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具备埃博拉诊断试剂研发能力

针对近期肆虐非洲的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在今日举行的国家卫计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王辰回应称，我国已经具备对埃博拉病毒进行及时检测的诊断试剂研发能力，同时也已经掌握埃博拉病毒的抗体基因，如启动抗体生产不需太长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介绍，传染病防控的最大威胁是其不确定性，就是不知道哪一种传染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对我们造成威胁。因此国家重大专项也在传染病专项上建立了技术储备，目前已有9个课题，10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在从事埃博拉病毒研究，包括检测方法、诊断试剂开发、疫苗和药物等研究，这为我们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

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王辰透露，传染病重大专项在埃博拉病毒科研方面也作了一系列的部署。一是诊断试剂方面，我国已经具备了对埃博拉病毒进行及时检测的诊断试剂研发能力；二是目前在美国两例患者上初步显示抗体治疗有效，在抗体技术上，中国前期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元性抗体的制备能力，包括我们已经掌握了埃博拉病毒的抗体基因，如需启动抗体的生产程序，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王辰强调，在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相关问题上，还有实验室安全的问题。“因为这个病毒是一个毒性很大的病毒，尽管传播性并不是很强，在它的实验性操作中，首先要确保实验室安全，在这方面国家作了一定的应对和准备。”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疫苗研制

2014年8月4日，美国科学家利用植物生产出一种实验用抗病毒血清。这种血清已提供给感染致命的埃博拉病毒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使用。由美国生产的这种药物名为ZMapp。这种药物对人类的安全性尚未得到评估。这种药物由三种单克隆抗体混合制成。这些单克隆抗体是从一组烟草属芳香植物或灌木中获得的。单克隆抗体通过锁定抗原来对付入侵的病毒。抗原是病毒表面的一些凸出物，会“紧紧抓住”并进入人体内的目标细胞。就埃博拉病毒而言，这些抗原像形似意大利面条的长长的病毒体向外伸出的一根根长钉。一旦这些抗原锁定某个细胞的表面，病毒就会进入宿主细胞并进行大量的自我复制。而由免疫系统产生或来自药物的抗体，会挫败抗原锁定目标细胞的能力。这种药物已治疗了两名病患，但若想借此类药物阻止非洲疫情的蔓延，至少在当下是不可能的。现有的能治疗人类的抗体数量并不充足。这种治疗方式常用于灭除另一种高致死性病毒——狂犬病病毒。但在治疗狂犬病时，可以“从接种过狂犬疫苗或患有狂犬病的人身上提取高密度的抗体”。体内含有埃博拉病毒抗体的人数量不足。而ZMapp很难填补这种不足。
2014年9月9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用埃博拉疫苗进行猴子实验，结果显示，4只猴子注射疫苗5周后接触病毒全都无恙，但10个月后疫苗保护力减弱，有2只感染。随后，研究人员再为猴子注射不同配方的第2剂疫苗，这次4只猴子都无恙。该研究结果于7日发表于《自然医学》，这是埃博拉疫苗首次出现“长效免疫”。这种疫苗与英国大药厂葛兰素史克研发的类似，而后者的疫苗已进行人体实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委托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纽琳基因”生产的疫苗也预定于秋季开始对医护人员进行人体实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希望第一阶段研究在11月有结果，若证实疫苗用于人类安全又有效，将试用于疫区的医护人员身上。2014年10月12日，俄联邦卫生部长维罗妮卡·斯克沃尔佐娃称俄罗斯的专家们将在未来的六个月内生产三种埃博拉疫苗。卫生部长通过俄新社发言:“我们已经研发出三种疫苗，而且我们认为疫苗将会在未来的六个月准备好。”
2015年6月24日，俄罗斯动植物卫生监督局局长安娜·波波娃表示，俄罗斯研制的第一种抗埃博拉病毒疫苗已送交注册，目前已经开始办理登记手续，但研究工作将继续进行。
2015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埃博拉及全球卫生安全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2014年8月9日，中国宣布已掌握埃博拉病毒抗体基因，同时具备对埃博拉病毒进行及时检测的诊断试剂研发能力。中国将派出3支公共卫生专家组分别前往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对当地防控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进行技术援助。 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高官也不断提醒各国重视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丰富经验。
2014年8月13日，江苏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介绍，该公司成功完成了埃博拉病毒关键基因合成，并已交付中国疾控中心。据悉，埃博拉病毒关键基因是对该病毒致病蛋白功能和晶体结构研究的基础，有助于尽快了解该病毒致病机理和传播途径。
2014年8月14日，针对埃博拉出血热在非洲蔓延的情况，华大基因联合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研制出埃博拉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以待国内一旦出现疫情时使用。
2014年9月19日，中国疾控中心表示，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成功研制埃博拉病毒核酸、抗原和抗体检测试剂。9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派出的赴塞拉利昂实验室检测队携带了该检测试剂，并将利用该试剂在塞拉利昂开展病毒检测任务。据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德新介绍，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与中国疾控中心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8月中疾控病毒病所派研究人员赴法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方法合作研究，完成了荧光RT-PCR核酸检测试剂盒、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抗原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吸附法抗原检测试剂盒等埃博拉病毒检测试剂盒的验证工作，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病毒病所已和生物技术公司合作，组装成可方便使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埃博拉病毒扎伊尔型核酸检测试剂盒”，该试剂盒将在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和应对，以及在中国埃博拉疫情的监测、诊断及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4年10月8日，四环医药宣布，其已向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技术转让和药物开发费，并将与军科院合作开发后者研制的抗埃博拉病毒药物jk-05。这种新药是当前大约15种抗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药物之一，这些药物在世界各地实验室进行的细胞培养和动物试验中证明有一定效果。四环医药的一名发言人明确表示，该公司拟将jk-05开发为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除了抗埃博拉病毒外，还能对付流感、黄热病和其它病毒。该公司表示，该药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尤其是在中国抗击流感传播方面。2014年10月13日，加拿大表示将启动试验性埃博拉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预计将最早于12月份得到初步结果。临床试验将在马里兰的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进行，将对疫苗的安全性、产生抗体所需的适当剂量、以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进行试验。加拿大政府已提供了20瓶疫苗以供临床试验。

