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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DNA疫苗或于2018年前推出,预计能遏制寨卡病毒

佚名 2024-05-19 10:55:44

新DNA疫苗或于2018年前推出,预计能遏制寨卡病毒

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美洲又出现了一种虫媒病毒――寨卡病毒。在寨卡疫情暴发后,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研制工作从没有停止过。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inovio有望在2018年之前将控制寨卡病毒传播的特效dna疫苗推向市场。早在今年6月,该公司就曾声明称已获得fda批准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将研制出的携带病毒dna的疫苗注射到人体细胞核内,以促使人体细胞产生可防止病毒滋生的蛋白质。

这种新型疫苗借助微弱的病毒来攻击人体免疫系统,使人体产生病毒抗体。其所携带的病毒是安全的,因为它们无法复制,也就无法传播。

篇外阅读:什么是寨卡病毒?

寨卡病毒 (ZIKV)属于黄病毒科病毒科,黄病毒属,可以通过伊蚊传播给人类。和黄病毒科内的其它病毒一样,寨卡病毒有包膜和二十面体的蛋白衣壳,为正链RNA病毒。与它最密切相关的病毒是Spondweni病毒。在人类中,它会导致称为兹卡的轻微疾病。兹卡疾病,或又称为兹卡发热,自20世纪50年代一直仅仅发生在赤道附近非洲和亚洲的狭长地带。

寨卡病毒可以由白天活跃蚊子传播。现已知多种伊蚊都可以传播这种病毒。研究表明,塞卡病毒在伊蚊体内的外在潜伏期约为10天。该病毒的脊椎动物宿主主要是猴子和人类。目前来说,该病毒的发病机制还并不明确。科学家的假设是,zika病毒开始时会感染树突细胞近核的部位,随后扩散到淋巴结和血液中。一般的,黄病毒科病毒通常在细胞质中复制,但zika病毒的抗原已被发现被感染的细胞核中。

这种病毒引起的症状就像是登革热的温和形式 。感染该病毒的常见症状包括,轻微头痛、斑丘疹,发热、全身乏力、红眼病和关节痛。开始时,会有轻度头痛,并逐渐发展到斑丘疹、发烧、背部疼痛。两天之内,皮疹消退,并在三天内,发烧结束,但皮疹依然存在。至今仍然没有特效疫苗和治疗药物。

扩展阅读:一、寨卡病毒的预防目前无疫苗。减少寨卡病毒感染来源(去除和改造滋生地)以及减少蚊虫与人的接触可减少感染发生。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使用驱虫剂;穿戴尽可能覆盖身体各部位的衣服,而且最好是浅色衣服;采用纱网、门窗紧闭等物理屏障;蚊帐内睡觉。另外较为重要的是将水桶、花盆或者汽车轮胎等可能蓄水的容器实施排空、保持清洁或者加以覆盖,从而去除可使蚊虫滋生的环境。

要保护自己免患寨卡病毒和其他蚊媒疾病,采取上述措施,避免受到蚊子叮咬。孕妇或者计划怀孕的妇女应当遵循这一建议,当前往已经出现寨卡病毒疫情的地区旅行时也可征求当地卫生部门的意见。

怎样分辨什么是DNA病毒,什么是RNA病毒,什么是DNA和RNA病毒

DNA病毒:是生物病毒的一种,属于一级
繁殖:是专性活细胞内寄生物。他不可单独进行繁殖,必须在活细胞内才可。
繁殖方式:复制。
繁殖过程:吸附(病毒粒子借衣壳上的受体与宿主细胞“粘附”在一起,否则,病毒粒子将不能侵入宿主细胞。)注入遗传物质, 接着就是利用寄主细胞的营 养 进行DNA的复制和protein的翻译,然后就是装配,最后就释放.

