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自然、科学四位主编——他们看好中国的科研(董光昌的人物履历)

近期，《自然》及旗下44个子刊的主编和资深编辑将齐聚上海，出席首次在中国举办的自然科研全球峰会。据介绍，此次峰会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举办地，是因为《自然》全球编辑团队希望增加对中国科研人员的了解与互动。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科研界的领先者之一，科研数量与质量都有突出的表现。过去20年，我国科研人员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有显着增加。1997年，中国作者发表在《自然》上的原创研究论文仅占0.3%，到2015年已升至7.9%。同期，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数量也由0.3%大幅提升至11.9%。

借此之际，记者对来自《自然》编辑团队的4位主编进行了专访。话题涉及他们对优秀成果的评判标准、对科研评价体系的看法、对中国科研发展现状的评价以及相关学科未来前沿热点等。

“编辑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惊喜不断，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从话语中可见karl ziemelis对当前工作的热爱。ziemelis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从1992年至今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现为《自然》物理学领域的主编。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可以让人置身于无比广阔且不断变化的科学领域，有机会分享新发现和新发展带来的兴奋，并在将它们传播给更广泛受众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自然》青睐的文章，他表示，他们试图选择那些会“带来重要影响”的论文。这意味着论文解答了（或十分有助于解答）所在领域的某一重大问题，也可以意味着其研究成果具有直接、重大的技术或社会影响，或者其发现明显有望开辟新的、重要的研究方向。“创造性是多数科研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我们选择发表论文的主要原因，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运用这种创造性能够实现什么。”ziemelis说。

在他看来，《自然》为学术界的读者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包括跨越各种学科的一些最激动人心、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尽管如此，他表示在编辑生涯中也会碰到一些学术造假现象。“例如对研究成果的不实陈述，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编造。”ziemelis说。随着日益强调数据公开、可重复性和报告标准化，这种情况会加以改善，让任何学术造假行为越来越难以藏身。“人们不可忘记，科学的要素之一是信任。如果这份信任因为科学家中的少数‘害群之马’而丧失，那将非常遗憾。”

拜访实验室和研究者是ziemelis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他所在团队拜访了不少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在物理学领域，中国正取得一些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成果。今年我的团队已经发了好几篇来自中国的优秀论文。”他举例其中包括3月发表的张杨等人的《分子间相干偶极耦合的实空间直接观察》，李本纲等人的《中国排放对全球气候强迫的贡献》等。

“一般而言，科学之美，尤其是物理之美，在于其并非静止不动。科学景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新的领域不断开启，新的发现不断涌现，这要求我们对长久以来曾被视为神圣而不可违的想法和概念进行重要的再思考。”ziemelis说。就当下而言，他十分兴奋于近期引力波探测展现的研究前景以及“新视野号”探测器飞越冥王星发回的令人着迷的发现。

他认为，未来五年中，行星科学领域或会有重大发展。“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对太阳系行星的认识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外行星领域（绕其它恒星运行的行星体），未来几年我们应将可以看到更多谜底解开：它们的大气层有什么组成？它们表面能否存在液态水？外星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投身科研之前，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和摇滚明星，当我意识到科研是一项超越所有其他人类互动限制的国际性事业时，我才真正投身其中。”andrea taroni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物理系，主要研究领域是统计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曾先后担任《自然—通讯》《自然—材料》编辑，现为《自然—物理》主编。“其实身为编辑，最好的事情是与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经常保持联系，尤其是当你发现一群自己从未听过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卓越的研究工作。”

“我们会着重访问科研投入呈上升趋势的国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关注中国等国家的科研发展情况，尤其是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得越来越好。”taroni举例说，中国的材料学有着为人称道的悠久传统，该领域开展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材料科学家也堪称世界一流。诸如“熊猫计划”（panda x暗物质探测计划）等较大型合作项目也十分引人瞩目。“中国物理学有很强的实力。”他补充说。

现在物理学从空间物理到粒子物理有很多火热的前沿热点，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引力波发现之后让人感觉引力波天文学的时代即将开启。对暗物质的探测则依然是一项持续的挑战。但我认为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将继续是培育具有深远技术影响力的深层科学发现的沃土。”taroni认为，当前最令人兴奋的是大步向前迈进的量子材料领域。

