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7月29日,复星医药公布了以高达12.6亿美元的价格并购印度药品生产企业,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制药企业交易金额最大的海外并购案。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医药行业有16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进行对外投资和收购的公告,领域覆盖新药研发、药品生产、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涉及金额超百亿元。而2015年,A股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赴海外并购的公司总计为11家,总计金额不超过50亿元。据了解,印度第一家获得美国批准的注射剂药品生产制造企业,并获得全球各大法规市场的认证,其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产品包括肝素钠、依诺肝素钠注射液、罗库溴铵注射液、重组人胰岛素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步伐加快,内容也在逐渐“丰富”。现在,收购热门产业又加上了医药行业,这既是产业转型的“势在必然”,也是走向海外、补中国产业短板的大动作。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不仅盯着发达国家,也瞄准了医药产业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对于印度,我们有许多不太了解的地方,也有我们并不熟悉的产业结构。印象中,印度软件产业十分发达,教育产业有许多叫得响的大学,医药产业以仿制闻名于世,以价格低廉具有竞争力。现在,上市企业收购了印度的知名医药企业,可以使中国的医药供给更为多元化,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印度经济、印度企业。
企业违规遭投资机构唾弃基金迅速撤离立案调查股
欣泰电气从立案到退市的过程给资本市场敲响了一记警钟,而目前被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正处于何种状态,基金公司是否会因立案与否影响决策呢?据统计,截至目前,共22家上市公司在二季度内收到了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通知书,其立案调查理由中,有涉嫌违法违规,也有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工作需要、违法等。这22家上市公司中,有4家被立案的上市公司,二季度已不再被基金重仓。对比一季度和二季度基金重仓数据发现,基金公司对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部分上市公司,唯恐避之不及。《证券日报》基金新闻部对比发现,共4家被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其个股被基金“放弃”。如中水渔业、沈阳机床、哈高科、鞍重股份这4只个股,在一季度均被基金重仓,而随着二季度各企业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发布,这4家企业均被基金“抛弃”。
想起欣泰电气已经被“判处死刑”之际,居然还有多名投资者介入,股价竟然被拉到涨停,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是盼望咸鱼翻身,还是指望天上突然掉馅饼?投资本来是用来增值的,对于一只已经被强令退市的企业,还有任何炒作的空间、任何获取暴利的可能吗?上述被监管部门立案的上市公司,基金的反应是正常的:立刻出走。资本是“嫌贫爱富”的,不会因为曾经的介入而执意坚守,只要有对未来发展不利的确切消息,资本当然要“溜号”——市场大得很,有盈利前景的合法企业多得很,资本自然是择优而栖。也提醒那些专爱炒作“垃圾”的投资者,在法律法规逐渐完善、监管日臻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违反市场基本规律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
过度融资遭遇严管多家企业定增“减肥”
7月26日,九阳股份、贵人鸟两家上市公司同时发布公告: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其中,九阳股份拟将募资金额从前期的不超过8亿元,降至不超过5.1亿元,缩水36.25%。贵人鸟的定增融资额,更是从原计划的11.07亿元降至3.96亿元,降幅高达64.2%。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有16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定增方案调整公告,披露调减定增融资额的公司数量至少就达9家,平均每隔一个交易日就有一家公司发布类似公告,其中包括定增方案已经过会的公司。一位券商投行人士认为,随着监管层对并购重组的关注,或会有更多上市公司下调、甚至放弃定增计划。投资者要警惕相关个股风险,谨慎操作。在调减定增融资额的9家公司中,中小板公司和沪市主板公司各有3家,创业板公司2家,深市主板公司1家。记者统计发现,与原计划的融资金额相比,这9家公司将总计从A股市场减少融资总计高达97.67亿元。
中国资本市场问题多多,其中之一便是圈钱太容易,且不受严格监管,不考虑中小投资者利益。虽然监管层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恶习一时半时难改,违规牟取暴利动机更难消除。从最近上市公司调减的项目情况看,监管层严控方向比较明确,一是严把“跨界”关。如做体育服装的企业,大笔投资搞“体育云平台”项目就被取消。二是定增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贷款的项目备受关注。三是定增导向不用于“非资本性支出”。在IPO市场萎缩、其他融资项目受限的情况下,定增市场出现意外的火爆,招致监管层格外关注也不出意料。定向增发的本意,是为上市企业转型发展、产业升级等活动筹集资金,如果搞成违规牟利、借机爆炒的工具,就违背了市场最初的功能和意向。
董事分歧频现影响经营上交所急问询力求速决
一则审议全资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将海南椰岛的内部矛盾公之于众。对此,上交所火速下发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事宜进行补充披露。在上半年基本确定亏损的情况下,海南椰岛董事会出现分歧无疑令公司未来局面雪上加霜。上交所在问询函中反复提到“公司控制权是否稳定”等问题,希望公司对控制权等关键事项披露清楚,让投资者更好地做出判断。7月29日,海南椰岛披露《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等四项议案。其中,雷立、饶哲两名董事对前三项议案投反对票,二者恰是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
