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成套专用茶具,自唐代确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唐代茶具
唐代茶具,有“南青北白”之说。南方推行的饮茶器具是越窑青瓷茶碗,认为它“类冰”、“类玉”,还能“益茶”,这是因为唐代茶饮的主要是饼茶,煮茶后的茶汤色“红白”之间,青瓷茶具则能茶汤显绿;北方推行的是邢窑白瓷茶具,它“类银”、“类雪”,享有“薄如纸、色如玉、声如罄”之誉。
邢窑白窑茶具的问世,打破了原本青瓷茶具一统天下的格局,这是中国陶瓷茶具艺术发展史上的分水岭。
二、宋代茶具
宋代的饮茶器具与唐代相比,在种类和数量上,并无多大的变化。宋代盛行斗茶,斗茶器具最崇尚的是黑釉建盏,能与宋代斗茶追求的“雪白汤花”相呼应,如此的黑白分明,易验茶色,能出现对比美。尽管如此,宋代在宫廷生活中更多应用的仍然是青瓷茶具。
三、元代茶具
元代,茶的加工和饮茶方法都出现新变化,团饼茶开始衰退,条形散茶开始兴起,直接将散茶用沸水冲泡饮用。元代青花瓷名噪一时。所以,从饮茶器具来说,元代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一个过渡时期。
三、明代茶具
明代茶具,对唐、宋而言,可谓是一次大的变革,新的泡茶器具品种是第一次呈现,如贮茶器具锡瓶、洗茶器具、烧水器具、饮茶器具。在这一时期,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和青花瓷茶具、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色泽和造型,品种和样式,都进入了穷极精巧的新时期。
四、清代茶具
清代我国的六大茶类基本形成,但与明代相比,清代茶具的制作工艺技术又有长足的发展,在茶盏和茶壶上表现最为充分。清代茶壶著名的有康熙五彩竹花壶、清花松竹梅壶。清代紫砂茶具由工匠制作,待泥坯半干时,在壶上镌刻诗文或书画,开创了文人壶的一代新风。
五、现代茶具
现代饮茶器具,不仅种类和品种繁多,而且质地和形状多样,以用途分,有贮茶器具、沏茶器具、烧水器具、辅助器具;以质地分有金属茶器具、瓷器茶器具、玻璃茶器具、漆器茶器具、竹木茶器具等。使用时,讲究茶器具的相互配置和组合,将艺术美和沏茶统一起来。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萌芽时期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在三国以前,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开始走入文化圈,形成了中国茶文化的萌芽阶段。
形成时期
唐代,物质基础丰厚,因此在精神文化方面人们也开始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中国茶文化在唐朝开始形成,标志就是780年陆羽著的《茶经》。以后唐代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
兴盛时期
有唐代的形成基础,中国茶文化在宋代就开始了兴盛发展。尤其是在普通百姓阶层,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这些都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普及时期
在经历了唐宋的发展,中国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开始了真正的普及。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国茶文化茶的渊源
(一)茶树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
我国是野生大茶树发现最早最多的国家,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北等地,自古以来就陆续发现过不少野生大茶树。早在三国时,《吴普·本草》引《桐君录》中就有“南方有瓜芦木(大茶树)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之说,唐代陆羽《茶经》中就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明代云南《大理府志》载:“点苍山(下关)……产茶树高一丈”。近几年来通过考察和调查,已在全国10个省区近二百处发现有野生大茶树,有的地区甚至成片分布,如云南思茅地区镇源县九甲区和平乡千家寨就发现野生大茶树群落数千亩。1961年在云南勐海县巴达大黑山密林中,发现在株树高32.12米,胸围2.9米的高大野生茶树,估计树龄有1700年,是野生型的“茶树王”。还有勐海县南糯山的栽培型“茶树王”,树龄约800多年,最近在澜沧县发现的邦威过渡型“茶树王”,树龄1000年左右。这三种类型的“茶树王”都发现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这结古代大茶树已列为重点保护古树,供国内外学者参观,这是茶树发源地的历史见证。另外,从古茶树的分布地域来看,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的南部与西南部以及广西、贵州、四川的部分地区,当然也有少数散见于福建、台湾、海南等地。因此科学家普遍认为,从古茶树的分布区域情况来判断,茶树的原产地应该是在中国的西南部,其起源中心可能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一带。
(二)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谈茶的发现与利用
