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神于内赋形于外——论茶文化与国体散文之关系

凝神于内赋形于外——论茶文化与国体散文之关系

完成机构：江南大学江南文化与影视研究中心,江苏无锡214122

结合具体作品谈谈鲁迅与叶圣陶笔下小知识分子的异同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礼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一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一九?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果戈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竭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从一九?七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部分的内容，收在一九?九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进化论给予鲁迅的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根据当时鲁迅的观点，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拥护和保卫一节新生的事物。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长扫除障碍，说明个性主义和进化论在他的思想里是互相补充与互相发明的。
　　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在当时欧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抵制新兴力量的盾牌，鲁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承认这种个性主义和尼采学说的某些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又说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对于资产阶级平庸主义的攻击，并在介绍拜伦力抗强权的时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反动本质。个性解放对于鲁迅说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曾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尽管这仍然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还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这种想法已经是相当激进的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在鲁迅早期思想里，还散布着许多从进化论里引伸出来的朴素的辩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注：《坟·摩罗诗力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注：《坟·科学史教篇》。)“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期近正耳。”(注：《坟·科学史教篇》。)这些论点本身虽然都是个别的，但集合起来研究，足以说明鲁迅在思想方法上已经具有可贵的科学的基础，正是后来他的思想能够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条件和因素。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一九?九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制虽被推翻，帝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迭起。鲁迅由失望转入苦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公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贴，校订《后汉书》(谢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的准备。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1894年10月28日生。1907年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学习，1911年开始担任了10年乡镇小学教员。1914年起，在《礼拜六》、《小说丛报》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穷愁》、《终南捷径》等十余篇文言小说。

　　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开始在《新潮》、《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和话剧剧本。1921年，他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 “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到1925年，已出版了《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等短篇小说集。

　　五卅运动中，叶绍钧与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此后又主编中国济难会的《光明》半月刊，并同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交往，参加了一些革命的活动。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集《城中》（1926）、《未厌集》(1928)、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等都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九·一八”事变之后，叶绍钧与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投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不断扩大着反映现实的题材。《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英文教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叶绍钧从1923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0年起改任开明书店编辑，抗战胜利后成为开明书店负责人之一。其间曾兼任中学、大学教员。在长期编辑生涯中，先后主编或编辑过《诗》杂志、《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国文月刊》、《笔阵》、《国文杂志》、《中国作家》等多种重要的文学、语文教育刊物，发现、培养和举荐过一批青年作者，其中不少人（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后来都成为知名作家。

　　叶绍钧193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6年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长。1949年以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他还先后出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第六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等职。

　　作品介绍：

　　叶绍钧的小说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冷静真切的人生观察中摄取平凡具体的生活题材，运用严肃客观的笔触，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见解，而是向读者呈现客观生活的本身，在冷峭里隐含着热情和倾向。他的小说结构浑凝而匀称，紧密而舒畅，讲究谋篇布局，注意章法，尤重结尾。语言朴实凝炼，明晰纯净，生动流畅，富有较强的表现力。形成了冷峻而朴实、严谨而自然、淡泊而隽永的艺术风格。

　　叶绍钧的主要散文集有《剑鞘》 (与俞平伯合著，1924)、《脚步集》（1931）、《未厌居习作》(1935)、《西川集》(1945)、《小记十篇》(1958)等数种。这些作品不论是抒情写世、状物记人、议事说理，一般都有着较为厚实的社会人生内容和脚踏实地的精神。艺术上则显示出清淡隽永的情趣和平朴纯净的语言风格。

　　叶绍钧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画眉鸟》、《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都是他的著名作品。

　　叶圣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意义，不仅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读到，更可以在他的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中读出来。

　　1930年7月，朱自清在北平的清华园，写了一篇题为《我所见的叶圣陶》的小散文，内中提及1921年秋第一次见到28岁的叶圣陶时的感受，为他那年纪并不老但“朴实的服饰和沉默的风度”所感染。在其后的交往中，朱自清在叶圣陶身上，见到很多看似寻常却也崎岖的景象，并认定，叶氏的沉默寡言而不喜欢论辩、极为和易而从无怒色，是一种智慧之举；此外，提笔从容而文稿极清楚、生活随意却极有秩序、态度积极却不怎么浪漫，这些，均“出于天性”，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

　　自然而然的质素，在叶圣陶身上表露无遗，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那是吾国先哲与文人最倾慕的状态，道家如此，释家如此，儒家也如此。也正因为这种自然而然，使得叶圣陶先生“长生久视”，成为永远的叶圣陶。他作品中的“淡”，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或求人喜欢的；那是他平气顺心之个人产品，也正因为其称物以德、心平气顺，眼前无非生机，正可中和养身、颐养天年。在随处可能产生矛盾的生存状态中，社会中的人，倘若可以平常心视之，自然而然，其修养与心性，当然便可知其高明了。

　　见性明心，叶圣陶先生的文章，的确可以如此来评价。这四个字，虽然主要来自于佛家典籍，但其实，它是渗透到中国传统学问的各个方面的；而一个可以称得上“大文人”的文人，又无不是综合了中国传统的诸端学问的。倘若在人这一层面没有实现见性明心，也不会出现叶圣陶其文。