我国公共事件对药物研发的推动作用是什么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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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3 10:26中国工程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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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1]。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呼吸道病毒为主的新发突发传染病频繁暴发，如 2003 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2015 年的寨卡疫情等。2019 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的一次大考。
我国历经数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本形成了涵盖临床救治、病毒溯源、动物模型构建、药物疫苗和检测技术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多机构协作、多方力量整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然而，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源头技术方面积累不足，生物安全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医疗器械的国产化率较低 [2]。药物创新能力及产业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药物研发设备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医药研发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单个研发机构或企业承担难度较大 [3]。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药物疫苗研发能力、诊断试剂生产能力、防护装备储备能力、医疗器械供应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4]。与美国相比，我国数据资源中心、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和短板凸显 [5]。为强化公共卫生体系的科技支撑，提升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力，我国需要着力破解公共卫生领域科技人才难题，不断探索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医学科学基础研究，探索疾病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机理研究，促进源头创新 [6]；摸清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对能力，从基础性生物实验技术、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防护设施、重要医疗救治和检测设备等方面找准“卡脖子”环节，确定科研主攻方向；重视研发快速反应技术平台和生物资源信息共享平台 [7]。
综合而言，我国现有研究重点关注科技支撑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分析视角集中于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疫情防控预警机制、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等，而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的全貌式分析和系统性研究有所缺乏，部分研究结论缺少扎实的理论数据支撑。本文重点阐述我国科技新体系和能力布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支撑作用，剖析科技能力建设的短板和差距，结合国际有益经验，针对基础医学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缺乏、平台设施不健全、总体研究投入不足、人才体系不完善等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二、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的建设现状
（一）科研基地平台布局逐步完善
截至 2020 年 8 月，我国已建成各类生物技术基地平台 986 家，包括生物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74 家（有 5 家属于多单位跨省共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31 家、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31 家、以医院为主体建设的各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50 家 [8]，针对常见多发病、重大慢性病、传染病预防控制与诊治、新药研究及中医药等方向进行了全面部署。建成亚洲最大的药物化合物库，优化建设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库等卫生健康领域的国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在 COVID-19 疫情中，依托传染病专项支持的“重大传染病应急处置检测技术平台”“传染病监测技术平台”，在 5 天内确认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为此次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分离出 SARS-CoV-2 毒株并拼接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得到 WHO“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的高度评价。依托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库，在全球率先建立 COVID-19 的小鼠、恒河猴、食蟹猴模型，被指定为国家疫苗药物评价平台；对首批 8 个疫苗中的 7 个进行评价，对上百种药物进行筛选和评价，为疫苗药物研发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大数据技术充分助力疫情监测和科研攻关
为开展 COVID-19 疫情防控监测，在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领导下，专门设立大数据专题组；科研攻关组成立信息化专班，综合全国确诊患者数、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外来流入人口、地理空间、遥感监测等由多个部委提供的数据，开展病毒溯源、传播链分析、疫情监测和风险评估 [9]。为统一各地健康信息码，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近 9 亿人次，使用次数超过 400 亿人次 [10]。
为促进科研攻关和成果共享，科学技术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建立防控 COVID-19 科研成果的专业性交流平台，集成共享 COVID-19 科研应急攻关项目的科研成果、研究论文、实验数据、临床病例、重要进展等 [11]。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及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术语集”，构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数据共享系统”，提供科学数据、研究文献、疫情报告、防疫指南、防护知识等信息服务。为促进 SARS-CoV-2 基因组数据共享应用，国家生物信息中心（CNCB）、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NGDC）及时开发并维护 2019 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2019nCoVR），整合来自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数据库（GISAID）、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深圳（国家）基因库（CNGB）、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NMDC）、CNCB、NGDC 等机构公开发布的SARS-CoV-2核苷酸和蛋白质序列数据等信息。 NMDC 建立了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与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NPRC）等单位联合建设“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有力支撑了我国乃至全球冠状病毒数据汇集和共享分析 [8]。
（三）公共卫生科技投入逐步加大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技术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于 2009 年启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共资助项目 120 余项，总经费达 1.2 亿元 [12]。截至 2020 年，“重大新药创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累计支持 3000 多个课题，中央财政投入达 233 亿元 [13]。截至 2018 年，“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专项投入 28亿元，用于支持 170 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相关项目研究 [14]。2020 年，NSFC 资助 44 个公共卫生领域项目立项，资助总金额为 1795 万元；陆续发布 SARS-CoV-2 相关的专项项目指南和长期计划（见表 1），加强 COVID-19 方向的研究和应对力度 [15~18]。
表 1 NSFC 发布的 COVID-19 相关专项指南情况

