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乃是以大道为教化,此大道本合于天道,而非人世间饱杂了个人情感和私欲的是非曲直。南华真人早在《齐物论》的开篇就论述过天籁、地籁和人籁的差别,其提到人籁犹如参差不齐的比竹,因为认知和境界有高低,所以看到的景象与得出来的结论都只能代表一己成见,充其量是以我为核心的人道(或曰我道、小道),与圣真之道相去甚远。
《逍遥游》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在讲述大小之辩,那“枪榆枋而止”“三餐而反”的小鸟,如果达不到大鹏鸟的高度,又如何才能明白“风斯在下矣”的景象是什么呢?很显然,人们对道的认知是与自身所处之高下是有必然关联的。
以邱祖不远万里面见成吉思汗的西行事迹为例:西行之前,身为宋人的邱处机并没有接受大宋王朝的邀请,他第一位朝见的皇王竟然是金世宗。后因金世宗病逝,邱祖又从陕西返回山东继续修行,最终接到来自大漠的邀请而不顾古稀之年万里西行。若从民族大义和忠孝逻辑上讲,邱处机的行为不但不可理解,甚至还容易被扣上政治投机的帽子。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不同的言论甚嚣尘上,即已经说明人世间的视角观点是多样且不等同的,这便容易造就人心上的不和谐、不同一。于是,就有必要去辨证道教入世(或曰度世)所应站立的角度问题。
关于元太祖召见丘处机,一言止杀救苍生的崇高举动,长春门下,对于此事很是推崇,因为这给全真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邱处机从成吉思汗那里得到掌管道教、自由收徒布道、敕免赋税的权利,全真教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并随着元朝占领南方在全国传播开来。对于宗教的发展,这是客观上的利好之处。但邱祖的功行远远非止于教门本身。《元史》有记载:“时国兵(元兵)践蹂中原,河南、河北尤甚,民罹俘虏,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度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之人自今称道之。”邱祖借着元朝给的权利救济了不少中州百姓,元统治者也因邱祖教化而改变了屠城的政策,这无疑对汉族是有着巨大益处的,对汉文明的传承是利益千秋的!邱祖之所以受到万世敬仰,与此关系极大。
《文始真经》中讲到了一个故事:有人把一件东西放在盂盆之下,让他人猜放的是什么物件。上智者猜想是金玉、中智者猜想是角羽、下智者猜想是瓦石。从客观层面来看,三人都不知道盂盆覆盖的具体是什么,那么此时他们的猜测也都是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的,即是按照既有的经验认知去做出适当的推断,这正是南华所曰之“人籁”,也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相。但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彼此之间才会有所争辩。若皆视自我之名为天下大道之正名,名多而乱出,必会导致世道杂乱。大道泯然,人世纷纷,这大抵也是老君当初出关而隐世的缘由。以此再反观邱祖西行的事迹,则会明白众人对邱祖的评述实则也不过是一场人籁上的是非争辩。以人籁而去断地籁、天籁的是非曲直,岂不是僭越了本分?这就已经背道而驰了!
从邱祖西行之后的结果看,在元王朝特殊的统治政策下,邱祖以一人之力使天下汉人多有归附,表面上看是奉道人数的大发展,实则是在特殊的民族政策下而为汉文明的延续保留了文化血统。是也?非也?站在不同的立场总会得出不同的论断。能够合于道真的圣人并不会在乎普罗大众的纷纷议论,其自有“以百姓为刍狗”的境界,这与大鹏鸟在九霄之上视下而得到的苍茫视野是一致的。
道家崇奉的圣人,其出入世间的目的和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对自身名利荣誉的追求,而是可以以一己之力而牵动天下苍生命运的流转。至于究竟是功还是过,红尘人间的评说不过也都是生前身后名,仍只是人间道罢了。做了人间道的功,转身拂袖而去以忘忘,才是道人的逍遥本真。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道教是一个保持着神仙信仰的宗教,其信奉的仙真多是历代修行得道的祖师,唯有那些在生时为百姓做出了大贡献、大功行的修行者才会受到万世香火供养。宗教之作用,在于强调以历代仙真为宗法学习的对象,以祖师言行举止为教化的楷模,使后人可以学习之、向往之并成就之,最终化育普通百姓、息却贪嗔痴念,使人际关系和合共生,使立志修真者能循前人指路而早日冲破魔考、以待功成。
这里既有入世的意义,又有出世的情怀,二者相合,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教、道人形象。
本文作者 | 高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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