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唐代道教饮食养生

吴受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研究员）

道教把自然、社会与人体看作是同根同源、同构互感的一个整体，一个宇宙系列。人类在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中如何将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将自己的精神保持恬静、超脱，不与自然造化运行相逆背，不因人寰事故的变迁而受到损害，以此作为遵道、守道、修道的最高境地。这种思想在唐代道教中尤为突出，这种修炼方法在中唐时期已形成了多种模式，并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食为性命之基

《礼记•礼运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欲、性欲是人类的两大欲望，究两者而言，饮食又过于性欲的追求，它是维持生物生存的起点。“食为民之本” ( 《通玄真经》)，人不可一日而废。道教认为“人之为性也，与天地合体”(唐高道司马承祯语)，唐《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曰： “夫天主阳，以五气食人。地主阴，以五味食人。气味相感，结为五脏，五脏之气，散为四肢十六部三百六十节，引为筋脉、津液、血髓，蕴成六腑、三焦、十二经，通为九窍”，五味乃五行之精(《四气摄生图》)，五行之精乃天地之灵。所以，人秉承天地自然的灵气，成为三才，成为性命的载体。

道教认为；“上古之人，饮血茹毛，纯一受气，所食无滋味之爽，脏腑无烟火之毒，各遂其性，患害不生。” 上古之人生食自然食品，不生疾患。但到了后世，“神农始教，扩植五谷；钻火变腥，以有营为，能冒寒暑，故生疾病”。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食为性命之基，但饮食不当，五味不调，食又为疾病之源，这是值得注意的。

饮和食德

《礼记•礼运篇》：“礼之初，始于饮食”。饮食的礼法，也是道教团体宗教律条的内容。志于道者，临馔皆要正心澄意，存身中之神，首先思想其神先饮食，其次默诵“食物养生，天神护卫”(《大上洞玄灵宝四方大愿经》)的咒语。食毕，心中还要念祝辞：“百谷入胃，合神与气。慎补血液，亡坠尸邪。超登金关，与天地长生。役使六丁，奉卫灵童。”(《上清金阙帝君五斗三一图诀》)

此外，道士饮食时不能说话，如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所引“道林养性”中说：“饮食时不得语，语而食之，患胸背痛”。饮食时，不得发生咀嚼声；饮食时不得将食物坠落地上等等，名目繁多。这些礼法，与基督教礼法相似，是宗教信仰的特色。

道教饮食礼法中很重视饮食生活与大自然相协调，并以顺应四季循环、和节起居动静、适宜风土环境的饮食礼制为最高理想，这样的思想成为道教饮食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如《保生要录•论饮食门》曰：“饮食者，所以资养人之血气。血则荣华形体，气则卫护四肢。精华者，为髓，为精，其次者，为肌、为肉。常时不可待极饥而方食侯极饱而撤馔；常欲如饥中饱，饱中饥。”又曰：“人欲先饥而后食，先渴而后敛。不欲强食强敛故也。”又曰：“不欲先进热食而随餐冷物，必冷热相攻而为患。凡食，先热食，次温食，方可少餐冷食也。凡食，太热则伤胄，太冷则伤筋。”

又曰：“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耽，偏耽则伤而生疾。所恶之味，不可全弃，全弃则脏气不均。”

又曰：“四时无多食所王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王之脏。宜食相生之味，助王气也。五脏不伤，五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宜，则疾不生。”

我国古代儒重涉世，佛重心性，道重治身，而在养生家中，又以医、道最为重要，医学以除病为主，道教以养生为务。因此，古代主张“摄生尚玄”，“医道同源”是有相通相辅的机理。名医、药物学家纷纷出自道教高士之门，便不足为奇了。

和五味、重食治

道教养生学立足于百姓日用起居饮食，专注于五味损益食治。

道门认为人体的生理现象及病理变化皆“均乎二仪，应乎五行”(司马承祯《修真精义论》)，“神服元气，形食五味”，道士们在日常起居、行道修炼、饮食选择中莫不沿循天人合一、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味(辛、酸、咸、苦、甘)，五脏(肺、肝、肾、心、脾)，五时(春、夏、秋、长夏)的生生克化规律，按照五主(皮、筋、骨、脉、肌)，五色(白、青，黑、赤、黄)，五音(商、角、羽、徵、宫)，五官(鼻、目、耳、舌、唇)、五液(涕、泣、唾、汗、涎)五谷(黍、麻、禾、麦、稷)，五果(桃、李、栗、杏、枣)，五菜(葱、韭、藿、薤、葵)等的配伍规律。这种分类法，把食物的性味、归属、与人体的五脏、经脉、五官等网罗汇萃、分门别属，形成人身的一个体系。这种思想，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汉代后进一步提高、归纳，成为祖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石，后又被道教吸纳，直接施用于人们日常养身修性生活中。

