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用心发现紫砂美的规律

王建中：用心发现紫砂美的规律

紫砂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也与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发生了密切联系。从古代文人的把玩之器，到融入人们生活的日常用品，紫砂壶经历了怎样的创新、变化过程？当代的紫砂壶创作有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创新之作？本报对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建中，为紫砂的创新建言献策。

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也因此受到了不同人群的关注与喜爱，紫砂也由此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通道。当紫砂的市场日益火热，并承载了太多增值属性的时候，对于众多紫砂的喜爱者来讲，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紫砂的艺术价值？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建中：紫砂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与其自身独有特色无法分开。数 百年来，无论是光器还是花器，都充分体现了紫砂原料与技法的长处，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形态浑然天成，内在神韵十足。对于紫砂来说，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文化品位，它可以把中国传统艺术当中诗、书、画、印等融为一体，集文化、艺术、工艺于一壶，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充分展示。自明清以来，不少文人的参与设计、制作，为这一行业营造了很好的文化氛围，甚至带动了一批艺人修养的提升，使得紫砂这一民间手工艺的制作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交流、发展的现象，从而奠定了紫砂艺术在中国陶瓷艺苑中的特殊地位。如果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些，也就无法真正体会到紫砂艺术的魅力。

记者：对于紫砂这样一个有着千百年文化传承的艺术门类，继承是一代代紫砂艺人责无旁贷的责任与义务；而为了使这个古老的行业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创新也是同等重要的话题。那么，这两个看上去貌似大相径庭的两种方向，其内在有什么样的关联？紫砂人要如何做才能将两者很好地结合？

王建中：继承与创新是一个统一而辩证存在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很好的继承就谈不上真正的创新，但一味地固守传统，陷进去出不来，也无法从真正的意义上做到创新。紫砂的造型丰富多样，近年来，发展势头更为迅猛。甚至有人认为，前人已经将可创作的器型取尽用竭了，创新几乎无路可循。其实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当我们面对深厚的传统文化艺术，如何取其精华，继承其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出具有时代感又不失传统意蕴的作品，是重要的课题。就紫砂造型设计而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有许多优秀的造型设计与制作技艺需要我们去研究、总结、借鉴，同时，注重寻求其中美的规律，真正地深入了解和学习传统，掌握其精髓，才能更好地继承与发展。

记者：其实，许多紫砂艺人都非常了解创新对于紫砂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是在具体到实际创作中，困难重重。现在市场上有不少作品就出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面孔，原因就在于，太多的所谓创新，就是将传统中的零件拆分与重组。那么，什么样的创新是好的创新？如何才能创作出好的创新作品？

王建中：好的作品应该是通过不同的技法和技艺制作出的有意味的造型。在这其中，有意味非常重要。面对一件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也是艺术品区别于匠人作品的所在。

通过分析前人优秀的紫砂传统造型，不难看出紫砂造型艺术深厚的基础，认真地学习、总结和分析造型艺术，掌握紫砂特有的造型语言，再以现代造型理论为指导，创造更多的具有时代感的新紫砂造型是完全可以的。在创新中，应该抓住重要的几点：首先，深入地了解紫砂造型艺术的文化背景，将造型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强调紫砂造型艺术的文化特性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其他姊妹艺术的关联；其次，要把握好紫砂的造型语言。紫砂的造型语言是其特有的表现方式，特殊的材质、造型、成型方法构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如同绘画当中人体艺术，不需要任何装饰，展示的就是人体比例与肌肤之美。又如京剧当中的道白，一定要讲京味语言，才是其该有的韵味。紫砂也一样，只有用其自有的语言来表现才能谈到紫砂造型创作；第三，以现代造型设计理论为指导，采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创造新的形态。以传统造型光货为例，光货即以直线、曲线等几何线形构成的造型形态，通常壶形简练。以造型构成的形式法则去分析这些器型当中的优秀作品，完全符合现代设计理念；花货，则是以模仿自然形态为造型主体，以形象思维主导创作。学习传统紫砂造型艺术，必须认真分析、揣摩，汲取这些营养，是创新当中不可缺少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学科交叉和审美意识的通达是创新的重要途径”，紫砂人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要怎样才能做到审美意识的通达？

