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国龙教授讲道德经第十五章

卢国龙教授讲《道德经》第十五章

原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注解：如果我是漫画家，我会因这章《道德经》产生一种冲动，迎接挑战，一定要给这位古代修道士画幅脸谱。然而我不会漫画。也许正因为我不会，所以才会冲动，如果真是漫画家，或许就茫然无下手处。犹疑、敬畏、散漫、敦厚、旷达、浑融、淡泊、飘逸，一幅脸谱里如何容得下这些线条？一张脸上如何挂得住如此复杂的神情？如果不像道教的南宗五祖白玉蟾那样，先画一个圆，然后说“道，就是这个”，大概也就没有其他更好的画法了，就只好承认这位修道士确实“深不可识”了。

就《道德经》的本义而言，“深不可识”当然是道本体的人格化，即道的内涵内化为人的精神气质，精神气质散发出敦厚、飘逸等等人格魅力。这样复杂的人格，如果和光同尘，那就蛮可爱，像是一个随缘去就的老顽童，可以陪着你玩各种游戏，老成的，童稚的，入俗的，出尘的，自自然然，逍遥倜傥；如果“深不可识”只是做作的形象秀，装深沉，扮远旷，说话行事推宕恍惚，首鼠两端，故意让人莫测高深，那就有些面目可憎了。受《道德经》所谓“深不可识”的影响，这两种人格表现一直都广泛存在，而装扮做作的可能更多些。

同样在修道的名义下，同样追求道的人格化，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天壤之别？缘由很简单，不是所有的修道者都怀有道化的内在精神。没有内在精神的形象秀，其实很容易被识破，不值得放到文字里去针砭，但由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将道家“深不可识”的精神人格演变为装逼的“君人南面之术”，所以研读这一章时，需要有所甄别。

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主道”，核心在如何驾驭群臣。《韩非子·主道》就是专门教君主干这个的，如说，“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意即君主要掩盖自己的意图，模糊自己的执政方式，隐藏自己的实际能力。为什么要弄得这样“深不可识”呢？“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简言之，君主越是“深不可识”，群臣就越是害怕。而让群臣害怕，就能巩固君主的权威、地位，所以是南面称王的秘密武器。

无疑，历史上践行这套“君人南面之术”的，代代不乏其人。结果如何呢？我们举一个例证。《史记》载太监赵高劝秦二世说，“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与群臣一起商议政事，会暴露秦二世的无知无能。于是秦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这套“南面之术”，躲进后宫，大小政事在后宫里与赵高裁决，因此就有了“指鹿为马”的中国政治剧本。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政治、嫔妃政治，大多数就是这么来的。

作秀的“深不可识”，确实糟糕透顶，但这怨不得《道德经》。《道德经》讲修道士，或许有些陈义太高的毛病，企羡的人做不到，就只好装。但好装的人，终归是要装的，不装成这样，就会装成那样，《道德经》只是无意间说出了一个可供装扮的模样而已。若就《道德经》本身而言，这个模样既不是空穴来风，实有其历史文化渊源；也不是无聊时的漫画涂鸦，而有其哲学上的真实含义。这两点《道德经》本义，大概是装不出来的。

何以见得《道德经》的说法实有其历史文化渊源？很简单，因为经文中明明白白写着“古之善为道者”。按照常识，将“道”推崇为最高概念并且展开系统阐述的，正始于老子《道德经》，此前华夏文明的最高概念不是“道”，而是天、帝、德、礼等等，更无所谓道家，何来的“古之善为道者”？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所谓“古之善为道者”，是老子从更古的文化中概括出来的，不是更古的人自称的。

进而言之，老子可能将什么样的人概括为“善为道者”？这要从复杂脸谱所反映的精神气质上来探寻。就笔者读书所及，在比老子更古老的文化人物中，最可能带得上这个复杂脸谱的，应该是《国语·楚语》里所描述的古代巫祝，“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巫祝不但要有凝神专一、斋戒精洁的持身修养，要有通天彻地的智慧，还要有散发光芒般的社会感染力，有聪明超群的才能。显然，这样的巫祝，脸谱也很复杂，而且像《道德经》的“善为道者”一样，拥有超能力。“善为道者”的超能力是让浑水澄清，让沉寂再生，巫祝的超能力是让“明神降之”，前者是哲学王，后者是宗教家，职业特征决定超能力的表现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精神气质，都不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者所能比拟的，是非凡的。据此看来，更古的巫祝应该是《道德经》“古之善为道者”的一大历史文化渊源。二者当然有差别，但那是哲学王对宗教家的升华。

毋庸置疑，《道德经》断然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所以要讲述这么个“古之善为道者”的故事，必有其哲学实义，其表述，就是本章最后的两个问号，一问谁能让浑水澄清，二问谁能让沉寂再生。这样的设问当然是隐喻，答案不能是明矾和生物学工程。明矾能加速沉淀，生物工程能从枯骨中提取DNA，克隆生命，但这些都不是老子所要思考的事情。老子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蔽而新成”，就自然而言，是在冬季的万物大收敛中依然保持不变的那股生机；就社会而言，是在历经丧乱、文明凋敝、生计萧条之后，如何激活社会重建的动力。自然的生机，无为而成，而社会的重建，则需要哲学王的感召和指引。《道德经》所描述的修道士，就是这样的哲学王。

哲学王当然不同于“马上得天下”的君主，不依恃武断和暴力。在面对一个丧乱凋敝的时代现实时，他不能不犹疑而慎思，本着敬畏之心，忧思重建的文明秩序是否会重蹈覆辙；又不能不敦厚而浑融，以旷达的开放胸襟，海纳百川，整合社会的不同阶层、族群，消除隐患，避免重建的新秩序将社会撕裂成对抗、对立的集团；还不能不进行政治意志、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解构，放弃操控的意图，以免社会重建过早模式化，丧失其多元互动、调整互适的发展动力。

按照哲学王的精神内涵来瞻望修道士的脸谱，线条是否更清晰了？神态是否也更生动而圆润了？所以《道德经》的意蕴，要细细品味。既不能看见“深不可识”就望而生畏，更不能装扮成“深不可识”让别人望而生畏。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大道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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