注：资料来源于 NSFC 网站。
（四）科研成果应用有效转化
我国主动应对急性传染病、慢性重大疾病以及公共卫生、健康促进等健康需求，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艾滋病病毒核酸筛查试剂实现国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检测窗口期由 28 天缩短到 11 天；“血站核酸筛查”于 2016 年正式成为国家政策并覆盖全国。新型疫苗、免疫治疗等前沿技术研究进展显著。截至 2019 年 7 月，“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累计 139 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 1 类新药 44 个 [19]。截至 2018 年，累计超过280个通用名药物通过欧美通用名药物注册， 29 个专项支持品种在欧美发达国家获批上市，23 个制剂品种以及 4 个疫苗产品通过 WHO 预认证 [20]。基于 Cortellis 数据库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数据，2020 年我国研发上市 43 种药物和疫苗产品， 58 项 COVID-19 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
三、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建设存在的差距和短板
（一）公共卫生科技支撑原始创新能力有待增强
1. 药物和疫苗研发能力
我国生物制药企业、科研院所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药物和疫苗研发能力逐步增强，然而在基础创新、中试及产业化、产品研发总量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基于 Cortellis 数据库，截至 2021 年 9 月，美国、欧盟、中国参与研发重大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SARS、流感、寨卡、埃博拉、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COVID-19）相关药物和疫苗的产品数分别为 1102 项、517 项、437 项；其中三方参与研发 COVID-19 病毒感染相关药物和疫苗的产品数分别为739项、365项、248项（见图1）。新药和疫苗研发资金需求大、研发周期长，如单项抗体药物研发经费需要 2 亿美元，在医药研发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甚至可达 5 亿美元，单个科研院所或生物制药企业独立承担的难度较大 [3]。