最近,股东矛盾、控股权之争的事端一再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而万科、宝能之争更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已经持续一年的高层矛盾,无疑让企业日常经营受到极大伤害。这次海南椰岛的争端,上交所迅速做出反应,快速发出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事宜进行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出现股东权益之争、出现控股权之争都是正常的,不同股东以及代表不同股东的董事之间,出现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但是,这种争议不能喋喋不休、没完没了,进而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这也是监管部门迅速做出反应的内在原因。按照资本市场“资本说了算”的一般原则,公司控制权似乎不是问题,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个问题一再出现,有些到了久拖不决的地步。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的不成熟,背后的股东也对资本市场运作规律不明就里;二是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让企业或股东找不到明确的“方向感”。
“走出去”的海外战略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进行海外并购时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海外并购的目的。并购只是手段,而投资回报率或效益才是目的。企业在向海外扩展的过程中,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为兼并而兼并,或为了规模而兼并,看到别的企业到国际上收购企业,也盲目跟风。 海外并购的策略。海外并购策略可以分为市场型的并购、资源的并购、品牌的并购、销售渠道的并购、技术的并购等。 海外并购的成本。企业的并购成本由初始成本和整合成本两部分组成。其中,整合成本是企业并购的最大未来风险,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不要仅仅考虑并购时的价格成本,有时并购的价格可能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兼并的成本低。 整合的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实施海外并购后如何将业务、资源进行整合,才是整个并购活动成功的关键,无论何种目的企业并购,都必须在并购后进行整合。如果整合不好,就可能陷入整合的陷阱中,增大跨国经营的风险。 管理能力能否适应规模扩大了的企业。国内有的企业家在管理原来的企业时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但一旦海外并购完成后,企业规模一下子扩大了,管理能力就跟不上了,结果使原有企业的利益也受到损失。 熟知海外企业的背景。包括对企业当地商业操作、政策法规以及社会制度的了解。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对国外企业当地商业操作、政策法规以及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如果不熟悉,不能本土化,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被并购企业是否并购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整合是在并购后整合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一个成熟的企业一般都存在着完整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些企业对自身的文化有着很高的认同度,并希望把自身的文化保持下来,因此他们对中国企业文化的认同度较低。当中国企业要进行海外并购时,对方企业所在国的员工、媒体、投资者、甚至是工会,就可能对中国企业持怀疑的态度和偏见。所以作为并购后整合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吸收被并购企业文化中先进的成分,还必须放弃原有企业文化中无法被并购企业所认同的文化。 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进行海外并购,还要考虑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影响力。
目前,国内缺乏专门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以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分析和评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企业本身受信息渠道、自身评价或判断能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难正确判断某项目在国外是否具有发展前景。由于部分海外投资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调查不充分、不科学,从而导致项目投资后经营亏损。 经营管理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很落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的占17%,而且以生产性企业居多。我国企业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的经验,管理体制尚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往往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境外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在实施跨国经营决策时,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地点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往往造成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中航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管理人才的培养来看,我国企业也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分散化经营与恶性竞争风险我国设立的境外企业分散化经营现象严重,使得企业不但无法在资本、技术、市场、信息以及生产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补,甚至反而会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内部过度竞争。这说明这些企业投资母体之间缺乏联系和合作。 另一方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企业都以兼并或建立策略联盟作为发展手段以实现规模效应,而我国企业显然尚未跟上这种跨国经营的潮流。