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明杀手天花

历史的文明杀手天花

3000年前人类就有了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比如科学家从木乃伊考证出，公元前1000年统治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头部就有天花疤痕。大约到了6世纪，欧洲也出现了天花，１６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它带到了美洲大陆。１７、１８世纪天花在西半球肆虐，当时欧洲的天花病死率为10％，而美洲高达90％。一些历史统计认为，天花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外2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

天花由病毒引起，表现为高烧、浑身乏力、恶心呕吐和严重皮疹，无药可治。对天花瘟疫造成的可怕结果，一个目睹西班牙殖民者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位于墨西哥）过程的传教士描述：“在一些地方满门皆绝。死者太多，以至无法全部掩埋；而臭气漫天，只好推倒死者房屋以作坟墓。”在16世纪初，人口2500万、创造印第安民族辉煌文明之一的阿兹特克帝国没有被不足千人的西班牙军队击败，却在天花流行过后消失了。

对这种致命疾病的防治，中国古代中医迈出了第一步，成为世界免疫学的先驱。据史料记载，早在11世纪的宋朝时中医就开始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其方法是将痊愈后的天花患者身上的痂皮，研成粉末，吹进健康儿童的鼻子里，用来简单预防天花。

18世纪的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可能从古代中国的做法中得到启发，他进一步发现，英国乡村一些挤奶工的手上常常有牛痘，而有牛痘者全都没有患上天花。1976年，他为一名8岁男孩接种了牛痘，此后这个男孩再没有患过天花。这也是人类通过有意识预防接种来控制传染病的首次科学实验。在更多成功的试验后，琴纳发表了题为《接种牛痘的理由和效果探讨》的论文。到1801年，接种牛痘的技术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推广开来。

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估计仍有5000万个病例，到1967年，患天花的人数已经降低到1000多万，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推广接种、消灭天花的运动。最后一个自然发生的天花病例发现于1977年的索马里，而最后一个天花病例的发现是在1978年，当时一名妇女在伯明翰大学的实验室里感染了这种疾病。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彻底消灭。如今，天花病毒样本封存在于美国和俄罗斯保留的几个试管里。

为什么2050年将是人类的关键时间点？

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等作品的贾雷德·戴蒙德，被视为生物和人类学专业内“大神”级的人物，其作品也因为比尔·盖茨、杨东等著名投资人推荐，被众多投资人士奉为经典。在这背后，支撑这一系列宏大主题的，是戴蒙德与众不同的经历与视角。

作者 |林夏淅

编辑丨刘肖迎

著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剧变》等一系列作品的贾雷德·戴蒙德（以下简称戴蒙德），是知名的地理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作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除了在生物和人类学等专业内被视为“大神”级人物，其著作也因为比尔·盖茨、杨东等著名投资人推荐，以及独特的解读人类社会命运的视角，被奉为投资圈的必读经典。

读他的书，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场漫长的对话。

他喜欢提问，并以此作为一段描述的展开，比如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疫情下重回大众视线，而全书开头就是由新几内亚一位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亚力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以此延伸出的问题或近或远，或大或小，包括“为什么是英国人占领了美洲，而不是其他地方的人？”“病菌在历史变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欧亚的马儿可以被驯养，非洲的斑马却不行？”“为什么微生物演化必须置人于死地？”

戴蒙德以巧妙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也给了我们一个翻开书就能和他一起思考和了解这些问题的机会。这是我们大多数人仅靠自己的努力，终其一生都难以实现的。

对于成为一名非小说类作家，戴蒙德双胞胎儿子的出生至关重要，因为他和每一个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022年10月，博客×火星商业与戴蒙德进行了对话，85岁的戴蒙德教授依然在强调和平、环保和改善不平等的重要性，也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期待。

01、从《第三种黑猩猩》到《剧变》

1991年出版的《第三种黑猩猩》，是戴蒙德面向大众读者写下的第一本书，论述的是人类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不同于其他动物。

