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商帮开创新茶路贸易通道的传奇故事。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是丽江商人杨守其。当传统的马帮线路因历史原因被阻断,这位大胆的丽江商人集合云南其他商人,大胆开创了一条运输茶叶的新线,从云南出发,经过缅甸,到达印度,再绕回到西藏。因此,杨守其也被一些研究者誉为茶马古道上滇、缅、印、藏一线云南商帮的开山祖师。
从传统马帮运输,到陆运、航运的结合。从带着茶香风雨兼程而去,到满载英国的手表、钢笔,印度的牛黄、羊毛,斯里兰卡的藏红花而归。正是这样一条极具开拓创新的商道,开拓了云南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
追溯茶道与商道,历史早已见证了云南商帮的智慧与胸襟。
“云南有太多的历史被堙没了。”说这话时,周智生扶了一下眼镜,思绪一下回到了上世纪。
周智生是丽江纳西族,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年轻的他在云南大学获得了由美籍华人杨丹桂女士创办的纳西历史文化奖学金。上世纪初,杨丹桂的父亲杨守其先生开辟了由中国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从印度到中国西藏的新茶路。
周智生说,传统的滇藏贸易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完成。但到了上世纪初,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这条传统道路已经走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爱国使命感的丽江商人杨守其、马铸材等首创了这条新茶路。
云南商帮开辟新茶路
2005年,杨丹桂女士回丽江市一中,参加母校百年庆典后,决定资助丽江部分家庭困难的学子。2008年10月,她选择了母校10名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以自己所创办的全球保扬纳西文化学会的名义出资,正式开始资助。
丽江就是杨丹桂父亲杨守其先生的故乡。
杨以知,字守其,生于1892年,纳西族。1895年到1911年间,丽江很多纳西族商人到西藏做生意,杨聚兴就是其中知名的一个。他创立的“永聚兴”商号,当时在西藏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是本家,杨守其的父亲就被杨聚兴请到西藏桑南做分号经理,杨守其很早就跟随父亲到了西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西藏的“永聚兴”商号分号受到了很大影响,川藏与印度之间的交通被阻断,杨守其他们也受到很大冲击,又回不了丽江,便流落到印度噶伦堡,又一度到了加尔各答。
迫于生计,杨守其在印度各地游历的同时也开始做一些生意。起初,他把西藏人当时喜欢的绿松石和其他宝石,从印度运到西藏卖;也把西藏的羊毛、羊皮带到印度贩卖。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杨守其对整个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交通都渐渐熟悉,并积累了商业贸易所需的人脉资源。
在印度的时候,杨守其还去过缅甸仰光一段时间。后来,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杨守其娶了一个缅甸妻子。其实,那位小姐也是云南人的后代,其父亲姓黄,是云南腾冲人,曾是缅甸最后的国王锡波朝中一个很亲民的重臣。锡波国王曾率领自己的军队与英国殖民军作战,抵抗英国殖民者的侵略,不幸被英国人俘虏,被押送到印度的孟买监禁。其父亲也在那场失败的战事中逃脱出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
那时的杨守其,正在加尔各答负责做生意,正值青年。就这样遇到了落难的云南老乡,也顺理成章地娶到了这位缅甸新娘,名叫黄映泰。
随后,因黄映泰的父亲很熟悉缅甸和云南的情况,他就建议杨守其做经由缅甸到云南勐海贩运茶叶的生意。翁婿俩就这样合作起来,准备探察这条线路,但当时在这一地区很乱,路根本走不通,他们只好又返回加尔各答。
后来,滇缅印边境一带情况好转,相对比较安定一些后,杨守其才联合大理鹤庆张家的恒盛公,中甸马铸材家的铸记,一起在滇缅印这条线上做起了茶叶生意,他们从普洱茶的原产地,今西双版纳勐海,与当地茶叶巨商李拂一合伙制造贩运原山茶,打通了由云南普洱经缅甸到印度再进入西藏的道路。
于是,杨守其就成了茶马古道上新茶路云南商帮的开山祖师。
新茶路绕道南亚更加便利
马铸材的后人在《回忆先父马铸材经营中印贸易》一文中,是这样描述新茶路的日程安排的:先从佛海(今勐海)至缅甸景栋8天,换汽车至洞己2天,洞己装火车至仰光2天,仰光换轮船至加尔各答3~4天,加尔各答装火车至西里古里2天,再换汽车至噶伦堡半天,从噶伦堡用骡马驮至西藏拉萨20天,全程共40多天。
杨守其先生是个商人,然而,他开辟新茶路,维持滇茶在西藏的销路,钱财并不是追求的目标。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妄图把滇茶、川茶排挤出西藏,以切断内地与西藏最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分裂西藏铺平道路。长期在藏区生活的杨守其当时就看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阴谋。
