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卫计委昨天明确,三级助产机构提高接诊高危孕妇的比例由原来的40%提高到80%。这意味着,大医院产床须有八成提供给高危孕产妇,比此前增加一倍。
大医院高危孕妇接诊比例翻倍
昨天,北京市卫计委召开2016年度全市妇幼健康会议,明确要求三级助产机构大幅提高接诊高危孕妇的比例,由原来的40%提高到80%。这意味着,大医院产床中,80%须提供给高危孕产妇。
事实上,北京“单独二孩”实施之初,北京卫生部门即提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引导正常孕产妇到二级及以下助产机构建档、分娩;大医院产科床位至少要为危重病人预留出四成。
随“全面二孩”放开可能带来的新一轮生育高峰,北京今年再强调,将严格实施这一分级建档的原则,大医院主要接诊高危孕产妇。
新京报记者昨天从北京部分大医院获悉,目前多所大医院接收建档的高危孕产妇中,已远超此前要求的四成标准。朝阳医院表示,目前该院约80%均为高危孕产妇;北京妇产医院这一比例也达70%左右。
高危孕产妇如何界定?据此前北京市卫计委提出的标准,北京市孕产妇均将按照高危因素分为四个级别,即一般高危、严重高危、极严重高危与不宜妊娠。其中,每个级别都对应相应指征,如癜痕子宫等,即属于“一般高危”因素。
今后,北京孕产妇在社区建册时,即要按照北京市孕产妇高危因素分类标准做好筛查和评估,进行高危因素的“分级”。按照规定,具有一般高危因素及以上孕妇在二级及以上助产机构建档分娩;具有严重高危因素以上孕妇须在三级助产机构和区级危重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建档;具有极严重高危因素和不宜妊娠的孕妇须在市级抢救指定医院建档。
政府有望购买民营助产服务
据此前预计,2016年北京市“猴宝宝”分娩量将达30万左右。为此,市卫计委昨日首次提出,北京将在必要时,启动政府购买民营机构助产服务,增加资源供给。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如何购买这项服务的具体方案,目前正在不断研究中。其表示,“借助”私立医院主要是考虑到,监测显示目前民营机构的助产服务能力还远没饱和,只达48%。
不过,该负责人表示,只有当二三级公立助产机构的接收能力达100%,即“完全饱和”的程度,才会考虑购买民营机构助产服务,并通过政府引导、宣传、建立转诊关系,引导孕妇到民营机构分娩。
据其介绍,届时政府将遴选各方面技术水平较强的民营机构,同时民营机构助产服务还将获得辖区能力强的公立医院的技术支持,确保孕产妇分娩安全。
针对市民关心的价格问题,该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政府购买私立医院的助产服务,对于老百姓而言会“少花钱”;另外,初步预计,如果民营机构想要参与政府这项服务,也可能需要先行“降价”。
■ 追访
高峰月份产床存缺口
北京助产服务资源究竟是否面临缺口?北京市卫计委昨天介绍,“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加之民俗对属相的偏好,今年的分娩总量将大幅增加。依据监测数据,今年全市“猴宝宝”分娩量将超过30万人。
与此同时,“二孩”再育妇女有不少属于高龄产妇,发生预产期合并症、并发症和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的风险增加,这些都对助产技术服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对产科、儿科、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接诊、救治能力提出更大挑战。
市卫计委坦言,目前来看,北京市的助产服务资源总量和优质资源相对不足。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共有助产机构129家,产科床位4907张,产科工作人员7033人。根据国家床位周转率标准,若要保障高峰月份分娩,产科床位和工作人员都存在缺口。
监测数据显示,北京不止三级助产机构,二级助产机构也趋于饱和,建档难问题突出。不仅如此,北京市还存在不少区对妇幼保健院公共卫生保障不足;妇幼保健新技术、新服务缺乏收费标准等问题。
■ 其他新政
1、本区常住孕产妇优先保证建档分娩
市卫计委要求,各助产机构指定加强产科建设切实可行的方案。通过调整床位资源,增加产科床位供给,并相应增加产科医护人员配置和产科门诊建档数量。优先保证本区常住孕妇建档分娩。
2、今年建危重新生儿救治转诊网
今年,北京将建立市、区危重新生儿救治转诊网络,各区将加强辖区危重新生儿抢救指定医院能力建设,完善危重新生儿转会诊管理制度。同时,实施孕产妇危重症个案网上申报,加强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和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
3、妇幼保健价格有望调整