　　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

　　文如其人，从叶圣陶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他不同时期心境的迁变。他的小说，更多的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在真切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在寻常的人生境遇中，摄取不同寻常的所在，于是，在混沌里放出光明，把平凡而具体的生活题材，刻画得出神入化。这样的笔触，类乎于绘画的白描，其精神的展现，却是依靠了写生的最强大的技巧，乃可以凝神定照，乃可以气韵生动，虽似乎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见解，但，一切的一切，已包笼其中。

　　现实的一切，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有戏剧性、矛盾性和艺术性的。作家所要描写的，也正是这一切，谁能不着痕迹，谁能自然而然，谁就是大家手笔。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于呈现在纸上的“客观生活”中，读出冷峭或热情来。叶圣陶的小说，从通篇气息到结构章法再到言辞造句，都是一样的朴实凝练、纯净流畅，令人佩服的是富含了强大的表现力。散文集《剑鞘》（1924年）、《脚步集》（1931年）、《未厌居习作》?1935年 ?、《西川集》?1945年?、《小记十篇》?1958年?等等，无不是这样，那是需要在私下认真而细致地打磨，才可以在外显光华的里面，来内包坚质的。

　　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形式，善美地结合起来，于是称得上“文质彬彬”——这已不是单纯的温文尔雅，而是趋近于“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状态，此时，内心已洗涤掉所有的尘垢，人性本真本善本美的实在，开始大放光明，这光明，是烛照一切、通透一切的。凭借乎此，作品中抒情、状物、记人、说理，在清淡朴实之中，蕴涵态度风格，总之自然而然，无须任何多余的雕饰。叶圣陶先生的文风，大抵从此角度审视，最为得利。

　　叶圣陶的沉重，源自于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

　　也凭借乎此，能在客观中见出主观，在理性中见出感性，在现实中见出理想，这便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叶圣陶，能同时成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的缘由。《画眉鸟》、《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等等，是他的可以称作“浪漫”的作品——我们来慢慢品味这些“浪漫”，会忽然发现其中的沉重，非凡的沉重，永久的沉重。

　　叶圣陶的沉重，是源自于其内心的一种宏阔的境界，一种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儒家的仁人君子，靠着自身的道德自觉、自律、自策，来完善自身的心性修养和行为规范，来承载一个文士所能承载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这些无数的“一部分”，便构成整个社会历史；社会的整个秩序与正常运转，也依赖于此。儒家的 “仁者爱人”与“忠恕”的思想观，在叶圣陶的小说中表现为温情与关爱，在他的生活中则为诚信与宽容，而这一切，又是自然而然、毫无勉强之感的。对于文章，他如此，对待朋友，他更是如此。朋友，比如他生平最知己的夏丏尊和朱自清，在各自的交往之中，彼此所看重的，也无非如此。

　　儒家所看重的，是生命的实在，是作为正常的社会中的人的那一部分责任心。对于儒家的精髓，叶圣陶先生是深谙熟稔的，表现于更大的范围和更大的力量，则是他的努力实践于教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这一纲领性的思想，基本概括出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其具体实施，则落在教育的肩上。叶圣陶先生身体力行，在“教”这一环节上付出了非凡的劳动，也焕发出异常的光辉。教育的关键，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他认为其主要内容就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习惯，把读书、作文与做人，把语言、文字与思想，把知识、能力与习惯，统统结合起来，这一点，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申述过。“习惯成自然”，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久之，久之，也就自然而然了。

　　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

　　抓住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把儒家的大道理用得具体而微，塌塌实实。他从如何编写语文教材入手，针对教材标准、教材性质、教材功能、教材归宿等环节，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措施，而这些见解和措施，却都以“实际”为鹄的，这，是无比的重要。

　　“诚于中而形于外”，大的目标，总要落到实处，之于道德修养与礼仪实践的关系，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表里如一、内外一如，此时的人，便可以实现能量和智慧的最大发挥，实现最大的生存价值，这时他个人的价值，已不仅仅局限于其一人一身，而是扩展到社会性、永久性。在做小说编辑期间，叶圣陶先生发现并扶植过的作家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诸人，遂堪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坛伯乐”，其功厥伟。

　　伟大出于艰辛。大凡伟大却看似寻常之背后，一定是蕴涵了非常之艰辛的。叶圣陶先生的看似寻常，其文、其人，却是埋藏了非常人所可知所可解的“艰辛”的内容的，那其中，乃有一种个人的大牺牲在焉。朱熹评圣贤之志，有云“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合流”，然而正是这种“乐其日用之常”的世界观与人生态度，却因着其平常之极，便立即又与大多数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着的“平常”拉开了距离，显得极不平常起来，所谓超群拔俗，正是此意。

　　不媚于俗、不累于心，乐其日常、克念即圣，而终能与天地万物相往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境界。叶圣陶先生，正是在平凡与伟大、真实与理想之间，走了出来。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在人生与艺术的净土上，他实现了精神的逍遥之游、永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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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论文:“境界说”我见

“境界”说我见

在中国近代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无疑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以中国传统诗论方法为刀，以西方新颖哲学理论为刃，以五代以降数十词人词作为解剖对象，品定高下，独创“境界”说，成为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核心。“境界”说不仅提出了一种文艺学的概念范畴或风格、特征，而且深入地探讨了文学本源的问题，揭示了艺术表层与深层的内涵，其重要思想不但在当时居于划时代之历史地位，而且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得到广泛的运用。