当时,英国人为了把云南、四川的茶叶排挤出西藏市场,拼命地在印度北部大吉岭大肆种植茶叶,用低廉的价格进入西藏,以排挤滇茶。
此外,1912年以后,传统的滇藏茶马古道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一些冲突,造成了整个四川 、云南和西藏之间传统的通道基本中断。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从云南到成都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绿营兵进行防守。但1912年以后绿营兵都跑了,要么被杀,要么逃亡,商人行走赖以生存的运输通道中断。另外,他们也感觉到要使整个滇南地区的茶叶贸易有更好地发展,也必须要进一步打开西藏市场。
基于这些因素,所以当同乡马铸材、大理鹤庆县的张家恒盛公和杨守其碰到一起聊起生意怎么做时,具有国际视野和经历的杨守其就出了个点子,把云南的普洱茶由勐海运到仰光,再用船运到加尔各答,最后再转进西藏。
因为之前与岳父探过这条线路,杨守其为此非常熟悉藏印之间的交通,包括藏印之间要打通关系的人脉。此外,张家恒盛公在此路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创始人张泽万(张乃骞的爷爷)1902年就曾探过此路。就这样,几个人一拍即合,觉得必须维系滇茶藏销,维系西藏和整个云南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
最后大家做了分工:张家弟兄多,就由老六张相尧去到勐海,在那里负责采买茶叶;张相臣就住在加尔各答,负责缅甸到印度这一段;然后再由马铸材负责进西藏。马铸材这时加入了恒盛公,成为商号的一个股东。由于这条商贸运输线太长,跨越的地区太大,就由马铸材的三弟春泽(是个出家喇嘛)住在帕里,而拉萨就由张相臣请了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张筱舟,从鹤庆到拉萨驻扎。这样,这条跨国跨地区的远距离商业交通线就形成了。
虽然新茶路绕道国外,但比起国内从下关至丽江,丽江至拉萨须三四个月,新茶路要快捷得多,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运输,不受气候制约。比较起来,不但缩短时间,还大大节省了运费。
穿藏服说藏话和英国人周旋
如今,杨守其家族在丽江大研镇五一街的老宅依然保存完好。这是一座典型的纳西四合院,为两层楼建筑,灰色瓦砖配以茶红色的木头屋檐。与四周的老屋相比,杨家老宅并不突出,唯独可以识别出“身份”的,是墙壁上挂着的一小块木质牌匾,上书——印度华侨杨守其故宅。据说,当时盖这幢四合院的钱,还是杨守其从缅甸寄回的。
在滇缅印藏线做生意,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英国人规定,藏人作印藏之间的贸易,可以自由出入西藏和印度,而汉人(包括纳西族、白族等)则必须持有护照。
对此,当时走茶马古道的云南商人、赶马人想了一个办法。马铸材本来就是藏族,杨守其是纳西族。但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很好,杨守其自身语言能力很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融入进去,藏话也讲得很好。他们到了噶伦堡以后就换上藏族人的衣服,讲藏话,得以在这条商路上出入。
此时,滇茶的价格虽略高于印度茶。却因滇茶销往藏区的茶是特制的老树的茶,经过压制,所以被称为紧茶。而用打碎的紧茶才能做出酥油茶特殊的香味。整个西藏中上层人士基本上还是保持喝滇茶的习惯,觉得滇茶好。而当时只有中下层会喝印度茶,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把滇茶拿出来待客。当然,如果还是走传统茶马古道的话,成本就很高,且量小不容易。
到商路打通以后,马帮们渐渐也有了回头货。一开始是英国人把西藏的羊毛运到印度,在印度拣、洗、分类,然后打成大包运到美国的费城加工制造羊毛制品。但羊毛的买卖市场却是在英国的利物浦,西藏羊毛的卖价是根据利物浦的行市来定的,从利物浦定期有电报传到噶伦堡来,通告羊毛的市价,云南马帮将茶叶拉到拉萨,卖了以后,就用那笔钱买羊毛,再将羊毛作为回头货驮到印度。恒盛公买羊毛专由张筱舟来做,他买羊毛很有两手。
从1917年到1942年,这条新茶路是整个云南茶叶进入到西藏的国际贸易通道,也使得英国殖民政府妄图运茶驱逐滇茶的阴谋破产了。
新茶路拉动滇印贸易
生意只要周转得起来,就好做多了,而且有了长期的客户,生意就会动起来。到后来,参与做新茶路藏茶叶生意和其他生意的人都发达起来,中甸马铸材离开了恒盛公,自己开起了“铸记”,独资经营。在拉萨的张筱舟也自己开设了“中和号”。杨守其则把他的“丽丰商号”开到了丽江等地。
生意一做起来,就有很多的商家加入,也就有很多的竞争。
云南商人里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号,想把小资本的商家挤垮,就积极在勐海、思茅一带成立茶庄(一时间仅勐海的茶商就发展到大小20多家),并将茶叶大量销往印度和西藏,像最大规模的腾冲董家“洪盛祥”,就将茶叶卖给拉萨有名的藏族商号“邦达昌”。
不仅如此,连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插进来做这项生意,龙云曾派人从云南发了一大批茶叶到噶伦堡,据恒盛公后人张乃骞先生回忆,负责那批茶叶的好像是聂耳家兄弟。在1938年时,他带着25000包茶叶到了噶伦堡。
