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的1%,,科学家的收入不平等为何在不断加剧？

2016年09月27日讯 为了寻找收入不平等在科学界的缩影，看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实验室就知道了，2015年有29名医学研究者的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而且至少有10位非临床的研究者“拿回家了”40万美元，与此同时在很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数千名博士后研究者的收入不到5万美金，年轻的教授工作非常努力，但很多人收入仍然不及顶尖科学家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然这种情况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大学里，精英科学家和那些在一线“战壕”中奋战的研究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扩大，这种收入的不平等正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趋势，在社会中共产阶级工资收入停滞不前以及富人收入不断上升在顶级和底层收入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1%的超级富豪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一个热门的政治问题。

从事劳动力科学研究的研究者指出，“目前关于科学家的工资数据存在不足的问题，这就使得我们很难了解科学界收入差距的原因以及影响范围，但工资差距的深渊会达到一个点，而这往往会驱动有材质的年轻人远离学术科学界的职业”，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这样说道；2016年Nature的一项薪酬调查数据支持了这一担忧，有超过1800名调查对象都表示，他们为了进入科学界放弃了之前很好的职业，而且将近20%的人并不推荐自己的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

当然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的迹象，Freeman认为，随着竞争的增加和奖励的减少，这就会使得收入不平等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为严峻。

不平等系数

当劳动力经济学家测量工资间的差距时，他们使用的指标之一就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该系数是衡量一个给定社会财富及收入两级化的程度，该系数为0意味着每个人的工资水平相同，系数值为1的话就意味着出现了最大的不平等，也就是说除了一个人挣了钱其它人都没有挣钱。

2012年在一本名为“How Economics Shapes Science”（经济学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书中，乔治亚州大学的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计算了美国博士学位授予大学中科学与工程学院成员的基尼系数，他们发现，在1973年和2006年之间在很多领域和师资队伍中基尼系数都超过了2倍，而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出现了最大的增加，相比之下，对于全职的男性收入者而言基尼系数增加了35%，2006年，科学研究领域教授的基尼系数在0.14至0.25之间变动，这取决于学科和分类，而对于美国的家庭而言，基尼系数为0.47。

为了揭示为何近些年来科学界的薪酬差距变化如此之大，Nature杂志同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来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据来计算研究者们的薪酬基尼系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8年时收入的不平等发生了轻微的降低，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收入的差距似乎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相比工业和政府领域而言，学术领域发生了广泛的扩散。

近几十年来推动美国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增长的一个因素就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早期期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发生了翻倍地增长，随着全国范围内新型研究领域的建立，各个机构都需要引进一批能够给机构带来资助的科学家，这就造成了一小部分顶级科学家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抬高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工资水平。堪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家Donna Ginther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有风险而且非常昂贵的，对于大学而言减少风险的一种方法就是选择一些在某个领域已经被证明是“胜者”的科学家。

同样在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时开始，顶级收入科学家的工资水平已经同其他研究者远远拉开了差距，研究者推测，从那时候开始，最高的工资水平就大约是工会和雇主设定的全国统一最低值的大约两倍，2013年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的一项数据显示，如今这项因子已经膨胀超过了7。全球科学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有助于英国学校工作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且同时其也成为了大学能够进行运作的一个较大的全球市场。英国大学研究质量的定期评估政策，即“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同样也可以帮助提高研究者的薪水，这项由英国基金资助机构每隔5年进行的评估可以帮助决定大学从政府中获取的用于研究的经费水平。

在中国，多项政府发起的促进科学研究的计划都会利用高薪酬的方式来招募学科带头人，而相比在美国和英国而言，在德国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工资水平似乎就更加规范一些；在美国，对于很多大学而言，工资的差距都很容易在数据库中检索到，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但顶级教授往往在私立大学的收入也相当可观，而这些大学并不会将薪酬的数据对外公开。

底层人群

来自非盈利机构the Future of Research的执行董事Gary McDowell指出，在薪酬谱的另一端，增加薪水的压力几乎没有，随着资助越来越难以获得，实验室往往会采用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最大化的进行研究产出，这种劳动力的环境往往会以博士后研究者在其学术生涯研究中牺牲收入为代价来获取利益，甚至对于那些有幸被提供终身青年教师职位的研究者来说，起始的薪水或许并不是通过协商来决定的，相反他们试图在新实验室中试图获得更大的启动方案或资金的支持。

McDowell说道，研究者之间的文化有助于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因为科学家们更倾向于价值发现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进入该领域进行研究就不要为了钱，我们需要一份能够让我们释放科学研究激情的工作。收入不平等似乎对于科学家们的总体研究表现影响较小，来自诺丁汉大学研究者De Fraja认为，科室中教授工资的扩散和REF的表现并无关联，而平等主义和杰出人才研究部分似乎也做的一样。

但过多的收入不平等往往会断送很多研究者的学术生涯，在较高的竞争领域内，如果较大的薪酬回报总是集中于一小部分科学家们手中的话，那么其他不断有科学产出的研究者或许最终就会失去对收入和职业前景之间考虑的比例，而这无疑就会让这些研究者去寻求一份更高薪水的职业。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并不够了解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是在哪里如何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年轻的科学家们通常会发现，自己经常会根据薪酬水平的错误假设来制定重要的职业决定，而且通常当一些博士后工作者发现自己长期寻找的工作起薪并没有自己希望那么高时，他们会非常惊讶和吃惊。来自纽约大学的研究者Keith Micoli建议博士后工作者应当潜心做自己的想做的研究，他指出，寻找对自己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并且关心他们的薪水，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者Rebeccah Lijek去年求职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她能够通过自己的朋友圈获益，获取关于工作和薪资的更多信息，如果没有提前的联系和沟通的话或许就会让自己的求职路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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