此外，他表示，当前单以论文在何处发表来评价科学家是一个普遍问题，《自然》已明确表示这不是一种好的做法。“重要的是看科学家对每项研究的贡献，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更长一段时间的科研表现。一个健康的评价系统应当考虑单个科学家在科研上所投入的时间长短及其整体科研工作。”taroni说，其他的才能如教学成绩及科普活动也应考虑在内。

2007年阅读《自然》时，francesca cesari偶然看到naturejobs上招聘《自然》干细胞方向代理编辑的广告。“我希望试一试，结果面试结束后我想‘哇，这就是我想做的’。” 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说。cesari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自然》生物科学主编。她表示，发现那些“发光的金子”并帮助它们发表是编辑的主要任务之一。

cesari曾拜访过一些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她表示这些访问给她提供了机会与研究者见面，更详细地了解新兴研究，进一步理解中国科研人员面临的挑战。“中国科研尤其令我感到振奋，因为它雄心勃勃并有规模地对生物学众多领域的大量重要问题展开研究，这对促进科学认知和科学整体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她说。

cesari表示，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应用带来了许多重大发现，临床和转化研究也促使产生重要的新发现，比如对微生物组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产生的新认识。关于未来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她认为跨学科领域将大有作为，它们将引导科学向许多精彩的新方向。

对于将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衡量科研成果价值的因素，cesari表示，《自然》旨在通过快速发表各学科的重大科研进展来服务科学家，不会受到影响因子的驱使。“我们不会基于可能的引用量来选择论文，即使我们想这么做，也无法预测到引用量。”她说，“我们总是热衷并专注发现那些对科研界普遍具有吸引力的非凡科学成果。”

她表示，虽然评价体系各有不同，但评价科研人员应当根据其科研工作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基于论文发表在何处。“我们发表的所有研究都提供了一系列文章层面的衡量标准，包括不同来源的引用信息、网页访问量及非传统的衡量标准，希望能对此有所帮助。”她说，此外科研人员为科研界所做的大量贡献如教学、评审及科普工作等也非常重要，应当在评估中予以考虑。

“一些研究者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拒稿，难得才有一篇论文成为‘漏网之鱼’被发表，但我们其实对发表的许多优秀论文都非常兴奋，论文最终见刊时，我们和作者一样高兴。”《自然—化学》主编stuart cantrill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是超分子化学、有机化学和互锁分子，从2006年开始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曾担任《自然—纳米技术》高级编辑。

他表示，《自然—化学》所寻找的文章需要能带来新的、根本性的真知灼见或实践机会，是整个化学界所广泛感兴趣的、有实际用途的。“我对基础化学最有兴趣。但目前这个领域很难看到重大的进展（或许100年来都没什么进展），但新的或是不常见的分子拓扑构形、分子键和分子结构就是让我振奋的东西。如果这些新发现正好有用，那很好，但有用不应该是研究的驱动力。”cantrill说，“就个人而言，我喜欢的论文不一定非要抱着实践应用的目的，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一些化学基本原理的根本性理解，比如结构和化学键等。”

他表示，该刊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但关注点还是要回到化学本身：即该研究的化学部分是否新颖、重要和有趣。重大进展往往来自创新，而非优化。真正有创造性的研究需要科学家去挑战成规，提出既与众不同又启发他人的想法。

此次中国之行，cantrill受邀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访问并作了化学研究讲座。他对中国化学研究的印象是既有强项，也有不足。中国在材料化学和纳米技术方面的科研实力尤其强大，特别是在应用领域。他认为，中国化学科研产出质量明显处于上升轨道，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潜力巨大。“现在中国当然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化学家，但预计未来十年还会有更多。”

“化学支撑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有可能在化学中找到答案。化学通常不会突飞猛进，但自18、19世纪从炼金术的阴影中走出后，就一直在稳步前进。”cantrill说，“关于化学，有很多东西尚待发现，许多重要进展尚待实现。我希望这个学科在基础和应用两方面都继续前进。”