战国时期《神农本草》书中记述了“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民间传说5000年前有位最早发明农业、医药的人叫神农,他为民解除病痛,尝遍百草,企图寻找出能治病的植物。有一天,神农前后尝到了七十二种毒草,毒气聚到腹中,使神农口舌麻木,五内若焚,不能自制,于是他躺在一株树下休息,一阵凉风吹来,从树上掉下一片树叶落入神农口中,清香甜醇,使神农为之一振,便将树下嫩枝叶放在口中咀嚼,顿时毒气退去,全身舒适,于是他认定此种树叶为治病良药,并称它为“荼”。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传说,是说神农有个透明的的水晶肚,吃下去的食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神农为了探明哪些食物能吃,哪些不能吃,总是尝遍百草,看看在肚中的变化以作判定。有一天,神农吃到了一种开白花的树叶,吃下去后,不仅口中感到苦尽甜来,而且肚子里的有毒食物被这种汁液清除的干干净净,似乎上下“查”了一遍一样,于是他就将这种树木叫做“荼”。从此,当他尝草寻药中毒时,便将随身带着的茶树叶吃下,就立即能解除毒害,神农把这种茶树叶介绍给人们,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瘟疫灾害中解救出来。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也许就是我们的祖先最早吃茶的开始,唐代茶圣陆羽可能也就是依据这种历史记述,在其,茶经》中论及“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说明茶作饮料,开始于神农氏。陆羽在《茶经》中还认为饮茶在鲁周公时已为人所知,春秋时代齐国的晏婴,汉代的杨雄、司马相如,吴国的韦曜,晋代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人都爱好饮茶。后来流传广了,便成了风俗。陆羽说,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已非常盛行,在东西两都—西安和洛阳以及湖北、四川一带,家家户户都饮茶了。从神农尝百草到饮茶成为风俗,可以说是先为药用后发展为饮用的历史过程。
(三)珍贵的茶叶历史文物和遗迹
长沙马王堆距今有2100多年的西汉墓出土的文物不少,有简文、帛书、帛画等,其中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这是汉代皇帝贵族享用茶饮的写实。在随葬清册中还有“木古月笥”的简文,据考证,“木大月”就是槚的异体字,即苦荼(茶),这是至今发现最早的茶叶随葬品。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地的唐代文物很多,这批稀世珍宝在地宫中封存了1100多年,其中有金银茶具多件,有琉璃茶碗和秘色瓷茶具,金银茶具中有烘团茶用的银笼子、贮存茶用的龟盒、碾茶用的茶碾子、筛茶的茶罗子、放调料的盐台和银坛子、取茶用的银茶匙、调茶用的调达子、煮茶用的银风炉和夹木炭用的银火荚。这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宫廷茶具。
四川省名山县的蒙山是个古茶地,唐代就盛产多种名茶,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历史遗迹。种有仙茶的“皇茶园”就是其中之一,皇茶园位于上清侧山岙处,相传为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前50年)邑人吴理真培植仙茶七株之地。皇茶园面积12平方米,石栏圈围,道旁立有门楼加锁,左边竖立石碑两座,记述仙茶的起源及甘露大师的功绩(现碑已毁),石围栏依存,现石门上新刻楹联一副:“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
另外在蒙山腰有一座“智矩寺,是汉代甘露道人吴理真创始,宋淳熙时重修,明万历时补修。自唐至清,每岁于此制造贡茶,是我国早期的贡茶院之一。
唐代第一部茶书《茶经》的作者陆羽,出生于湖北竟陵(今天门县仍保存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泉、陆子井、陆子泉、陆羽亭和陆公祠。陆羽晚年住浙江湖州吴兴杼山妙喜寺,如今杼山遗址还存,当年陆羽考察过的顾渚紫笋贡茶产地—浙江的长兴和江苏的宜兴,至今还有贡茶院的一些遗迹,如金沙泉、顾渚山(山介)等。
我国唐宋时的佛教圣地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和余杭的径山寺,是当时种茶、制茶和佛门茶道的孕育之地。唐代时日本高僧最澄在天台山学习佛教和茶道,回国时带去茶籽。为茶叶传日做贡献,现天台山国清寺留有碑文。径山寺创立了径山茶宴,日僧南浦昭明把这一佛门饮茶方式带回果本,以后发展成了现今的日本茶道。径山寺至今保存着南宋孝宗皇帝御笔“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的御碑。
此外,宋代福建建安(今建瓯)北苑贡茶产地的“御茶园”、崇安县武夷山的“御茶园”、清代乾隆皇帝到过的浙江杭州龙井村狮峰山下胡公庙前的“十八颗御茶”等,虽然历经世代风雨,都还依衡地保存着,供现今茶人研究和鉴赏。
(四)“茶”字的演变和形成
据考证,古代史料中指茶的名称很多,有荼、荈、诧、蔎、选、茗、槚、瓜芦等。公元前2世纪秦汉间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尔雅》中记有:“槚,苦荼”。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称“早采者为荼,晚采者为茗”。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中首次出现“茶”字,唐代中期陆羽《茶经》中提到“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作为历史的总结,陆羽《茶经》正式将“荼”字减去一横称之为“茶”。至于“荼”字的发音有两个体系,川、湘、江、浙、华北一带读作chai或cha;而福建福州读作ta,夏门和汕头读作te。这两种体系传至国外,在国际上也形成了两个外来语读音体系,英、美等一些欧洲、美洲国家写作tea或thea等;而俄罗斯、日本等亚洲国家多数按汉语“茶”的发音拼写,如俄语、日语。从茶字的读音也可看出,茶起源于中国,传播于世界。
(五)巴蜀是茶文化的摇篮