市卫计委介绍,北京将制定《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加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着力在妇幼保健价格调整、医保付费、财政投入、人事薪酬方面取得新突破。今年,各区超2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女保健和儿童保健门诊将达到规范化标准。
来自市内各医院的数据表明: 今年前三月新生儿扎堆降生,比去年同期增加20%以上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宝”已步入学堂,2007年的“猪宝宝”陆续降生,2008年奥运年即将到来,很多育龄夫妇又算计着生个“奥运宝宝”。新世纪的头10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先后出现了3个人为生育高峰期。一些已婚育龄夫妇表示,虽然今年没生成“猪宝宝”,但明年一定要生个“奥运宝宝”,大多数人希望孩子在明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当天降生,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沾上奥运会开幕日这个值得纪念的光。 医院产房打拥堂 昨日上午,记者先后来到成华区妇幼保健院和市妇幼保健院,两个保健院都呈现出同样的繁忙景象:排队等候检查的“准妈妈”及亲属把候诊厅挤得严严实实,通往手术室的走廊两边坐席上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人干脆站在通道中央,医护人员拨开人群来回穿梭。成华区妇幼保健院的周副院长说,鉴于今年“猪宝宝”出生扎堆,去年,该院有意识地增加了病疗设施,增设了20多个产床。今年一季度,该院规格比较高的“家化产房”早早就被预订完了,中途的临产孕妇根本没有住“家化产房”的可能。 数据:据不完全统计,第一季度在该院出生的婴儿为688个,去年第一季度为563个,同比增长22%还多。记者从成都市妇幼保健院获悉,第一季度在该院建卡生育的婴儿同去年第一季度相比,竟翻了一倍,而成都其他几个规模较大的妇幼保健院一季度生育率同比增长都在20%以上。 娃娃落地精确到小时 据陈婆婆说,早在一年前,一家人就商量着让儿媳汪女士生个“猪宝宝”,以图吉利。据成华区妇幼保健院医院护理部林主任介绍,不少人要求“定时剖”的目的是为图吉利。在这些人看来,三月份有两个吉日,一个是二月初二,一个是二月初八,这两天也是该月生育的高峰期。“有的家属要求医院把孩子落地的时间精确到小时。”林主任说,医院有三个手术室可以同时进行三台剖腹手术,即便是这样,二月初八这天,手术室的医务人员还是要加班加点持续作战。当天,医院的一名女医生做完手术下来站都站不稳,累得眼泪直打转。 数据:二月初八这天,该医院一共降生了22个婴儿,其中17个为剖腹生产,有一半是“定时剖”。 “定时剖”对母子不利 孕妇不能自然分娩,胎儿宫内情况紧急不容孕妇自然分娩,医院通常在这样的前提下实施剖腹手术。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种做法不足取。妊娠未足月和为讨吉日而人为地采用剖宫产手术,对产妇本人和孩子都有害而无益。成华区妇幼保健院的周副院长举例说,自然分娩的挤压过程对婴儿有好处,婴儿处于胎盘内,肺里有羊水,在自然生产过程中与母体发生挤压后,肺里的羊水会挤压出来,婴儿出生后的呼吸会更加通畅些,而剖腹产则没有这个过程。 告诫:产妇在不具备生孩子的情况下,子宫不收缩,这样在手术过程中就难免有出血过多的现象。其次,孩子提前出生,各种器官发育都略显稚嫩,这就为孩子以后的健康成长埋下了隐患。 这是大众心理问题 川大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徐副教授表示,在传统的观念中,出生那一年的属相似乎与人的一生的命运有关。而“扎堆生育”影响学龄人口、劳动力人口的变化,集中降生的孩子入托难、入学难、升学难、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地区已经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她说,这其实是一个大众的心理问题,人们的心理缺乏一个落脚点。 医院喊挤 单位喊空 昨日气温骤降,在妇幼保健院排队为孩子打针的家长更是为孩子的冷暖满脸焦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生育高峰正悄然地在多个领域产生负面效应。 生育影响:床位打紧,提前剖腹 殷女士3月13日大着肚子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市内一家妇产科医院,这以前,她的家人提前打电话向该医院预约单人间产房,但医院表示单人间吃紧,只能预约双人间,最后她在医院足足等了1个小时,才有人出院腾出一个6人间的空床位。本来是19日的产期,在医生的一再催促下,殷女士不得不提前剖腹产,以便为接下来的临产孕妇腾出床位。