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

拼音 : 神道设教 (shén dào shè jiào)

简拼 : sdsj

近义词 :

反义词 :

感情色彩 : 褒义词

成语结构 : 紧缩式

成语解释 : 神道：本指天教，即神明之理，后指关于鬼神祸福之说。利用鬼神迷信作为教育手段。

出处 : 《易·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成语用法 : 作谓语；指利用鬼神迷信作为手段

例子 :

产生年代 : 古代

常用程度 : 生僻

礼食一如与神道设教

修行，应当从修正自己的行为开始。

入手当于大处。日常行为，总离不开吃饭睡觉，这就是大处。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这是圣人孔夫子的教诲。饮食排在男女情爱前面，填饱肚子，是人世间第一大事，饱暖方能生淫欲。

故楞严经提到的三渐修，第一步强调的便是戒食。

因为饮食的重要性，这种行为也就渐渐被神圣化，与神灵宗教相连。贵重的食物，也被视为作为祭祀的贡品。

中国古代的祭祀牺牲，亦或者圣经中所记载的燔祭，乃至于基督徒到现在仍然保有的饭前祷告，都是体现了其重要性。

鼎，虽然本身的功能只是饮食用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禹铸九鼎之后，被视作王权和神权的象征，被应用于祭祀之中。

鼎上常勾勒的饕餮云纹，其形象来源于巫于傩舞时所配面具。

巫觋是古代沟通神灵的媒介，将其面具上的纹理形象，铭刻于鼎上，这种行为，将鼎，从一个饮食用具，圣化而成为了一个神圣的象征，在意象上同时也具有了感通神灵的功能，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饕餮，却因铭刻于饮食用具的鼎上，慢慢演化成了代表吞食大欲的恶兽，代表食欲无尽的贪婪欲望。

易经中也有鼎卦，彖曰：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至于说道祭祀，又不得不提到易经中的观卦。

上巽下坤，风行地上，观卦。

彖曰：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这句话说的便是祭祀的过程，主祭人刚刚净手，还没有进行献祭，台下的人民便早已经怀着诚敬之心仰望。

敬神如神在，贵在真诚。圣经中上帝对于亚伯和该隐的献祭，表现出的矛盾的态度，原因或在于此。

上一句谈到祭祀前的诚心正意，接下来便是礼了。礼也作醴字，亦是祭祀使用的器具中的一种。

引阴符经一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礼尽在其中。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神道设教的神字，这里作动词。古语神通申。

田是人所居住的地方，而申中的那一竖，则贯通了上下。

申，神也，所以变化莫测，上天入地之谓申。诚心祝祷，感通上苍，所以为祝由。

圣人观察天地，自然，日月升降有序，四时法度有节，将天地自然的运行，匹配到人的生活之中，便是礼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起居有度，饮食有节，以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食其时，百骸理。对食物的敬意，或者引申为对神灵，上天的敬意。