食治的认知基础，源于“食能排邪而安脏腑，神能爽志，以资血气。摄生者气正则味顺，味顺则神气清，神气清则合真之灵全，灵全则五邪百病不能干也。”（扁鹊语）

“若能用食平痾，释情遣疾，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这种思想渊源于先秦时成书的《周礼》。在《周礼》中把当时的医人分为疾医、食医、疡医、兽医四种，居于第二位的“食医"，即指掌管帝王贵族饮食卫生的营养医师。他的职责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是古代摄生中饮食卫生的重要部分。

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曰：“人体平和，唯须好将养，勿妄服药。夫含气之类，未有不资食以存在而，不知食之有成败。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极疾之道，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在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故摄生者先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和五味、重食治，食疗不愈，再施医药。

水为气母

唐高道司马承祯《修真精义论》曰：“夫水者，元气之津，潜阳之润也。有形之类，莫不资焉。故水为气母，水洁则气清；气为形本，气和则形泰。唯身之荣卫，自有内液，而腹之脏腑，亦假外滋，既可以通腹胃，益津气o”水，在中国原始民族里信仰它有清洁的作用，是圣洁的灵物。

水，在道教中通常有可饮用的井华水、香水、符水、咒水等。

井华水，指清晨最先汲取的井泉水。汲取后须先搅动数十次，去掉浮在上面的白色泡沫，待沉淀后，方可饮用。这样澄清的井华水味甘，性平，有安神镇心，清热助阴，除口臭的功能。

香水，指供奉在神灵香案上的圣水，或放有香灰的沉淀水质。

符水：一指符文篆纸烧成灰后，用清水冲合，待沉淀后，饮用上面的清水；一指把符篆纸放在水中，煮沸，或用适量中药煮沸后饮用的水。道教徒认为这样的水具有禳邪、祛灾的效力。

咒水：即行过咒语的水。认为它和符水一样，具有功效力。

服水法由来已早，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四记载有服水《治卒绝粮失食饥惫欲死方》。宋时《圣济总录》卷一百九十八卷《神仙服饵门•治卒绝粮饥惫欲死方》抄录说：“修行家忽到深山无人之地，或堕涧谷深井之中无食者，便应咽津饮水服气代之”。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三《辟谷服水方》中有《服水禁忌法》一则。由服水法发展到服水辟谷服气法，在魏晋唐五代以来，频为流行。

餐漱津液

服液，隋唐之际盛行于道教上清派中，主要指服四极云牙、服真五牙等法。牙指牙齿(一作芽，指生发之萌)，五指自然界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道教把这五个方位与自身五脏、五官相联系，认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在形为脉。”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舌，在形为血。”“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在形为肉。”“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在形为皮”。“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在形为骨”(《服气精义论》)因此，每日清晨，面对五方，吸引朝气，纳入腹内，再用舌头搅动口腔上下、牙齿内外面，两面颊频频鼓漱，使津液满口，再缓缓咽下。这种餐漱津液法是“虚映之道，自然之功”，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远取天地之精，近取诸身”的实践行为。

服食五牙法，又称鼓漱功，又称服食玉泉法。唐孙思邈《千金方•养性序》曰： “人当朝朝服食玉泉，使人丁壮，有颜色。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满口，乃吞之。”又隋巢元方《养生方》曰：“咽之三过乃止，杀虫、补养虚劳，令人强壮。”“治口苦干燥”，可知此法在唐以前已有流行。