RNA病毒(RNA virus) 也称RNA型病毒。核酸为RNA的病毒的总称。植物病毒,除少数例外(如花椰菜花叶病毒Caulif- lower mosaic virus),几乎都是RNA病毒。 RNA病毒
冠状病毒直径为80~160nm,为有包膜的单股RNA病毒RNA的复制过程中,其错误修复机制的酶的活性很低很低,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其编译很快;而疫苗是要根据病毒的固定基因或蛋白进行开发制作的。所以RNA病毒疫苗较难开发!只要记住相对少数的RNA 病毒例子就可以了阿。
RNA病毒有: 艾滋病病毒,烟花草病毒,SARS 病毒大洋网讯 80多年前有一个至少在全球造成2000万人死亡的凶手,它还从未接受正义的审判。科学家相信,研究恶贯满盈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可能有助于人类防范另一场灾难性流感的袭击。
今天,1918年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模糊的。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战败投降而告终。战争造成了1000多万人死亡,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惨烈战争后,人们盼望着和平宁静的生活。然而就在此刻,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使得一次大战的死亡幽灵相形见绌。这场在很多历史书中只是一则小小脚注的灾难,就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
最危险的感冒
“西班牙流感”也被称作“西班牙女士”(SpanishLady),不过它却有些名不符实。首先,它似乎并不是从西班牙起源的。其次,这场流感绝对没有它的名称那样温柔。
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在一场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9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10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或者是芥子气引起的。
这次流感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W”型———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人也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到了来年的2月份,“西班牙流感”迎来了它相对温和的第三阶段。
数月后,“西班牙流感”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科学家估计,大约有2000万到4000万人在流感灾难中丧生。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人死亡只有它的1/2到1/4。据估计,在这场流感之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下降了10年。
善于化装的凶手
作为一种传染病,流感至少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危害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欧洲爆发的鼠疫,与最近20年流行的艾滋病打了一个平手(全球大约有7000万人感染艾滋病,2000万人死亡)。
流行性感冒是比你想象的更严重的疾病。即便流感只有2.5%的死亡率,如果有10亿人感染,那么后果就是“西班牙流感”这样的灾难。流感的另一个危险之处是它的不稳定性:今年你患上了流感,你得到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是你可能仍然逃不过明年的那场流感。相比之下,风疹或者天花之类的传染病只要患过一次就能获得终身的免疫力。
流感病毒的结构决定了它总是能侵害你。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是单链的核糖核酸(RNA),而不是你我身体中的遗传物质DNA。有两种蛋白质像大头针一样“扎”在流感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上,一种叫做血凝素(HA),另一种叫做神经氨酸酶(NA)。HA和NA的作用是负责让病毒———准备入侵细胞的和已经在细胞内复制、组装好的———顺利进出细胞。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正是以HA和NA作为“靶子”。
如果指导HA和NA合成的流感病毒RNA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发生的可能性要比DNA变化的可能性大),那么人体免疫系统就对改变了结构的HA和NA“视而不见”。直到流感痊愈,你终于获得了对新的HA和NA的识别能力,不过很不幸:下一次流感病毒的HA和NA可能又变得让你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了。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15种HA和9种NA。科学家使用HA和NA区别各种流感病毒的身份,例如1968年的“香港型”流感被称作H3N2。
禽流感?猪流感?
