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龄,字笙三,号古愚,是清朝康熙年间大臣,公元1668年在河北出生。康熙三十五年,高成龄中举人,后来在家乡开馆授课,凭此维持生计,并支持自己继续读书。
康熙四十七年,高成龄担任云南永平县县令,为官期间政绩突出,升江西赣州府同知。在江西任职的五年期间里,高成龄以明断服人。他认真的处理堆积的案件和始终未曾解决的疑案,还原真相。除此之外,还多次举发奸匿,维护社会公正。
高成龄升任瑞州知府之后,对于当地人彪悍民风和恶习,都加以劝诫改正。在他的治理下,民生安定,治安稳定。高成龄的一番作为,让当地百姓都对他十分爱戴。当时甚至还有人专门在官府衙门竖起大旗,上书“三邑福星”,“万家生佛”,一时传为佳话。
高成龄在瑞州的政绩,后来被两浙巡抚朱轼听闻,于是像刚刚上位的雍正帝推荐了他。雍正帝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于是接受朱轼的推荐,越级将高成龄提拔为山西按察使。
高成龄到了山西之后,庭审案件,总是亲自提审案犯,详加讯问,细审情节。在高成龄的仔细严肃查探下,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
不仅在于庭审方面,在山西任上,高成龄清查田土卷契,清楚积弊,全省吏治一新。
如此一个能臣干吏,功绩显赫,高成龄再次受到朱轼、户部尚书卢洵等人的推荐。雍正帝下旨召见高成龄,亲自接见了高成龄三次。高成龄面对雍正帝的询问,总是对答如流,提出不少好的建议。雍正帝于是对高成龄越发欣赏,不仅厚赏了他,还提拔他为山西布政使。
升任布政使之后,高成龄的政绩仍然十分突出。他甚至还首创了“养廉银”制度,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情况。
在这之前,上级官衙的日常消费取自下司。下司取自随课税征收的“羡余”。“羡余即”火耗银“,是没有限额的,所以下级官吏多私自取出自用。
高成龄对此情况十分清楚,为了改变,从根本上独绝这些侵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他干脆将事情摆在明面上来,把火耗银定为正税的十分之一,提取后全部上交布政司,再由布政司分派给各府县,做为”养廉银“。
而高成龄的这项提议,虽然在当时引起一番争议,但是最终还是成为清朝十分著名的一项政治制度。
雍正六年,高成龄受诺珉库银亏空案牵连,被罢免官职,被贬谪到山西”羁居“八年。一直等到乾隆元年,天下大赦,这才得以回国故里。
乾隆十二年,高成龄在家乡自然死亡,享年八十岁。而围绕在他身上的冤情,一直的呢过到乾隆二十六年才澄清。于是朝廷下令,对高成龄官复原职,赠通奉大夫。
汉书公孙弘传节选
【原文】
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僣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
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恐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也。今臣愚驽,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上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几,获承至尊,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及后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恃。”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弘子度嗣侯,为山阳太守十余岁,诏征巨野令史成诣公车,度留不遣,坐论为城旦。
元始中,修功臣后,下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富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附录: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原文: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
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
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
弘对曰: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臣弘愚戆,不足以奉大对。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弘复上疏曰:“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去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术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上异其言。