巴蜀是中国古代一个广泛的地域,是指现在的四川、湖北以及云南、贵州两省的部分地区。《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地区,当时居住的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少数民族,巴族 和蜀族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巴蜀在春秋、战国时属“南夷”的化外之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巴蜀才设置为一郡。巴蜀地区在史前的神农时代,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可知那时就发现和利用茶了,以后才开始有了饮茶的历史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因此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西汉王褒《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两句。三国魏张揖《广雅》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 之。”西晋孙楚《出歌》中有“姜、桂、荼、出巴蜀”之句。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称:“……丹、漆、荼、蜜,皆纳贡之”。唐陆羽《茶经》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这些历史的记载,都说明了巴蜀地区从茶的发现、利用、饮用、茶市到贡茶,发展时期之早是史无前便的,巴蜀的茶业发展对整个中华茶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陕西的茶文化在唐代及唐代之前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江南茶文化的发展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起来看看。
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第一,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在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汉唐时期因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机遇陕西得饮茶风气之先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推断“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奏民10000户到蜀地。公元前316年时蜀人已开始种茶、饮茶,并将此艺能传授给迁入蜀地的秦人。
第三,陕西茶业历史悠久并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西北五省惟陕西产茶,陕西茶的主产地又在陕南的汉中等地,唐宋时期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
第五,唐代长安的宫廷茶文化辐射全国并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于天下。一般说来,中国数千年里皇权中心即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中心,总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领导全国。陕西长安作为大唐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
第六,法门寺唐代地宫系列宫廷茶具的发现是中国茶史划时代的事件
地宫茶具的文化质点是三教融合,较明确地体现了佛教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的相互沟通;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填补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为唐代茶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第七,因长安宫廷茶文化而出现的贡茶之制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肃宗至德二年陕南茶被选为贡品,这无形中培养了其的“精品意识”,刺激了茶农们培植名品的积极性。于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术、制茶技术、储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艺、产品包装的不断改进无不与贡茶之制有关。
第八,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唐代长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曾踏上丝绸之路风光过,曾领导饮茶新潮流潇洒过,曾进贡朝廷高贵过,曾为朝廷交换战马荣耀过,曾稳稳占领大西北市场霸气过……曾是全国最早的茶区和茶叶种植中心,曾是全国茶文化的鼎盛地区和传播中心。陕西茶业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陕西茶文化的起源 对于国人饮茶的起源,以往学者多据成书于战国至汉代间的《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之记载,将神农氏与茶叶联系在一起。但据陈文华等学者的考证,今本《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关于神农氏“得荼”或“得茶”解毒的记载,类似的记载晚至明清时期才出现,所以,以往的研究多属以讹传讹。此外,以往学者所常引用证明“神农氏得荼”的《淮南子》等书中也仅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的记载。目前看来,最早明确将神农氏与中国饮茶起源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称为“茶圣”的唐人陆羽。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七之事”中又引《神农食经》的“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为佐证,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