本文将以《人间词话》全本(1)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境界”说这一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兼对“境界”说产生的历史、作者性格背景及其存在的局限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境界”说之名词缘来及王氏“境界”说之概念。

研究“境界”说，首先要研究“境界”说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究竟什么是“境界”？《人间词话》通篇全是围绕“境界”而展开，围绕着“境界”写作成篇，可是，王国维却有意无意间，并没有对“境界”一词下个完整的定义。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境界”一词并非王国维所独创。 据钱仲联先生考据，“在王氏以前或同时，用‘境界’一词以说诗或词的，就已有司空图、王世贞、王士祯、叶缨、梁启超、况周颐诸家。尽管他们所阐说的并没有王氏的全面，说法也不完全相同，但总不失为王氏‘境界’说的先河。”（2）“境界”一词在中国古籍中的最早出现可能是《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句，汉郑玄笺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谓地域的范围。《说文》训“竟”（亦作“境”)本义曰：“竟，乐曲尽为竟。”为终极之意。又云：“界，竟也。”到唐代，己开始用“境”或”境界”论诗，如现已失传的王昌龄的《诗格》中：“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意境”已普遍使用了。然而仔细推敲前人的用法，不难看出他们的“境界”含义互有参差，不尽相同。唯有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境界”始有了崭新、特定的内容。（3）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境界”一词的出现与佛家经典中的术语有关。梵语为Visaya,并引佛经《俱舍论颂疏》中“六根”、“六识”、“六境’之说，可见唯有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以我的思考，“境界”一词到王国维的手中，其内涵与佛典中重感受的特点，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我把这句话倒过来说：所谓“境界”，就是真景物、真情感的身受。这个论述就是我对境界说所作的定义。

二、从《人间词话》中几对辨证的关系来进一步描述、理解“境界”说。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事实上，对于“境界”这一复杂、丰富的概念来说，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以概括其全部的内涵是困难的。不少王国维的研究者，试图对此下个略为完整的定义，或划个基本的范围，但往往不是过于死板，就是走向泛化（包括我的定义也一样）。与其刻板机械的界定，有丧其丰富、生动的理趣，倒不如把它一一描述出来，才来的更为确切。我通过研究，并结合前人的成果，从境界说中归纳出六组相互辨证的关系。

1、境界的有无，即“真”与“不真”的问题。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以无大误矣。

境界的有无在于真，诗词的优劣亦在于真。何谓真景物？何谓真情感？以我的理解，若写景，取诸自然，经与诗人心灵相生发，能给读者以“顿悟”的感受，达到与心而徘徊的功效则是真景物。若写情，取诸己心，放于外物“著手成春”，能让人有“与心戚戚焉”的感受则是真情感。真景物是人的理念与外景物形式的完美结合，是诗境生动直观与寄兴深微的统一。“真情感”是个性化了的“人类之感情”，是诗人对宇宙、人生本质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什么样的人能写真景物、真情感？只有真正意义上纯粹的诗人！只有经历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之境界的诗人！这种人，眼里见过萧瑟，心头还泛有温热，笔头所以能流出深情，登高凭秋，看得见远方，回身自照，为理想、为人类而有担当。他们或明澈、或豪壮，能不羁、能思想。“绣幡开”，“我去也”！（4）合于传统抑或反动，乘风破浪抑或特立独行，总是一番真诚意思。看得透，所以写得出，有担当，所以放得开。除此种人外，碌碌诸人如何能写得真性情、真景界？只怕穷极工巧，“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擎鲸鱼碧海中”（5）啊。

王国维有关文体进化论的思想，也是根基于“真”。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强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摒去王国维对宋诗、南宋词的个人观点不谈，王国维认为诗词彼此升降，是因为“真”的问题。讲究“真”就兴盛，失去“真”就被替代，具有十分沉痛的意义，诗词沦失为羔雁是文学的悲哀，是丧失生命力的象征。返观当今诗坛、文坛，为什么描述社会现实的小说、杂文和抒发人生感悟的散文与随笔仍然得到人们的重视，具有不绝的生命力？而囿于个人狭隘体验，形式上又拼命逐奢求异的现代诗越来越失去人们的兴趣，甚至于为人不耻的地步？相对而言旧诗由于褪去了很多功利色彩，一些写作者无为而为，从而能真正观照心灵，所作真情流露，反而使旧诗有复活的迹象。有“真”才有境界，失去“真”便失去境界。王国维的文体进化论从这个方面来讲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

2、工与拙的问题。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两句为何高妙，从修辞学上讲是因为诗人给景物以人性的动态，贴切自然，诗人炼字铸句的本领高，所以好。若教常人写此情景，将“闹”字换为“满”，“弄”字换为“伴”字，意思虽未变，而境界却全失。所以只要看作品的细微处，就能分辨出作者的功力。功力深的词“工”，功力浅的词“拙”，作为同种情、景的表达，语言运用的工拙，决定了作品的层次。