“就像一个城市的出租车一样,必须维持一定的空车率,我们才可能随时打到车,如果经过你面前的每辆出租车上都有载客,那么肯定是城市交通出现了问题。”一位医生这样比喻。 调查:很多医院妇产科的产科病房近期都宣告“客满”,医生们表示,产科人满为患并非好事。首先,生育打堆使医院没办法提供优质服务:整个分娩过程是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病理过程,孕妇生产本应向其提供一个安静、温馨的私人空间,但是产妇人数剧增,必须加快床位周转,服务质量就难以保证了。产妇人数一多,医疗安全也无法保证。其次,产科病房的入住率不应该达到百分之百,必须要有一定的空床位才能良性循环。这样,那些半夜突然生产的、或者从其它医院转过来的高危孕妇才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 职场影响:孕妇猛增,岗位空缺多 说起打堆生育对职场的影响,成华区妇幼保健院的周副院长就道出了职工怀孕太多给该医院带来的影响,该医院有140多名员工,其中100多名员工面临结婚生育。目前该医院已有12名女员工有身孕,这还是医院早在去年人为控制后的怀孕人数。这个数据占员工总数近10%。生育高峰,医院人手本来就紧缺,加之近10%的女员工要在年内休产假,使该医院人手紧缺加剧,好在医院于年初紧急招聘医护人员才化解了这一矛盾。 成都一新闻媒体人力资源部的资料显示:去年,该单位有一名男员工因家属生小孩休护理假,有4个女员工休产假。去年员工生育总数为5名。今年,已有3名男员工请休护理假,有6名女员工请休产假,共计9名。据该单位负责生育登记的人介绍,生育娃娃本无可厚非,但这种集中生育已明显打破了人力资源平衡。 调查:今年1月份,中华英才网对865名企事业人力资源经理进行了调查。其中,针对“计划今年生孩子的员工到底有多少”的问题,54.7%的人事经理认为单位至少有10%的育龄员工,而认为“较多,有普遍性”的比例为11.3%。该调查还显示,有超过四成的人力资源经理认为,生育高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最大的是造成“人手短缺”;另外部分调查者感到“成本增加”“招聘压力增大”和“人员流失”等问题。 ○专家说法 今年并非“金猪年” 成长环境更重要 董传志(成都民俗学研究者):十二生肖各有寓意,没有好坏之分。所谓“金猪年”出生孩子命好,完全是无稽之谈。按照天干地支配五行的算法,今年应是“土猪年”,而非“金猪”。董传志还说,以后民间所谓的吉利年还会接踵而来,向奥运会这样值得纪念的日子还有很多。如果人们不摒弃婚育中的趋吉避凶的观念,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积累,生育高峰所引起的入学、就业、婚育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和压力将会较现在更为突出地显现出来。 马老师(川大教育学院教师):年轻的夫妇们要用理智的心态去选择养育孩子的时机,属相只是一种民俗,每个属相里都有伟人也有平凡的普通老百姓,为孩子们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对孩子实施科学的教育比为他们选择出生年月更重要。 何教授(川大人口研究所教授):社会资源有限,其分配也相对稳定,每年人口占有的资源是均衡的。如果选择扎堆婚育,会导致资源时而过度紧缺、时而闲置浪费,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以及公民,都应该正视这种非理性心态,重视现代国民心态的培育,才可能应对并化解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风险。他说,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一些人的生育偏好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杜绝,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会让这种偏好慢慢变淡直至消失。要对这种偏好进行人为的控制很难,作为政府应未雨绸缪,及早为调配社会资源做好准备;作为商家不应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热炒所谓的吉祥年份。 ○百姓声音 谁在催生“猪宝宝” 朱达志 “猪宝宝”批量诞生,令人担忧。生孩子图吉利,乃人之常情;选个好日子让自己的宝宝降临人世,这想法也无可厚非。你可以告诉他,什么“龙抬头”“猪年命好”,都是些迷信说法,不足为训。但是他如果骨子里坚信那一套,你也不好强求。毕竟,他既没违法,也说不上不道德。 但是,扎堆儿生孩子,和自然法则对着干,也确实会给社会、家庭和孩子成长环境带来一大堆问题。多的不说,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资源规模,一般而言是个恒数,一百万人去分和两百万人去抢,所得肯定悬殊。