吃饭太过随意，囫囵吞枣，并不利于消化。

吃饭的时候，多咀嚼，多叩齿可固肾壮骨。

怀着诚敬之心吃饭，日常吃饭便是对天地鬼神的祭祀

在说一个筷子的趣闻结束这篇随笔。

筷子顶部圆而下方，以应天圆地方，吃饭的时候主要动的部分是圆形的顶部，以象征天象变而地安。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家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止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是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结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结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道，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作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人们只有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但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当这种教义的神话与人们的经验理性相抵牾，暴露出它丑陋的政治伪善时，怀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是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原因。 ^^^^^^^^^^^^^^^^^^^^^^^^^^^^^^^^^^^^^^^^^^^^^^^^^^^^^^^^^^^^^^^^^^ 现代国家的统治技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所谓的道，那就是统治意识形态，而教则是统治的党、政国家机器。这样的神道设教具有堪舆宗教媲美的体制，因此往往被人们拿来与启示宗教的教义、教会、教士阶层做比较，以凸显它的世俗宗教特征，但是，这样的比较是有限度的，往往对宗教抱有偏见，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黑格尔所说的启示的宗教，是一种自由的宗教，而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却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宗教，甚至是一种障眼法和骗术。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中留有古代的两个原意的痕迹。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因此总是会使用人民的名号;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人民。因此，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与这样的高效率的体制化神道设教相比，前现代神道设教的道简直太简单了，而教的力量也实在太单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这样的道只能用来造反，但不能用来统治。现代的神道设教既可以用来革命，又可以用来统治，它能够从事两种性质不同的使命，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多用途的，可以称作为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某种可以无限解释，随机应变，诡异莫测的主义或思想。然而，就这个信仰与自由的关系而言，不管它多么精致，它都是一个与自由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实用宗教。 神道设教起到帮助统治的作用，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你祭祀神灵的时候，你要像好像那个神在那里一样去祭祀。至于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许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样子。对老百姓进行教化，你要做出样子来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有所敬畏。这样才能管治他们。老练的现代政客知道，何必相信所谓的主义呢?你只要做出相信的样子来就可以了。今天，某主义(或者它被本土化了的某思想)在名义上还是国人尊奉的政治信仰，但是，这个主义是什么呢?那些用它来作为设教工具的权贵自己是否真的对它有信仰呢?那些被要求信仰它的普通老百姓又是否真的相信它呢?如果他们都真正的对它有信仰，那么又怎么会出现所谓信仰危机呢?其实，在中国存在的并不是信仰危机，而是神道设教的危机。如果硬要把这种危机与信仰联系起来，那也只是一种伪信仰的危机。 ^^^^^^^^^^^^^^^^^^^^^^^^^^^^^^^^^^^^^^^^^^^^^^^^^^^^^^^^^ 我们思考信仰，尤其是，应该把公共文化作为一个重点。在这个文集中，第一部分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关注的就是公共文化及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这个部分涉及一些与公共文化有关的事件、事例和问题，其中教育是一个主要方面，不仅是学校教育，而且是公共文化所提供的那种教育。公共生活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合成的整体状态。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公共生活品质差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自由公民，教科书、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师的素质和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们说起大学教育的自由、多元和宽容气氛，想起的就是蔡元培，许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小学课本，而不是文革时期的那些课本，还有许多对民国时期学人的追忆，这些都不是简单地出于怀旧，而是一种价值比较的结果。 好的公共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氛围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体问题。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的公共生活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形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制度改革和公民教育并行，我这里说的不是一般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与民主公共生活相一致的民主公民教育。民主的公共生活对国民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又能再生和优化这种公共生活，使它变得更好。 这个文集的第二部分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涉及了与现代神道设教有关的话语统治与反抗问题。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指出，全面的，不间断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言论控制是一切专制神道设教营建反自由、反民主的伪信仰所共同使用的手段。早在在1928年，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培尔就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作的演讲中说：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因而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语言是宣传散布这种信仰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就是要清醒认识到这种语言和思维逻辑对人的极大毒害。德国罗曼斯语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Klemperer)在希特勒统治下对纳粹的神道设教语言有过切身体会，他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毒化影响,他指出，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第三部分人道是一种社会价值也可以叫做人性的启蒙，它涉及的是人如何相互对待、如何对待动物和自然、如何对待生死、如何对待人性中的阴暗与邪恶。人存在于生命的大连锁(TheGreat Chain of Life)中，美国自然学家和作家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 )从生命的大连锁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生命的本质并不在于为生存而消灭其他生命，而在于生命的快乐。理性的人应该比其他动物更能明白这个道理，更珍惜自己的自由、意志、快乐，以及与他人和所有生灵的共同存在。克鲁奇帮助提升了无数读者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生命价值的了解和尊重。一个民族丧失信仰，这一定会表现在大面积的人性堕落上，而人性堕落最可怕的表现便是漠视生命和生命遭受的苦难。文革是一个人性普遍堕落的时代。那个时候，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被当作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毒草来批判和践踏，背叛、出卖、落井下石、暴力残害被当作革命觉悟的表现来颂扬。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拥权自肥、腐败、贪污、专权，经济交往中的坑蒙拐骗、制假卖假、不守信用，公共生活中的冷漠、自私、功利、势利，哪一样没有文革中人性堕落的影子?有些人出于对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焦虑与不安，把文革美化想象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信仰的时代，这样的幻觉不单没有根据，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第四部分是迷惘者的信仰与共识，信仰的不明确和共识的缺乏使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精神迷惘。在关注信仰问题时，要问的不仅是我们需要怎样的信仰，而且还是，信仰是如何形成的，这在历史上有许多教训。形成信仰主要有三种主要途径，它们分别是家庭影响、群众社会影响，以及个人的自由、理性思考。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从小生长在有宗教影响的家庭或社区中，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它影响，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条件的。这可以称之为自发信仰。另有一种不那么自发的信仰：政治信仰。那些拥有政治或意识形态信仰(信念)的人，绝大多数是接受了某种思想教育的结果，当然也有的是部分因为家庭亲友的影响。学校体制和群众社会中的这种教育往往具有宣传、蛊惑、洗脑的性质。这种信仰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与信仰者的利益相一致。例如，一个人是否对某某主义有信仰，是与这个主义是否会他带来富裕、幸福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利益得不到实现，信仰便会随之动摇。这是一种神道设教的信仰，当前的中国所面临正是这种性质的信仰危机，遭受怀疑的也正是这种性质的信仰。

《文心雕龙》里面“论道，圣，文三者关系”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心雕龙》写些什么？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6?4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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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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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6?4观?6?4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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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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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著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6?4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6?4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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