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箓与古文字的释读

刘晓明

虽然对符箓本身的解读已有学者作过不少工作，但就古文字的考释而言，符箓至今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不仅因为符箓本身就保有许多古文字，而且，通过符箓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和释读古文字。

作为一种符号语言，符箓与古文字关系密切，据笔者研究，符箓的符号语汇在其创始之初虽有一部分取象于某种自然物，或某些青铜纹饰，但更多的是直接来自先秦的古文字，包括某些篆书、鸟书。当然，符箓将其吸收进来时也顺便作了某些信仰化的改造。如著名的“云篆”，就是在篆书的基础上装饰了带有神秘色彩的云气符号，《灵宝玉鉴》卷十六便录有这类“云篆。”又如精美的“鸟符”，则是鸟书的变异，如《灵宝王鉴》卷十四收录的“朱凤之符”、“玄龙之符”。

这类符篆笔画的头尾皆饰有鸟头，其形态与战国的鸟书形态极为相似，马国权先生归纳了鸟书的十三种形式，有不少也出现在鸟符中。还有不为人知的“凤篆”，是篆体与鸟书的混合物。江西省博物馆藏有张天师凤篆印一枚，其字体融合了篆体与鸟书，但笔画较为夸张。

有的符箓甚至就是文字的堆积，如《太平经》中的“复文”，该书卷一百四收录“兴上除害复文”，卷一百七收录“神佑复文”等。有的则是文字符箓化的变体，如普遍的“天文”、“真文”。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四种天文刻石的拓片，如“灵宝黑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五暴天文”、“西方七暴素天符文”等，这些拓片虽然出自唐代刻石，但在早期道教经典《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卷一中就有其祖本。

此外，造符者还追宗朔源，发掘出历史上有名的“三皇文”。葛洪在《抱扑子·遐览》中引其师郑隐的话说：“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文。”三皇文被收录在《道门定制》卷四中，其字古拙，颇得先秦字体之遗风。早期符箓修炼者为了使这些符篆化的文字更具灵验的威力及艺术化色彩，在造符时往往吻合了先秦文字的风格，这就使得某些已经失传的古文字或古文字的书体可以从符箓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此外，某些符箓在道教经籍中存有译文，使我们得以将译文与符箓加以比照，对百思不得其解的“天书”符箓进行破译，这是我们以符箓考释古文字的重要基础。困难的是，或许出于保密性的需要，符箓与译文往往不在一处，甲书中有“天文”却无译文，乙书有译文却无“天文”，这就需要找寻与甄别。如《道门定制》卷四中存有完整的“消灾真文”，但只录符文，遗缺译文。笔者在《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二发现了一篇文字，经考证，正是”消灾真文”的译文。

至于那些纯符号化的符箓，表面看来，似乎随意涂抹，毫无章法，但事实上，这类符篆的一笔一画也有所据，这在早期符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十分难得的是，在道教的经书中保留了不少符箓“散形”的释文，这为我们了解符义并以此考察古字提供了证据。

所谓“散形”，指将一道完整的符箓（所谓聚形）按其组成部分拆散开来，然后分别对这些散形符号有的仅仅是笔画进行解释，说明这些符号和笔画的含义。如《上清天心正法》卷三就有大量的散形释文。这些解释既具有难免宗教与丹道修炼的成分，还有不少解说透露出古文字的某些信息。

更重要的是，早期造符者在建构符形时使用了当时造字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这些造字的某些依据由于时代久远往往不为后人所知晓，从而使部分古文字难以辨识：某些字虽能辨识却不明所以。“建”就是其中的一例，本文拟通过此个案的解读以观符箓在释读古文字中的作用。

“建”，《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建，立朝律也。从聿，从廴。“建”与制定朝律究竟有何关系，许慎未加解释，或许当时其本义就已隐晦不彰，这就更让后人摸不着头脑。故段玉裁云：“今谓凡竖立为建，许云：立朝律也。此必古义，今未考幽。”在古代典籍中，“建”的基本意义是竖立、建设，将其与国家法律相联系仅此一例，博学如段玉裁也不知所以然。但许慎是东汉的文字学家，去先秦未远，许多文字的本义古义许慎在当时尚可稽考，观《说文解字》即知。因此，许慎称“建”为“立朝律”当有所据，段玉裁谓其存有古义，是一种审慎的态度。

