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海茶的发迹史

勐海茶的发迹史

勐海茶的第一次兴起是在清末民国，普洱茶南洋通道的开辟，将勐海茶带入黄金时代。1940年代日寇犯边，这一通道已经废弛，而解放后虽然香港人民钟爱菊花普洱，但大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洱茶只能通过中茶公司这一狭窄的通道与香港对接。这样一来，勐海茶厂只沦为生产车间，而不能参与到海外蓬勃发展的普洱茶运动中去，勐海茶从而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面对大陆市场，被绿茶边缘化；面对海外市场，被消费市场边缘化。勐海茶由此沦为守着金山要饭的花子，一直到普洱茶的价值再度被港台人突然发现，掀起了一场越陈越香的茶叶革命，勐海县的茶山资源影响力被放大，才把勐海茶从苦海中打捞出来，供在普洱茶的神坛上，勐海也因之再次成为普洱茶的圣地，成为普洱茶产地话语权的中心。

一、尴尬的“勐海共识”

现在做普洱茶的言必称勐海，殊不知10年前的勐海茶还是低档茶叶的代名词。在滇西南最大的毛茶交易市场——思茅五一停车场内，一车车的毛茶拉进市场，茶商们忙着看茶样砍价，思茅、景洪一带产的烘青茶，一芽二叶的可以给到15元一公斤，一芽一叶的可以给到30元一公斤，勐海产的茶呢，绝大多数七八元一公斤。滇西南茶区形成了茶叶经济“比较优势”：景洪、思茅的茶园大都为九十年代以来新开垦茶园，按照高产茶园的标准建设，种植的很多都是卖相很好的云抗10号，加上严格按照收鲜等级标准采摘，加工设备先进而且制作得法，这样一来这两个地方生产的绿茶，条索整齐、香气高扬、叶子翠绿、芽头白亮，深受甘肃与浙江茶商的追捧，他们纷纷坐镇思茅收茶，思茅也因此成了云南的“名优绿茶之乡”；而勐海的茶叶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卖相取胜，而靠低价来生存，跟思茅、景洪的茶叶形成错位竞争。当时，茶商们的“勐海共识”是，勐海民族多，很多地方穷，人也很懒，不会种茶、不会采茶，更不会制茶，这样生产的茶叶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是低劣茶叶的代表。

关于勐海茶山的封闭与落后有个经典案例——布朗山曾经是扶贫失败的全国典型，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据某报称，上世纪90年代初，勐海县乡镇企业局等单位帮助曼囡布朗族寨种植了80亩橡胶，幼苗成活率高。不料移交给寨里管理后，仅一年就被野外放养的牛踩毁过半。村干部却跑到该局报告：“你们种的橡胶没人管，被牛踩死了。”弄得接待他的干部哭笑不得。最后，80亩橡胶仅剩下80多株（约３亩）。还有一年，布朗山部分山寨遭旱灾，旱稻缺肥虚弱，农业部门拉了两车化肥到该乡（布朗山乡）分发给受灾的布朗族农民施用。有的农民却嫌麻烦，化肥背到半路就倒掉了，觉得编织袋还结实、漂亮，就提个空袋回家。