作为诗人，有眼界、有性情自然难得，但“境界”若只讲悟，古今悟道者也多。随园老人当年讲性灵写作，“我手写我口”，诗论一出，天下的诗人多了起来，而一代的诗词却未见繁盛。“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既乎篇成，半折心始。”（6）写作哪 里是容易的事？所以词作有“淫”、“鄙”、“游”三病。

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

淫词，放纵、淫逸之词；鄙词，粗疏、简陋之词；游词，浮而不实之词。三种词病均因笔力不足，不能约束所致。而王国维，对前二种犹有原谅，对于第三种则认为最无可恕。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而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真”的作品由于创作上的不“工”，也不能避免“淫”、“鄙”之讥，更何况大量与“真”无缘的“游词”呢？改正词的“三病”需要创作上的锤炼，使创作由“拙”而“工”，这个锤炼的过程用王国维的意思说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粹。”

就是要沉吟文章，把作文来当成一种终生的事业来用心，反复醅酵之、浸渍之、淘汰之，终于至于纯粹。人们都认为屈原、韩愈的文章好，却不知一个得力于半生缮撰的积聚，一个因缘于数十年处若遗、行若忘的思索。又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故事，得的不是诗意，而是词句。郊寒岛瘦，为何寒？为何瘦？“只因从来作诗苦”，衣带渐宽而已。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出乎其外，所以能真，入乎其内，所以能切。我认为只有“真”与“切”完美结合起来才是境界的完美构成。以上两节合起来是讨论创作者的态度和修养的问题，即境界的标准问题。千古用心人，只有经过夜雨江湖的十年灯火，才有资格坐于桃李春风之下喝那一杯醇和的美酒。（7）

3、“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境界的优美与宏壮。

论毕标准，再说种类。王国维认为，有“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能自树立耳。

关于这段话，前人有朱光潜先生的论述。

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近代美学所谓“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我在凝神观照事物时，瞬时间由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同一，于是以在我的情趣移注于物。换句话说，“移情作用”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这种现象在注意力专注到物我两忘时才发生。从此可知王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实在是“无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 （8）。

我的看法与朱先生有所不同。“有我”、“无我”的境界说一般都以为是受启发于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但王国维借用“无我”、“有我”这对在中国佛道典籍中多有论述的范畴，必然赋于其较新的内涵。无我，实是“物我”，以万物为我，物我无间，物我一体，所以忘我，失掉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见虽然是诗人的一见，有主体的存在，但在一见的瞬时，菊、篱、南山、诗人己泯然合一，在淡远静穆的景物中，诗人获得了一种坐忘的状态，与万物化合，所以虽然境中有我，但心确为无我，因此王国维将此句判为无我之境是精当的。至于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决非是“移情作用”，因为有我之境的结果决不是物我同一，而是万物被我所奴役！有我之境实是作者个体强大的一种表现，强大得足以改变万物。“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孤馆何怨？春寒何情？杜鹃何知？斜阳何思？一切景物全被作者变化，涂抹上自己的色彩，打上心灵的烙印。真是适于我者我有之，不合我者我变之，何里没有我？哪里不是我？有我之境也是非具大气魄的作者不能做到的，与无我之境一刚一柔，一优美，一宏壮，都是创作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胜于有我之境，此论断我认为有失公允。

无我之境，人唯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静之动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

“优美”与“宏壮”这对概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表以前就在思考了。他在1904年的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就试图论述这两个概念：

美之中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有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

优美与宏壮是王国维从西方美学中引进的一个重要概念，很明显，“宏壮”即“崇高”。王国维将其译为“宏壮”，不难看出加入了中国古典诗论的很多意思进来。

宏壮与优美实为中国古典诗境中刚与柔的二元，无我之境中，我与外物不存在利害冲突，在一片宁静之中静观，诗人与万物化合，与万物共生共存，这就是优美的境界。有我之境中，我的意志力与外物决裂，所以情绪为之波动，遂与之决斗，并战胜之，征服之，其过程摇曳动荡，而形成有我之境必待征服的结束，此时万物己被作者驯服所以又必归于平静。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这就是壮美的境界。

4、“造境”与“写境”。

论毕种类，再说方法，王国维认为，有造境，有写境。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造境”与“写境”同样也属于“境界”种类的划分，但它们的区别更主要是因为来源于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造境”来源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就“理想”一派，“写境”基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成就“写实”一派。王国维的这种分法无疑来自于西方当时流行的美学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两派划分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不但注意到了两派的区别，而且深入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颇难分别”是因为“自然”与“理想”有密切联系，只有大诗人才能真正注意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随后他更发挥了此种思想：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从自然之法，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理想与写实二派，虽然创作出发点不同，但创作素材均来自于自然。自然是什么？不仅是指大自然，更是文学赖以存在的人类社会。写实派作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的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这就离不开理想。理想派作家惯于“造境”，实际是将自然事物肢离而后重组，“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否则就是无根之水、空中楼阁，所以也离不开现实。所以王国维有感而发：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轻视外物，理想诗人也；重视外物，写实诗人也。王国维心目中理想的诗人形象，正是理想与写实达到高度统一、完美结合的诗人形象。