神农氏最早见载于春秋时成书的《周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以神农氏著称的部落,起源于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其部落活动的时段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7000年。据《庄子·盗跖篇》的记载,神农时代“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说明当时正处于母系社会。考古证明,宝鸡地区是仰韶文化遗存较丰富的地区,发现文化遗址700多处。其中,又以北首岭文化最为典型。从北首岭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和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墓葬制度来看,它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从时间和地域上判断,北首岭文化很可能是由神农部落所创造的。而考古工作者在当地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又可与《山海经》的神话互为印证。北首岭文化形态持续1000多年,后来的炎帝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时代,神农氏作为部族推崇的首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女性。
此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又有“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先秦以前的著作一直把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分开。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世经》将神农和炎帝神农氏合并记载,而将神农氏与炎帝视为一人。此后,古籍多把两者合称为“炎帝神农氏”。但经过笔者考证,发现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最早活动在陕西渭河流域的两种前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始文化。
《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这是关于炎帝生长地的最早记载。此外,《水经注·渭水》《路史·国名》也都记载炎帝长于宝鸡。《帝王世纪》又载:“神农氏,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华阳”和“尚羊”分别指今天陕西华山亦即秦岭之南及宝鸡市南神农乡常羊山。郭沫若先生指出:“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据此推测,第一个炎帝神农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在少典氏与有蠕氏家中诞生的。炎帝神农氏诞生时已属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孙的父系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这位神农氏及继承人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经济文化,功绩突出,被氏族尊为炎帝,尊号与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远古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首领殁后,其部落继承人都沿用同一个名号,从而有了“八代炎帝”的说法。传统的说法炎帝共八世,有240到300年的时间。何光岳先生则进一步判断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一位的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其他地方诞生的炎帝无疑都是他的后裔。第一代炎帝伊耆和第二代炎帝柱的故里在宝鸡,柱的后裔庆甲的故里在湖北,末代炎帝榆罔曾与蚩尤在涿鹿大战,此后,又在阪泉败于黄帝后,退往湖南。所以,笔者赞同张辉杰、路笛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炎帝始祖应为神农氏,而神农氏则是炎帝族早期首领的泛称。神农氏族的发展历程应为:神农氏(母系社会)—少典氏(父系社会)—炎帝族—炎帝神农氏。