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早已忘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科学家却一直保持着警惕。弄清85年前的那场灾难的原因有助于防止悲剧的重演。
寻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疾病的病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到1930年代,人类才分离出流感病毒。1950年代,美国曾经组织了考察队赶赴阿拉斯加挖掘死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尸体,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体。很遗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冻土带的尸体因为解冻腐烂而失去了研究价值。
直到1997年,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陶本伯杰(JefferyTaubenberger)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才第一次找到造成“西班牙流感”的感冒病毒RNA片断。
陶本伯杰所在的研究所保留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病人的组织样本,包括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西班牙流感”病人的肺组织。
在28份当年的样本中,只有一位21岁士兵的肺部样本完全符合当时“西班牙流感”的状况。正是在这份标本中,陶本伯杰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找到了9段当年流感病毒的RNA“碎片”。
RNA比DNA更容易分解,但是陶本伯杰发现的RNA片断已经能够提供一些“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线索了。这9段RNA片断分属5个不同的基因,其中包括制造HA和NA的基因。通过比较,陶本伯杰发现造成“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病毒与猪流感有相似之处,如果把它归类,那么它应该是H1N1型的。此前的理论认为,造成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禽流感。
2001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吉布斯(MarkGibbs)在陶本伯杰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吉布斯把1918年流感病毒中负责制造HA的基因与30种类似的猪流感、禽流感、人类流感病毒中的相同基因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基因的前部和后部是人类流感病毒的编码,而在基因的中段则是猪流感病毒的编码。
吉布斯认为,造成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原因,就是猪流感病毒的一段编码“跳”到了人类流感病毒的RNA中。
仍在继续追踪
然而,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吉布斯的证据不够充分。他们认为,这种人类流感病毒的HA基因和猪流感病毒的HA基因“混合”(科学家称之为“重组”)的可能性不大。陶本伯杰更是认为,吉布斯“错误理解”了他的数据。
要完全认识“西班牙流感”为什么如此凶恶,可能需要测出它的基因组的全部序列。
一些科学家正在试图挖开更多的死于1918年流感的人的坟墓。伦敦的玛丽王后医学院教授奥克斯福德(JohnOxford)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打算从伯恩(PhyllisBurn,一位住在伦敦南部的20岁的女性)的尸体中采集肺部样本。伯恩当年因“西班牙流感”而去世,她被安葬在一个灌满了酒精的密封铅制棺材中。牛津相信,在伯恩的体内保存有完好的“西班牙流感”病毒。
重新调查“西班牙流感”有一定的危险性。科学家建议在生物安全性最好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以免“西班牙流感”病毒———假如真的能完整找到的话———泄漏出实验室,再度危害人类。不过相比之下,大自然才是终极的“生物恐怖分子”。研究表明,野生的水禽是感冒病毒的“基因库”———它们拥有全部15种HA基因和9种NA基因。而猪由于既能感染水禽身上的流感病毒,又能感染人类流感病毒,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病毒的“混合器”,即产生了拥有新的HA和NA的流感病毒。这样一来,人类的免疫系统就可能面临一场像1918年那样的严峻考验。
数十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世界系统地监视人类流感病毒的变化趋势,但是对于猪流感,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监视系统。今年2月份,在WHO的一次关于流感疫苗的会议上,病毒学家韦伯斯特(RobertWebster)提议,WHO应研制储备针对所有15种HA的疫苗,以防止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出现。
科学家们还在继续追踪“西班牙流感”。用陶本伯杰的话说,80多年前这个恶贯满盈的凶手,还从未接受正义的审判。