当时的云南普洱茶以包计量,一包是50市斤。西藏当时每年消费云南茶叶大约15000包~20000包,大约合100万斤,需要大约10000匹骡马的运力。再说那位据说是聂耳兄弟的龙云手下将大批茶叶运到噶伦堡,西藏一下子根本消化不了,他就急匆匆将茶叶倒给了一个叫能都拉姆的印度商人。由于那人眼睛特别大,云南人都把他叫做“大眼睛”,而西藏人则把他叫“迷车”,也是大眼睛的意思。这个大眼睛其实并没有多少钱,但他却找了银行,贷款买下了那一大批茶叶,结果聂耳的兄弟只赚了一点点钱,而这个“大眼睛”却因此发了大财。
从此,云南商人和马帮才懂得找银行贷款做生意。尽管有这些十分不利的竞争,张家恒盛公并没有被挤垮。当然,也有一些小商号、小商人马帮熬不住而垮了。
1942年后,由于缅甸沦陷,杨守其首创的新茶路基本没有起到作用。1957年,他在印度去世,享年65岁。杨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呆在印度。她的女儿杨丹桂后来去了中国香港,开办进出口贸易公司,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杨丹桂在云南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美国的时候,仍不忘家乡,经常为云南和美国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在改革开放后她经常回中国,在云南大学设立纳西学子奖学金,并将杨守其的骨灰从印度搬回丽江祖茔安葬。
丽江到处是南亚诸国商品
从拉萨运回丽江的货物中,有大量的英国卡叽布、灯芯绒、毛呢、毡帽以及各种日用百货,如毛巾、牙膏、牙刷等。除此之外,还有手表和钢笔,数量不多,相比之下更多的是鱼翅、海参等干海珍,进价很便宜。还有更便宜的印度牛黄、斯里兰卡藏红花等。
抗日战争时期,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和西藏拉萨以及云南丽江之间,已有电报通讯,在拉萨和印度之间,还能够通信,信件10天左右能收到。但在1942年,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茶叶商路也就断了,只能由丽江至拉萨一线将茶叶运到西藏,西藏和欧美之间的羊毛生意也冷了下来,因为二战战火越烧越旺,就没人再做这个生意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有许多商人从昆明、重庆等地来到印度,有的是用马帮从丽江往返拉萨、印度,有的就用飞机运货,像有名的孔家就用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倒运各种紧俏的物资。像铸记、恒盛公等就只有走丽江至拉萨的老路,用马帮把茶叶运到西藏,将布匹毛料山货等运到云南。这样做了3年时间(1942年~1945年),这一段生意也不错,但马帮的运力毕竟有限。张乃骞认为,以西藏亚东为终点,在拉萨至印度一线,所有骡马全部动员起来不到2000匹,这些马帮拒绝走西康和云南,因为道路实在太遥远太危险。而从云南到拉萨一线,全部运力加起来不超过5000匹,最多时顶多有10000匹骡马。当然,中间还有数以万计的牦牛放短脚。但就是这些马帮和牦牛,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商业运输奇迹了。
那时的丽江店铺里,到处是各种同盟国商品和南亚各国的商品。当时在丽江执行国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工作的俄国人顾彼得先生,在他《被遗忘的王国》中描述过丽江的商店:“商店相当黑暗而简陋,他们没有厚玻璃窗子,只有当街的木制柜台,下面货架上陈列着货物。要是考虑到是战争时期,商店里各种商品算是充足的。藏族马帮从加尔各答源源不断运来货物,既为了本地消费,也为了以惊人的价格转销到昆明,可以买到英国和美国制造的高级香烟和各种纺织品。甚至可以买到新的歌手牌缝纫机。当然价格是相当高的,因为马帮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输形式。”
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茶马古道研究专家李旭,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智生对本文的采访支持。另本文参考了李旭所著《遥远的地平线》、王明达、张锡禄所著《马帮文化》以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之云南进出口贸易》。
说到大理,多数人都会想到风花雪月与那古色古香的古镇风情。在古镇里住上一小段日子,感受慢时光的生活,是许多人的向往。而我也多次走进大理,游玩过不少古镇,大理加上周边的县,古镇太多了,喜洲算是其中颇具代表的一个,保存也十分的完整,在这里你能看到上世纪大理的模样。
喜洲古镇,隐藏着四大家族的前世今生
走在喜洲古镇的大街上,三不五时就能碰上一个明清时期的建筑,随便走一走就是就能碰上文物级别的白族建筑。这些建筑雕梁画栋,斗拱重叠,翘脚飞檐,门楼,照壁,保存完好的几进院落的三坊一照民居随处可见。
来到喜洲游玩,就不得不提一下喜洲的四大家族。
喜洲的“四大家族”分别是:严姓的永昌祥,董姓的锡庆祥,杨姓的鸿兴源和尹姓的复春和,这四个家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喜洲帮的代表。