虽然建与朝律的关系在文献中难以援证，但礼失求诸野，我们在道教的符箓中发现了二者关系的重要线索。基于前述背景，我们从符箓这一尚未有人尝试的角度对许说留下的“建”字之谜进行考释。“建”的廴旁许书作“辶”，意即“引之”，《玉篇•辶部》谓：“今作引。”根据许慎和顾野王对“之”的解释，笔者在《灵宝玉鉴》中发现了一符号“聿”，后有释文，注明此符号为“引”字，与上述许慎的“引之”符号的基本形态相似。“蚕”符及其变体 ，在道教符箓中习见，所表达的意象是“天帝敕令”，如“玉清总召万灵符”中就有这一符号，其形作“声气”，符号下自注谓“皇天降命，玉玺急宣。”

早期道教的出土文物中也有这一符号，西北大学历 史系文物陈列室收藏一件镇墓陶瓶，上有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急急如”隶书数行，“急 急如”后面即朱书此符号。“急急如律令”为道教敕令的专用语，因此，该符号为“律令”二字无疑。

将“律令”剥离开来，其“律”字符号与上述“引”字符号、“皇天降命”符号正相吻合。问题是，“引”为何会演变为天帝敕令呢？这与古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引”的本义取象于云气迷茫之状，道符中有所谓“起云符”，其符号中表示“云”的意象部分与“引”字符号相合。

古人认为，云气不仅是仙人的交通工具，也是天人沟通的媒体，甚至是天神的化身，因此，上帝的敕令也须通过云 气下达。《庄子·逍遥游》称神人“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论衡·吉验篇》称虞延出生时其母“见其上若一匹练状，经上天，明以问人。人皆曰：吉！贵气与天通。”这反映了民间思想中气与天相连的普遍观念。

“云气”的神性在道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道教的早期经典《上清经》云：气散则为云雾，合则为形影。出之为仙，入之为真一。上结三元，下结万物。道教的“三元”指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三帝，分掌赐福、赦罪、解厄之职， “气”是连结三位天帝与人间万物媒介，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

基于这一观念，道教认为天帝的敕令也必须通过云气为中介下达，因此，具有导引之功能的云气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敕令的载体。事实上，这一思想早在道教形成之前就已萌芽，先秦盛行的“望气”术及望气用的“灵台”就是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和观测云气所负载的天神旨意。

《诗经·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所谓“灵台”即望气所用。毛传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祥也。《三辅旧事》：“汉作灵台，以四孟之月登台面观，黄气为疾病，赤气为兵，黑气为水也。”

明乎此，我们对“建”的“立朝律”古义及所包含文化内涵就不难理解了。建之所以解释为律，固然因为在金文中走、彳、乙三旁相通，但仅有此只能说明建与律可以相通，却无法解释建与律的语义差别，这一差别主要表现在走、彳与乙的不同意义上。走、彳指的远近的距离，而乙则如上所述，本义为由高向低的导引，指上下距离。

“律”与“建”的语义差别是：“律”泛指一般的统一规范，所谓“均布也”；“建”本指上帝敕令，由于朝廷对全国发布法律，也是自上而下，故而称之为“建”。需要指出，人帝与天帝毕竟有所不同，天帝旨意可以通过云气直接传达，而人帝却无法免俗，需要借助笔——聿来达到这一目的，“建”立朝律的取义依据即在于此。

综上所述，“建”的本义为自上而下以云气为媒介的导引，是神人沟通的管道，由于天神的旨意须通过此管道传达，因此在道教中也被引申为“天帝敕令”，许慎将其解释为“立朝律”即本于此，因为皇帝作为天子享有代天行令的权力。由此文字承载的信息分析透视，我们也可以洞见道文化之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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