21世纪海洋生物技术发展展望?

21世纪海洋生物技术发展展望具体内容是什么,下面中达咨询为大家解答。
发展展望近10年来,由于海洋在沿海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以及人类对海洋环境特殊性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海洋生物资源多层面的开发利用极大地促进了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的迅速发展。1989年首届国际海洋生物技术大会(以下简称MPS大会)在日本召开时仅有几十人参加,而1997年第四届IMBC大会在意大利召开时参加入数达1000多人。现在IMBC会议已成为全球海洋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出现了火红的局面。《IMBC 2000》在澳大利亚刚刚开过,《IMBC 2003》的筹备工作在日本已经开始,以色列为了举办们《IMBC 2006》早早作了宣传,并争到了举办权。每3年一届的IMBC不仅吸引了众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前往展示与交流研究成果,探讨新的研究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区域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发展进程。在各大洲,先后成立了区域性学术交流组织,如亚太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等。各国还组建了一批研究中心,其中比较著名的为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海洋生物技术和环境中心,康州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挪威贝尔根大学海洋分子生物学国际研究中心和日本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等。这些学术组织或研究中心不断举办各种专题研讨会或工作组会议研究讨论富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生物技术问题。1998年在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日本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原《海洋生物技术杂志》与《分子海洋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合刊为《海洋生物技术》学报(以下简称MB T),现在它已成为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刊物。海洋生物技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已明确被定义为“海洋生命的分子生物学如细胞生物学及其它的技术应用”。
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形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发展计划,把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确定为21世纪优先发展领域。1996年,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将海洋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不言而喻,迄今海洋生物技术不仅成为海洋科学与生物技术交叉发展起来的全新研究领域,同时,也是21世纪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应用潜力。
1.发展特点
1.1加强基础生物学研究是促进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石海洋生物技术涉及到海洋生物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殖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乃至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学等广泛内容,为了使其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研究者非常重视相关的基础研究。在《IMBC 2000》会议期间,当本文作者询问一位资深的与会者:本次会议的主要进步是什么?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成果增多了。事实确实如此。近期的研究成果统计表明,海洋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更侧重于分子水平的研究,如基因表达、分子克隆、基因组学、分子标记、海洋生物分子、物质活性及其化合物等。这些具有导向性的基础研究,对今后的发展将有重要影。
1.2推动传统产业是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的主要方面目前,应用海洋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主要聚焦在水产养殖和海洋天然产物开发两个方面,这也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势头强劲。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在水产养殖方面,提高重要养殖种类的繁殖、发育、生长和健康状况,特别是在培育品种的优良性状、提高抗病能力方面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步,如转生长激素基因鱼的培育、贝类多倍体育苗、鱼类和甲壳类性别控制、疾病检测与防治、DNA疫苗和营养增强等;在海洋天然产物开发方面,利用生物技术的最新原理和方法开发分离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测定分子组成和结构及生物合成方式、检验生物活性等,已明显地促进了海洋新药、酶、高分子材料、诊断试剂等新一代生物制品和化学品的产业化开发。