严家一直被称为喜洲“四大家族”之首,掌门人严镇圭所开创的“永昌祥”商号为云南近代著名商号之一,被誉为“白族商界的精英”。他还发明了沱茶与砖茶,被称为富甲云南的民族资本家。如今他的老宅子严家大院,是喜洲唯一收费的景区,门票25元。
距离严家大院不过200的严宝成府,也叫宝成苑,被美国林登夫妇改造成了高档会所。那天逛到宝成苑的时候正好下起了雨,就在宝成苑里躲雨的时候,进去参观了一下。
董家,董澄农开设有“锡庆祥”商号。他从个旧锡矿的废渣里发现含钨70%的钨砂,后来便经营钨砂出口的生意,又创办“大成实业公司”,成为一个比严家更富有的巨商。他在喜洲建造的董家大院也比严家大院气势更恢宏,装饰更华美。
如今他们的老宅子成了董苑迎宾馆,离迎宾馆不远还有他儿子董仁民民居,参观的话,需要交两元的参观费。
尹家,喜洲四大家族之一的尹莘举,他家开的商号叫“复春和”。尹莘举的儿子尹辅成、尹烈成、尹嘉成、尹良成继承了他的事业后,也严格遵守他留下的商业信条,非常注重信誉。
他们家的宅子叫尹辅成院,现在是民宅,参观2元,院子体现出白族建筑的特点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建筑特色。是四个宅子中最具有生活气息最有年代感了的一个,院子里现在还住着许多户人家,进去的时候有些乱糟糟的样子,杂物很多,还有好几户养着鸡,但是看着门廊下挂着几个鸟笼,也是很有生活气息的。
杨家,杨品相及兄弟杨民相,曾担任喜洲商帮“鸿兴源”经理。从事进出口贸易,在抗日战争期间,首创开通印度经西藏至云南的贸易通道。如今全家人早已侨居海外,杨家大院则完整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杨品相宅,现在被美国人林登夫妇开发为叫喜林苑的高档会所旅馆。
杨品相宅门楼的精美程度在喜洲可是相当有名的的。“杨家门楼”作为喜洲三宝之一,整座门楼气势恢宏,串角飞檐,斗拱层叠,间或有精美大理石画镶嵌其中,更为别致精巧。
而杨品相宅那一片红色的外墙和前面的一大片田地,则成了一个拍照的网红点。每天一波又一波的影楼在这里给新人们拍照,录视频。
四方街,前面说了喜洲的四大家族,商人们不单经商,对于教育也是从不落下。喜洲人被称为白族的犹太人,历来文商并重,家家户户都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历史上曾有"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的美谈。因此在四方街的中央,设立了一个提名榜,以纪念那些当地的文化名人。
舌尖上的喜洲
喜洲的四方街不大,一圈下来多是经营美食的小店。
给大家推荐3款小吃:
1、豌豆凉粉
在喜洲住了一晚,早上特意放弃了客栈美美的早餐,跑来四方街附近吃当地的小吃,结果随便找了一家,竟然是上了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老板才刚刚开摊,我是他那天的第一个客人,招牌挂的是老板娘的名字,我问老板老板娘呢?老板说老板娘在家手工制作豌豆凉粉了,每天得现做不然不新鲜。一打听,这家店卖了40年了,可谓是老店啊~吃好了我又打包了一碗~哈哈哈可见味道是真的不错。
2、喜洲粑粑
吃了两家,觉得味道都差不多,有咸的和甜的,咸的还有加肉加蛋的20元,普通的10元,我就要了普通的,比去年来涨价了,但是味道还是一样。后来在小巷子里也买了一个,吃起来说真的没差别,不过价钱也一样。在四方街坐着休息吃饼子的时候,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旅行团,都是带到四方街先买个喜洲粑粑再逛的,可见喜洲粑粑就这样被炒成了网红粑粑。
3、鲜花酸奶
这个应该算不上喜洲特产,应该是大理特产,在云南的时候每天至少干掉一瓶酸奶,因为好喝,这里的酸奶牌子和种类也是多种多样。过来人的话,要是你发现某个本地酸奶很好喝,一般在第二家店很难再找到,所以喝到好喝的一定要回头再买上几瓶屯着。因为下雨,没带伞,就在四方街附近的一家小卖部躲雨,买了个鲜花酸奶和老板娘唠了半小时嗑。哈哈哈,以至于第二天早上来吃早餐时路过她家还主动叫我,哈哈哈。
住在大理喜洲即见·欢喜
即见·欢喜酒店位于喜洲古镇的外围,好处是有车可以直达酒店大门,而不像古镇内的客栈,得拖着行李箱在石板路上穿梭,因为主路都被石墩拦着了,接送的车辆没法到达。
总共就是7间客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大的小花园+鱼池,一间书吧,一间小咖啡吧,整体的设计有些希腊的感觉,白墙+玻璃墙。民宿的主体建筑是当地白族的老房子重新改的,为了让房间更通透,做了一整面墙的玻璃,二楼房间的门口还有两棵银杏树,待到秋天,金黄的银杏树应该很漂亮吧。
酒店一楼的小花园简直美到不行,白色为主色调的设计,又欧洲又地中海的感觉,已进入到酒店就觉得舍不得走了。楼梯也是纯白的特别有设计感。
房间的布局十分简单,入口除了一面大玻璃墙,还有一个玻璃的天窗,虽然有东西盖着,但是阳光还会透过缝隙洒下来,躺在沙发上晒太阳真的是十分的舒适呢。管家说,房间配的水都是大有来历的,是苍山的水,因为现在洱海改造,自来水接的都是洱海的水了,苍山的水要人力去固定的地方提回来的。很是珍贵。
客厅和卧室有一个小屏风隔着,床很大,躺在上面十分的舒服,被子也够厚,大理的温差很大,虽然提供了毛毯在被子上,但是一床被子足够了。
晚上的时候碰到了镇上停电,整个喜洲都是黑暗的,还刮着风下着雨,住客们都集中到咖啡吧,管家给每桌客人点了蜡烛,还时不时地和我们聊上几句,分享喜洲的见闻,喜洲的故事,这样的懒散时光也是很惬意的。
这就是大理喜洲古镇,一个能窥见百年前大理模样的地方,一个流传四大家族商业传奇的地方,一个文风炽盛,人杰地灵的地方。你还等什么呢?