5、境界的“大”与“小”、“高”与“低”。

论毕方法，再谈规格。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有“小”，有“高”有“低”。

境界有大小，而不以是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闭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皇帝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两则词话均论及“大”、“小”，我以为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则说境界“大”、“小”，认为不分优劣，不含评价作用。第二则词话具有很明显的评价作用，认为后主境界之“大”胜道君。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其实不然，经过细致考查，会发现第二则词话所论其实是境界的“高”与“低”。

什么是境界之“大”？我认为在于意象的空间之阔、数量之多、力量之巨。“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诗境在广阔的场景上铺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诗人占有控制的意向众多，所以有激荡人心的效果。这与美学上“崇高”范畴有所联系。什么是境界之小？在于意象的空间之精微，数量之简单，力度之柔和。“俯拾皆是，不取诸邻”，诗人从身边的寻常物着手，“俱道适往，著手成春”（9），化腐朽为神奇，天籁无声，因此有平和人心的功效。这与美学上“优美”范畴有所联系。境界“大”、“小”这一区分，我认为是从意象的平面展开而划分的，无论写“大”写“小”，决定于诗人的写作意图，所以是不能分优劣的。而境界的“高”、“低”的意义则更多在于体验的纵深。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作品的深度，宋徽宗所作“自道身世之戚”，自哀自怜，不过溺于一己之悲欢，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共性的高度，因此感人也浅。李后主以心血创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10）、“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1），触动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哀伤，“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因其体验深沉，所以词作感人也深。境界的高低实源于诗人心灵体验深浅的层次，自然存在优劣的分别。境界的“大”、“小”与“高”、“低”的划分一侧重于平面，一侧重于立体，虽有联系，但实是两对有较大区别的范畴。

6、隔与不隔，文艺形象性的问题。

论毕规格，再谈优劣。上节己从境界的“高”、“低”涉及到作品的优劣问题，在最后再着重谈一谈王国维议论最多，也最受人争议的“隔”与“不隔”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诗词有“隔”、与“不隔”之分。

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统计一下，前后共有七则词话或显或隐地论及“隔”与“不隔”的问题。但总归只是举例说明“隔”与“不隔”的分别，而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理由。怎么办呢？王国维在其著作《红楼梦评论》中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正是解开这个迷团的锁匙。

唯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

结合上下词话，我们不难发现，“隔”与“不隔”的讨论实际较深地触及了艺术的形象性问题。通过理解，大略可归纳出两个要点，即“语语都在眼前”，不论写情还是写景，凡是直接能给人一种鲜明、生动、真切感受的则为“不隔”，“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就是不隔。相对应，若在创作时感情虚浮矫饰，遣词过于做作，如多用“代字”和虚情假意的“游词”，以致于一定程度地破坏了作品意象的真切性，使读者产生如雾里看花般的感受，便是“隔”或是“稍隔”。

对王国维这样的区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具体而“不隔”的写作，难道都是优秀的诗品吗？“油盐柴米酱，豕犬马牛羊。”难道是写景“不隔”？“处处无家，处处家；年年难过，年年过。”难道是写情“不隔”吗？难道这也叫好诗品吗？（12）

我认为这是曲解了王国维的本意。“隔”与“不隔”的理论只是强调了直觉在审美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出艺术直觉的瞬间性及诗人的捕捉能力。而若是在强调“不隔”时，却把形象性与含蓄性对立起来，那就大可不必了。所谓形象性，正是音节、语意等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而综合给人的一种直接完整的意象，如果抛却这些复杂的因素单独强调直观的作用，我想这也未必是王国维先生的本意。

最后再简略讲一下“代字”的问题，所谓“代字”、“隶事”、“用典”可以归入一个范畴，与直白的写作相对。据我的了解，关于对“代字”的态度，古今的文学批评家，只有钟嵘与之相似。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典。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3）

我最初读书到此，精神曾为之振奋，虽说有当时少年气胜的因素，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其思想具有独到的闪光之处。文学创作贵于尽抒怀抱，曲尽其意，以求得读者的共鸣，又何必再以文饰情，于情境以外再设置一层迷障？作为接受者来说，也确是直白的作品最易理解。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把“用典”归入八种文病之一，但他在讨论中也认为一些恰当的用典是必要的。我随着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加深，也逐渐发现，一些委曲婉转、层层叠叠的意境是不宜直白的语言描述的。简单举例如“落红不是无情物”一句，落红“代”了残花的“字”，却因此增添一种哀伤的意韵；“落花犹似坠楼人”一句，落花“隶”了“绿珠”的事，又因此多了一层叹挽的情怀。咏物诗是这个样子，咏史诗的情况就更为复杂，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多作讨论。总而言之，作品的优劣还有赖于综合全面的评判，钟嵘的说法后多被学者讥讽，是因为他对文学创作的复杂性考查不足。王国维的思想融中西方思辩精华，将这一思考推向了更为深广和科学的层面，但强调作品的形象性是对的，若仍然仅仅从作品是否用“代字”就判断作品的隔与不隔，未免太片面，也太把“境界说”简单化了。真正进行文学分析实践就必须就事论事，谨慎综合考查，在接受与运用“境界”说理论时进行辨证的分析与体验。

