为所有思想的表达,抱负的实现,都是通过皇帝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所有理想和实践,都要必须通过皇帝来实现,而实现的方式,就是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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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等方不住面争论的问题很多,下面选取五个争论较大的问题作一回顾。
第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刚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要求革除旧制,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特质是什么?有的论者认为今文经学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主要理论。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运用的是今文经学的躯壳,而进化论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异彩的灵魂。还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早期思想体系的构成是多层次的:将西学融入中学,将今文经学对抗古文经学,将明末遗民思想充实儒学,将陆王心学排斥程朱理学,将佛学扩充儒学。
第三个问题,康有为变法纲领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提出的变法纲领是开制度局。第三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变官制。第四种观点则把康有为变法的纲领概括为“变科举,兴学校,更旧法,变官制,削君权,伸民权,开国会,定宪法”。
第四个问题,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立宪法转变为开制度局,是不是一种“倒退”或“背叛”?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这种行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严重倒退。有的论者指出,“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究其原因,“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害怕‘愚民’起来造成大乱,这是康有为政治上发生倒退的根本原因”,此外与康有为的“个人的遭遇也有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改变为建议设制度局,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政治信念的“背弃”或“倒退”,而是一种“策略思想”。开制度局既不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更谈不上动摇变节,称之为施政纲领的具体化倒是比较贴切的。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政策主张的转变是因为个人处境的变化,因为既受皇上青睐和重用,当然以开非民选的制度局为宜。也有的论者认为对康有为政治纲领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情势,而不是维新派的个人境遇。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的转变是“减少了空想成分,增加了务实精神”。他的建立制度局的计划是比较可行的,是一种“过渡形式”。
第五个问题,如何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争论的问题主要在写作年代及大同思想的两个方面。
在写作年代上,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手稿的发现,“使我们无可怀疑地认定它是1901~1902年间所撰”。也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自1884年开始撰写,到1902年正式成书,可基本上列为戊戌前的著作。还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较后,在该书最初发表之前夕。
同样,对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意义和历史评价,史学界也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具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重性质,是康有为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反动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大同书》“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给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一个虽属虚幻、但却美丽动人的远景”。而当时从封建营垒里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读到《大同书》的某些内容时,更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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