明清 300余年,十大商帮称雄,逐鹿于我国商界。有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变迁,转换角色,融入近代经济甚至现代经济,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有的没落,只留在历史的过程中。
江右商帮曾经辉煌过,纵横华夏,在全国各地都曾留下过深深地足迹。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 41 所,其中江西有 14所,占 34%. ,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也说 “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可见其荣,可见其威!
但是,江右商帮没落了,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活跃了近 500年的江右商帮没能向近代经济转变和发展,最终没落了。时间不等人,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江右商帮也终究没有赶上这一洪流。
接下来,让我们缕清江右商帮从崛起到落寞的脉络。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称为“江右商人”。
江右商帮的崛起可追溯到元末明初,元末,由于元朝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使得南方汉族百姓苦不堪言,于是揭竿而起,爆发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起义如燎原之火,烧遍了整个南中国大地。战略的矛盾迅速转化为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以陈友谅和朱元璋的对峙最为剧烈,经过了鄱阳湖大战,最终朱元璋取得了胜利。
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此出现了赣商。
跟随着明军推进,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
后来,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此为江右商帮的崛起!
我国明清时代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赣商(江右商帮)兴起于元末明初,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遍布全国的江西会馆,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 41 所,其中江西有 14所,占 34%. ,居各省之首,并且江右商帮深入湖广云贵等地,遍布大城小镇,即使是偏远的苗壮山区也有江西商人的身影,他们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
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
他们冲击着封建闭塞的旧貌,给落后的农村和封闭的山寨带来了新的生机。
赣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称雄,并跻身于明清十大商帮,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1)吃苦耐劳,艰苦创业。 赣商多系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蔚然成风。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苦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许多赣商由于亲身体验到从商的艰难和经营的劳苦,往往能够疏远纷华声色,粗食布衣,洁身自好。玉山商人吴士发兄弟八人,商贾农艺各执一业,家道殷富,就“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清江商人杨福圆,经商多年后,“良田,夏屋渠渠,而藏获之备,指使者甚众”,其妻张氏却仍是“裙布荆钗,操作犹昔”。
(2)科举盛行,官宦支撑。 明清两朝,科举盛行。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每年中举者络绎不绝,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钜夫、吴澄、虞集;明朝有黄文澄、杨士奇、杨溥、解缙、胡广、费宏、夏言、严嵩、谭纶、况钟、周沈、徐贞明、欧阳德、邹守益、罗钦顺;清朝有朱轼、裘日修、甘如来、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说法,政治影响很大。这些官宦故乡情深,非常注重对家乡的关心和奖掖,他们不仅在京城和各地保护了赣商的地位与权益,还提供了不少的市场信息和商业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经商做工的积极性。
(3)物产丰富,技艺精湛。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不仅丰富了商业兴隆的物质基础,也增加了经商的渠道和门路。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发达。据明《铅书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当时铅山生产的纸有连史、毛边、关山、京川、贡川、大表、表心、荆川、书策、白绵等十多种。铅山的纸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赣商中不乏技艺精湛者,他们不仅以技谋生,而且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号称样式雷)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4)讲究“贾德”,注重诚信。 赣商诚实守信,讲究职业道德。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了“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为“江右商帮”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不仅如此,有的家族还将商业道德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员予以遵守。
(5)水运发达,交通便利。 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开拓南疆,派军队修建了江西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岭驿道,开通了“南野之界”,使粮饷物资顺赣江南运,抵赣州入章水达大庾岭下,经驿道翻岭陆运,
再沿浈水进北江而达番禺(今广州)。赣江以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使江西物资销往长江下游两岸各大城市。隋唐两宋以来,江西木材外销是商业贸易中的一个大项目。明成祖扩建北京,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朴到江西采购木材,就是通过赣江经吴城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由运河北上的。不仅建设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设计、主持建设北京主要宫廷建筑的“样式雷”(雷发达)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为江西商人外出经商和运输货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是赣商发展的地域优势。所以“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
(6)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余波。 明初为填补两湖省人口的不足,将江西省的大量人口迁往湖南湖北,少部迁往云贵,传统乡缘关系的影响使得江西商人在这些地方特别好做生意,而思乡之情又使得迁出的人对故乡之物更加思念,更催生了这种贸易的需求。
