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保罗・比弗和达切尔・柯尔特纳进行的研究发现“为富确实不仁”,财富的增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会降低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财富能够让一个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摆脱对他人的依赖,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越低,便越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此外,对贪婪的态度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同情心。
为了了解社会地位(以财富、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标准)是否会影响一个人关注他人感受的程度,比弗和柯尔特纳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研究中,比弗和同事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观察驾驶者的行为。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豪华车驾驶者更有可能超车抢道,而不是选择等待。无论什么性别,处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以及十字路口的交通繁忙程度如何,上流社会的驾驶者都有这种不考虑他人的行为。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豪华车驾驶者更有可能加速超过走向人行横道的步行者,即使在与步行者进行眼神交流之后,他们也会上演这种行为。
为了解自私自利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比弗和同事又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用几分钟时间将自己与财富超过他们或者经济状况不及他们的人进行比较,简单地说就是“比上”或者“比下”,而后拿出一罐糖果,告诉他们可以想拿多少拿多少。此外,他们还告诉参与者剩下的糖果将送给附近一间实验室的孩子。实验结果表明“比下”的人拿走的糖果更多。
2011年,柯尔特纳和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了解社会地位如何影响一个人对遭遇不幸的人的同情心。根据他们的一项研究发现,财富较少的人更有可能对他人表现出同情心。在对性别、种族和信仰等能够影响同情心的因素进行控制后,这种现象仍旧存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让参与者观看两段录像同时监测他们的心跳。其中一段录像讲述如何制作钢琴,另一段录像展示了身患癌症的儿童。研究发现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对癌症儿童表现出同情心。在观看这段录像时,他们的心跳放慢,说明他们非常关心癌症儿童的感受并同情他们的遭遇。
此前进行的研究就已发现上流社会的人更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对他人的关注程度也较低。面对这些研究发现,我们不禁要问财富和社会地位为何降低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心?比弗和同事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财富让一个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摆脱对他人的依赖。一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越低,就越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只会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人们对贪婪的态度有关。上流社会的人更有可能接受“贪婪无罪”这种想法。比弗和同事经研究发现,越富有的人越有可能认为贪婪正当合理,对自己有益同时在道德上也立得主。也许,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参与者上演不道德的行为。
避税是慈善的目的之一,但避税不是慈善的源头,慈善从文化上源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你的财富只是为上帝在代管,死后仍要还给上帝,人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需要用某种方式“赎罪”,慈善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尤其对有钱人而言)。而文化永远是先于法律铺垫在人们内心的,只有先有了这种文化氛围,才会有后续的法律规范。正因为西方人有这种由宗教意识引导的慈善文化传统,才会促进后来西方遗产税法的制定,因为前期的社会基础以及群众心理基础已经打下了,从订立到实施才会顺理成章,反过来由于其避税功能,更加促进富人将资产交予慈善基金打理,形成文化——法律的良性循环,共同促进全社会认可慈善这种行为,即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避税考量,但像比尔盖茨、巴菲特这种“首善”仍然得到了全美人民的广泛认同,甚至没有劫匪愿意打他们的主意。
反之,像中国自古以来对财富管理普遍缺乏认知,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也不是指有钱了要救济天下,而是指“在官场得志就要把好的治国理政思想传递出去,惠及天下”,与慈善本身并无关系,反倒是“朱门酒肉臭”、“为富不仁”一类说法流传甚广,导致中国一直未能铺垫出像西方一样的慈善文化与思想基础,这也导致后续立法的困难。如果慈善只为避税,那为什么中国现在都没有开征遗产税?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导致立法者自己首先就不愿意遗产税开征,否则他作为既得利益者就是第一个中枪的,他又不开公司,减企业所得税跟他没关系,但征遗产税跟他关系就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没资格说别人做慈善是为了避税,你连避税的资格都没有,完善中国的慈善捐赠环境,避免“郭美美”、“汶川捐款挪用”一类事件的一再发生才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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