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8月8日上海黄浦公园开放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68年8月8日 (农历六月二十)，上海黄浦公园开放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清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1863年9月30日（距今154年）)，英美租界工部局计划改造外滩的道路和岸线。为此，工部局工程师克拉克认为，由于苏州河口的特殊地形，在退潮时，苏州河水流和黄浦江水流产生对撞而在河口外形成漩涡，但在河口南侧的水流却相对静止，泥沙不断沉淀成滩，这对于安全航行和稳定岸线都不利。为改善这种状况，克拉克建议构筑外滩永久性的堤岸，并在苏州河口南的浅滩上填土，变苏州河口的喇叭形为直筒形，迫使苏州河的水流方向和黄浦江一致，这样，就不会在河口出现漩涡和继续形成新的浅滩。工部局董事会同意克拉克的报告，并且打算利用河口南端的滩地辟建公共花园(公园)。这一方案在同治四年四月初一(1865年4月28日)召开的租界纳税(外国)人年会上获得通过。

为填滩建园这件事，工部局请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H.S.Parkes)出面与清上海道台丁日昌磋商，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工部局宣布上海道台已经口头同意填滩。同治七年闰四月廿九日，上海道台应宝时致函英国驻沪领事温思达(C.A.Winchester)，函中指出:这块滩地为中国政府的公有土地。鉴于公共花园是非盈利性的公众游憩场所，准予发给道契并免除押租(土地产权的一次性价金)，但每年仍须交纳土地税。今后如发现在这块土地建造以盈利为目的建筑物或将土地出租给私人，中国政府将收回这块土地。同年六月二十日(1868年8月8日)，公园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建园初，公园是靠两面临江的优越位置和绿化吸引游人，园内除树木花草外，只有一间小温室和一间门房，没有其他园林建筑。当时园的中部和西部、南部有一些灌木丛，沿江是一条大道，路边植一列乔木，树下为木制长椅。约在同治九年，在园中部草坪上建造了一只木结构音乐亭，并安装6盏煤气灯，光绪六年春，在公园入口处用水泥石块砌了一座假山。光绪八年五月英商上海电力公司对外供电，是年底公园音乐亭安装电灯。光绪十四年，侨民伍德捐资在园南部建喷水池一座，池中为铜铸的两个孩子合撑一伞，水从伞顶端喷射而出。光绪十六年春，拆除旧的音乐亭，新建一只六角形钢结构的音乐亭，亭的基座用石头砌成，两边有梯级，四周围以铁链。光绪二十年，为庆祝上海开埠50周年，在园北部建造了一个圆形水池，喷泉装在一块糙面石中心，池中还建有一座小假山。光绪三十一年将“常胜军纪念碑”从外滩移入公园内的西南面，这个纪念碑是同治元年为取媚洋人而建的。此后，又将另一座马嘉理纪念碑迁入园内。马原为英驻华使馆官员，光绪元年带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不听劝阻，被当地人击毙。在沪英侨为此建筑了这座纪念碑，于光绪六年五月初六日竖立于外摆渡桥南堍西侧。宣统元年(1909年)，在公园北部建立了第一只茅亭。民国11年音乐亭翻建，仍为钢铁结构，但以水泥盖顶。民国12年，建钢筋混凝土结构凉亭一只。民国21年在园西部堆了一座小土山，山上植灌木。民国24年拆除了茅亭，在园东北角建造松木桩凉亭。民国25年，园北水池中假山拆除，改装为十二道喷泉。民国26年，音乐亭被拆除，仅留石台基。同年在花园之南部，建造木结构的凉棚一座，作游人平时休憩之所，临时又可作音乐亭。

外滩公园开放之初，“不准华人入内”的告示牌引起民愤。1878年6月21日，《申报》率先发表《请驰园禁》一文对此事进行评论。1881年4月6日，医师颜永京和唐茂枝等联名写信给工部局，对此事提出抗议。1885年，工部局公布园规，并在公园口竖立了刻有园规的牌子：“一、本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四、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民间将此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出处。当时不仅公园“不准华人入内”，外面的厕所也都挂着“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后根据华人的要求，工部局酌情发放“华人游园证”，允许少数高等华人入内，但签发手续甚繁。1927年，工部局慑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和武汉收回租界的热潮，不得不在1月西人大会上通过开放公园议案，1928年7月1日起，中国人可购门票入内。至此“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时代宣告结束。