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在活跃了 500年后,逐渐没落,经历了群体萎缩、弃商返农、官商化、商业资本萎缩、经营区域日渐缩小、声誉下降多重打击后,江右商帮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三又一、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
江右商帮的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进步,市场竞争加剧,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帮内部的因素:
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 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江西的经济地位转弱。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西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缓慢爬行。从而,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其结果,江右商帮辉煌不再。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到后来,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 江右商帮兴起于江西的流民运动,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乡音未改,乡情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右商帮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们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被当地同化,逐渐与江右商帮失去联系,甚至为数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后裔与江西经济断绝联系,成为当地居民,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中绝大部分商人加入了当地商帮。这直接壮大了其他商帮的实力,削弱了江右商帮的竞争力。
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 。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和发展,但其的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 “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由此可见,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的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
4、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 。“江右多贫者”,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下贾众多的特点,本来个体经营资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过程中,由于家大要分,家产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产后,小资本被分成更小,逐渐失去了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格。江右商帮又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小本经营,原始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在江右商帮辉煌之时,江右商人赚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返投入到贸易中来,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江右商人的投资方向多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而产业性投资极少;据统计,其中,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 。
5、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 江右商人不象晋帮商人,供奉财神和关羽,以义团结同乡商人,讲究“贾德”,积累“贾道”。虽然绝大多数江右商人注意信誉,但少数江右商人不道德经营,视市场规则如儿戏,更谈不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给江右商帮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市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 。江右商人人数众多,“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在500 余年中,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务农。”是大多数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这种结构从封建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还是可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江右商人的经营方式仍然停滞于个体小本经营,“南人多诈”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资本无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难做。长期以往,恶性循环,小本经营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来,甚至亏损出现,在市场中江右商人逐渐失去竞争力。
8、市场竞争加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江西居于中国腹地,封闭性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宁波商帮那样,接受新观念,转变投资理念,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江右商人还是沿用原有的经营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观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
总之、江右商帮经历过辉煌,500年的风雨中保持繁荣而不衰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最后没有经受住近代化的冲击,最终衰败下来,但是江右商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值得所有后世的商人学习。
但同时500年的历史过程中,因为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追随社会的进步,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最终没落这对于后世的江西商人本身就是值得吸取经验和教训。