王建中：这其实是我长期以来所持的艺术创作的态度和观点，把这句话拓展开来讲，应该是“宽厚的基础知识是创新的源泉，学科交叉和审美意识的通达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创造力和创新力的表达，不仅体现在知识的多寡，也体现于阅历的深浅和经验的丰富。因此，勤于实践和不间断思考是艺术设计者的每日必修之功课”。从清代一直到当代，如果按十年为一个阶段来划分的话，每个阶段紫砂行业都会出现杰出的人才，他们的作品不仅工艺精湛，更重要的是其中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及艺术造型的全新理解。而通过对他们的分析不难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善于学习，汲取前人的经验，寻找其中的规律，变成自己的知识。从秦、汉，到唐、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辉煌的文化艺术珍品，它们之间是延续和相互影响的，只有善于融会贯通的人才能发现艺术的相通之处，并收为己用，创作出拥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作品。

记者：当代紫砂的发展现状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各种各样好的创新形式不断涌现，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夹杂了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引导紫砂的创作向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

王建中：从紫砂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弘扬格调高雅、清新的，蕴涵文化思想的创作，而坚决地摒弃低俗的、不雅的创作。也正是基于此，这个行业需要尖锐的艺术批评的声音。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行业发展当中积极的现象是主流，但是，也不能忽视对行业发展起到消极作用的因素。一些低俗的创作之所以有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受众对真正的紫砂文化理解还很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各个层面无论是对创作者，还是受众都缺乏正确的引导。艺术批评难觅踪影，只一味地充斥着叫好的声音，这对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我想，适当的时候，应该让那个讲真话的小男孩站出来，戳穿皇帝新装的谎言。而这个小男孩可以是有良知的紫砂艺人、学者，也应该是你们媒体。