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僣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
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恐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也。今臣愚驽,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上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几,获承至尊,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及后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恃。”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弘子度嗣侯,为山阳太守十余岁,诏征巨野令史成诣公车,度留不遣,坐论为城旦。
元始中,修功臣后,下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富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参考译文】
公孙弘,菑川国薛县人。年轻时作过狱吏。因犯了罪而被免职。由于家中贫寒,在海边放猪为生。四十多岁时才开始研习《春秋》及各家的杂论。
汉武帝刚刚即位时,招选贤良文学之士,此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文学的身份作了博士。他出使匈奴,返朝汇报,不合皇上的心意,武帝很生气,认为他无能,于是公孙弘上书称病,免官回到故里。
元光五年,汉武帝再次征选贤良文学之士,董卫回又一次推荐公孙弘。公孙弘推辞说:“过去我曾西去入京,因为无能被免职,希望另选他人。”但国人坚持荐举他,于是公孙弘来到太常处。皇上下诏书策问众儒生:制书策写道:听说远古时代政治完善,对罪犯的惩罚只是在其衣帽上作出标志,让他们穿特殊的衣服,而百姓竟不犯法。那时阴阳和协,五谷丰登,六畜繁衍,天降甘露,风调雨顺,长出谷粒丰满的稻子,出现了红色的瑞草,山上覆盖着密林茂草,湖泽也不干涸。城郊湖泽中出没着麒麟、凤凰。池沼中游弋着龟龙,河出图,洛出书。儿子不会先父亲而亡,弟弟也不会死于兄长之前。那时北至渠搜,南到交肚,只要是车船能够到达、人能够走到的地方,一切生灵都各得其所。我很钦慕那个时代,现在如何治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诸位研习先圣的法度,通晓君臣尊卑大义,议论起来很有见识,在当今都是很有名声的,敢问诸位:天人之道,最根本的是什么?吉凶征验,如何去预料呢?大禹、商汤时发生了水旱灾害,他们的过失是什么呢?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完善和协调仁、义、礼、智这四个方面?帝统的继承延续、生死的变化无常、上天授命的征兆,这一切的兴与衰是如何发生的?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花是诸位所研究的。请把你们认为是论述全面,合乎正道的,详细写成文章,我将亲自阅览,不要有所隐瞒。公孙弘回答说:
我听说远古尧、舜的时代,不重视爵位的封赏,百姓却努力向善;不崇尚施用严刑重罚,百姓却不轻易犯法,这是因为尧舜自身行正,对待百姓有信义。衰亡的时代。重视封爵,厚加赏赐,百姓却并不因此受到勉励而向善;施以严刑重罚,却不能制止邪恶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君王自身不正,对待百姓没有信义。必须对待百姓有信义,否则,丰厚的奖赏、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鼓励良善而禁止犯罪。因此,按才干高低授予宫职,官吏就能各掌其职而达到政治清明;不听无用的议论,那么事情就可以办成;不做无用的器物,就可以减少赋敛;不耽误农作之时,不损害民力,那么百姓就能富裕起来;提拔有德行的人,贬斥无德的人,那么朝廷就能够树立起威信;提升有功的人,贬退无功劳的人,那么群臣就不会竞相争夺权位;犯罪的得到恰如其分的惩罚,那么奸诈邪恶的事情就会被制止;贤良之人得到适当的奖赏,那么官吏们就会受到勉励。总括追八条,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方略。百姓各得其业就不会相争,使他们能各申其理就不会产生抱怨,待之以礼,百姓就不会有暴慢,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对皇上信任而亲近,这些是作为天子的当务之急。所以法度不违背义,百姓才会信服而不叛离;所倡导的礼仪而不违于礼,百姓才会亲附而不暴慢。所以,法制所惩罚的,也是义所不容的;提倡奖励的,一定是礼所崇尚的。百姓信服的是礼义,如果赏罚都顺应礼义,那么百姓就不会犯法:远古时代仅仅用“画衣冠,异章服”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便使得百姓不犯法,就是因为那时一贯遵行礼义。