江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着江右商帮创造中华最活跃的创业文化。比如瓷都、药都的地名,记载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业文明,江右商帮称雄于明清两朝也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江右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西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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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一切河流之源头,高山土洁,地域美好,人知为善,心生英勇,风俗纯良……”——《敦煌古藏文文献》 *** 版图:地理决定的古道纵横 *** 地处青藏高原西南部,平均海拔4000多米以上,素有「 ”世界屋脊”之称,它以雄伟壮观、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它地域辽阔、地貌壮观、资源丰富,它北邻新疆、东接四川、东北连接青海、东南与云南相连;周边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国家及地区相连,陆地国界线4000多公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由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厚重的人文文化和经济生态,从古至今, *** 就连接欧亚大陆的文化、经济重心,从 *** 起源到21世纪的数万余年,经历辉煌与繁荣,也有衰败与屈辱,从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直到今天的川藏公路、青藏铁路等, *** 的变迁,隐约着古道纵横的经济历史。 古代欧亚贸易路线 古丝绸之路:麝香是最佳商品 中国的丝绸和其它商品沿着喀喇昆仑北麓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送往西亚、欧洲,同时也沿着喜马拉雅山西部、西南部抵达印度,数千年来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持续不断,著名的欧亚贸易网络以「 ”丝绸之路”为人熟知。 昆仑和喜马拉雅,并不能阻碍古人的交流,与人们印象相反的大相径庭的是,青藏高原是古道贸易的重心甚至中心之一。 最晚在公元前4世纪, *** 高原范围内逐步形成了三大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它们是象雄、吐蕃、苏毗(母系制部落)。这三大部落不断征服和兼并各小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它们之中最强大的一度是象雄,雄踞 *** 西部与北方的广袤土地,通过不断的战争,象雄国力强盛,但文明的动力除了征服,更多体现在建立起与周边的国家和政权的贸易往来,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境内的古入江寺旁边卡尔东遗址附近的古墓葬,曾经出土了汉代的丝绸,丝绸中有「 ”王侯”等字,侧面反应出临近中亚的古老象雄,即今天的阿里地区在古时候是中西文化、经济、贸易的交汇处,是繁华的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 *** 阿里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 与象雄毗邻的苏毗在汉文史籍中称为女国。《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 ”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所有这些,都是当时欧亚大陆经济贸易的重要商品,是特别是由 *** 销往西亚地区的物资中,「 ”麝香是最佳商品”,享有高度的声望,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狩猎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苏毗。 *** 境内这些古代贸易通道,有人称为陆路的第三条「 ”古丝绸之路”与第四条「 ”麝香—丝绸之路”,由于这两条交通途径的存在,使 *** 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麝与麝香 高原古丝绸之路,大概路线是新疆的叶城(从叶城与第一条古丝绸之路汇合)——席迪拉——大红柳滩——泉水沟——铁隆滩——善和——日土——狮泉河——扎西岗——噶尔——噶尔雅沙(旧称噶大克)——巴格——萨嘎(一路去日喀则;一路去吉隆出境)——昂仁——日喀则(分路,一路去 *** ,一路去亚东出境)—— *** 。另一路,印度、尼泊尔——普兰——玛旁雍措——冈底斯山(冈仁波齐),主要为朝圣之路。 倘若我们将视野放大到古代的整个东亚、中亚及南亚区域,会发现从《史记》记载中,可以发现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印度同大夏(古国名,西汉时期在今阿富汗境内。亦称帕米尔以西,兴都库什么以北的巴格兰一带。)之间早有一条商路存在,而这条路的通道又同四川、云南、四川西部,甚至 *** 的通道相关。当然,这条商道,并没有官建的驿站,它是由无数的民间的古商道组成。 中国汉朝时期的欧亚贸易路线 这条古商道大致可分为:第一段,由安多到善和的通道,经过班戈——杜加里——尼玛——改则——恰茶卡——善和。并由善和到新疆的叶城,与西域的丝绸之路汇合,到中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由善和——巴格——普兰——印度。 第二段,由日喀则到印度的通道,由日喀则——谢通门——彭措林——拉孜——昂仁——桑桑——萨嘎——杂木多——仲巴——帕羊——桑木桑——马悠拉山口——巴格——普兰——柏林山口——印度。 第三段,由日喀则到亚东的通道,由日喀则——白朗——江孜——康马——卡拉——帕里——亚东——尼泊尔(印度)。 朝圣冈仁波齐峰 第四段,由巴格到普兰的通道,该线路是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宗教信徒到冈底斯山的朝圣之道,经玛旁雍措(湖)——拉昂错(湖),由普兰翻越柏林山口(大约在东经81.5°,北纬30°)到印度——尼泊尔。 第五段,由日喀则到叶城,同西域丝绸之路汇合,日喀则——昂仁——萨嘎——仲巴——巴格——噶尔雅沙——噶尔——扎西岗——狮泉河——日土——善和——铁隆滩——泉水沟——大红柳滩——席迪拉——叶城,同新疆丝绸之路汇合,再由莎车——英吉沙——疏勒——喀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国。 古老的商道是东西文化中特殊交往之路,也给古老的青藏高原的经济带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王朝与吐蕃疆域图 唐蕃古道:开启黄金时代 唐蕃古道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条非常著名的交通要道,也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前往青海、 *** 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它起自陕西长安(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 *** 逻些( *** ),全长3000多公里,整个古道横贯中国西部,跨越举世闻名的「 ”世界屋脊”,联通我国西南的友好邻邦,故有「 ”丝绸南路”之称。 唐蕃古道的大致走向,从陕西长安(西安)出发,沿着「 ”丝绸之路”东段西行,越陇山,经甘肃天水、陇西、涉倒淌河,到恰卜恰(公主佛堂),然后经切吉草原、大河坝、温泉、花石峡、黄河沿,绕扎陵湖和鄂陵湖,翻过巴颜喀拉山,过玉树清水河,西渡通天河、到结吉巴塘,厥子曲河上至杂多,沿入藏大道过当曲,翻越唐古拉山口、至 *** 聂荣、那曲、最后到达逻些( *** )。大致路线:西安-咸阳-天水-临洮-临夏-民和-乐都-西宁-日月山-共和-河卡-温泉-花石峡-玛多-巴颜喀拉山口-清水河-歇武-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比如-那曲- *** (据说,文成公主进藏之路也沿着此路)。 唐蕃古道 从长安(西安)沿渭水北岸越过陕甘两界-陇山到达秦州(今天甘肃天水), 厥渭水继续西上越过鸟鼠上到临州(甘肃临洮)。从临洮西北行,经河州(甘肃临夏)渡黄河进入青海境内,再经龙支城(青海民和柴沟北古城)西北行到善州(青海乐都)。以上可以称古道东段,全在唐朝境内,这是汉代以来进入河湟地区的传统路线。 它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开拓前进的古道西段经鄯城(西宁)、临蕃城(湟中哆巴)至绥戎城(湟源县南),沿羌水(湟水南源药水河)经石堡城山、赤岭(日月山)、蔚迟川(倒淌河)至莫离驿(共和东巴),经大非川(共和切吉草原)、那路驿(兴海大河坝)、暖泉(温泉)、烈谟海(喀拉海)、过海(玛多黄河沿),越紫山(巴颜喀拉山)、渡牦牛河(通天河)、经玉树地区、过当拉山(唐古拉山查吾拉山口)到藏北那曲(阁川驿)继续沿今青藏公路经羊八井(农歌驿)到逻些( *** )。在西段的古道线路中,从西宁到玉树、从那曲到 *** 这两段线路大体上是沿着今天的青藏公路进行。 文成公主进藏图 这也是唐代以来,中原文化、经济、贸易与 *** 和中亚、东亚,走向欧亚之路,促进 *** 成为青藏高原交通枢纽和商业文化的核心。 