布朗山是闭塞、落后的勐海县的一个缩影，布朗山本身就是一个大茶山，布朗族在山里种了上千年的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古老的茶山被内地蓬勃发展的茶叶经济日益边缘化，甚至被邻近的景洪、思茅远远抛在后面，变得日益固步自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除了当地人的意识问题外，种茶不找钱，也严重制约了人们对茶园的投入，从而陷入了低投入带来的恶性循环——投入不足，导致收入低，因收入太低更不愿意投入。当时，勐海很多古老茶山的现实是，大面积的茶园被大面积抛荒，得不到有效管理，采摘不按级别采摘，加工用大铁锅杀青，制程简单粗糙，没有体现现代制茶工艺精工制作的特点，这样生产出来的茶叶如何在市场上建立竞争力？勐海茶沦为低档茶的代名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按照绿茶的标准，可能勐海的茶叶永远没有出路，其辉煌将定格在1930年代。1930年代的勐海，因普洱茶的种植、加工与贸易重心由思茅、易武一代转移到勐海，通过英属缅甸，普洱茶源源不断销往南洋，从而开创了普洱茶继满清后的民国第二春，勐海也因活跃的茶叶贸易而被称为“茶叶城”。194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断送了勐海茶在未来数十年的前途，一件是日军入侵中南半岛，普洱茶的南下通道彻底断绝，另一件是中茶公司入滇事件。中茶作为四大家族控股企业，在觊觎勐海茶叶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欲从云南地方实力派嘴里夺食的同时，决定弱化普洱茶的生产，大力发展代表时代主流的红茶、绿茶，从这时开始普洱茶就逐渐淡出了云南人民的视野，仅作为能换取宝贵外汇的特种茶安排数家茶厂定点生产。习惯于普洱茶路径的勐海茶，在云南茶叶绿茶化、红茶化的狂飙突进中日渐沉沦，虽然有80年代南糯白毫、云海白毫的崛起，大规模的开垦茶园运动使得勐海成为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最大县等短暂辉煌，但最终还是被景洪大渡岗、思茅龙生公司与江城牛落河茶场等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生代在1990年代轻松超越，勐海茶也因此彻底一蹶不振，成为了市场的陪衬。

二、丰饶的贫困茶产业被边缘化的勐海却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李林骏先生在《勐海茶树资源概述》中是这样描述勐海的资源优势的：

（勐海）境内生长着树龄百年以上的古茶树4.6万亩，占全州（版纳州）古茶园面积的一半以上，是先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厚重而珍贵的财富。主要是栽培型古茶树，有部分野生型古茶树和近缘植物。其中：格朗和乡1.5万亩，布朗山乡0.95万亩，勐混镇0.8万亩，勐宋乡0.2万亩，西定乡0.38万亩，勐阿镇0.3万亩，勐往乡0.2万亩，打洛镇0.06万亩，勐遮镇0.05万亩，勐满镇0.04万亩，勐海镇0.03万亩。

勐海所产茶叶具有“滋味醇厚回甘，香气馥郁飘荡”的独特滋味和香气，茶人称之为“勐海味”。勐海茶叶的香气比较复杂，有说有“荷香”、“兰香”的，有说有“枣香”、“青香”的，还有说有“樟香”的，如此多的香味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独特的“勐海味”是与勐海优越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由于品种和自然环境的统一不可分性，即使有些茶区引进勐海茶种，但因带不走勐海的自然环境条件，茶质不如勐海所产，故而国内茶学界专家作出结论：“中国红茶小叶种不如大叶种，大叶种的引进区，不如原产地”。

“高山云雾出名茶”。勐海县地处横断山系纵谷区南段，怒山山脉向南延伸的余脉部，澜沧江西岸。属西南山原地貌，高原丘陵盆地。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四周高峻，中部平缓，山峰、丘陵、平坝相互交错，沟谷纵横，崇山峻岭延绵不断。座座茶山点辍其间。雾多是勐海的气候特点，因有了雾的滋润，更使茶山生机盎然。年雾日107～160天。雾自午夜起，于无声无息之中，从平坝、山谷生出万缕云烟，茫茫雾海笼罩勐海，正午，忽然间茫茫浓雾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雾多不但减少了茶树蒸腾作用对水分的消耗，每天还以0.2～0.4毫米的雾露水增加地表水，提高空气的湿度。也因有了浓雾的笼罩，浓雾的滋润，才使普洱茶的原料大叶茶得以枝繁叶茂，茶味独特、神秘而富含多种营养素。