共2

酒为五谷之华

酒，道教认为是“五谷之华，味之至也”(《养性命延录》)有养生祛病的功能，过饮，则能损性伤命。唐代道教戒律中告诫曰：“学士及百姓子，不能饮酒失养性”(《要修科仪戒律钞》)。学道之人，“不可惑于酒恶”(《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是指修道之人不可耽酒、汹酒，以酒伤身，因酒败性。而在养性中，减酒节行，调和气性，“服气时，每日空腹两盏酒，甚妙”（《太清调气经》）。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盛行服食灵飞散、五石散；唐初又盛行温酒调服四扇散、青云子返童散、构杞散、地髓散等，都是借助酒力以助气、以发散药效、通达精血脉络。因此，道教养生中是提倡节制饮酒，并非绝对禁酒。

道教所饮酒类中，注重药酒的配制。《药酒序》曰：“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慓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守引药势。今则兼之名草，成彼香醪，莫不采自仙方，备守药品，痾恙必涤，效验可凭。”盛行唐代的有地黄酒、黄精酒，枸杞酒、菊花酒、菖蒲酒、松叶酒、松脂酒、柏叶酒，以及桃仁酒、杏仁酒、神仙乌麻酒、三石酒等，均具有轻身明目，延年益寿、补气血、壮筋骨等作用。

“无酒不成俗”，民间饮酒习俗，无不存在在民俗礼仪、宗教斋醮活动中。如新春佳节，必喝新春屠苏酒；端午节，人们倾洒雄黄酒；五月五日，男女老少均佩带符画，饮菖蒲酒；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兴饮菊花酒。酒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一番精神慰籍。

药茶代饮

古人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根据中国最早的饮茶资料书藉《茶经》的记载，在传说的三皇时代就有了饮茶的习俗。这虽然不是史实，但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前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的《僮约》中即已提到了“烹茶”、 “武都买茶”。“茶’’这个字，在唐陆羽《茶经》书中首次出现，《尔雅》：“禾賈，苦茶”，郭璞注日：“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芬，蜀人名之苦茶”。注中还谈到饮茶的方法是“煮作羹饮”。西晋杜育《荈赋》中提到饮茶，说“沫沈华浮"，说明西晋时饮用的有末茶，华（花）茶。

药茶，即以草药代茶饮用，或草药与茶共同制成饮剂食用，始出于山居道士所创。陶弘景

唐朝人讲究茶效，茶情、茶趣、茶品，《茶经》说：“茶性寒，最宜饮用”，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道士们所创的品目繁多、治疗广泛的药茶，更有胜过茶茗的功效。

刘贞亮认为茶有“十德”：能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道门药茶更能“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凝神志、恬心气、益寿延年。

食粥致神仙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

我得宠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一一陆游

道士山居，每日食粥，以为粥能推陈致新，生津快胃，所益非浅。(《梁溪漫志》)我们从敦煌卷子中发现“道教神仙粥”一帖食方。方中仅以糯米、鲜姜、葱头三味烹煮，有开胃、提气、健脾的功效。其实道教食疗中又有胡麻粥，仅有胡麻、粳米二味，有乌须发、明目补肾的功能。另还有补益五劳七伤的人参粥、山药粥、构杞粥、肉苁蓉粥、还有可坚筋骨、益气力的苣胜粥、黄芪粥、石英粥；祛风除邪治头痛拘挛的冬麻子粥、薏苡仁粥、葛粉粥、葱豉粥、竹叶粥、侧柏叶粥。治久咳不已的梨粥、罗卜粥、杏仁粥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举。其中既有单味药粥，也有复方药粥；既有植物类药粥，也有动物类药粥。道士服食既可充饥度日，又可治疗疾病，同时也有养生保健的作用o

《黄帝内经》说：“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唐道士提倡的药粥，正是以药治病，以粥扶正的一种高捷易行的食治方法。唐医药家孙思邈《千金方》、《千金翼方》两部巨作中就列有“食治”专节，并记载了许多民间通行的方剂，如用谷皮糠粥防治脚气肿胀病；防风粥去四肢风痹症。道士月吾玄子张鼎《食疗本草》中也有茗粥、柿粥等诸方。道士方士们认为“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以充肌时谓之食，用以疗病时谓之药”，因此，米谷与药物配伍，同煮为粥，相须相使，既不同于单用药物祛邪治病，又不同于纯服米谷扶正调理，而是寓药寓食、寓医寓补，协同作用，使“峻历者，可缓其力；和平者，能倍其功”，正如《本草求真》所谓：‘‘米虽常食之物，服之不甚有益，而一参以药投，则其力甚巨，未可等为泛常而忽视也”。