由于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至今依然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得海外的国有企业分支公司即使在业务上有相似和交叉之处,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和信息交流。 国有企业自身机制与国际上跨国公司的通行体制存在较大差距,限制、束缚了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力和经营理念,使海外中资企业难以像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那样以各种手段进行兼并和联盟经营。在同一项目的竞争中,我国企业间往往出现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局面,难以建立起战略联盟,这也从内部进一步增大了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 在面对境外投资的风险时,企业与政府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一、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1.对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正确评估。企业应在投资前对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境外企业设立后,也应要求海外经理人员及时提供当地各种政策动向的情报,并由专门机构进行分析。评估工作专业性较强,如果企业实力有限,就要注意发挥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需要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构,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积极培养人才,完善人才管理。发展国际化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有战略思想和熟悉现代企业管理的经理人才。目前,我国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市场法律的人才,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自身培养的不足。 3.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策略。通过自主开发、合资开发、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通过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运用市场化和国际化手段,增强与外国跨国公司平等对话的实力。 4.实行海外企业本地化战略。我国企业应加强对投资所在国的公关策略。在投资方式上尽量采用合资形式,以取得一定的本国企业身份,可以使合资方分担一部分投资风险;对资源开发等敏感领域的投资,可根据所在国情况以债务形式出资,通过产品分成获得收益,这样可以避免直接取得控股权所带来的国有化风险。如果投资主体具有品牌、技术、管理优势,也可以采取特许经营的形式,做到既节约资金、避免直接投资风险,又占领了市场。在境外企业经营中采用本地化战略,一方面多雇佣当地员工,另一方面尽量实现采购本地化。 5.合理安排投资结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调整经营政策和金融政策,把政治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调整的中心是把单独一家风险变为多个公司甚至把母国与东道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可采取以下措施:跨国公司应设法在国际上寻找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利用筹集资本的机会把风险分散在东道国或其他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或公司的持股者、客户身上。一旦东道国发生任何政治或经济风险,公司并不会承担过多的风险,而且还能受到国际性的保护。设法把东道国国内的子公司的原料、零部件等市场与其它国家市场连在一起,还可以把研究与开发设备的特有技术和关键部分集中在母国,以便一旦发生国家政治或经济风险时,可以让东道国也付出应有的代价。 6.进行周期性国际投资风险分析。对投资者来说,国际投资风险分析不只是投资前期的工作,它贯穿于整个投资期。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因大量雇佣当地劳动力,其政府没收的风险可能较低,但还存在着其它风险,如资金筹集、企业扩大再生产等。投资企业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不断变化,国际投资风险也不断变化,所以投资方应密切注意各种风险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定期进行投资风险分析。 二、构建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 从技术角度看,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则是防范上述风险的具体方法,借助于该系统的有效运行,能够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的事前管理。众所周知,风险预警系统是一种前馈控制系统,它是使系统在动态环境中保持一定稳定性或促使系统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的活动。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的运行应经过四个程序: (1)监测 大多数风险都是可以预测的,它有一个从潜伏到爆发,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风险预警的监测程序就是对风险表现和要素进行连续的追踪,以便及时掌握风险走向的第一手材料。需要指出的是,监测并不是对企业现象包罗万象的检测,它的目标应该非常明确,监测的终极对象就是风险;监测选用的程序和方法应当及时而灵敏地反映出风险的变化;监测获得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监测信息越多,越易使主要问题不突出,并且信息越多越复杂,获取信息的费用就越高.筛选和处理信息的费用也会越多,所以监测系统应该讲究成本效益原则,以尽量小的支出获取最有用的信息。 (2)识别 该程序可以帮助管理者对监测得到的信息进行鉴别、分类和初步分析,使其更有条理,更突出地反映出风险的变化。应指出的是,由于监测到的大量的基础信息,既包含有用的真实信息,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大量的误导性的错误信息和失真信息。通过鉴别程序可以对信息进行检查过滤,剔除其中的误导性信息,找出能反映风险的有用的真实信息;此外,预警依赖于监测,监测离不开指标。建立识别系统的关键是确定预报警情的指标体系,以观察境外投资是否存在风险的隐患。 (3)报警 在设计好预警系统警情指标后,该系统考虑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根据预警指标的变化,来预报警情、确定警度。该程序的基本任务:一是分析警兆。企业在警情爆发之前,总有一定的先兆,即警兆。风险预警系统就是要借助于财务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结合一定的经验和方法,确定是否出现警兆,从而作出下一步决策方案。二是预报警度。预报警度是预警的根本目的,根据警兆的变化状况,联系警情的警界区间,参照警度评价标准,并结合实际或未来情况来修正,从而预警实际警情的严重程度。三是寻找警源。警源是风险形成的原因,是产生风险警报的根源,是实施预控对策的前提。在进行预警源分析时,应注意根据预警对象的特点和变化规律,监测预警对象、确定警源。 (4)预控 风险预控程序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的行动,它有预知和计划,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和方向,它是预先制定好的各种风险的处理计划和方案。比如,就境外投资管理协调机制而言,其风险预控方案应充分考虑:如何提高境外投资审批效率,有条件地放宽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为国内优势企业“走出去” 投资创造便利条件;如何合理制定一部调整对外投资基本关系的专门法律,内容包括从对外投资项目的审批,事后监管,到对外投资的促进、服务措施等,从而有效防范管理协调机制运行中的风险警报,提高政府对境外投资的宏观管理水平。 三、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1.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现阶段我国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它是有效保护我国境外投资的前提条件。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应以我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目前我国已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并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应加快与外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依靠国内立法与国际双边和多边协定的紧密配合来为我国境外投资提供担保。 2.建立投资工业园。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独自成功地避免政策风险。如果有国内好的中介服务机构或组织,可以在境外建立投资工业园,集投资咨询、法律顾问等一同到境外投资,如果出现政策风险,政府之间可以双边签订贸易、投资协议,以避免可能的政策风险,甚至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外汇局可以协调,乃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工作。 3.建立境外投资咨询机构以及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可能遭遇的风险类型和程度在不同的投资目的国也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大,有些是经济、金融风险大,有些是汇率、债务风险大。企业要想及时分辨境外投资有无政策风险,就需要大量资料和研究来做判断。政府建立一个风险评估和咨询机构,将对企业境外投资给予帮助和扶持。
并购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在西方国家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史,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动机和驱动力以及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企业并购的浪潮正向全球化推进,对我国经济也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一、我国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进行并购活动,其目的在于利用并购产生的管理协同效应和财务协调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我国企业并购起步较晚,在并购中存在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政府干预过多。并购应是企业为生存和发展而自愿采取的战略行动,企业的并购动因应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一致。但在我国,许多并购行为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市场经济动因,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企业动机,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现象比较严重。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企业摆脱亏损局面,使企业走出经营困境,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为。笔者认为,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界定不清,产权关系复杂。 (二)价值评估欠准确。企业确定并购目标后,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合理估算目标企业的价值并作为收购的底价,这是并购成功的基础。目标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并购企业对其未来自由现金流量和时间的预测。能否准确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并购企业准备并购的时间长短、是善意并购还是恶意并购,目标企业是否是上市公司、最近一次被审计的时间距并购的时间长短等。也就是说,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风险根本上取决于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审计报告水分较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并购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使得并购方很难准确判断目标企业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在定价中可能接受高于目标企业价值的收购价格,由此导致并购方资产负债率过高,目标企业不能产生预期盈利而陷入财务困境。 (三)支付方式单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并购的证券化程度低,被并购或交易的资产多为实物形态的资产,而非证券资产,发达国家盛行的换股并购和综合证券并购在国内基本上没有起步。这种以实物资产作为并购或交易标的的交易方式,往往由于被并购企业的人员安排、债务处理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使得企业并购的谈判过程和交易过程复杂化,从而使并购的成交率低。笔者认为,中介机构在企业并购支付方式选择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杠杆收购中的垃圾债权发行和过渡性贷款安排都高度依赖于投资银行。在西方国家,中介机构不仅参与企业并购的咨询、策划和组织,还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但在我国,投资银行业务才刚刚起步,投资银行的行业操作能力低,影响了我国企业并购的发展。 (四)占用流动性资源过多。我国企业并购大多采用现金支付方式,如果企业本身没有大量闲置资金,就需要对外筹集资金,以保证并购的顺利进行。采取债权融资方式收购目标企业,会使并购后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额都大幅上升,资产的安全性降低,若并购方的融资能力较差,现金流量安排不当,则流动比率也会大幅度下降,影响其短期偿债能力,使并购方资产流动性减弱。大量的长期负债还会大大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或令企业被迫接受一系列限制性条款,限制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和资金的正常运作。因此,企业应根据并购目的、自身资本结构等多方面因素选择适当的融资渠道,避免因融资渠道、还款方式选择不当增加企业资本成本,令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二、我国企业并购财务问题的相应对策 为了使并购在我国企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笔者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一)实行政企分开。政府部门是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或行政机关,是宏观经济的组成部分,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除搞好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外,更重要的职能是搞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政府部门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企业。企业是生产经营商品和劳务的经济单位,直接以赢利为目的,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和构成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可见,政企主体不能混同,必须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实现政企分开,就应该使政府与企业成为法律上两个平等的法人组织。否则,企业改革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只有有效地实现政企分开,理顺产权关系,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才能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避免两者相互“越位”;只有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与企业才能更好地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角色定位。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明确界定产权,完善市场机制,加快企业并购中的法律建设问题。 (二)合理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是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不准确的根本原因。企业在并购前,应对目标企业进行详细的审查和评价,并聘请投资银行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全面策划,对目标企业的行业发展前景、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对目标企业的未来自由现金流量做出合理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目标企业进行合理估价。在对目标企业进行估价时,企业可根据并购动机和所掌握的信息资料来决定评估目标企业价值的方法,合理评估企业价值。 (三)合理安排资金支付。并购双方协商好收购价格,并购方就应根据并购支付方式着手筹措资金。并购支付方式有现金支付、股票支付和混合支付三种,其中现金支付方式的资金筹措压力最大。并购企业可结合自身情况,合理设计并购支付结构,以满足并购双方的要求。 (四)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促使金融工具多样化,可以使企业在并购方式选择上更加灵活,从而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的机率。可借鉴外国经验,推出可转换证券等一系列受市场欢迎的金融工具。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还应注重中介机构的培育。如果没有中介机构的参与,而仅仅依靠企业本身的力量,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并购,如表外工具的运用主要靠投资银行来具体操作。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重要角色,我国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应给这些中介机构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利用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资本实力、信用优势和信息资源,为企业并购开创多种多样的筹资渠道。 总之,并购作为企业资本运营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并购在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为了降低风险,减少或规避各种不利影响,并购企业应选择理想的目标公司,审慎评估目标公司的价值,在整和目标企业的过程中,创造最优目标公司资本结构,增加公司的价值,使企业并购充分发挥企业的协同效应,迅速进入市场,提高经营规模,挖掘公司管理经营等各个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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