甚至20来年后,连女生们的恋爱和配偶资源,也会变成紧俏物品——“命理”书上说了:比她们大两岁的鸡年生GG,与其猪宝宝属性不太相配;况且这一年生的男孩偏少。再早一年诞生的猴GG倒是为数不少,但他们若和猪MM成亲,却是要“克妻”的…… 这样看来,想给宝宝一个好属相,预期他或她一个好命运,这愿望好则好矣,可实际情况却很可能适得其反。希望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家长们能够理性一点,好好掂量掂量。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此现象,也并不是就无所作为。对产妇和医院而言,生孩子也是一桩买卖,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多大的需要就有多大的市场;反过来,市场也会刺激需求的增大。如果产妇想“定时剖”,只要钱给够,医院就有求必应,那么,这无疑会刺激出更多的“定时剖”来,对“猪宝宝”的泛滥,无异于推波助澜。这就给了有关部门一个提示:医院尤其是拥有部分公共职能的妇幼保健院,该不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从制度上制约“千禧宝宝”“猪宝宝”“奥运宝宝”的超规模生产
提起一胎猴宝宝二胎什么属相好,大家都知道,有人问一家三口是马羊猴二胎什么属相好?另外,还有人想问生第二胎前要做什么准备,我老公属马我属猴,再生个宝宝什么属相好,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两个属猴的生什么属相的孩子好,下面就一起来看看一家三口是马羊猴二胎什么属相好?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一胎猴宝宝二胎什么属相好:一家三口是马羊猴二胎什么属相好? 我觉得只要是自己有准备生的,属什么都好。
2、生第二胎前要做什么准备,我老公属马我属猴,再生个宝宝什么属相好 龙宝宝不错,因为我也准备生龙宝宝呢
蛇的也行
一般的说8份左右怀孕,在这期间正好是水果的季节,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菜一般不会是大棚里的了,吃这些对怀孕非常好,正好是第二年的5份左右宝宝出生,天气也不热,过了满月,天气也好了,正好带着宝宝出去晒太阳。
3、一胎猴宝宝二胎什么属相好:两个属猴的生什么属相的孩子好 假如的话可能孩子长大后会叛逆(鸡犬不宁),那老虎,蛇……(省略肉食动物生肖)
我想是兔子
4、一胎猴宝宝二胎什么属相好:蛇爸猴妈一胎猴宝二胎什么属相好? 需要根据父母具体八字来看
5、一胎猴宝宝二胎什么属相好:父母都属猴 孩子什么属相好呢 家长别为孩子挑属相
由于心理作怪等原因,今年以来,去医院生孩子的天津产妇数量大幅度增加。专家说,家长应该理智地对待生育,顺其自然,不要因为属相而主观地改变自然生育时间。
专家介绍,今年之所以会出现生育高峰,是因为去年是羊年,流传“羊子羊女会命苦”。明年年,流传是“寡年”,黄道吉日甚少,不宜嫁娶和生子。今年是猴年,猴象征着机灵聪明,还会官运,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准妈妈早做打算抢生“猴宝宝”的现象。
在一家医院,一位做检查的准妈妈告诉记者,她就是因为受此说法影响才选择在今年生子的。最近家人又为她的临产多了些许担心,因为根据推算,她的临产期刚好过了阳历的年。所以,如今全家已经做好了打算,如果孩子到时不能自然分娩就选择提前剖腹产。
专家还表示,特殊的生肖年对的出生率有较为明显的“干扰”,希望孩子有好的生肖,寄托了家长对新生儿的祝福,本身是没什么科学根据的,只是心理作用。
6、一胎猴宝宝二胎什么属相好:夫妻属龙胎宝宝属兔第二胎属什么生肖最合适 属猴人是属于比较情绪化的人,一旦对事或者对人不爽,就会马上摆出一副臭脸,情绪全写在脸上。所以,哪怕是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面前,都有可能情绪失控,前一分钟还在跟你称兄道弟,下一分钟可能就翻脸了,让你沦为出气筒。不过,属猴人的情绪来的快去的也快,坏情绪得到纾解之后,很快便会恢复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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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数据在2014~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2021年8月,广东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内的新生儿。