楚人的文化

楚文化，因楚人、楚国而得名。是形成于周代的一种地域文化，源自中原文化。她初成于江汉地区，是以中原商周文明为核心，吸收一定南方土著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初期水平不高，但随着楚国势力的不断强大，武攻为文治开拓了天地，文治为武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楚灭陈之后，楚国势力牢牢地控制了陈地及周围地区，楚文化随之北上中原，与这里的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交流汇融，进而形成华夏文化的主干、两汉文化的母本。汉朝的服饰、歌舞、文学、哲学、音乐主要照搬楚人的。
“苞茅缩酒”是楚人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甚至可以成为引发战争的理由。《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纠合诸侯借伐蔡为名，南下攻楚。楚使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齐国的相国管仲在答复楚使时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问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贡奉苞茅，周天子不能缩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看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苞茅缩酒”的遗风今在湖北端公舞中有所表现。端公舞是保存在襄樊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的巫教祭祀舞蹈，这种巫舞就是从古代楚国流传下来的。
紫姑是厕神。中国最古老的民俗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南朝荆楚之地有在正月十五夜迎紫姑的习俗。引刘敬叔(约公元390－公元470)的《异苑》来解释这项习俗：“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云是其婿)不在，曹夫人(云是其姑)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说的是紫姑本来是一户人家的小老婆，因被大老婆嫉妒，于正月十五日气愤致死，所以人们(在正月十五日)做成紫姑的形象来迎接她。祝告说：“子胥(说是紫姑的丈夫)不在家，曹夫人(说是大妇曹氏)已回娘家了，紫姑你可以出来。”在厕所或猪圈边迎接，如果手中紫姑的形象重些了，那就是厕神来了。相传厕所和猪圈里必须安静，才能招致紫姑。
主食方面，楚人以稻食为主。副食方面，楚人以畜牧、捕猎和采集品为主，以园圃种植物为辅。其中以鱼羹和包裹烤熟的螺蛤为日常主要副食和菜肴。
在我国南方约有7000年以上历史，而稻对于中原居民来讲，不是常食之物，它虽被列入五谷，但排列次序却为：黍、稷、麦、菽、稻。除了稻米，楚人也种植其他旱地作物，北方有的粮食品种，楚国也都有，不过在食用次序上，以稻米为首位。
楚人的基本副食除鱼之外以肉类和蔬菜为主，这两大类副食品是从畜牧、捕猎、园圃种植和采集等方式获得的。在战国时期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铜鼎里，就有牛、羊、猪、鸡等的遗骸，在一件长方形的竹筒里也有许多鸡的大腿骨。”除天子、诸侯祭牲取自官牧外，卿、大夫、士的祭牲皆为家畜之物。庶人祭祀以及饮食虽不用牲肉，但也普遍养有家畜和家禽。楚国官牧畜养的主要是马、牛、猪等大、中型牲畜。楚国也是先秦时期最早池塘养鱼的几个方国之一。除池塘养鱼，稻田养鱼的方式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以鱼类为日常主要珍馐的楚人来讲，人工养鱼与捕捞野生鱼类相比，只是一种补充方式，楚人主要是以后一方式来满足食鱼的需要的。
蔬菜和水果方面，有王瓜，也就是土瓜,调味料有生姜、小茴香。蔬菜有芋、葵（冬葵、冬苋菜）、芥、菘（白菜）等。楚人水果品种较蔬菜更多。《吕氏春秋·本味》记楚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还有板栗、柑橘、棘（野生酸枣）、樱桃、梅、砂梨、柿。
捕猎和采集也是楚人谋取食物的两个重要方式。常食的鱼类有：大龟、鲤、鲫等。所食禽类有鸹、鸿（大雁）、凫、鹑、鹜等。楚人食用的许多动物都是北方人一般吃不到的稀有美味。楚人捕获的禽兽及鱼类，一部分用于尝鲜，一部分则制成乾肉（或腊肉），乾鱼以备不时之需。
楚人采集的天然植物副食品种类也相当多，有苦菜、菱角、云梦之芹（楚葵）、还有桂、菌，这是属于调味料。
在楚国最具传统特色的酒是香茅酒。楚人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神灵都使用香茅酒。楚人有两种饮酒方法，“冻饮”和“酎清凉”。“冻饮”是将冰块置于酒壶外使之成为冻酒。“酎清凉”则是将酒壶浸入冷水中使之成为凉酒。这都是楚人在夏季的饮酒方法。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件冰（温）酒器，这种器物是由两种容器组合而成，里面的方壶形容器是盛酒的，每个方壶中均有一把铜勺，外面的方鉴形器在夏季里用来盛冰或凉水，在冬季则用来盛热水。
楚人的建筑样式和居住习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楚国都城的建制和布局同北方一样基本上采用大城套小城的双城制。楚都纪南城（图1，楚都纪南城故址）呈长方形，城垣周长15560米。城内东南部为宫殿区，存有台基84座，并发现城垣土墙遗迹和护城河古河道。宫殿区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再往北即城的东北部则为商业区。楚王宫的正门之一名为“茅门”，通过茅门后便是楚王治朝的朝堂。王宫内既有空间宏大的“高堂”又有曲折相连的“曲屋”， 既有进深幽远的“邃宇”，也有小巧精致的“南房”。这些由大小、高低、长短、层楼、结构、繁简不一的宫廷建筑组合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宏伟壮观、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最能反映出楚人的建筑特点和工艺水平的，还不是都城内的宫殿建筑，而是游苑区的行宫和高台建筑。历代楚王建有大量有行宫供他们游乐。楚成王建有“渚宫”，是建在郢都南面的水中州土上的一座行宫。楚灵王时建的章华台是楚国层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