1.3保证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应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利用生物技术保护海洋环境、治理污染,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生产过程更加有效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应用发展领域,因此,无论是从技术开发,还是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它都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出来。目前已涉及到的研究主要包括生物修复(如生物降解和富集、固定有毒物质技术等)、防生物附着、生态毒理、环境适应和共生等。有关国家把“生物修复”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物工程手段,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制定了海洋环境生物修复计划,推动该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1.4与海洋生物技术发展有关的海洋政策始终是公众关注的问题其中海洋生物技术的发展策略、海洋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海洋生物技术对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性、转基因种类的安全性及控制问题、海洋生物技术与生物多样性关系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倍受关注。
2. 重点发展领域
当前,国际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发展领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发育与生殖生物学基础弄清海洋生物胚胎发育、变态、成熟及繁殖各个环节的生理过程及其分子调控机理,不仅对于阐明海洋生物生长、发育与生殖的分子调控规律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于应用生物技术手段,促进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及调控其生殖活动,提高水产养殖的质量和产量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主要包括:生长激素、生长因子、甲状腺激素受体、促性腺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生长一催乳激素、渗透压调节激素、生殖抑制因子、卵母细胞最后成熟诱导因子、性别决定因子和性别特异基因等激素和调节因子的基因鉴定、克隆及表达分析,以及鱼类胚胎于细胞培养及定向分化等。
2.2基因组学与基因转移随着全球性基因组计划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各种生物的结构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成为生命科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海洋生物的基因组研究,特别是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自然成为海洋生物学工作者研究的新热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对有代表性的海洋生物(包括鱼、虾、贝及病原微生物和病毒)基因组进行全序列测定,同时进行特定功能基因,如药物基因、酶基因、激素多肽基因、抗病基因和耐盐基因等的克隆和功能分析。在此基础上,基因转移作为海洋生物遗传改良、培育快速生长和抗逆优良品种的有效技术手段,已成为该领域应用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近几年研究重点集中在目标基因筛选,如抗病基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及绿色荧光蛋白基因等作为目标基因;大批量、高效转基因方法也是基因转移研究的重点方面,除传统的显微注射法、基因枪法和精子携带法外,目前已发展了逆转录病毒介导法,电穿孔法,转座子介导法及胚胎细胞介导法等。
2.3病原生物学与免疫随着海洋环境逐渐恶化和海水养殖的规模化发展,病害问题已成为制约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的瓶颈因子之一。开展病原生物(如细菌、病毒等)致病机理、传播途径及其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是研制有效防治技术的基础;同时,开展海水养殖生物分子免疫学和免疫遗传学的研究,弄清海水鱼、虾、贝类的免疫机制对于培育抗病养殖品种、有效防治养殖病害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已成为当前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重点是病原微生物致病相关基因、海洋生物抗病相关基因的筛选、克隆,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系的建立、海洋生物免疫机制的探讨、DNA疫苗研制等。
2.4生物活性及其产物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与利用是当今海洋生物技术的又一研究热点。现人研究表明,各种海洋生物中都广泛存在独特的化合物,用来保护自己生存于海洋中。来自不同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在生物医学及疾病防治上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如海绵是分离天然药物的重要资源。另外,有一些海洋微生物具有耐高温或低温、耐高压、耐高盐和财低营养的功能,研究开发利用这些具特殊功能的海洋极端生物可能获得陆地上无法得到的新的天然产物,因而,对极端生物研究也成为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重点方面。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包括抗肿瘤药物、工业酶及其它特殊用途酶类、极端微生物中特定功能基因的筛选、抗微生物活性物质、抗生殖药物、免疫增强物质、抗氧化剂及产业化生产等。