三、落后带来的财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当勐海茶处在风雨飘零的最低谷，勐海茶厂经营难以为继的时候，2000年左右港台商人大举入滇，深入勐海、易武等茶区挖掘普洱茶的原生态价值。原本管理不善的茶园被这些茶商视为至宝，以为这些茶树没有施放农药、化肥，而且在大森林里与其他树木共生长，深得山野之气，堪称生态茶叶中的极品。他们把这些管理疏忽的茶园称为古树茶园、野放茶园、荒山茶园，以区别于人工密植、严格管理的台地茶园，把其中栽种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茶树，称为大树茶、古树茶，以区别树龄很小的台地茶树。对于普洱茶的采摘标准不严，他们认为普洱茶不像绿茶以细嫩见长，芽叶相对粗老些，正好体现普洱茶醇厚的特征。至于普洱茶的工艺采用低温的杀青与日晒制程，所表现出来的香气不高扬、苦涩味重等缺点，也被他们化腐朽为神奇的说成，普洱茶是一种内敛的茶，是一种能够越陈越香的茶。正是因为香气不扬，这才体现了普洱茶内敛、厚重的本色；正是因为普洱茶苦涩味重，才保留了茶叶的本来面目和活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好喝，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茶，跟着茶客们一起慢慢变老。经过港台商人对普洱茶的重新定义，使得普洱茶正式脱离了绿茶（生茶）与黑茶（熟茶），而变成了中国最特立独行的一种茶类，按照以前绿茶的标准，普洱茶所表现的所有缺点，都被奇妙地置换成普洱茶独具特色的优点。这无疑就是茶叶的一场革命，宣告了中国茶叶除了精加工以外，还有原生态的另一条路径。更让人震撼的是，原生态路径所创造的价值远非精加工路线之能比拟，这就像市场上洋鸡的卖价不能跟土鸡相比一样。普洱茶就是这样的一种茶叶界的土鸡，靠土法放养，而不是靠台地茶的形式密集圈养，制作加工简单，尽量保持茶叶的本来面目，不做破坏茶叶内质的深加工，就像土鸡往往用来清炖，只放极少的调料，甚至不放调料，炖出来的鸡汤鲜美无比，而洋鸡呢需要黄焖或油炸，要加入大量的调味品以掩盖其肉质低劣，为其增香、增色、增味，即便这样做出来的鸡肉味道也是不能跟土鸡相比的。

落后也是一种财富，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勐海茶是不幸的，在中国茶叶高产、精制的大潮中被日益边缘化，一种具有深厚原生态底蕴的茶叶被视为土得掉渣，除了价格低以外一无是处。勐海茶也是幸运的，就是因为勐海茶的落伍不能很好地与时代接轨，才给世人保留这样一块未经太多现代文明洗礼的古老茶山，而这块茶山将在市场消费观念大变迁时代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大地像陶轮一样旋转，一切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价值都被重估。曾经在扶贫事业中被视为扶不起的阿斗——布朗山，在价值重估中迅速脱贫致富，以老班章为代表的布朗山茶不断创造毛茶价格的新高，成为了古树茶的标杆，而老班章的村民也通过种茶、卖茶，住上了楼房，开起了小汽车，过上了连城里人都十分艳羡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不断变迁与创造奇迹的时代，在价值重估中资源的力量喷薄而出，重塑着勐海茶的现在与未来，以及云南其他茶山的现在与未来。