其他的想要详细知道可参考《楚国风俗志》一书。 楚庄王曾向世人宣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表现了楚人的民族精魂。楚人，原为华夏部落首领祝融之后裔，祝融为黄帝后裔，后辗转迁徙至江汉地区，与当地的“三苗”土著人杂处繁衍，进而扩张崛起。按其易国都之先后，称为荆楚、陈楚、吴楚。按其所处方位，则分为南楚、东楚、西楚等。《史记·楚世家》云：“楚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屈原《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至周成王时，鬻熊之重孙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正式的国名兼族名开始载于史册，熊绎被认为是“楚”之建国的始祖。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以胆气和勇猛著称，在江汉之间深得人心。趁着周夷王时期中原动乱之机，扫荡周围蛮夷，扩大楚国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序幕。《史记·楚世家》记：“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正是由于楚人长期处于非夷非夏、亦夷亦夏的特殊地位，才使楚人的民族偏见比较淡薄，容易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如诸夏在战争中经常俘掠敌方的人口为奴隶，尤其热衷于俘掠戎狄人为奴隶。可是，楚人对俘掠奴隶却没有兴趣。对被灭之国，楚人一向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因此，楚人的民族思想最有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所有这些民族特征，后来的楚人刘邦都给以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这就是大汉王朝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文明昌盛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
其次，楚人有着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楚人初居于江汉之地，方不过百里，周围各国占尽了良田沃土，楚人只能被蜷缩在山地与平原的夹角当中艰难维生。《左传》载楚灵王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苦志精神，成就了楚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晋书》载：“ 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这种筚路蓝缕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融入了楚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楚人自强不息、问鼎中原的强大动力。楚庄王“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民族自信。卞和不惜两次刖足献玉的执著精神；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的爱国主义情操；刘邦“愿分父羹”的江山意识，都表明了楚人执著进取的民族魂魄。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春，在秦、楚的最后决战中，秦将白起率领最强悍的兵力攻陷楚都“郢”城。他万万没有想到，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在这场恶战中，楚人有逃亡的和战死的，却没有一个投敌献媚的。其中两个被俘的士兵，宁可咬断舌根和投火自焚，也不肯泄露楚钟鼎、鬲樽的埋藏地点。因此，楚人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朽精神。直至最后，楚被秦亡，楚人仍顽强地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悲壮誓言。果不食言，十六年后的楚人刘邦兑现了先人遗言，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家王朝，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大汉帝国，完成了问鼎中原、独霸天下的宏伟夙愿。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楚人介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立于东南西北之中，他们的习俗既有蛮夷之异，亦有华夏之同，具有极强的兼容性。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尚——尚赤，尚东，尚左。因为祝融来自日出的东方，是帝喾的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祝融’，其功大矣！”日出东方，火播山野，是远古人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是楚人自然崇拜与祖宗崇拜自然结合的原始信仰。正是由于日、火均为红色，富有激情和生命力，所以楚人尊红为贵，形成尚赤的风尚，以致有人把楚文明称之为“红色文明”。