我听说,志趣相投才能相随,声音相近才能相应和。现在皇上实行德政于上,百姓同心同德于下,因此同心同德便会志向一致,志向一致便会行动统一,行动统一便会有协调的言论。言论协调那么天地之间的和合便会与之相应和。阴阳和协,风调雨顺,天降甘露,五谷丰登,六畜繁衍,长出谷粒丰满的嘉稻,生出红色的瑞草,山林茂密,湖泽水满,这些都是和协之至所产生的景象。身体协调不会生病,没有疾病便不会夭折,父亲不会失去儿子,哥哥也不会因为弟弟早亡而哭泣。圣王的恩德天高地广,与日月同辉,于是吉祥的麒麟、凤凰便出现了,郊外湖泽也会出现吉祥的龟、龙,河出图,洛出书,远方的国家无不钦慕,派遣使者,携带着礼品前来臣服觐见,这是和协的顶点了。
我听说,仁就是爱,义就是适于时宜,礼就是履行礼仪的精神,智慧则是治术的本源。兴利除害,不论亲疏而爱天下之人,称为仁。明辨是非,明断可否,称为义。进退有分寸,尊卑有所区别,称为礼。独揽生杀之权,开通堵塞之路,权衡轻重缓急,探讨得失之道,使周围及远方的真实、伪诈之事都暴露出来,称为术。以上四条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全都应制定实施,不可荒废。掌握其要领,就会天下安乐太平,刑法虽设立,却因无人犯法而不使用;不能掌握这些方法,那么皇帝就将受到蒙蔽,官吏就会作乱。这些事情的得失利害,是继承、延续祖先业绩的根本。我听说,尧那个时代有洪水之灾,派去禹去治理,没有听说大禹治理天下时有水灾。至于商汤时代的旱灾,那是夏桀的余孽造成的。夏桀、商纣实行恶政,受到天的惩罚;大禹、商汤行善积德,因此而称王天下。由此看来,上天并无个人的亲疏好恶,顺应天德,便和协兴旺,倒行逆施,灾害就会降临。造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我愚昧鲁莽,回答皇上的策问实不胜任。
当时对敕策的有一百多人,太常上奏对策成绩时,公孙弘位居下等。策简呈给皇帝后,天子将公孙弘的对策选拔为第一。公孙弘被召入见,天子见他一表人才,于是任命为博士,待韶金马盟。
公孙弘再次上疏说:“陛下有先圣的位置而没有先圣的名声,有先圣的名声而又没有先圣的官吏,所以陛下现在所处的情势与先圣相同,但治理的结果却不一样。过去那个时代的官吏清正,所以百姓忠实;现在的官吏贪邪,所以百姓粗鄙。有弊端的政治得不到推行,令人憎恶的法令不会被听从。任用贪邪的官吏去推行弊政,用令人憎恶的法令去治理粗鄙的百姓,百姓不可能被教化,造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治理结果。我听说周公治理天下,一年就发生了变化,三年百姓受到教化,五年便天下太平。这是陛下向往追求的。”奏疏呈上后,天子用册书答覆:“问:公孙弘盛赞周公之治,那么你认为自己与周公相比,谁的才能更高呢?”公孙弘回答说:“我的见识浅薄,怎么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现在实行治道就可以达到先圣的治理境界。虎豹马牛,这些都是难以号令的野兽,等到它们被教练驯服后,便可驾驭使用,让它听从人的命令。我听说,数日之内燥工就可以将直木烘曲,数月之内金石便可被销熔,人对于利害的好恶认识,岂是禽兽木石所能相比的?我认为,用一年时间才使国家发生变化,太慢了。”皇上对他的话很诧异。
当时刚刚与西南夷交往,巴蜀两郡苦于供奉劳作,皇上下诏派公孙弘去视察。回朝汇报时,他极力反对交通西南夷,认为没有用处,皇上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每当朝会议政的时候,公孙弘都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出来,让皇帝自己选择,而不肯在朝堂上当面反驳、争论。由此皇帝看出他行为谨慎忠厚,辩论时留有余地,熟悉文书法令及官吏公务,又以儒术加以文饰,所以非常喜欢他,一年之内就将其提拔为左内史。
公孙弘上朝奏事,有认为不对的事,也不当庭争辩。他常与主爵都尉汲黯先后去见皇上,汲黯先提出问题,公孙弘随后进行推究阐述,皇上常常很高兴,听从他所说的一切,公孙弘因此而越来越受到宠信。他曾与公卿相约提出某些建议,可是到了皇帝面前,又完全背弃约定,顺着皇帝的意图说。汲黯当庭责问公孙弘:“齐人多伪诈而不老实,先与臣等提出以上建议,现在又完全背弃前约,这是对君不忠。”皇上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臣的人认为臣是忠君的,不了解臣的人认为臣是不忠的。”皇上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皇帝左右的宠臣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来越厚待他。
公孙弘善于言谈,见多识广,常说君主怕的是不能宽弘大度,为臣子怕的是不能节俭。他奉养后母恭谨孝顺,后母去世,他服了三年丧。
作了几年内史后,公孙弘升为御史大夫。当时又在东方新设置了苍海郡,在北面筑起朔方郡城。公孙弘几次劝谏,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去经营无用之地,不值得使中原地区为此疲敝不堪,希望停止。皇上于是命朱买臣等驳斥公孙弘,论证设置朔方郡的必要性。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条也驳不倒。于是他向皇上谢罪说:“我是山东粗鄙之人,不了解设朔方郡如此有利,希望罢去西南夷、苍海郡,而专一经营朔方郡。”皇上这才应允了他的请求。