求上海外滩公园的英文名和开园日期。就是曾经闹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个。

上海外滩公园位于黄浦江西岸，外滩北端，南京路东端，占地三十多亩，由租界工部局建成于1868年8月，是近代上海第一个公园。英文称Public?Park，即公共花园

?

公园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环境幽雅，是游人休闲的好去处。但是，自公园建成开始，就存在限制华人游览的问题。?

“华人与狗不准入园”这句话是否真实存在过？

人们还记得，在旧中国的租界里，许多地方都有标记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那是当时西方人对华人的轻蔑和侮辱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招牌，让中国人整整愤恨了一个多世纪。

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方志敏站在“华人与狗不准入园”的牌子前暗暗发誓，一定要铲除这块耻辱牌

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人’！”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国’，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人埃德温?罗哲斯?思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86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年10月6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1991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由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1982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年7月12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盂熙在口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于1903年的桂祖良，1926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1991年5月15日访问记录）

1960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在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搞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直到1940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人公共场所，即折花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

谁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图片

清同治七年闰四月（1868年6月），公家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建成后，英租界工部局即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不准华人入园游览，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长达六十年之久。

光绪四年五月廿一日（1878年6月21日），《申报》发表《请驰园禁》一文说：“香港办有公家花园，饰置极佳，向例不准华人出人。自港督易任后，以此事殊属不公，遂裁去此令，中西人互游于园。”“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波而禁于此，抑独何欤？”“该花园创建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中西人之银，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窃愿工部局三思。”

光绪七年三月初八（1881年4月6日），上海虹口医院（即同人医院）医师颜永京和唐茂枝等联名致函工部局总办，对“公家花园”（即今黄浦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表示强烈愤概，要求租界当局纠正这一错误。4月20日，工部局复信说：“由于公园面积有限”，“允许所有高贵的、衣冠端正的华人进入公园”。但4月25日，工部局又复信说：“工部局并未有意图承认就中国人而言享受公园的权利。”推翻了4月20日的允诺。

同年4月28，《申报》载文再次抨击说：“是国既名曰公家花园，而不以西人所私，向归工部局管理，一切用项所收中外人等捐款项下动支，况租界华人最众，其所收之捐项在华人为不少，则是国亦当纵华人游览，不容阻止，庶于公家两字方不相悖。”

光绪十一年，工部局又公布园规，并在公园门口竖以牌示：“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五、除西人用仆外，华人不准入内……”11月25日，陈泳南、吴虹玉、颜永京等8人联名写信给工部局，要求拆除这块牌示，提出开放公园的办法，并在信中指出：“工部局执行的是纯粹民族歧视的政策，又要考虑自己种族的私利，又要想维持国际上的声誉与礼貌，那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的日本和朝鲜邻居却获得优待，有权可以进入这类公共消遣场所。……一切剥夺我们权利事件的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提出要求开放公园。工部局12月2日复信：“由于没有外国人社团表示一致同意，所以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仍予拒绝。当时不仅公园“不准华人入内”，外面的厕所也都挂着“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

外滩公园园规

光绪十二年六月（1886年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颜永京、倪韫仙（宋耀如的岳父）、吴虹玉等6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宋耀如手里拿着标语牌，上面写着“请取下侮辱我们的牌子！”被印度巡捕打了一棍，群众都围拢来了，一个英国官员让6位牧师进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十（1889年?3月?