三、从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来看其臧否词人的标准。

文学批评虽然以客观理论为手段，但必竟因参与者是人，又是一件主观性非常强的工作。特别当涉及到艺术个体的问题，因牵连及批评人的喜好、经历及学问构成，所以结论无不打上批评 者个人思想的烙印。王国维作为一开创性的人物，他臧否词人的标准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到了现在，他的某些观点与标准也不能得到学术界全面的认同。虽然词话中的一些品评部分只能当作“境界说”个别性的例证，但必竟是“境界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定的篇幅进行分析与讨论。

在王国维之前的大多论词者，如朱彝尊、厉鹗等，其论词观点莫不以南宋为宗，而到了王国维处，态度为之一变。他说：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

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我认为和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有较大的关联。

王国维一生以忠臣自许。“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13）而王国维所身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不可救的乱世。一个不可救的乱世，造就了一个无法自我解脱的人物。作为一介文人，他身受傅仪的礼遇，对于一个没落的王朝虽知不可救，但充满了同情与怜悯。追慕先人，自己却私毫没有为国报效的能力，心情是苦闷的。所以转身投身于学术以求解脱，然而求索中西，却只得到“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爱而不能信”（14）的彷徨，虽然有一身“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可望”（15）的学问，却充满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的绝望。这种复杂的心态，我将其定义为末世士子的情怀。我们基于这种对王国维的理解，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人间词话》，不但以此观察他对词人、词句的好恶，作个别性的说明，且对他整体的词学史观有所体察。由于篇幅所限，只是初步的研究。

1、见证清亡之历史，对无辜之君的哀怜。

对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理解与推崇正是他这种心态不经意间的流露。李煜是一个亡国之君，但南唐的亡是亡于历史的趋势，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李煜本身并没有历史记载的恶行，所以是一个无辜之君。结合清末的现实，在王国维看来，当时也有一个无辜之君。在历史洪流涌动之处，宣统皇帝傅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清朝亡于它的极度的腐败，但最后的宣统帝却无法为帝国的灭亡承担责任，因为当时他太小了。1906年王国维被罗振玉推荐赴京任清廷“学部行走”，直至1922年又任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的“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王国维能接受并引以为荣，可见他内心还是以清国遗臣自命，并且对傅仪存有感激之情的。王国维真正在朝廷的时日虽然不多，但却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与被迫退位，身心所亲历，更增添了许多无奈与叹挽的情绪。在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几年间，正是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的时候，在他对词家的研究中，自然而然有意无意间将李煜与傅仪有所比较。作为同样见证了一个王朝末路的人，王国维对冯延巳也有代入的感觉，所以对李、冯两人的词境体会尤深。李煜最后被毒死的事实，更增加了王国维心中的悲剧感和对傅仪皇帝命运的忧虑。“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傅仪自己的心里倒底怎么想不知道，但王国维眼瞧见这个末代皇帝自己心里却已是血泪相

意念散文

　　人的意念是一种物质。当廖老师将这个理念告诉在场所有的会员时，不只一个人在心里感到了疑惑。意念即意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是有形的，意识是无形的，它们的区别存在于视觉与感官。物质与意识同时客观存在，意识不等同于物质而独立存在。往浅一点说，人的意念体现于心里活动与暗示，一般通过口语、文笔与肢体语言来传递的一种深层次的意象。意念与物质的关系，应该属于未来时或正在进行时的一种精神领域上显像，它需要一系列的外在因素，及复杂的实施过程与能量传递，来完成它们关系之间的转换，而不能直接地归于物质范畴。第一次听说意念也是物质，与会众人纷纷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晨起五更起舞，寒来暑去不断。前一句指的是八十七岁高岭的廖老师，与老伴相濡以沬六十几年，夫唱妇随情深义重，不离不弃执手白头。后一句指廖老师从五十岁开始涉足中医学，练习太极拳，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十几从未间断过，也未从曾生病过。廖老师至今牙固齿健耳聪目明，记忆力超人健步如飞，一般年轻人不及他老人家的体质。西方医学同样认为，意念本身也是一种物质，由意念派系所衍生的次物质，可分为有毒物质与营养物质，即压力素与欢喜素。咸宁市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员廖老师，是研究会的健康顾问，也是一位蔼然可亲心地善良的长者，他敏而好学博釆众家之长，结合自身从事健康养生的研究与体会，专门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疑难杂症，并切符实际，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康养生理论。

　　谈起廖老师与健康养生的渊源，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廖老师出生于1931年，一九五一年元月参加湖南省防疫大队医疗工作队培养班，这是中国解放后第一个医疗机构学习班。五四年转入中南卫专放射专科，毕业后从事放射工作。寥老师在过去几十多年的从业生涯中，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感冒、发烧时有发生。时不时头晕脑胀，浑身软弱无力，牙龈长年出血，食无味，寝不安，感冒，便秘，白血球值在正常水平之下。特别是胃胀、胃不适、胃不消化，有时一连几天都吃不下一口饭，靠维他命等药物来缓改维持。虽为医生，治病便利，但因当时医院防护设备差，长期遭受放射线伤害，造成免疫力下降，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自己几乎变成了“医不自医”的老病号。