董光昌的人物履历

董光昌，教授，出生于1928年1月28日，江西景德镇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浙江大学讲师、教授、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高等学校工科应用数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高校应用数学学报》主编。偏微分方程、数论、计算几何、数学教育。
董光昌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3年助教以后，从1953年起担任讲师。1957年至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修。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979年至1981年，赴美国作访问学者两年。1986年至1994年，相继应邀赴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短期学术交流与研究工作。他在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了50多年，为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乃至中国的数学事业都作出了贡献。
董光昌几十年来潜心研究，共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4部。“船壳放样的精密光顺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1978年他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专著《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获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理论与应用》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他曾先后任中国数学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浙江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第一届常务理事；国家教委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应用数学教材建设组副组长；《高效应用数学学报》主编；《数学年刊》、《偏微分方程》等五个全国性学术刊物编委。现为浙江省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曾被评为全国劳模。
董光昌，父名董世芳，母名余德凤。1928年1月28日，董光昌诞生于江西省浮梁县南安乡横坡岗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长。他家原来家境较富裕，由于董姓同宗的另一支仗着人多想侵占他们在景德镇的祠堂，他祖父和父亲被迫打官司进行抗争。过堂在绕州府城，离家180里，往返多次奔波，备极辛劳，最后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已是家徒四壁，负债累累，只好卖了祠堂还债，并买了几亩薄田种稻，维持生计。他父亲曾想出利用荒地卖西瓜靠卖西瓜籽获利的首创点子并实施，到后来四邻乡亲群起仿效无利可图时只好作罢。他父亲年轻时体弱多病，在多次求医无效后，自己读了很多医书，后来居然治好了自己的病。后来进一步钻研医书，成了当地的名医，周围数十里内的都来找他看病。他父亲便开了一家药店，一边行医一边经营药店维持生活，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买了房子和田地。他父亲非常支持子女们上学，把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供4个子女读书上。家境的坎坷经历在董光昌幼年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对他后来的成长有着多方面的潜在影响。
董光昌在他7岁时到离家8里路的私塾读书，后来进了湘湖街南安乡中心高小就读，小学毕业后，在报考省立波阳中学的500多人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他考中学的成绩之所以突出，在于他自学开始的特别早。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时，有一次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算术问题解决了，由此开始对自学数学书本发生了兴趣，就自学六年级的课本，到六年级时已经读了不少中学课本。中学时期，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交通中断，中学里的图书并不丰富，学校也较闭塞，但他仍然坚持课余自学不间断，阅读了不少数学方面的书籍，如查里斯密大代数和霍尔乃特大代数等。
1946年高中毕业后，他和几个同学结伴沿长江而下到上海去报考大学。在船上，听人说起浙江大学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两位著名的数学家，心想到浙江大学数学系读书对自己将来在数学方面的发展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故在报考其他几所大学的同时又报考了浙江大学，最后在好几所学校都录取他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浙大。
考完大学后，因路远不能回家，因而提前若干天来到了浙大。在宿舍里，高年级同学告诉他可到系图书馆阅读，但因未注册需系主任批准方可，于是他找到当时的系主任苏步青教授，给他批了条子，就马上到系图书馆借了书自学。
大学四年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的两年，学术环境优越，名师陈建功、苏步青都曾亲授一门课并主持讨论班，其他高水平教师的授课，同学、同事间的学术交流切磋，都为他学习数学提供了好条件。同时，由于系图书馆的图书、杂志多，为董光昌课余钻研数学提供了充足的源泉。在这期间，董光昌奠定了一生从事数学事业的基础。
1953年董光昌晋升为讲师，开始给学生上微积分等基础课。由于家乡口音较重，为了让学生上课能听懂，他做了很多卡片，正面写拼音反面写字，练习正确的发音，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基本上纠正了江西口音，保证了上课质量，受到学生欢迎。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大数学系被撤销，教本科的讲师以上教师全部调离浙大，大部分书籍和杂志都调到复旦大学。在此学术环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在浙大坚持数学研究，做出了成绩，成为国内较早研究数论方面问题的学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有创新的学术论文。他对除数偏差的上界估计改进了前人的结果，并作出一新公式，从而在下界估计、平方平均值的渐进估计方面的出一系列新结果，得到华罗庚，闵嗣鹤等数学家的较高评价，并向国外来访的专家作介绍。这些结果虽然发表于50年代，但在70、80、90年代与国际重要杂志，包括数论方面最高水平的杂志Acta Arithmetica上多次被引用，成为该领域的经典结果之一。为什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仍有如此的成绩呢？主要原因是他在大学高年级已自学了Landau的三大本数论名著，对数论知识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前沿的水平。