如果读过戴蒙德之后写的其他书，应该也会认同《第三种黑猩猩》是其中最有趣的一本这个结论，这也是戴蒙德的母亲最爱读的一本。

书中让人回味无穷的小问题包括“为什么女性有更年期？”“男人为什么会出轨？”“人为什么摆脱不了烟、酒和毒品？”“人类会如何选择自己的配偶？”“为什么螃蟹脚断了可以长出新的而人类不行？”，凡此种种疑问看似细碎，但大都很好地击中了我们的“痒点”。

回应这些疑问的过程中，戴蒙德以充分的逻辑和科学依据，引着我们一起深挖人类进化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自然筛选、物种博弈和基因演化。

在与戴蒙德的交流中也包括对人类这个矛盾个体的探讨，在戴蒙德看来，文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已经克服了“死于天花”这样的老问题，但我们也依然需要面对诸如大型复杂社会这样的新问题。

妙就妙在，当我们对诸如此类的演化过程有所了解，再去审视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会不自觉地产生代入感，由衷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体会一种精神上的豁然开朗。

疫情当前，戴蒙德在1997年写下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再次回到大众视线，这也是他面向大众读者的第二本书。

相比第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描写的显然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从两河农业文明滥觞一直说到现代社会，试图回答在新几内亚的亚力提出的那个疑问。它需要作者释放更为丰富的跨学科知识储备，也需要读者有更多的耐心，消化和享受其中的娓娓道来。

以万年为跨度，以地理环境的影响为重要视角，从“近因”到“远因”，戴蒙德全书的结论可以被归结为：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包括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

“病菌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成为该书在疫情后再次走红的关键，书中关于病菌的描述确有许多“意想不到”。

事实上，近代史上包括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等等“人类杀手”，都是由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也是形成今天全球范围人类社会格局的一只“无形之手”。

比如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占领美洲除了靠枪炮杀人，被一同带去的病菌，成为让更多美洲土著死去的原因；比如皮萨罗1531年带着168人登陆秘鲁征服当地百万人，也不全是因他的机智与果敢，更重要的是早他一步进入印加帝国的天花病毒，让这里陷入内战，疏于防守。

与戴蒙德对话的过程中，他再次给出了一个看待病菌的新视角——相比于死亡，此次疫情的重大影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一个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全球性问题。

如果说阅读《枪炮、病菌与钢铁》像一场旅途，那么“人类社会历史轨迹由自然环境决定”这样的结论，显然只是沿途风景中的最后几帧画面而已，更精彩的部分，对每个人而言应该都有所不同。

比如重现病菌的历史，让不少人可以用更开阔和深远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于我而言同样引人深思的，则是在公元前8500年促使肥沃新月地带的居民从狩猎-采集转向务农的那个决定。

因为这其实可以视为今天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的来源，而这种生活方式转变后，从戴蒙德的角度来看，作为农民这一角色的人类，不论健康状况、寿命还是拥有的闲暇时光，大体上都并不如曾经以狩猎-采集方式生活的居民。

除了充实的知识储备和潜心深入新几内亚原始部落生活的珍贵经历，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之所以受到如此多读者的推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是一本不带种族色彩的专著，让不同肤色不同国别的读者，都能够心平气和地从一个共同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

在那之后，戴蒙德著于2005年的《崩溃》，探讨的是为什么有的社会实施愚蠢的政策而走向自我崩坏，有的社会则可以维持兴盛数百年之久。

其中关于玛雅文明的消亡，维京人的没落，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崩溃，既让我们对其曾经创造的文化和遗址发出由衷感叹，也提供了灾难性决策下最现实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血淋淋的警醒。

再往后的《昨日之前的世界》（著于2012年）、《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著于2014年）和《剧变》（著于2019年），则可看出戴蒙德越来越多地将目光从人类社会的演变历史，转移到国家兴亡的话题上来。

如何理解这样的转变？或许从戴蒙德的经历中可以寻得答案。

02、转变

能写出这样一系列跨越不同宏大主题的作品，与戴蒙德与众不同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37年出生在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戴蒙德成长于一个带给他无限收获的家庭。