2.5海洋环境生物技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是海洋生物修复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生物修复技术是比生物降解含义更为广泛,又以生物降解为重点的海洋环境生物技术。其方法包括利用活有机体、或其制作产品降解污染物,减少毒性或转化为无毒产品,富集和固定有毒物质(包括重金属等),大尺度的生物修复还包括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调控等。应用领域包括水产规模化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城市排污以及海洋其他废物(水)处理等。目前,微生物对环境反应的动力学机制、降解过程的生化机理、生物传感器、海洋微生物之间以及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和互利机制,抗附着物质的分离纯化等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3.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3.1发育与生殖调控应用GIH(性腺抑制激素)和GSH(性腺刺激激素)等激素调控甲壳类动物成熟和繁殖的技术[1],研究了甲状腺激素在金绍生长和发育中的调控作用,发现甲状腺激素受体mRNA水平在大脑中最高,在肌肉中最低,而在肝、肾和鳃中表达水平中等,表明甲状腺素受体在成体金银脑中起着重要作用[1],对海鞘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进行了鉴定,分离到30个同源框基因[1],建立了青鳉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1],建立了青鳉胚胎干细胞系并通过细胞移植获得了嵌合体青鳉[1],建立了虹鳟原始生殖细胞培养物并分离出Vasa基因[2],进行斑节对虾生殖抑制激素的分离与鉴定[2],应用受体介导法筛选GnRH类似物,用于鱼类繁殖[2],建立了海绵细胞培养技术,用于进行药物筛选[2],建立了将海胆胚胎作为研究基因表达的模式系统[2],通过基因转移开展了海胆胚胎工程的研究[2],研究了人葡糖转移酶和大鼠已糖激酶cDNA在虹鳟胚胎中的表达[3],建立了通过细胞周期蛋白依赖的激酶活性测定海水鱼苗细胞增殖速率的方法[3],研究了几丁质酶基因在斑节对虾蜕皮过程中的表达[4],从海参分离出同源框基因,并进行了序列的测定[4].
3.2功能基因克隆建立了牙鲆肝脏和脾脏mRN A的表达序列标志,从深海一种耐压细菌中分离到压力调节的操纵子,从大西洋鲑分离到雌激素受体和甲状腺素受体基因,从挪威对虾中分离到性腺抑制激素基因[1];将DNA微阵列技术在海绵细胞培养上进行了应用,构建了班节对虾遗传连锁图谱,建立了海洋红藻EST,从海星卵母细胞中分离出成熟蛋白酶体的催化亚基,初步表明硬骨头鱼类IGF-I原E一肽具有抗肿瘤作用[2];构建了海洋酵母De—baryomyces hansenii的质粒载体,从鲤鱼血清中分离纯化出蛋白酶抑制剂,从兰蟹血细胞中分离到一种抗菌肽样物质,从红鲍分离到一种肌动蛋白启动子,发现依赖于细胞周期的激酶活性可用作海洋鱼类苗种细胞增殖的标记,克隆和定序了鳗鱼细胞色素P4501A cD-NA,通过基因转移方法分析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分离和克隆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建立了适宜于沟绍遗传作图的多态性EST标记,构建了黄盖鲽EST数据库并鉴定出了一些新基因,建立了班节对虾一些组织特异的EST标志,从经Hirame Rhabdovirus病毒感染的牙鲆淋巴细胞 EST中分离出596个 cDNA克隆[3];用PCR方法克隆出一种自体受精雌雄同体鱼类的?一肌动蛋白基因,从金鲷cDNA文库中分离出多肽延伸因子EF-2CDNA克隆,在湖鳟基因组中发现了TC1样转座子元件[4];鉴定和克隆出的基因包括:南美白对虾抗菌肽基因、牡蛎变应原(allergen)基因、大西洋鳗和大西洋鲑抗体基因、虹鳟Vasa基因、青鳉P53基因组基因、双鞭毛藻类真核启始因子5A基因、条纹鲈GtH(促性腺激素)受体cDNA、鲍肌动蛋白基因、蓝细菌丙酮酸激酶基因、鲤鱼视紫红质基因调节系列以及牙鲆溶菌酶基因等[1—4]。
3.3基因转移分离克隆了大马哈鱼IGF基因及其启动子,并构建了大马哈鱼I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表达载体[1].通过核定位信号因子提高了外源基因转移到斑马鱼卵的整合率[1],建立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罗非鱼品系并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对转基因罗非鱼进行了三倍体诱导,发现三倍体转基因罗非鱼尽管生长不如转基因二倍体快,但优于未转基因的二倍体鱼,同时,转基因三倍体雌鱼是完全不育的,因而具有推广价值[2];研究了超声处理促进外源DNA与金鲷精子结合的技术方法,将GFP作为细胞和生物中转基因表达的指示剂;表明转基因沟鲶比对照组生长快33%,且转基因鱼逃避敌害的能力较差,因而可以释放到自然界中,而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危害[3];应用GFP作为遗传标记研究了斑马鱼转基因的条件优化和表达效率[3];在抗病基因工程育种方面,构建了海洋生物抗菌肽及溶菌酶基因表达载体并进行了基因转移实验[2];在转基因研究的种类上,目前已从经济养殖鱼类逐步扩展到养殖虾、贝类及某些观赏鱼类[2.3].通过基因枪法将外源基因转到虹鳟肌肉中获得了稳定表达[4].
3.4分子标记技术与遗传多样性研究了将鱼类基因内含子作为遗传多样性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应用SSCP和定序的方法研究了大西洋和地中海几种海洋生物的遗传多样性[1].研究了南美白对虾消化酶基因的多态性[1];利用寄生性原生动物和有毒甲藻基因组DNA的间隔区序列作标记检测环境水体中这些病原生物的污染程度,应用18S和5.8 S核糖体RNA基因之间的第一个内部间隔区(ITC—1)序列作标记进行甲壳类生物种间和种内遗传多样性研究[2];研究了斑节对虾三个种群的线粒体DNA多态性,用PCR技术鉴定了夏威夷Gobioid苗的种类特异性。通过测定内含子序列揭示了南美白对虾的种内遗传多样性,采用同功酶、微卫星DNA及RAPD标记对褐鳟不同种群的遗传变异进行了评价,在平鱼鉴定并分离出12种微卫星DNA,在美国加州鱿鱼上发现了高度可变的微卫星DNA[3];弄清了一种深水鱼类(Gonostoma gracile)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并发现了硬骨鱼类 tRNA基因重组的首个实例,测定了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海水轮虫的卫星DNA序列,用RAPD技术在大鲮鲆和鳎鱼筛选到微卫星重复片段,从多毛环节动物上分离出高度多态性的微卫星DNA,用RAPD技术研究了泰国东部泥蟹的遗传多样性[3];用AFLP方法分析了母性遗传物质在雌核发育条纹鲈基因组中的贡献[4].
