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商人地位就非常低下,正所谓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其实这在古代是一种非常常见重本抑末的行为,毕竟粮食为国家之本,但是其实之所以到最后这种思想越来越严重,离不开两位千古帝王的推波助澜,这两位帝王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在位期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也就是说,秦始皇时期,商人和逃犯地位近似,在秦始皇极为欣赏的《韩非子》中就把商人当作“五蠹”之一,是应除掉的,可见秦始皇是多么不喜欢商人。
而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则曾搞过“算缗”,就是征税,但汉武帝有推行了“告缗”,即举报商人自报财产不实者,凡告者可得其财产一半,这导致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极大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运转,可见汉武帝眼里,商人就是鱼肉,是地位非常低下的。
其实两位帝王讨厌商人也不是没理由,在秦汉时期,田租、户赋包括成年人要服力役(徭役、兵役)都是非常好推行的,但是商人就没太好的办法征税了,拿着国家大量财产不对国家做贡献。
两位帝王自然看不过去,而且对于两位皇帝来说,商人就是移动的钱包,两位都是非常能花钱的主,秦始皇扫六国贿赂上下、汉武帝征战四方军费颇高,国库没钱了,自然是找最有钱的团体进行敛财,于是商人就这么不幸的被牺牲了。
直到宋朝才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商业税的体制,商业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也占到相当的比例,因此宋朝商人地位还算不错,但是也仅仅是在宋朝,其他朝代的商人地位实在是不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人很早便崭露头角。春秋时就有?弦高犒师?的故事:弦高是郑国(郑国在春秋初期发展较早,又地处诸侯各国中央,商业活动相对发达)的商人,一次秦国派兵偷袭郑国,在半路上正好被弦高碰见,于是弦高谎称自己是郑国国君的使者,奉命前来犒师,说着就把他自己所带的货物十二头牛献给了秦国军队;秦军将领大惊,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便退兵了。
此故事说的是一个商人的举动,竟然瞬间化解了两国间的一场大战。孔子的高徒端木赐(字子贡)也是当时著名的大商人、政治家兼外交家,他周游在各国君主之间,影响力非常大,孔子身后的名声,多是靠他来传扬的。到了战国后期,社会上的商业活动开始变得异常活跃,更是呈现出?富商大周流天下?的情况。《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许多大商人的故事他们无不富甲一方,甚至富可敌国,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天下富豪之家十二万户,都迁徙到咸阳居住,其用意就是加强监管和控制。
秦汉之际,受战争的影响,民生凋敝,因饥饿而死的人很多,难 免有商人乘机发战争财,囤积居奇从中牟利。西汉建立之初,积贫积弱,皇帝的御驾竟然凑不齐四匹纯色的马,而将相们出门,多只能坐牛车。这时,政府必定要对富得流油的商人进行种种限制。汉高祖时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品的衣物,出门不许乘坐车辆,并对他们课以重税。到了汉惠帝和吕后时期,因为国家财政状况有了一些好转,所以稍稍放松了对商人的限制,但是商人子弟依然不可以做政府的公务员(吏)。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西汉社会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恢复了活力,各地的商业活动逐渐繁荣,地方豪强之间的兼并也开始加剧。而武帝为了稳固江山、成就事业,需要雄厚的财力来作支撑,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的遏抑商人及商业活动的措施。
首先是?以商治商?。武帝心中明白,欲对付善于逐利、精于算计的商人,必须依靠商人中的佼佼者。于是,曾为商人因而熟知商业运作的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进入了汉廷,出任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大臣。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与民争利?,对盐、铁、酒等日用品实行官家的垄断专营,使商人无法从中获利,从而确保国家稳定的财源,充实国库。第三是?算缗告缗?,也就是对商人严格征收?财产税?,对违法不缴纳者,鼓励民间告发。再有便是?卖官鬻爵?规定一些等级的官职,可以通过捐献资产来获得;如果犯了罪,也可以用钱来赎罪。这等于是拿政治上的资源来换取商人手中的实利。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在农耕社会的古代中国,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这是统治者奉行的基本政策。他们普遍认为,农业才是立国的根本,而商业不过是最末端的枝节。在由士农工商所组成的传统四民社会中,无论商人有什么样的财富和实力,其身份和地位却是处在最末一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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