他的父亲出生于俄罗斯，后来随父母移民美国；外祖父母出生于东欧，在19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之后生下了戴蒙德的母亲；他的丈人和丈母娘则在早期从波兰移居美国，之后生下了他的妻子玛丽。

家族成员源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的背景，让戴蒙德有这样一个最初的契机，意识到人类在地球上的轨迹变迁。因为母亲是语言学家，戴蒙德从3岁开始识字，到16岁已经陆续学习了英语、拉丁语和德语，因为父亲是医学家，他从小立志成为医生，后来考入了哈佛大学。

到此时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家庭给戴蒙德带来的影响，但后来的人生轨迹中，越来越多个人兴趣和经历似乎对他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同样有许多是忙碌于生活的大多数人，大概率一辈子也不能拥有的体验。

比如在大四那一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想从事的其实是科学，便转而攻读生理学这门实验室科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身体机制，且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

在欧洲的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和自己拥有截然不同童年的朋友——他们经历过二战期间炸弹从天而降，有的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的看到过身边的人就此因战争死去。

在这之后，戴蒙德因为爱好观鸟，和朋友组织了一次前往澳大利亚以北的热带大岛新几内亚岛研究鸟类的旅行，用他的话说，这是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旅行，而且后来他又陆续去了新几内亚31次。

某种程度上，新几内亚岛“打开”了戴蒙德——他在赤道附近海拔5000米的山上看冰川，在岛上饱览史上最迷人的鸟类，穿梭于上千个不同部落和语言之间，体验世界上为数不多存在的传统生活方式，过着使用石器、没有文字、没有中央政府的日子。

从这里开始，戴蒙德陆续将精力投向涵盖生理学、鸟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写作，并且从撰写学术研究论文逐渐转变为撰写面向大众的短文和书籍。

最终促使他撰写下这一系列书籍的重要关键点有两个，一是20世纪80年代麦克阿瑟基金会给戴蒙德打了个电话，表示将为其提供一份为期5年的奖金，资助他做任何想做的事。

这通电话之后戴蒙德既开心又低落，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人生并未充分发挥潜能，带给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原因就是，戴蒙德和妻子玛丽的双胞胎儿子，在1987年出生了。

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出生于1937年的人，戴蒙德并不太在意2050年地球上会发生的事，就像我们可能不会太关心100年后脚下这片土地会如何。但孩子的出生改变了戴蒙德对未来世界的关注，因为他和每一个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戴蒙德并未满足于单纯的呈现过去，而是在通过《第三种黑猩猩》《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展现人类和社会变迁的奇妙后，开始更多着眼于未来，在《崩溃》中细数历史上有名的社会崩溃案例，自《昨日之前的世界》中汲取被忽略的传统社会的力量，用《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和《剧变》深入国家兴衰和国家危机话题的讨论。

已经85岁的戴蒙德，依然活跃于公众视线内，并在多次公开采访和对话中表示，“相比枪炮、病菌和钢铁，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以及核武器，正在成为人类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几个危机”。

他呼吁环保，呼吁和平，也呼吁改善社会不平等，这是一位智者在持续不断地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传递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在与我们的交流中，戴蒙德表示：“如果我们能尽快采取可持续的政策，人类社会将能够在无限的未来繁荣发展，我们将不需要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送上火星”。

这让人联想到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里写下的一段关于“老人”的描述——“1976年，我造访所罗门群岛的伦内尔岛，许多岛民告诉我哪些野果好吃，但是只有一位老人能告诉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有哪些野果可以食用。在他小的时候（1905年左右），有一次飓风来袭，岛上农园全毁，岛民差点饿死，那位老人还记得当年让他们幸存下来的野果。在文字发明以前，他这样一个人就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存亡。”

宏大的话题之外，他同样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老人。戴蒙德告诉我们，对于85岁的他而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以满足他包括交朋友、欣赏伟大的音乐、看鸟、了解历史和练习说多种语言在内的兴趣了。