图/视觉中国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运行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据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购处于已“订婚”但还没“领证”的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曾经的生育巅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 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 健康 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解释说,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在民营医院方面,段涛称,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且缺少好的专家团队。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当时又赶上风口,所以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另外还具有品牌优势,所以仍然能在冲击中生存下来。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生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刘建刚也说出相似的数字,并称有时候会砍半。
2022年2月23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内,医务人员准备为孕妇做胎心监测。图/新华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有些助产士转行了。有一些主治医生以上的,去了邯郸市的医院转成妇科大夫,这样收入相对也会提高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会根据妇科和产科情况调整人员配比。2016年前后,产科有7个医生,占了妇产科绝大部分,近几年随着分娩量下滑,产科医生开始向妇科流动,近乎持平。
产科的内卷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二十四五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还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体现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也会在全球做排名。每有一名孕产妇死亡都需要在全市业内展开大讨论,全院所有的大夫,孕产妇接触过的医务人员也得参与进来,每次评审的时候都是剑拔弩张。”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件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2016年2月16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来352个“猴宝宝”。图/视觉中国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于亚滨说。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称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该院还做好了不限制建档的准备。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就诊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就诊。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难病人。
尽管各地出台多项三孩配套措施,但适龄生育的女性分娩意愿是根本原因,而其中对分娩疼痛的未知的恐惧感是阻碍女性怀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陕西榆林产妇马茸茸跳楼事件是女性担心生育的痛苦与风险的极端表现。