“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其治国，其国治”。楚人尚火、尚红，是与其所处的恶劣环境密切相联的。因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有了火，可以烧荒开地，可以驱狼逐豹，更可以祛寒去湿、燎物成食。因此，在早期原始生态环境下，有了火，便等于有了生存下去的条件和力量。有了火，就有了“吉”和“利”，以致墨子竟将楚庄王能够成就霸业与他的“绛衣博袍”联系在一起。尚赤之风相沿不衰，直至今日我们汉人凡喜庆、旗帜、饰物、服饰，仍喜以红色，说明汉人之风即楚人之风矣。刘邦起义造反、试图登极称帝时，亦自名为“赤帝子”，并虚构了一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耸人奇谈，以“楚子”自居，目的是借以以此号召楚人，共同推翻秦王，实现“亡秦必楚”的目的。刘邦的军队一如项羽的军队，均为“赤帜”。《史记·历书》记：刘邦立为汉王后，“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这就是沿袭了楚国的历法和楚人的习俗。
另外，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南向坐为次尊。楚国公族的墓葬亦是头向从东，墓向与头向一致，也从东。其中的意蕴：一是作为日神的远裔，应朝向日出的东方。二是作为火神的嫡嗣，同样应朝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古人所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南、西、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南向在东向之左，尚左之风由此而来。周朝习俗则尚南、尚右，彼此适得其反。《孔子家语·问礼篇》：“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说的即是周人的习尚。在楚国，职官以左右区分，左为正，右为副。其习相沿至汉，再至唐、宋、明的汉人官制，均以左为上，右为下，文左武右，男左女右，长左次右等等。由此可见，汉习即楚习矣。鸿门宴上，按《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五人中四位是楚人，只有张良是韩人，席次则按楚俗安排：项羽、项伯东向坐，最尊；亚父范增南向坐，次尊；沛公刘邦北向坐，屈居下位；张良西向侍，叨末座。太史公记事，可谓平淡之中见精妙，廖廖几字就把楚人、楚俗交待的清清楚楚，无需加一字之褒贬，就把项羽的骄横之态和刘邦的忍辱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
刘邦爱楚服，平时喜穿短衣，交领、右衽、直裾，这是平民、贵族均可常穿的便服。所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叔孙通见刘邦时，脱下长袍，换上短衣，以讨刘邦欢心。刘邦自幼爱楚冠，即是一种竹里漆丽的窄长的板子。因其家境不丰，刘邦自己便经常用芦苇或竹皮制冠自戴，这就是典型的楚冠，后称之为“刘氏冠”。刘邦称帝后，把这种长板楚冠前后加以玉珠旒苏，成为皇帝的专用冠冕，谓之为“平天冠”。说明刘邦非常眷爱楚俗，同样也说明汉俗多引自楚俗。刘邦与项羽一样，喜爱楚歌、楚舞，常引亢高歌，以诉衷怀，《大风歌》、《鸿鹄歌》便是其例。《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朝的《房中乐》，曲名虽是周代，曲调即属于南音。 “龙凤呈祥”是楚人、汉人共同的景仰，共同的心声。楚人以先人的崇奉为本，以鸟为图腾（Totem：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在楚人眼中，凤是日中之火鸟，是祖先祝融的英灵，因此是至善至圣的神鸟。《白虎通·五行篇》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是凤。他们喜欢以凤鸟喻人，把自己喜欢和崇拜的人名为凤鸟。如楚庄王即位后，整天寻欢作乐，不问国事，大臣伍举进谏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同‘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对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里，伍举以鸟喻人，庄王亦以鸟自喻。屈原在《离骚》、《九章》、《远游》等诸篇中，反复咏颂“凤鸟”、“凤凰”、“鹭鸟”，把它作为美的象征，凭它的导引而上下求索。至今，汉人仍喜欢用“凤”字命名。如丰县古称“凤城”，相传有凤凰而得名，现多以“凤”字命名，如凤鸣塔、凤城镇、凤城宾馆、凤鸣大酒店等等。
楚人喜欢凤，后来才变得喜欢龙，这是楚文化扩张和兼容的典型标志。图腾形象中“龙”的原形一为蛇；二为鳄，是一个见首不见尾、首尾相照应的连体庞然大物。它是将马头、鹿角、蛇躯、鳞身、鱼尾、兽脚、鹰爪等特形集于一身的连合体。这种多种动物的集合体，正是各图腾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联合集团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启明星。许顺湛在《中原远古文化》第五章中，曾对炎、黄时代的33个主要图腾氏族进行排列，至尧、舜、禹部落联盟时，只剩下7种民族图腾，这表明在部落不断地扩张兼容中得以吞并和组合，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许多不同的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的形象定型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楚国北扩、楚文化北上，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交融汇合的时期。因此，“龙”图腾的形成，象征着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华夏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它预示着东方破晓，黄龙腾飞，中华文明的伟大时代即将来临。
注释：
⑧《史记·楚世家》
⑨楚·宋玉：《招魂》
⑩《史记·项羽本记》
?《墨子·公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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