正如新几内亚岛曾经“打开”戴蒙德的一片精神领域，戴蒙德也在通过笔下的文字，为那些未曾谋面的读者，创造一个又一个“被打开”的机会，而我们只需要翻开书即可。

03、对话戴蒙德

在戴蒙德书中游历之余，我们有机会获得了一次与戴蒙德教授越洋对话的机会，以下为问答实录。

Q1：虽然您不久前表示过，当下全球最大的危机是核威胁、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社会不平等，但很明显《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描述的战争、疾病和先进工具，依然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似乎并未随文明发展而消除，反而在不断堆积，您如何看待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不知反省”的特质？这是否与《第三种黑猩猩》中描述的“抽烟、喝酒和滥用药物”这类自我毁坏的行为有某种共性？

戴蒙德：的确如此，文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已经克服了一些老问题，比如死于天花的风险，但我们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不仅仅是当前疫情这样的新疾病，还有大型复杂社会的问题。人类总是有问题。尼安德特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被其他尼安德特人杀死和同类相食的风险。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当我走在街道上，我不担心被杀死、烤熟和被吃掉的风险。相反，我担心被车撞的风险。

Q2：2050年似乎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您认为热带雨林可能在2050年消失，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会在那时候到达一个临界点，霍金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在2050年爆发，马斯克甚至也说要在2050年之前将100万人送上火星。想请教您2050年这个时间点是怎么算出来的？以及您认为如今我们正在努力的环保事业进程，是否能够将这个时间点延后？

戴蒙德：在我的《崩溃》一书中，我讨论了当今所有人类面临的问题，例如渔业、森林和其他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的枯竭。按照我们目前消耗世界渔业和森林的速度，资源的消耗将在未来几十年——即到2050年左右——变得不可逆转。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内解决资源管理的问题，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如果我们能尽快采取可持续的政策，人类社会将能够在无限的未来繁荣发展，我们不需要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送上火星。

Q3：您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曾说过，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有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麻疹和霍乱等，都是由动物的疾病演变而来的疾病。这些疾病都是有较高致死率和传染性的“杀手”，相比之下，目前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疫情，有同样很强的传播性和相对较弱的致死率，那么您认为此次疫情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和影响更多体现在哪些方面？

戴蒙德：当下疫情的最大影响并非直接导致人口死亡，相反，疫情的重大影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一个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全球性问题。不久前，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世界还不是全球化的：问题可能仍然局限于局部。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只有每个国家都能安全应对新冠病毒，世界才会不受该病毒困扰。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疫情是如此，其他全球性问题也同样如此，它们都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这是当下的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Q4：在环境改善、核武器战争这些话题中，您始终强调全球合作。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既有差距，显然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现实，要在各方发展现状不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全球合作，您认为有什么样的认知前提吗？

戴蒙德：促进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富国与穷国之间全球合作的认知前提很简单：自利！发达国家不再对落后国家产生的问题免疫。在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不足的落后国家，埃博拉、猴痘和艾滋病等危险疾病不断发展，登革热和脊髓灰质炎等其他危险疾病持续存在。人们乘坐喷气式飞机出行使得疾病可以从一个国家传播到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从穷国传播到富国。因此，发达国家帮助落后国家的理由不仅有慷慨的高尚理由，也有富国通过帮助穷国来帮助自己的自利理由。

Q5：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对于年龄是有一种焦虑感的，但上个月您刚刚度过85岁生日，现在依然活跃在写作领域，努力让这个世界的未来变得更好，您是如何拥有这样持久的动力的？对于年龄焦虑的读者们您有什么建议吗？

戴蒙德：我有持久的动力，是因为生活是如此有趣，现在我85岁了，剩下的时间不足以满足我所有的兴趣。这些兴趣包括交朋友，欣赏伟大的音乐，看鸟，了解历史，练习说多种语言。这给了我持久的动力。