图 1 美国、欧盟、中国的药物疫苗产品参与研发数量（基于 cortellis 数据库，截至 2021 年 9 月）
2. 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研发能力
高性能检测产品和医疗器械等防控产品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科技支撑，然而我国公共卫生相关的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仍较多依赖进口，原理性创新尤为不足。基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网站数据，近五年来我国研发重大传染病（见图 2，包括 COVID-19、流感、寨卡等）相关检测器械和病原诊断试剂的产品数为 70 项，美国对应为 291 项；2020 年，我国 COVID-19 相关上市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的产品数为 58 项，美国对应为 274 项。由此可见，我国相关上市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的研发投入和产业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涉及抗病毒药物、疫苗、抗体、器械设备等研发的交叉学科领域布局仍需完善，针对未知传染病的前瞻性、实用性探索研究有待加强。

图 2 中国、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的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上市数量（2016—2020 年）
（二）公共卫生科技资源基地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1. 公共卫生资源平台建设
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亟需完善。国家生物医学数据存储、管理与共享平台，菌毒种、细胞株、实验动物、文献资源、人群队列等国家级高水平生物样本资源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21] ；生物医药技术和资源共享方面的国际依存度偏高，仍存在受制于人的情况。数据库、样本库、生物资源库等研究资源的汇交标准和共享机制有待健全，庞大的资源优势尚未转变为公共卫生科技产出优势 [21]。
2.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
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缺乏合理布局，数量也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截至 2020 年，我国通过科学技术部建设审查的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有 81 家 [5]，真正投入使用的只有十多家；从地域上看集中分布在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从行业上看主要分布在海关、检验检疫、疾控中心等方面。美国几乎所有高水平大学医学院、医院都配备了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2011 年美国即已建成 1495 个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球 23 个国家已建成和在建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共有 54 个，其中美国、英国、中国的数量分别为 12 个、5 个、3 个 [22]。
（三）公共卫生科技应急支撑体系有待健全
1. 公共卫生科技研究总体投入
我国公共卫生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医学方式列项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缺乏专门的医学科学基金，制约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支撑能力；公共卫生科研经费投入总量相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有差距。2018 财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统摄的生命科学领域经费总量达 363 亿美元 [23]，基于 NIH RePORTER 在公共卫生领域投入资金约 181 亿美元。基于 NSFC 的资助数据，2018 年我国中央政府在生命科学领域投入研究经费约为 130 亿元，政府属科研机构支出研究经费约为 2691.7 亿元 [24]。
2. 国家级机构统筹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能力
居于医学科技前沿的国家主要依托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如 NIH、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R）等，统筹分配国家医学健康领域的研究经费，引领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研究在内的国家医学科技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的引领作用有待充分发挥。
3. 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才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关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在全国卫生人员中，疾控机构的卫生人员 2009 年的占比为 2.53%，2020年的占比为 1.53%，呈持续下降趋势 [25]。与此同时，我国从事疫苗、抗病毒药物、检测产品、医疗器械研发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尤其是具备多学科知识基础、传染病流行理论和丰富国际视野及实践经验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四、强化我国突发公共卫生科技应急支撑体系的建议
（一）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效发挥科技支撑保障作用
强化基础医学研究能力。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以临床应用需求为牵引，开展新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溯源、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和危害致命性研究，建立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病原体组合筛查技术体系和预警溯源技术体系，全面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提升原创性医药产品和诊断器械的研发能力与响应速度。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部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药物和疫苗产品研发，加快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提高药物疫苗产品研发上市总量。加强高端医疗器械与检测试剂的研发能力、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提高关键原材料、高端医疗设备、检测试剂的国产化率。建立应急药物、疫苗、医疗器械产品储备制度，探索建立有效治疗药物、疫苗产品、医疗器械紧急使用授权管理制度。
强化高校、医疗机构、科技企业的紧密合作，建立高校、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围绕重大攻关任务的合作体系。为激发生物科技企业创新活力，建议相关部门联动给予政策倾斜，合理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企业应用基础医学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机制 [26]。
（二）完善公共卫生科技资源基地平台建设，增强科技自主保障支撑能力
强化国家生物资源样本中心建设。加强菌毒种、细胞株、药用资源、实验动物、生物样本与人类遗传资源等国家级生物样本资源中心建设，成立大型队列项目和罕见病患者库，完善各类资源平台的汇交标准和共享机制，促进有限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
建设具有自我支撑能力的高质量数据管理和信息共享平台。借鉴 NCBI、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PubMed）、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EBI）等机构的成功运行经验，建设国际一流的国家医学图书馆、本土化的全球生物医学文献检索系统和国家临床数据中心 [21]，推动实现生物医学、图书资料、科研文献、医学专利、临床试验数据等信息的高质量共享共用 [7]。
完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室布局。根据区域人口密度、病原检测和科研需求，合理增设区域化的固定式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辅以小型移动式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需求。强化公共卫生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行业引领作用。
（三）健全公共卫生支撑保障体系，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
加强公共卫生科技人才储备。改善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唯论文和影响因子的评估方法。鼓励科研合作，淡化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认定。完善人才选拔聘用、培养储备和激励制度，多方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建立国家和地方应急响应队伍，开展经常性应急防控演练。
充分发挥国家医学科学院的统筹引领作用。结合医学健康领域国家实验室建设，建立真正的国家医学科学院 [21]，借鉴 NIH、INSERM、MRC 等机构经验，充分发挥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医学科技创新的作用。面向居民生命健康，围绕医学科技创新重大战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需求开展持续的科研攻关。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和科研力量，统筹实施人口健康和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布局，加强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卫生健康科技创新领域研究。
合理增加公共卫生领域科技投入。建议在现有五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之外，成立专门的医学研究基金，独立管理卫生健康领域的科技资源布局 [21]。持续稳定支持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日本将引入埃博拉是怎么回事？

