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子他说》第五十七章（2）

忌讳造成的影响

如果说老子的经验不讲考据，而引用《神仙传》的说法，老子已经活了几千年了。《神仙传》中说，他在黄帝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名字不同。据传说，那时他的名字叫做广成子；他还当过尧、舜、禹的老师，不过每一代的名字都不同，使人们不知道就是他。到了周朝他叫老子，所以他不只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学问，而是他人生亲自累积的经验，才产生了老子的哲学原理。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忌讳”一词，解释起来颇费周章；现在的解释，则是指某种事不能说，说了就是犯“忌讳”。而过去对于“忌讳”一词则有多方面的用法，如对于帝王的名字，不可以直接称呼，否则就是犯“忌讳”，就要杀头。例如《老子》这本书第一章的文句，“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如《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黄”。到了唐朝的时候，因为唐明皇李隆基的帝号为玄宗，于是这个“玄”字，为了避讳，就改为“元”字。而且，所有的书籍以及一切文字，都一律这样改，所以，唐朝以后，“玄”与“元”两字就通用了。又如孔子的名字“孔丘”，为了尊敬孔子，避他的名讳，我们早年读古书，读到他的名字孔丘时，就读做“孔某”或读做“孔乙己”；而姓丘的人，写自己的姓时，写做“邱”字，另有一些地方就写做“丘”字。

这就是“忌讳”，以现代语来直译，最接近原意义的就是顾虑、顾忌或禁忌。如台湾的旅馆房间，没有四号，因为闽南语“四”与“死”同音，避免这种不吉的语言，就是“忌讳”。这是小而言之。

大而言之，“天下多忌讳”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的禁忌，这样也不能干，那样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如《孟子》一书中说，齐宣王盖了一个方圆二十里的花园，老百姓都抱怨太大了，齐宣王便问孟子，为什么以前文王的花园七十里，老百姓认为太小了，而现在我的较小，老百姓反而抱怨太大。孟子告诉他说，文王的花园人人都可以进去游玩，而你的花园如果有人不小心伤害了一只小鹿，也要依杀人罪严惩。这样多的禁忌，等于在你的园内设下了陷阱，陷民于罪，老百姓怎么不抱怨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的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

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这就是“天下忌讳，而民弥贫”的道理。

科技愈发达 精神愈昏扰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以现代世界的情况来解释，很容易明白。精密科技越发达，利器越多，核子弹当然是利器，投下一颗，即可杀人无数，这是多么厉害！但所谓利器，不仅是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这一点，现代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只有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回想到少年时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时那种安定、清闲、自然、舒适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

现在的物质文明太发达了，“国家滋昏”，国家社会就会昏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民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这个社会就非乱不可。这也是历史中有记载的许多事实。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技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的享受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奇特。例如冷气机，也许五年、十年以后，不必要这样一个大箱装在墙上，也许会像一份月历一样，在墙上一挂，就可以调节空气了。“奇物滋起”，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之为社会的进步。这所谓的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的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

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线。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法令多 犯法的人更多

再说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政治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例如汉高祖入关，法律只有三条——有名的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人抵命，偷盗剁手，就只如此而已，很简单。后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把当时的官吏分作两类，一类叫做“循吏”，一类叫做“酷交”。循吏是有道德的官吏，酷吏则是手段毒辣、严苛、残酷，只要犯了法，决不宽容。酷吏使用各种令人痛苦的刑罚，杀人也用许多残忍的方法，这都是汉文帝以后的事。如果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也会发现汉文帝以后的社会越来越乱。

就政治方面而言，如汉武帝、汉景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容易钻。所以，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说了这许多历史的经验，只是注解前面的一句话，“以无事取天下”。所以说，多忌讳、多利器、多佐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老子就是因为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告诉我们，应该“以正治国，以专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接下来，作了下面的结论。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

这一段是讲领导人如何使人民富强安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说的话，他所说的古圣人是谁？也没有说出来，姑且不去管他，只研究他所引述这几句话的道理。

“我无为而民自化”，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这里的“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中国文化《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工夫，不是在座上打坐；打坐是小玩意，这是大定。这是说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如果领导人真正地“好静”，则天下之民自然受其感化，走上正道。

“我无事而民自富”，领导人真正“无事”，即无为而治，社会人民自然生活富裕。现在再引用一个故事，来试做诠释。

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在上任之前，他去拜访他的一位老师。他这位老师学问很好，过去做过很大的官，然后告老还乡，闲居林下。当他向老师请教该如何把官做好时，这位老师告诉他说，你去好好做官，可千万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确往往会作怪。

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的人建立了一种制度，实施得很有成绩；而后任的人接任之后，为了要自我表现一下，要胜过前任，于是他作怪了，乱出主意，乱订办法。就像一栋房屋，本来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这中间就出乱子了。

个人立身处世，做人也是这样，做人容易，切莫作怪。为政则是少玩花样，不要出什么新招，社会就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我无欲而民自朴”，我自己没有私欲，社会、国家、天下受到这种无欲的影响，就自然走到纯朴、厚道的路上去。

老子引用的这一段话中，每一句都用到一个“我”字，这个“我”是谁？就是老子说的“圣人”，那又是一个怎样的“圣人”呢？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而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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