　　廖老师是一位敬岗爱业勤奋好学的职业医师，他深知道在自己身上所出现的病况，这是放射职业所造成的后果，不是药物所能消除的，于是，廖老师便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预防与养生。他翻遍古今中外的西医课本，教科书里无不显示他的疾病属于“职业病”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廖老师的病与他自己长期从事的职业有关，即医院的工作环境，这样便证实了自己对自己的初步诊断。不可否认，所有的医院里，无一处纯净清新的真空，空气中无不充满了各种疾病的介子，长期吸入必然会影响医生本人的健康指数。二是他长期所从事的专业。在防范设备不够先进的条件下，放射室里大强烈的X射线，在透视病人的同时，反过来间接地伤害到施术者，造成了对施术者本身的伤害，如若长期从事这一专业，必然性会殃及到健康。像这样的情况，最好治疗方法，应该是调离本职工作并兼之疗养，方能抑制疾病的恶化。廖老师骨子里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坚强、好学、聪慧，在既不愿意舍弃自己坚守了近三十年的工作岗位，又必须养好自己身体的前题下，意识中觉得既然西医无法彻底解决自己疾病，那就不如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求助于中医。其实廖老师本身是学西医出身的，中医对于他来说，完全是门外汉。从决定了的那一刻起，他凭着一般钻劲，如饥似渴地扑在中医殿堂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传统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深深地吸引了廖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很快在传统中医理论中，找到了针对自己这一病行之有效的方案，并独创了一套经络穴位按摩与养生太极拳相结合的养生方法，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理，有效地缓解并治疗了自己多年堆积的疾病。从那以后，饭能吃了，觉也能睡了，身体渐渐地恢复到正常。廖老师自己清楚地记得，为了论证自己健康养生的效果，在一次医院外出学习中，将自己处于严重流行性感冒病毒人员中十余天，不打预防针，不吃预防药，也不穿戴任何的预防服，仅凭自己的意念与健身方法，居然半点事都没有。如此不变职，不转岗，将多年的羸弱体质，练成了百病不沾的强壮身体，曾一度被誉为医院同事中的神话。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套健康养生理论呢？是找人或自我的经络穴位按摩，或是单一的太极拳养生？是，也不是，因为这些只是健康养生的表面现象，远远没有触及到养生的核心部分。天体大宇宙，人体小宇宙，要想达到健康长寿，就必须让自身的小宇宙同化天体大宇宙的规律，只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能够百病不生，健康长寿。在这里，廖老师讲了这么一个问题，世间法所有活动，比如医药施术、饮食习惯、活动规律、锻炼器材及各类的健康运动，只不过是健康运动的'一种手段，一种养生运动表面形式的一种符号，虽然有效，却需持久维护，丝毫不得松懈。儒教讲仁，佛教讲空，道教讲修，常人很难执其一。怎样才能够做到同化大宇宙的规律呢？首先就得了解宇宙信息与人体基因的关系，往浅处讲，即是宇宙对万事万物的编程密码。月亮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银河系只不过是宇宙众多星系中的一个，宇宙外还有宇宙，世界万事万物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他们都无一不是遵循了一定的轨迹与法则在运转着。物质是运动的，运动则是有一定的运动规律的，他们并非无迹可寻，这就是大宇宙规律的编码。人体细胞也是一样，运动法则同样有迹可循，即意识性编程密码，大宇宙信息与小宇宙意念。这些听起来确实很玄，常人一般也没有必要深层去研讨，只需要掌握方法就够了。简单点说，如果人类能够自己给自己的细胞运行进行编程的话，就能够同化大宇宙的运行规律，达到健康长寿。廖老师在讲这个问题时，并没有过多地往深处讲，太玄太深的东西，人们听不懂也不一定愿意接受。他只是略略地讲了几句后说，现在我和大家做一个游戏。即让众人在胸前双掌合拢，以掌根横纹为基线对正比齐，细观双掌手指长短，一般情况下多数人双掌手指长短相比相差无几。然后让大家双掌分别自然放下重直于大腿两侧，全身放松摒弃杂念呼吸自然。接着让男生将左手抬起放于胸前，女生右手，然后听从口令，意想有一股巨大力量从肘部冲向指尖。稳住意念片刻（2一3分钟），再将双掌自然抬起，掌根横纹如前对正，双掌掌指对应合拢，奇迹出现了，意想伸长的一方掌指比另一方掌指突然发现伸长了许多，特别是中指尤为突出，待到放弃意想自然放松后掌指又恢复了原状，廖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意念的力量。世间法中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功夫界称之为“阴性物质”。接着廖老师告诉了我们一套简易的预防感冒法。即每天任何时间，排除杂念自然站立，全身放松，自然呼吸，一边用手指轻揉颈后大锥穴，意想默念“永不感冒”3至5分钟，中途两手可以相互适当替换，用现代语言讲，默念类似编程。只要你不间断地天天坚持，认真地在同一时间段将意念输入，三至五个月后，大脑细胞自然而然地对这一编程接收存入，一旦编程完毕，就会在人体内形成一种健康软件，继而来指挥身体硬件。廖老师告诉我们，从五十多岁起到现在，他已经三十几年没有得过感冒了。他的这个想法来源于五十代，当时苏联有个叫巴普洛夫的学者，他治疗成年人遗尿的方法不吃药，而是在每晚十时左右在护士监督下，叫患者自念“我今天半夜12点起来小便”数十遍，2一3个月后，患者都能按时醒来小便，当时这种方法称三为“巴普洛夫条件反射法”，随后又称“生物钟”。