通过上文的综合分析,我们可知“尝百草”“得荼”的人应是母系社会的神农氏,而不是少典之后的炎帝神农氏。由此看来,通过生活在陕西宝鸡地区的神农氏,陕西已经与中国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学者以往多系于巴蜀或云南。学者之所以忽视《淮南子》及《神农本草经》等书中神农氏在关中地区“得荼”的记载,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近代关中不出产茶叶,也不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不过,陕西在远古时期完全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地理条件。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史料记载加以分析。秦岭山麓作为茶叶的适生区,历史由来已久。《诗经》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等,都是描写古周原一带的诗句。这些诗句中多次出现的“荼”字,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明确指出:“荼”就是四季常青的茶,非苦菜一类的小草。《诗经》关于古周原一带“荼”的记载,应该是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其次,我们可以从气候变迁角度分析。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有竹鼠的骨骼遗迹,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关中气候温暖,具备茶树生长的条件。目前,在秦岭北麓终南山下还发现有几十株半米高的茶树。再次,我们可以从秦岭丰富的物种加以分析。陈宗懋先生《中国茶经》在论证“神龙架”为神农氏“得荼”之所时,认为“神农架包括茶在内有130多种药材,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但神农架的物种量与秦岭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秦岭已发现草药3291种,仅太白山就有640种。而且茶树所属的被子植物全国有291科、秦岭包括山茶科在内有188科,占全国的64.6%。陕西比神农架更具备神农开创人类茶文化先河的条件。因此,神农氏在陕西秦岭一带“尝百草”“得荼”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二、西周时期的陕西茶文化
根据《周礼》记载,西周宫廷设置“掌荼”官职,说明周王室已把茶事列为国礼,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茗饮之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茗饮之事”逐步由王室礼仪转而下移,关中地区的诸侯大夫甚至普通百姓之家都形成吃茶、饮茶的饮食习惯。
《诗经》中《大雅·绵》《诗·邶风·谷风》《豳风·七月》是古代流传于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大雅·绵》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诗句。其中,“堇荼”就是锦葵和茶两种植物混煮的茶食。《诗·邶风·谷风》也记载有“谁曰荼苦,其甘如荠”的说法。这里的“荼”,是指茶而不是苦莱。因为只有茶才会因制作方法或茶汤的浓淡不同,有苦有甘,苦菜的味不会有甘。而且在这两首诗中记载的植物、气候、风土人情、河流,都是陕西的事。如“泾以渭浊”“我有旨蓄”(储藏的腌菜和干菜)、“北风其喈”(疾貌)等。《豳风·七月》中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句,说的也是以茶为原料,煮作羹食。由此可见,早在西周时期,陕西地区的百姓已经把茶作为日常食用品。
西周时期,除了陕西本身已经出产茶叶以外,与周族关系密切的巴人也将其地出产的茶叶进贡给周天子,丰富了陕西茶文化的内涵。
“巴”,是一个古老民族之名。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此外,在《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路史·国名纪甲》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古代巴人在江汉流域立国的信息。对于巴国的疆域范围,《华阳国志》载为“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川北、陕南、鄂西等广大地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看,汉水上游地区的城固、勉县、安康等地曾出土了史密簋、虎妞镦于、青铜乐器及巴式剑、戈、矛等众多巴国文物。这就说明陕南的汉水流域在西周时期是巴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
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巴国的出产的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等特产,均需“纳贡”与周天子。对于巴国所出产进贡于周王朝的“果实之珍者”,包括了“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翦、香茗,给客橙、葵”。这段文字记述了巴国作为宗周的封国,把出产的茶叶等特产,作为贡品敬献朝廷的史实。《华阳国志》的这段记载,应是目前关于中国古代贡茶的最早记录,将贡茶的历史追溯到了西周时期。而该书中“园有芳蒻、香茗”的记载,证明巴国所进贡的茶叶属于园栽,而非野外天然长成,由此也可知巴人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人工栽培茶叶的时代。作为宗姬的巴国,是中国最早的出产贡茶和人工种茶的地方。而通过纳贡的方式,陕西茶文化的内容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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