早在1952年，受谷超豪的启发，他想到偏微分方程比数论更接近工业实际，在国家建设中应是更为有用，就开始自学偏微分方程的入门书籍。1954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为各大学能开偏微分方程开设了一个偏微分方程暑期学习班。得知此消息后，董光昌积极争取参加学习，由于浙大数学教研组仅争取到一个学习名额，他和郭竹瑞一起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去北京听课，在数学所张素诚教授家里打地铺，解决住宿问题。1955年暑假，他又自费去北京数学研究所与方程组的人一起继续学习研究偏微分方程。
1956年，周总理在国务院发言，号召全国向科学进军。董光昌希望改善学术研究的环境，向学校写了一个报告，其中叙述了华罗庚、闵嗣鹤等对他的评价，因而被校领导视为新发现了一个科学进军的突出人才，于是向省委汇报，安排他作为当年浙江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科学进军大会上的第一个发言人，并成为当年省政协的特邀委员。
董光昌于1957年考取了华罗庚的研究生，希望由此更好的改善个人科研条件，但学校领导不愿见到优秀人才离校而不予批准，最后他只好以去北京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进修的方案作为兼顾学校与个人的解决方法。在北京期间，在偏微分方程的学习上，他听了苏联专家的讲课，发表了关于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论文。
1957年，浙大数学系恢复，他于1958年返校教高年级学生课程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1961年，他招收了2名研究生，这在全国是首例以讲师身份招收的研究生，也是对他教学与科研水平的肯定。1962年又招了一名。到1964年共招收了5名。
董光昌在偏微分方程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在亚音速绕障碍物流动问题上，他改进了前人仅在低马赫数（M不超过0.7）情况下解存在的结果，到任何马赫数（M<1）情况下解存在的最佳结果，这就是“空间亚音速流及此边值问题在更高情况下推广”一文。这是董光昌1966年准备在《数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由于“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上。此研究成果在80年代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而在他到国外访问时，国外的大学给这篇文章专门印了一个单行本。
1966年前，董光昌主要是研究线性方程，如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和蜕缩椭圆型方程。1978年后，他则开始研究非线性椭圆方程和非线性抛物型方程，在国内外又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如他在国际上第一次真正证明了具有自然结构条件下完全非线性抛物型方程狄氏问题解的存在性。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Stanford 大学的D. Gilbarg 教授评价说：“董光昌教授的工作在可压缩流的数学文献中将永远是重要的。”
除了在国内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偏微分方程的学术论文外，他还先后出版了《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和《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两部学术专著，这是他多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一书则由美国数学会列入其专著翻译系列，于1991年翻译出版。美国科学院院士L.Nirenberg教授认为：“该书含有许多很好的与深刻的先验估计，是数学估计的百宝箱。”
在“文化大革命”中，董光昌也受到了冲击，被挂了牌子靠边站，政治上受到歧视，入党转正也拖了一段时间，被归于牛鬼蛇神一类，但他同许多有为的科学家一样，当畸形的政治审查一过，就很快地投入工作。
从1970年开始，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船体数学放样，是当时六机部（司造船工业）在这方面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之一。1970年，六机部把船体数学放样定为国家造船工业发展的方向，希望将来能使中国造船工业实现自动化，全国不少省市都把它作为研究的项目，浙江省交通厅也不例外，决定与浙大数学系联合研究此项课题，董光昌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开始他和易大义、梁友栋一起到嘉兴船厂实习，向放样工人学习，用木样条与压铁作手工放样，回校后再用计算机计算数据，后来由于学校的计算机无法满足计算的需要，于是又到上海与求新造船厂和交通部船舶研究所合作研究此项目。船体数学放样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光顺？在此问题一时难于弄清楚时，董光昌的指导思想是数学放样尽量忠实地模仿手工放样，手工放样的自然放，两借借，直尺卡样都作了数学上的模拟，形成为比其他研究课题组更为忠实于手工放样，且为放样工人所喜闻乐见的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并与1978年，由苏步青推荐到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
在长时间研究船体数学放样过程中，他又花了一小段时间研究数控绘图。1976年，挪威商人来中国，在北京、上海展示他们国家的绘图机时，当场绘出船体线性图与肋骨图。上海造船工艺研究所认为，绘图机是应该买的，至于绘图软件是否要买，要看我们能否在短期内编写出不错的绘图软件。当时董光昌等正带领学生在造船工艺研究所实习，接受了这一尝试性的软件研制任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编出的软件绘图效果优于挪威的软件。先前挪威的表演者十分珍视他们的表演纸带，带不离身，到董光昌研制出我们自己的软件后他们也就不再珍惜了，研究所也不再购买国外的绘图软件，这为国家节省了购买绘图软件的数万美元经费。
1978年，他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研究项目都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且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奖。
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如船舶工艺研究所）和造船厂（如上海求新造船厂、中华造船厂等），都一直在使用“回弹法”进行船舶线型光顺。为了更加完善并丰富此方面的理论成果，时隔20年后，董光昌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上述研究内容，形成了对“光顺”含义刻画更为精确的理论体系。国外著名的计算几何专家A. R. Forrest教授认为：董的线型光顺工作是“数学与计算应用于实际问题的一个典范”。在此基础上，董光昌领导的课题组实现了船舶线型光顺过程的自动化，实际光顺效果超过国内外同类研究水平。
（三）