3.5DNA疫苗及疾病防治构建了抗鱼类坏死病毒的 DNA疫苗[1];开展了虹鳟IHNV DNA疫苗构建及防病的研究,表明用编码IHNV糖蛋白基因的DNA疫苗免疫虹鳟,诱导了非特异性免疫保护反应,证明DNA免疫途径在鱼类上的可行性,从虹鳟细胞系中鉴定出经干扰素可诱导的蛋白激酶[2];建立了养殖对虾病毒病原检测的ELISA试剂盒,用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了虾类的病毒性病原,将鱼类的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用于海洋环境监控,研究了抗病基因转移提高鲷科鱼类抗病力的可行性,研究了蛤类唾液酸凝集素的抗菌防御反映[2];研究了一种海洋生物多糖及其衍生物的抗病毒活性[3];建立了测定牡蛎病原的PCR—ELISA方法[3];研究了Latrunculin B毒素在红海绵体内的免疫定位[4].
3.6生物活性物质从海藻中分离出新的抗氧化剂[1],建立了大量生产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海藻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建立了通过海绵细胞体外培养制备抗肿瘤化合物的方法[1];从不同生物(如对虾和细菌)中鉴定分离出抗微生物肽及其基因,从鱼类水解产物中分离出可用作微生物生长底物的活性物质,海洋生物中存在的抗附着活性物质,用血管生成抑制剂作为抗受孕剂,从蟹和虾体内提取免疫激活剂,从海洋藻类和蓝细菌中纯化光细菌致死化合物,海星抽提物在小鼠上表现出批精细胞形成的作用,从海洋植物Zostera marina分离出一种无毒的抗附着活性化合物,从海绵和海鞘抽提物分离出抗肿瘤化合物,开发了珊瑚变态天然诱导剂,从海胆中分离出一种抗氧化的新药,在海洋双鞭毛藻类植物中鉴定出长碳链高度不饱和脂肪酸(C28),表明海洋真菌是分离抗微生物肽等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理想来源[2];发现海洋假单胞杆菌的硫酸多糖及其衍生物具有抗病毒活性,从硬壳蛤分离出谷光甘肽一S一转移酶,从鲤血清中分离出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从海绵中分离出氨激脯氨酸二肽酶,从一种珊瑚分离出具DNA酶样活性的物质,建立了开放式海绵养殖系统,为生物活性物质的大量制备提供了充足的海绵原料[3];从虾肌水解产物中分离到抗氧化肽物质[4];
3.7生物修复、极端微生物及防附着研究了转重金属硫蛋白基因藻类对海水环境中重金属的吸附能力,表明明显大于野生藻类[1],研究了石油降解微生物在修复被石油污染的海水环境上的可疗性及应用潜力[1];研究了海洋磁细菌在去除和回收海水环境中重金属上的应用潜力[1];用Bacillus清除养鱼场污水中的氮,用分子技术筛选作为海水养殖饵料的微藻,开发了六价铬在生物修复上的应用潜力,分离出耐冷的癸烷降解细菌,研究了海洋环境中多芳香化烃的微生物降解技术[2];从噬盐细菌分离出渗透压调节基因,并生产了重组Ectoine(渗透压调节因子),从2650米的深海分离到一种耐高温的细菌,这种细菌可用来分离耐高温和热稳定的酶,在耐高温的archaea发现了D型氨基酸和无氧氨酸消旋酶,测定了3种海洋火球菌的基因组DNA序列,借助于CROSS/BLAST分析进行了特定功能基因的筛选,从海底沉积物、海水和北冰洋收集了1000多种噬冷细菌,并从这些细菌中分离到多种冷适应的酶[2];建立了一种测定藤壶附着诱导物质的简单方法,研究了Chlorophyta和共生细菌之间附着所必需的形态上相互作用,研究了珊瑚抗附着物质(dterpene)类似物的抗附着和麻醉作用[3];分析了海岸环境中污着的起始过程,并对沉积物和附着物的影响进行了检测[4].
4.展望与建议
上述研究分析表明,海洋生物技术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已成为21世纪海洋研究开发的重要领域,并沿着三个应用方向迅速发展。一是水产养殖,其目标十分清楚就是要提升传统产业,促使水产养殖业在优良品种培育、病害防治、规模化生产等诸多方面出现跨越式的发展;二是海洋天然产物开发,其目标是探索开发高附加值的海洋新资源,促进海洋新药、高分子材料和功能特殊的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产业化开发;三是海洋环境保护,其目标是保证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令人可喜的是这个应用发展趋势与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需求,特别是与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高技术需求相一致[5].事实上,在过去5年中我国海洋生物技术的研究应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一批具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加大海洋863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仅有现实的意义,也是具有战略价值的举措。另外,面对科技全球化的挑战,多渠道地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向更高层面上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海洋生物技术主要是利用海洋环境特殊性和生物多样性特征,从分子和细胞水平上,即从高技术水平上多层面地开发利用海洋生物群体资源。遗传资源和天然产物资源,那么与此相关的基础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国际研究发展趋势。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多方面支持和配合,不仅要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相关计划沟通、衔接,还需要加强基础性建设。既需要加强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也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强开放实验室、研究基地、生物多样性资源库、种子库、信息数据库的建设。这些措施对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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