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但却用布做被子,这是伪诈。”皇上询问公孙弘,他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交情好的没有比得过汲黯的,可是今天他当庭责问我,实在是说中了我的弱点。身为三公之一而用布被子,的确是伪饰欺诈,想要沽名钓誉。我听说管仲作齐国的相,娶了三位不同姓的女子为妻,其奢侈程度可与君主相比,齐桓公依靠他的辅佐而称霸,不过他是对上僭越国君。晏婴作齐景公的相,一餐不吃两份肉菜,他的小妾不穿丝织的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他是向下比照着平民。现在我公孙弘作御史大夫,用布被子,是使九卿以下至小吏都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确如汲黯所言。再说没有汲黯,陛下如何能听到我这番话?”皇上认为他能礼让,越发尊敬他。
元朔年间,公孙弘取代薛泽成为丞相。原先汉王朝一般以列侯为丞相,祇有公孙弘没有爵位,皇上于足下诏说:“我钦慕先圣治国之道,广开门路,宣招四方的贤士。古代按其贤能安排职位高低,衡量其才干授予不同的宫职,功劳大的人俸禄丰厚,德行高的人爵位尊显,所以立有武功的得到升迁,有文德的得到褒奖。兹令将高成县平津乡的六百五十户封给丞相公孙弘,封其为平津侯。”其后便以此为制度。官至丞相而封侯,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当时皇上正在兴功立业之际,一再选拔贤良。公孙弘就因对策第一而出人头地的,他起白布衣,几年后就官至宰相并封侯。止因为此,他营建客馆,打开束门招请贤士,并与他们共同研讨议事。公孙弘本人每餐只吃一个肉菜和糙米,其亲朋及宾客都依靠他供给衣食,他的俸禄因此而全部拿了出来,家中无所剩余。但他性情好猜忌,表面宽和而内心深藏。那些与公孙弘有过嫌隙的,无论近远,虽然表面上他都与其友善,最终总要报复。杀主父偃,贬董仲舒到胶西,都是公孙弘的主意。
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朝廷正在严厉追查其党羽的时候,公孙弘得了重病,他感到自己无功而封侯,官居宰相之位,应该辅佐圣明的皇帝平定安抚国家,使得人们都遵循作臣子的道义。现在诸侯王中出现了叛逆,这是作大臣的不称职所致。他怕病死无法交待,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个方面,用以实行的又有三条.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这五个方面是天下的常道;仁、智、勇是实行常道的三德。所以说‘有疑则问近于智,身体力行近于仁,知道廉耻近于勇。懂得这三条,便知道如何修身自律;才会知道如何治理百姓。’没有不能自律而能治理百姓的。陛下亲行孝悌,借鉴三王,建立周朝那样的政令,兼有文王之德武王之才,招揽四方之士,选贤任职,量能授官,这是能够激励百姓劝勉贤才的做法。而今臣下我愚鲁无才,又无汗马之劳,陛下过分看重从卒伍之中将我提拔起来,封为列侯,位至三公。我的德行才能不足与这样高的官爵相称,加上有病在身,恐怕要先于狗马葬身沟壑,最终都无法报答皇上的恩德,也无法尽忠职守。我想归还列侯爵位,辞职退休,给贤才让路。”皇上答覆说:“自古奖赏有功劳的,表彰有德行的,守成时崇尚文治,逢乱世崇尚武功,这个原则从未改变过。我朝夕努力以求成才,获承皇位,心怀忧惧,不能安宁,只想与诸位大臣共同努力治理天下,而您是通晓治国之道的。君子赞美良善,他的善举福及后代,你若照此行事,我心裹是会常常想到的。您不幸身染小病,何愁不愈?竟上书辞归侯爵并要退休辞官,这是显露我无德啊。现在朝中事情不多,您可保养精神,不要挂念思虑,请医吃药以恢复身体。”于是,赐予休假,又赏赐牛酒及各类丝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愈,上朝理事。
公孙弘共作了六年丞相、御史大夫,八十岁时死在丞相任上。在他后面,李蔡、严青翟、趟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相继作了丞相。从李蔡开始到石庆时止,丞相府的客馆已荒凉残破,到了公孙贺、刘屈牦时,客馆破败,改为马厩、车库和奴婢的住房。这些人中只有石庆敦厚严谨,继公孙弘之后寿终于丞相任上,其余的全都获罪被斩。
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侯爵,作了十余年的山阳郡太守,皇帝征召钜野县令史成,让他到公车待命,公孙度却挽留他不让上路,于是被论罪,被判服四年劳役。
元始年间,褒奖功臣的后代,皇帝下诏说:“汉朝兴邦立国以来,股肱大臣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公孙弘,能够在任职期间力行节俭,轻财重义。他官居宰相且封侯,但却盖布被子,吃糙米饭,将俸禄拿出来供给故旧宾客,以致无所剩余。他享受的衣食都在制度所规定的标准以下。可称得上是以自身为表率来促使民风朴实,与那些内藏财富而表面衣着俭朴以钓取虚名的人完全不一样。用表彰德行义举来引导,勉励世俗民风的转变,这是圣王的法度。赐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参考:/html/68-10/104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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