董光昌先后为本科生开设了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泛函分析、计算方法、混合型方程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了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完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粘性解、数据与图像处理等课程。在他近50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百折不挠，取得了重要成果，为青年人树立了榜样。1956年被共青团浙江省委选为“向科学进军”的突出代表；1965年作为浙江省劳模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78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科技人员”奖；并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94年又获得了浙江省优秀老师称号。鉴于他成绩显著，1978年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在改革开放政策贯彻实施的初期，1979年至1981年，董光昌被组织上派往美国进修两年，主要在纽约的Columbia大学与纽约大学的Courant研究所访问。在做出一定的成绩后，Courant研究所的著名教授Nirenberg 提议说，如果（董）能到更多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访问，一定会更有收获。董光昌便设法与其它大学联系，克服了费用等方面的困难，先后应邀到Wisconsin大学、Minnesota大学、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访问，又在更多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作学术报告，受到欢迎并拓广了学术交流的接触面。此后，坚持利用各种机会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成为他在研究工作方面的一种风格。
董光昌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卓有建树。自1957年浙江大学数学系重建以来，作为数学系的学术带头人，他致力于高层次数学人才的培养。他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治学严谨、学风淳厚的优良传统，为在数学系形成良好的教学和科研风气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收到成效。60年代毕业生、在海军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80年代毕业生、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邀请报告的著名青年学者林芳华（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励建书（马里兰大学教授），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与董光昌的精心培养密切相关。
他从60年代起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北京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担任重要职务的沈隆均研究员就是他在6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多年来，他共培养出博士10余名。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学识、敏锐而又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研究生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培养的博士都已成为学术骨干。其中，洪敏纯一毕业即获得了霍英东青年老师科研类一等奖，边保军、汪徐家也是天元基金项目组的成员。在他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的偏微分方程研究集体已为国内该领域中的一支劲旅。
除了科研和数学方面的贡献之外，他还在对新的学术思想学术界新生事物的判断和扶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1973年，他帮助浙江省科技局解决了是设置通用计算机还是先设置专用计算机的决策上的繁难，对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再如，70年代他带领年轻人从事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等项目的研究工作，率先在浙江大学引入了“计算几何”这一研究分支，这对日后浙江大学建立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起了奠基作用。又如，1994年，他对与应用数学关系密切的非线性科学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领域的应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在《中国科技报》、《浙江日报》、上撰文宣传，并在数学系组建了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董光昌是浙江大学高等数学研究所的倡议者和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积极争取在数学所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数学博士后流动站，并指导了多个方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不遗余力地扶持和提携青年学者，组织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不断开辟新的学科方向，为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和中国的数学事业都作出了贡献。

钱学森事迹

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十分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但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

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明白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之后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之后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最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必须能回来，此刻最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扩展资料：

钱学森在力学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工作。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取得很多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并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高超声速流的概念，为飞机在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高亚声速飞机设计中采用的公式是以卡门和钱学森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此外，钱学森和卡门在30年代末还共 同提出了球壳和圆柱壳的新的非线性失稳理论。?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近似”方程。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

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参考资料：——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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