邹记普洱的普洱茶的发展史

据云南地质史研究：大约在1.8亿年前，中生代侏罗纪云南就已是露出海面的陆地，滨临暖海，地貌起伏不大，当时还处于蕨类植物和裸子植物阶段，被子植物尚未出现。到1亿年前的中生代后期至7千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许多被子植物开始在这里发生、滋长、演化，出现了花果，许多山茶科近缘植物也都在这里繁生，为茶树物种的孕育形成创造了条件。
茶树在3～7千万年前诞生于云南三江地带，随喜马拉雅山运动的进程，生态环境变化，而进行传播,和多样化过程。1千万年前出现开远古猿，170万年前出现元谋猿人，30万年前出现新人，1.5～2万年前进入神农时期，在神农时期以前的宾川羊树村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茶果，那时，也可能是人茶相遇相识的早期。神农时期是采集农业时期，后期是农耕时代的开始，帮崴古茶树证明，云南的古人是茶树的驯化人和最早的栽培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云南的古人，正是这个神农。
东晋.常琚《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帛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周武王率南方八个小国伐纣王，八国之中就有濮、矛、均为云南民族，元江就是濮水，是云南人的先民濮族的中心区，矛族居住于今日之云南牟定，经历史考证，濮人是云南最早的种茶民族。献给周武王的茶，很有可能是云南茶。《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平夷县，郡治 津，安乐水，山出茶蜜（平夷为今之富源县）。
晋.傅巽《七海》载：“蒲桃、宛李、齐柿、燕栗、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这里列举的是一系列中外名优土产，南中即云南，茶子不是茶树种子，而是园形或块状的紧茶。中国秦始皇规定，嫔妃的头饰物后加子，后来女儿，名家学者，人造物、自然物的单体，都加子，茶子是指人造的园形或块状茶叶，南中的茶与大宛国的花红，山东柿子，河北板栗，三峡红桔，印度冰糖等中外名产列在一起，说明云南茶在三国时期已很有名。
三国魏.吴普《本草.菜部》记载“苦菜，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山陵道旁，三月三日采干。”益州是汉代云南昆明一带的地方，说明在汉代，云南是茶的主要产地。云南茶叶的商业栽培，据种种传说和推测，应是汉末孔明定南中之后，茶农尊孔明为茶祖，都说茶是孔明教种的。相传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进入了滇南，到了勐海南糯山（也有传说是到了六大茶山之一的攸乐山），士兵因水土不服而生眼病，孔明义手杖插于山上，遂变为茶树，长出叶子，士兵摘叶煮水，饮之病愈，以后南糯山（攸乐山）就叫孔明山。
唐.樊卓《蛮书》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是云南产茶见诸于史籍的最可靠的早期记载。银生城为现今云南西南部景洪、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地区。
宋代，普洱茶已成为全国名茶。南宋.李石《续传物志》亦有“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叙述。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金齿百夷（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茶叶成为最重要的商品。
明.谢肇制《滇略.卷三》载“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之成团。”这是“普茶”一名首次见诸文字。清.檀萃《滇海虞衡志》推断，“普洱古属银生城，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茶马互市，有云南茶参加。从唐开始，直到明清。
云南茶叶到了清代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阮福《普洱茶记》赞叹“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普洱茶成为皇室贵族的新宠，收藏品饮普洱茶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滇海虞衡志》称：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产而资利赖者也，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利，可谓大钱粮矣，从而成为云南的一大经济支柱，产量达8万担。雍正7年（1729），在攸乐山设同知，统兵500，征收茶税，乾隆元年，改设思茅同知，普洱茶运销全国，清政府把普洱茶列为贡茶，年贡6.6万斤，由思茅厅采办。贡茶分为八个品种，指定上贡曼松茶。每年有数以千计的藏商来思普贩茶，印度、缅甸、锡兰、柬埔寨、安南外商往来茶区盛极一时。顺治18年，藏胞派邓几墨勒根赉方物求于北胜（永胜）州，互市茶马，10月开市，每年贸易茶5万担，普洱茶成了内地与藏胞友好交流的重要媒体，并成为藏胞心目中不可替代的生活必需品。
鸦片战后，中国被列强侵占瓜分，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国内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盘剥，有“普洱产茶颇为民害”之说，茶农弃茶，另谋生计，清末普洱茶降为5万担，1938年降为3万担。
清末，顺宁府太守琦嶙在凤山倡导种茶，民国初年景谷乡绅纪襄延在景谷倡导种茶，云南产茶地区有很大扩展，昆明、滇东北，茶叶均有发展，1937年全省茶叶总产量达19.6万担，创旧中国历史最高纪录，出口9224公担。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及蒋介石发动内战，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云南茶叶全面萎缩，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产量降到了5万担，商品量仅2万担。
新中国诞生后，云南茶叶获得了新生。1951年就建立了全省茶叶科研机构，到1958年止，全省茶园面积达到了46.6万亩，产茶18万担，但是发展的好势头被大跃进打乱了，因追求高指标，瞎指挥，强采重摘，茶树大受摧残，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云南茶仍只有19万担。十年动乱期间，茶叶发展缓慢，文革结束的1976年，面积到了127万亩，而产量仅有32万担。
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茶园面积达240万亩，1998年产量达155万担，出口20多万担，创汇2250万美元，创造了云南茶史的最大辉煌，茶类由1950年的单一晒青发展到烘青绿茶、炒青绿茶、工夫红茶、ctc红碎茶、普洱茶、花茶、速溶茶、名特优茶、艺术品茶等。普洱茶也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 普洱茶被国家质检总局于2008年5月13日以总局2008年第60号公告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普洱茶》国家标准也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于2008年8月5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公告2008年第10号（总第123号）批准发布，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实施。