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各级医院还都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特需病房,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 社会 信誉度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段涛认为,医疗是重资产投入,按平均水平来说,一个医院开业5~7年后才会开始盈利,而且医疗行业不是暴利,所以民营妇产专科领域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时代,以后民营医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刘建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的医院将少部分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还应当向学术转型,提高技术,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另外,原来是一个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民营医院需要经营好、服务好现有的存量的客户。尽管许多民营医院以前就有月子中心、产后康复项目,但不成体系,应该组建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些服务。
“今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将会越来越像的,前者开始做服务、做品质了,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术了。”段涛分析称。
除了将在三年后的入幼儿园大战和六年后的上小学之争中面临“白热化”的竞争,对龙宝宝来说,竞争始于娘胎。妈妈们在怀孕7周后就到医院排队建档,每次产检都要等个一上午;产科医生一个夜班做10台手术,不少医院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除了喜悦,龙宝宝留给父母的,还有未来数年内不得不面对的种种难题。
一夜接生十来个
来自市卫生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市分娩量为17.4万,2011年分娩量达到19万,刚刚过去的2012年由于是龙年,许多家长想要“龙宝宝”,分娩量再创新高,达到22万。
去年本市很多医院产科都在高负荷运转,北京妇产医院产科、急诊、病房的医护人员几乎都处于满员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很多综合医院的产科也一床难求,建档日期从原来怀孕十三四周提前到了七八周。本市三级医院产床的床位使用率已经达到了110%,且长期加床。
医生经历:36小时连轴转成常态
讲述人:朱宇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住院总医师
朱宇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在妇产医院工作这几年,刚好赶上了这一拨新生儿逐年递增的生育高峰期。整个产科有70个大夫,其中只有4个男的。他白天要管病房40个病人,包括待产的和产后的,还有需要治疗的孕产妇。夜班作为一名“住院总”,他和同组的医生还要共同负责全院产科6个病区再加上急诊和产房,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白班加夜班再加一个白班,36小时连轴转的工作,他们每一位产科一线的医生都要经历。由于人手严重不足,他们每人平均六天就要轮一次36小时班。这不是偶尔的一次加班,而是他们每一个人常态的工作作息。
早上8点来上班,下午4点交接班,换了病区又接着上夜班。第二天早上下了夜班再连一个白班。夜间基本都在产房忙,极少有睡觉的时间。谈到自己工作时的状态,朱宇形容,通常都是小跑着或者大跑着,经常一身汗。最紧张的时候,一个夜班做9到10台手术,每台手术一个多小时,再接两到三个产前孕妇。
朱宇告诉记者,孕产妇多并不是这一两年才有的现象。刚来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病人多,那时候每个病房就都要多加6到7张床给产妇躺着,现在6个产区每个产区40张左右床位,为了满足更多需求,他们只能尽可能增加床位周转率。自己生的孕妇,伤口不大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第二天就出院。助产士也尽量降低侧切率。
临床变化:危重症孕产妇数增加
讲述人:王小榕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王小榕告诉记者,如果一个夜班赶上一例大抢救,遇上一个重症病人,就需要医生负责联系会诊、转诊、抢救等等。“一个抢救的病人能耗费你所有的精力。”朱宇说。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们才刚刚成功完成一例惊险的抢救。一个产妇,妊娠合并高血压,双胎,剖宫产再孕,羊水栓塞,堵到了肺上面,手术过程中出现呼吸心跳停止,马上抢救。从早上10点半发病,到下午5点半才相对稳定一点。“这种抢救是非常耗时耗人耗力的,经常涉及输血等问题,还要联系血源血库等等。抢救一例这样的病人就至少需要10个医护。”王小榕说,“有时候一晚上值班会碰上两三例这样的危重症病例。”有一些是产科大夫一听到就要立刻蹦起来的词汇,比如脐带脱垂、病人抽了(子痫)、胎心慢等等。“院总,心律60了!”这个时候住院总医师一听到就会噌一下蹦起来,因为小孩正常心律要在120到160之间,心律低意味着极度缺氧,很容易造成脑瘫,这都属于极其危急状况。