　　活到老，学到老，87岁高龄的廖老师在帮助料理家务，及练习太极拳空闲之余，仍然不断地学习研究中医学理论，逐渐完善自我健康养生体系。自八十岁过后，他开始致力于传播健康知识，利用自己行医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先后在协会在许多户外活动公众场合，及附近居民小区，义务传播健康养生知识达三十余场。尤其是他那超强的记忆能力，以及大爱无私的医者仁心，真是令许多同龄人望尘莫及，同时也令许多青年人汗颜。廖老师告诉大家，健康养生主要的两点: 一是端正态度。即对社会发展的哲学观与对人生的价值观。二是坚信自己。坚信自己克服困难征服疾病的能力。在此基础之上，人的意识形态，即意念，在特定的空间，是会由无形的思维分子转化为有机物质的。廖老师还用了两件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事例，来进一步阐述意念与人体能量转化。

　　九七年，廖老师的老伴突发昏迷不醒，经CT检查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至使处于昏迷状态。主治医生告之需要做外引流开颅手术。八天引流后人并没有清醒，为防感染只好缝合刀口，后又提出再做内引，即将脑积流入腹腔。这样的话，存在手术风险大，病人可能因手术出现意外。开颅手术，在脑部开刀植入纤管，如果签字同意接受医院治疗方案的话，病人或有可能苏醒，或有可能在手术中离亲人而去。廖老师在取舍两难的情况下，突然想到了人体潜意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力这样做，便决定将“开刀与不开刀”的决定权交由给老伴自己。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医生与子女们时，大家几乎都认为廖老师是老糊涂了，才说出这几乎荒唐的想法。但在廖老师再三的解释与请求下，大家抱着“不好拂他老人家面子 ”似地决定让廖老师试一试。做出决定后，廖老师让大家在病床前肃静凝神，他自己一手紧握着老伴的右手，一手抚摸着老伴的额头，如同拉家常一样，慢慢地轻声问候老伴，并将她的病情及医院的建议一一娓娓道来。在重复第二次的时候，廖老师以一个职业医生敏锐的感觉，老伴潜意识中已经听懂了自己的话语，便放下抚摸在老伴额右手，略微提高声音问老伴，如果不同意开刀，你就摇摇头。如果同意开刀，就点点头。说实在的，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怎么可能点头摇头呢？然而，廖老师的话音刚落，他老伴就下意识地连摇了二下头。在场众人惊讶不已，女儿与医生也忙上前询问，结果同样，廖老师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就这样，廖老师将处于迷昏状态下的老师移回了自家的卧室。以后的日子里，廖老师除了早晚锻炼身体外，几乎是寸步不离也陪伴在老伴身边，给她扎针灸，帮她进行穴位按摩，最重要的是不怨其烦地与老伴一起反复回忆陈年往事，从年轻时的相识、相知、相爱，到儿女们的出生、健康成长及婚嫁，反正哪件事是快乐令人难忘的就多讲那件事。一月，二月过去了，在廖老师意念的不断灌输下，老伴逐渐有了知觉，三个月后不汤不药下，竟然清醒了。在病愈的那段日子里，廖老师询问过老伴，是否记得医院里所发生的情况，老伴微笑着告诉他，在恢复知觉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她半点印象也没有，居然记不起任何的点滴，更谈不上点头摇头的事，这可能是亲情意念助力的奇迹吧。二0一五年廖老师的老伴再次染病昏厥，去医院检查，医院诊断为肺癌晚期，并说不开刀治疗顶多活五六天，就算开刀动手术也只能活上半月两十天。一家人都心乱了，唯有廖老师镇定自诺，知道这么大的年纪了，真的得了不可医治的疾病，急是急不来的。其实CT诊断为肺癌两个字后面有一个“？”，病人并没有显见肺部染病体征，廖老师自己仔细查看后，认为是误诊。同时，廖老师的老伴也坚信自己没有多大问题，前次那么凶险自己都挺过来了，这次也肯定能行的。在廖老师与他老伴的坚持下，不顾儿女的担忧与医生的建议，仅仅自费输了几瓶白蛋白营养液，老伴就自我感觉体能已然恢复，遂要求出院随廖老师回家，由廖老师自己帮助老伴加强营养及康复治疗。不到半个月，老伴所有病况症状自动消失，身体、精神很快恢复到正常，再次论证了自身意念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廖老师老伴一直到目前一七年底止吃得睡得，病情一直未出现过反复。

　　廖老师告诉我们，人对未来生活正确的美好愿望、强烈的求生欲望，及适当地学会放下，做到快乐每一天，将这一意念正确地输入人体小宇宙中，让自己人体小宇宙接受自我意念的编程，加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与保养，是能够达到祛病、健身，乃至长寿的目的的，如道家的“夺天地之造化，受日月之精华”那样，抱元守一，神不外泄，即能健康长寿。

　　意念的力量其实很大，大到无法估量。廖老师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把自己健康养生的心得集结成籍留给后人，无私地奉献给众人，让人们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医养生，达到全民健康养生的目标。同时，这也是廖老师想将自己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社会，惠及于民的一个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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