日本引进埃博拉是怎么回事？让金投小编为你解答吧！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卫生部门7月1日表示，日本将首次引入埃博拉病毒和其他四种致命病毒，用于明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前开发诊断试剂.

据日本《每日新闻》7月1日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透露，政府计划引进埃博拉病毒、拉沙热、南美病毒、克里米亚刚果病毒和马尔堡病毒，这些病毒将在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位于东京郊区的分院进行研究.

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说:这是防止病毒潜在威胁的重要一步.因为这个国家(日本)打算迎接世界各地的奥运会观众.

报道称，埃博拉病毒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和排泄物等体液传播.另外四种病毒也可以通过与感染的动物和螨虫接触而感染.

另据《日本时报》7月1日报道，这些病毒最早将于今年夏天被带入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村山县分院，该院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处理最高生物安全水平(BSL)的4种危险病原体.根据日本的传染病防治法，这些致命病毒都被列为最危险的病毒.

报道称，国立传染病研究所采用了包括人为制造致命病原体在内的检测系统，以应对危险疾病的爆发.相关人士表示，实际病原体有助于改善检测系统.

据报道，去年11月，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向包括当地居民代表在内的相关人员提出了引进致命病毒的想法，以提高检测方法的准确性.今年5月，为当地居民举行了一系列简报会后，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正式宣布了病毒输入计划.该研究所认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反对，一定程度上了解.

武藏村山市市长表示，他要求卫生部门迅速通知该研究所发生的与病毒有关的进展，并考虑将来搬迁该设施.

我们很重视市长的要求，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表示，我们在加强检测制度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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