Q6：从您的书中可以看出，横跨鸟类研究、生理学研究以及地理学研究等领域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积累，是您拥有更多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并进行创作的基础，但大多数人即使要在一个领域内有所沉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更推崇深耕一个领域的专注，还是尝试不同领域的勇气？

戴蒙德：

有些人，像我一样喜欢投身于许多领域而获得的视角，另一些人则喜欢专注于一个领域而获得的视角。我有一个朋友是生物化学家，他是研究β-半乳糖苷酶的世界级专家。他从24岁开始就在研究β-半乳糖苷酶。我在大学里的另一位老师是一位伟大的有机化学家，只对有机化学感兴趣。他把家里的客厅改成了有机化学图书馆，给女儿取名克里斯托（Crystal, 意为“水晶”），这样他看到女儿就能想起有机化学。他从不去健身房锻炼，因为那会占用研究有机化学的时间。他在60多岁时去世，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从不去健身房。但到他去世时，他已经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并在有机化学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疟疾,天花,鼠疫,肺结核等疾病曾夺去数百人的生命,为什么现代人对它们不再如此恐慌?

数百万？？？？呵呵，这个数据未免太小了。

就说说天花吧，我对其他两个不适很了解。

在古代，中医是唯一对天花有一定抵御效果的医疗手段，其他的国家只能把天花归结为神对人类的惩罚，只会束手无策。中医对于天花有一套完整的应对手段，掩埋死者，隔离患者，消毒等。早在宋朝，中医就有了种痘理论了，只不过那时候用的是人痘，人痘活性比较高，用的少了无效，多了却会让人死亡，而人是有个体差异的，每个人量多量少太难控制了。历史有记载，宋朝就有一位非常牛的人物，我记不清是谁了，就是因为种了痘才活下来的。直到近代西方发明了适用牛痘来种痘，天花才得到了根本解决（牛痘性温和，即使发病也不会死亡），所以大家要注意，种痘并不是西医发明的，而是中国的中医，而且早在宋朝。

但是天花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杀手，即使以皇家这么好的条件（太医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了），都有很多子弟因此夭折，而且死亡比例极为恐怖。大家都看过康熙大帝这部片子吧，康熙小时候就得过天花，只不过他运气比较好，挺过来了而已。宋朝有位皇帝，好像是宋仁宗，他一生只有三个儿子，全部死于天花。还珠格格这部片里也有对天花的描述，好像是那个紫薇的孩子，你只看他们当时对天花的紧张就知道天花在当时人的心理是多么恐怖了。还有一个例子，苏轼有三个哥哥或者姐姐，他们全部死于天花。苏洵生苏轼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他那三个哥哥姐姐，就算是10年时间里出生的好了，全部死于天花，也就是说，这大概10年的时间里，苏洵所住的那个地方，暴发了三次天花疫情，你想一想，死了多少人。

中医虽然对天花有一套完整的防备手段，但是往往却很难实施，不是因为中医不行，而是因为当地的官员。如果当地官员是能吏，在天花暴发初期能即时掩埋，隔离的话，天花自然不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但是事实却是，有太多的贪官污吏，天花一出现，他们就先跑掉了。没有人主持局面，尸体没人掩埋，露天暴露的尸体是很危险的，看看现在为什么患禽流感的家禽需要火烧再深埋就知道了，患者也没人隔离，更没有人去消毒，天花的大规模暴发也就是必然的了。

天花一旦暴发，因为恐惧，人们自然想尽快远离险地(中国人对故土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只要有一条活路，没人愿意背井离乡)，于是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迁徙（主要是青壮年，老人孩子是逃不了多远的），这些人，自然就将天花病毒带了出去，于是，天花疫情就辐射开了。天花一旦暴发，说十室九空，绝对不适夸张。可以说普通民众对于天花是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的，大家相像一下皇家的超高死亡率就知道了，他们是什么医疗条件？普通民众又是什么医疗条件？？

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中华上下几千年，有多少地方，多少次暴发天花，又会死多少人。这个数据简直太恐怖了，几百万实在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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