食疗与本草学

道教饮食中讲究食治，食治专书最早著录于世的当推《汉书•艺文志》中的《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有关食治、食物禁忌的论述；晋葛洪《抱朴子内外篇》中重视饮食的效力，主张服饵仙药，辟谷节食；梁朝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记载了动植物类，矿物类药品365种，并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药物。“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中药，养性以应人”，有予防疾病、增强虚弱体质的作用；“下药、主治病”。从这种分类学看，道教道士的本草药物学观点不是仅限于治疗已发生的疾病，而是着眼于养命和养性，换言之，即道教本草药物学的核心是阐述能够养生防病，延年益寿的动植物，以及能冶炼外丹的矿物类药品。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千金翼方》、《福寿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存神炼气铭》、《保生铭》、《孙真人食忌》等，提出了‘‘可食”、“宜食”、“忌食”、“服食法”、“五脏所宜食法”、“养性法”等专注食疗栏目，饮食与医术并举，饮食与养生同行，一直影响到现代人的生活规则。

其弟子孟诜（道士）撰《补食法》138条(一说为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弟子月吾玄子张鼎（道士）又增补89条，改名为《食疗本草》，其中有很多条目是《唐本草》一书未收内容（参见吴受琚辑注《食疗本草》，1992年，中国商业出版社）。

《千金方•食治》（参见吴受琚注《千金食治》，1989年，中国商业出版社）、《食疗本草》，唐代这两部重要的饮食药物学著作，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书中所载食用药品，主要来源于日常食品，多以瓜果蔬菜、米谷草木及动物脏器为主，食用简便，味美爽口，寓医于食，适用于男女老少、及修道养性者、服饵丹石家。书中对药物食用方法、炮制过程、辅料添加、贮藏方法，以及某些药物多食久食产生的付作用等事项，均予以说明。在正确合理地使用食用药品方面较以前的同类著作有较大的提高。

其次，充分注意到饮食疗法的地区性，对不同地区出产的食用药物均广收博采，对同一药物因产地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疗效也予以注明，还对同一药品尽量细分出其不同部位的不同疗效，以便充分发挥每一药物的食疗作用。

另外，在编纂过程中，还广采前人之说，吸收民间单方验方，道士实践经验，提出新的食疗方法和疗效，这是对唐代中原地区食疗医学经验的总结和发展。因此，《千金方•食治》、《食疗本草》被后人推崇为唐代道教药物学中食疗书藉的典范。

道教素食

道教中，特别是道团宫观制度形成后，开始奉行素食（菜食）主义，即全面禁止食用肉类食品。形成菜食思想的原因与道教教义、戒律以及佛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道教认为人类的善恶常在一念之间，一念的善恶会导致行为的善恶，行为和意念的善恶，又决定了人类的宗教业力。行善作恶的具体行动会很快成为过去，然而它的影响，心理上的压力，宗教的因缘种子均会保留下来，成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大潜在力。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有道性，也就是说众生的生命本质平等，作为人，又有什么特殊权力去任意残害生灵?去操纵其他生物的生死大权?万物以一种食物链的姿态生存，动物具有生命，植物也同样具有生命，在自然界中，生命互相融合，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人类也避兔不了杀生，而在宗教道德、宗教心理范畴中，人类必须竭尽所能地减少杀生，不为口欲，不为恶念而去杀害其它生物，也不叫别人去残害生物，主动维护生的权利，这也是道教宗教信仰的准则，也是道教戒律中的“不杀生戒”。这种思想与儒教的“仁恕”有共同之处，也可谓是同源。

其次道教“承负”学说、轮回报应说的教义，具有威慑恐吓力。因果、转生而遭永世的痛苦，使教徒们归心于素食戒律。

而且，先秦时方土、黄老之徒，养生炼神求神仙，认为“食草者壮健多力，食肉者勇悍轻疾，食谷者智慧聪明，食石者肥泽不死，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气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是故食药者与天地相弊，日月并列”(《神农经》)，道士求长生成仙，餐风饮露、服饵辟谷，自然不宜进食动物肉质。

包括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在内的唐代道教饮食文化，是中国道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道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追求内心澄静的境界，通达天道世理，调协五行阴阳，推崇医食同源、药食一如的摄身精神，以饮食涵养人生、完善人性，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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