11日），任涛泰（译音）设计师给英国总领事一信中也提到；“实际上由于它的位置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建设基金的来源主要也是我们中国人筹措的，我们中国人却不能参加游览，我们认为作出这样不公正的安排，这无非是在制造对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侮辱，而且想贬低我们国家的威望。”请工部局召开董事会议，决定让公园开放。可工部局总董的答复仍然是拒绝。

同年，有华商数人呈禀上海道，请与外人交涉开放公园，呈文有：“其为中国土地，经费亦多出自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不得入园一步，实为不平之事，对吾个人固为侮辱，于国家尊严尤为大损！”工部局稍作让步，宣布签发“华人游园证”，允许少数高等华人入内，但签发手续甚繁，且每证有效期仅一个星期，所以签证的人很少，全年只签发183张。

清末民初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映强烈。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廿六（1903年7月20日），周作人（鲁迅之弟）日记中亦记载：“上午乘车，……途中经公园，……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维清编写的《上海乡土志》有关公花园一节中说：黄浦江滨西人有公花园，芳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直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民国6年（1917年）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擅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花园，其最著矣。……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郭沫若在民国12年8月23日夜间写的《月蚀》一文中，就有；“没有法子走到黄浦公园去罢，穿件洋服去假充东洋人去罢！可怜的亡国奴都还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又写道“……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同年11月16日蔡和森在《向导导报》发表题为“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制八十年的上海”一文中写道：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民国13年11月25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内乱之原因》的演说：“上海黄浦滩和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其时，连西方人中也有反映。美国朱利叶斯董事会托管基金会的董事长爱德久·恩波利，在题为在北京一次会谈的文章（登载在1930年11月《大西洋月报》）中提到：“一件粗暴无礼对待一个文明国家人民，即中国人民的事件，……最重要的例子——一块竖在上海迷人的公园里的告示牌，用正楷字样公布‘狗与华人不得入内’（Dogs?

and?Chinese?not?admitted）。”他还写信给《基督徒箴言报》，证明许多人，包括一些传教士，他们都证明亲眼目睹这告示。

民国14年，五卅反帝示威游行，学生队伍行经外滩公园时，看到门口悬挂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禁牌，愤概无比，当场有学生从皮匠摊上借来榔头，把这块牌子砸掉了，印捕企图出来阻挠，遭到群众斥责说：“你们国家已沦为英国殖民地，你们不起来反抗，反而帮英国殖民者来压迫中国人吗？”印捕表示“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就躲开了。五卅运动时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文书兼联络的陈企荫被捕后，在法庭上也指责英国自诩为文明国家，在外滩公园门前挂“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禁牌，人犬等同，侮辱中国人到了何种程度，如果中国在英国大城市也挂出“英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英国人是不是也要起来抗议。五卅运动后，掀起了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工部局就内定了接收华人入董事会。

民国16年帝国主义慑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和武汉收回租界的热潮，不得不在1月西人大会上通过开放公园议案，延至民国17年6月1日起，中国人可购门票入内，至此斗争才以胜利而结束。

附录?几则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材料

（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岱孙在1990年7月1日给黄浦区园林管理所的复信中说：“关于我们1918年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经历，见于北京文献出版社于1982年5月出版之《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中，我写的一篇‘往事偶记’的回忆录（已经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岱孙文集’下卷468页），这里不复述了，可以加以说明的是（1）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4）……但在1920年，即我在初次见到这块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二）《解放日报》1989年12月2日曾登载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的一次谈话中有：“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见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苏教授在1991年3月13日上午嘱秘书回答《上海园林》编委办公室电话说：“……记得1919年由温州经沪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黄浦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三）境内老中医张赞成（解放前曾主编《医界春秋》），在1990年7月说：“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18～19岁时看到的，今年我88岁，……1919年到上海，至今已70多年了。”

（四）有外人拉都莱所著：《中国之发展》（K.S.1atouratte：The?Deve1obment?of?

China，出版于三十年代）的第236页，写着：“……工部局这样先后在租界内外开辟的公园，除每年只费工部局银一百多两的华人公园外，均不许中国人民入内，甚至在公园前面悬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Chinese?

and?dogs?not?admitted）牌示”。

（五）周良佐（中共“一大”纪念馆原馆长，离休干部），虞廷芳（黄浦区房管局退休干部，民革成员）等老人都曾说亲自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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