由于妇产医院在去年成为了全市产科合并症、并发症会诊指定医院,从去年开始他们接收的危重症病人增多了。朱宇举例说,像羊水栓塞这样的疾病或者不能控制的产后出血,最终根除的解决办法就是子宫切除,以前平均一年最多切一到两个子宫,去年一年切了六个子宫。尽力保住子宫的患者不计其数。“这个数据也说明我们的危重症病人在增加。”他说。
医院应对:限制每月建档量
讲述人:范玲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
“感觉新生儿增长最明显的是从2011年开始,好像一下就来势凶猛,令我们措手不及。”范玲告诉记者,那一年峰时,产房一宿会生30个。一个月的建档需求量可以达到1300多。因此,为了保障孕产妇的安全,保证医疗质量,从2011年夏天开始,妇产医院实行建档限制。每个月建档量控制在1100以内。“每月发1100张条,真的已经算不少了,我还要留出200个转诊名额,接收那些从外院甚至外地转过来的高危产妇。”
“其实我们的大夫、助产士都不怕累,尽管一宿夜班下来累得脸儿都绿了,但是一说起来都很自豪。我们昨天生了多少多少个,要是只生了10来个都不好意思说。还行吧,才生十几个,都是这种口气。我们的同事们都特别可爱,其实他们不是说怕累不愿接病人,而是确实出于安全考虑。”范玲说,一家医院的力量毕竟有限,只能尽的努力去收病人,但是前提必须要保证孕妇的安全。因为去年严格执行了建档限流的政策,妇产医院在全市整体新生儿增长的情况下,分娩量维持在了一个平稳甚至略有下降的水平。2011年,妇产医院全年分娩量12800个,去年为12100个左右。
怀孕7周就排队建档了
对于“龙宝宝”们扎堆出生,专家表示,这些宝宝们未来将会面临入学、求职等诸多压力,“同龄人越多意味着竞争越激烈”。22万的龙宝宝意味着,无论是三年后上幼儿园还是六年后上小学,他们都将面临“白热化”竞争。
出生几天开始规划学区房
对于刚刚生下龙宝宝的妈妈们而言,这个极寒冷的冬天却显得格外温暖。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内,梁女士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笑得合不拢嘴。1月8日零点50分,她的儿子出生了。六斤四两的一个标准体重的小龙儿。
对于龙宝宝的扎堆儿现象,梁女士说,她从刚一怀孕就感受到了。“怀孕7周的时候我们就来排队建档了。”虽然已经够赶早儿了,但她还是等了一个多月才得到在妇产医院生产的名额。宝宝还在肚子里就已经和妈妈一起开始为未来“竞争”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跨入龙年,身边的大肚婆越来越多,到医院产检的拥挤程度超出她的想象。“8个月的时候,每周都要去做产检,每次早上7点多钟就到了,总是要排到中午12点才能检查完。”其实她和丈夫并没有刻意要赶龙年生育,只是凑巧赶了个“龙尾巴”。
孩子的爸爸张先生告诉记者,宝宝的大名还没有想好,小名叫亮亮。谈到孩子未来的教育,张先生说,早就想好了,由于他们目前居住所在地的小区有配套的双语幼儿园,对于孩子以后入园的问题倒是不太担心。不过上小学就要慎重很多了。“我们在东城区还有一处小户型,东城那边好学校多,为了孩子的未来可能会考虑暂时放弃大房子住回那边去。”张先生说。
真正的竞争小学才开始
根据市教委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幼儿园数量为1245家,2010年入园人数是105048人。若以此类推,龙宝宝在3岁入幼儿园时,约有10余万宝宝不能入园或不能进“正规”幼儿园。所幸的是,《北京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中已明确,三年内规划建设和改造769所幼儿园,使全市幼儿园总数达到1530所左右,到今年,全市共增加学位近74060个。届时,京籍龙宝宝入园将不再成为问题。不过,到2018年,当龙宝宝准备上小学时,真正的竞争才刚刚来到。幼升小学位的供求失衡情况将愈演愈烈,只能待政府根据人口变化合理规划教育资源来满足需求。
生育高峰2015年结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这一拨的生育高峰期会在2015年左右结束。这是因为上一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到2015年前后已经基本完成了孕产,届时新生儿数量将下降。这与全国的生育高峰期基本一致。对于今年来说,陆杰华预计,“蛇宝宝”的数量不会出现暴增或明显低谷,“新生儿数量不会大幅减少,而会保持一个平稳增长的趋势。”他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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