普洱茶历史的“普洱茶”溯源

三国时期，“武侯遗种”，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 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了普洱茶话史。“茶山有茶王树，较五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檀萃《滇海虞衡志》)。武侯就是诸葛亮· 孔明先生，相传他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基诺族，深信武侯值茶树为事实，并世代相传，祀诸 葛孔明先生为“茶祖”，每年加以祭拜。唐朝 咸丰三年(公元 862 年)樊绰出使云南。在他所著的《蛮书》卷七中有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菽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就证明了唐代时期已经生产茶叶。
古代种植茶树的先民濮人，现今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 史称“茶兴於唐，盛於宋”。主产於西双 版纳的普洱茶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就已销往四面八方。阮福(普洱茶记)记载： “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宋代(公元 960—1279年)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静江 军作茶马交易。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的普 洱茶，是上乘的“紧团茶”，又称“圆茶”。宋 朝名士王禹系品尝了芬芳浓郁的曹洱茶后， 写了一首赞美诗：“香於九畹芳兰气，圆如三 秋皓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 亲。”诗中所指“圆如皓月”，就是普洱紧团 茶。元代(公元1206—1368年)，普洱茶已 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 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白夷>(指傣族) 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相互 贸易”。民间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 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 ……各贩於普洱。……由来久矣”。
普洱茶 这一名词是由民间茶叶交易而形成，正式载 入史书则是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明人谢肇制在《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 茶也”。<新纂云南通志)指出：“‘普洱’之名 在华茶中所占的特殊置，远非安徽、闽浙 可比。”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 期，因为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 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此时，以“六大茶山 “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乾茶8万担，达 历史最高水平。
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 (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 万担之多。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 年)，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兴旺，仅慢撒茶山 (易武)就年产5干余担。在西双版纳广袤 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山 马道驮钧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 隆。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派往 云南的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以 加强行政统治)，在普洱设置“普洱府治”．在 攸乐山(现为景洪市基诺族乡，六大茶山之 首)，设置“攸乐同知”，驻军5百，防守茶 山．征收茶捐。在勐海、勐遮、易武、倚邦等 茶山，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专管粮食、茶 叶交易。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撤销攸乐 同知，设置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设官茶局，在 “六大茶山”分设“官茶子局”，负责管理茶叶 税收和收购。在普洱府道设茶厂．茶局统一 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和贸易，一改历代民间 贩卖交易为官府管理贸易，普洱便成为茶叶 精制、进贡、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於是，普 洱茶这一美名，便名震天下。正如清人檀萃 在《滇海虞衡志》所云：“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於各 处，可谓大钱矣”。 在普洱茶的传说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孔明兴茶之说。清道光《普洱府志》卷十二记:“旧传武侯遍历六茶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鋩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此名其山，又莽枝有茶王树，较五山茶树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诸葛亮征南中之事，据历史记载: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二月诸葛亮大军出成都南下，乘船顺水到乐山，之后“五月渡庐”，渡金沙江进入今云南区域，之后“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到十二月还成都。关于诸葛亮在云南区域内的具体活动时间无史书有具体记录，但从二月出师，五月渡金沙江，中间还顺流乘船用了近三个月，诸葛亮大军再渡金沙江回到成都由于是逆流，所用时间不会少于三个月，则诸葛亮大军在今云南境内活动时间不会超过四个月。据专家考证，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点在曲靖一带，三国时云南的交通条件不如四川，诸葛亮大军从成都走了一段水路后到金沙江用了三个月，照此速度既要行军又要打仗，其大军从金沙江到曲靖时间也需要一二个月，从曲靖再回到金沙江边又要一二个月，照此时间推理，诸葛亮大军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在曲靖一带活动，还要“七擒七纵”孟获，从时间上推断诸葛亮只可能到过曲靖一带，而且在曲靖一带也没有停太长时间。因此说诸葛亮到过保山，到过思茅，到过六大茶山从时间上就是不可能的。既然诸葛亮只可能到过曲靖一带，那么为什么在云南很多地方都有诸葛亮到过的传说呢?这里面应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诸葛亮平南中用的是攻心战术，因此颇受云南人爱戴，其二应该是名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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