茶马古道:市镇商帮崛起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以马帮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它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的走廊。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在二战中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线。它的分段为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线,连接川滇藏,然后延伸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最后到达西亚、西非红海岸。 茶马古道图 茶马古道是一条经济的纽带,体现着藏汉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伴随着茶马贸易,大量的内地工农业产品、科技和能工巧匠传入 *** , *** 的特产也传入内地,同时出现了一批藏商,如「 ”邦达仓”、「 ”三朵仓”、「 ”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为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处于茶马古道中心的康巴地区受环境影响,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茶马古道沟通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兴起是大量 *** 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等进入 *** ,促进 *** 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比如茶马古道上有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等,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居民市镇,这些城镇形成了专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货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杂货的云南帮等,兴起裁缝、制革、饮食、五金等产业,与此同时, *** 八廓街出现了著名的「 ”北京拉康”、「 ”云南拉康”等等。 古道东亚主要贸易路线图 ? *** 的古老商道,诉说历史,从未结束。 文字:白玉芬 图片:网络 编辑:孙吉
“江右商帮”曾经在中华经济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兴盛主要是因为交通、资源、技术、人口流动四大优势。然而历经五百年活跃后“江右商帮”走向衰落,主要原因则是“丘陵现象”: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新时期重塑赣商,应大力打造“名山效应”,使赣商精神融进江西人的血液,无人不具,无处不在,则赣商重振指日可待。
[关键词]江右商帮;丘陵现象;名山效应;赣商重塑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14-05
贺三宝(1974-),男,江西财经大学党办校办副主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经济与管理。(江西南昌 330013)
在中华经济发展史上,曾有一支纵横南北、通达边陲的商业帮派,这就是史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明谢肇涮在著作《五杂俎》中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江右”习指江西。清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江右商帮”在唐宋时已然萌芽,在元及明朝前期日趋壮大,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鼎立之势。“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然而至清末民初,赣商走向衰落。笔者认为其衰落主要原因是“丘陵现象”,新时期如何重塑赣商,应大力倡导“名山效应”。
一、“江右商帮”的兴盛
(一)发展历程
1.“江右商帮”的溯源
今人多认为商帮兴起于明,笔者认为远早于明:一是商帮与地域文化有关,江西自汉唐就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汉高帝初年(公元前202)设豫章郡,下辖18县,与今江西省区大致相当。唐玄宗开元21年(733)设江南西道监察区。二是商帮与交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隋炀帝开运河,唐张九龄凿梅岭(大庾岭)驿道,赣江成为南北航运的必经要道,开元洪洲刺史张九龄《候使石头驿楼》诗云“万井缘江渚,千艘咽渡头”,可见当时商业繁荣。盛唐江西九江、南昌已有外来商帮,还有阿拉伯胡商滞留。晚唐安史之乱,北方经济遭严重破坏,依赖东南漕粮接济,江西漕运商帮已悄然出现。五代十国危全讽入主抚州数十年,采取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当地呈现出“既完且富”的局部繁荣景象,吸引了大批中原人士竞相投奔。宋代北人南迁,经济中心南移,而且“均田制”破坏,出现土地高度集中和兼并,江西由于本土地少人多,迫使部分破产农民弃农从商。三是商之为帮有一定的组织及场所。徐珂《清稗类钞》:“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万寿宫是江西商人中转、聚散的场所,或称“江西会馆”、“江西庙”、“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主要有联系乡谊、调解纠纷、商业中介和融资场所四大功能。江西妙济(今南昌)万寿宫建于东晋由明世宗赐名,玉隆(今西山)万寿宫建于南北朝更名于宋真宗。福建泉州是江西近海港口,宋代已有熙春宫,祀许真君,是赣人的活动中心。
2.“江右商帮”的兴盛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中独占鳌头。商品由粮食扩大到茶叶、药材、纸张、竹木等,地区由运河扩大到西南边陲、东南沿海,一个无远弗届的江右商帮已经成熟。商业繁荣有商税为证,元中期江西行省商税6.2万余锭,次于浙江、湖广行省,居各地第三。明朱元璋建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便是江西。战后百废待兴,赣商借此全方位铺开,社会上也有了“无江(西)不成市”,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等谚语。明中叶吉安彭华说“(吾乡)商贾负贩遍天下”,明末抚州艾南英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所。”王士性《广志绎》:“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能成其地。”万历《南昌府志》卷三《风俗》:“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崇祯《清江县志》卷一《舆地·风俗》:“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徙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江右商帮的兴起,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景德镇陶瓷、德兴的冶金、樟树的药材、进贤的制笔、铅山的造纸、宜黄的夏布织造等,皆名盛一时。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明代江西商人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前代。清前期商业繁荣,形成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樟树药商与京帮、川帮并列为全国三大药帮。
(二)“江右商帮”兴盛的原因
“江右商帮”兴盛有多重的历史因素,对于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时期,其主要原因有:
1.交通优势
葛剑雄指出,农业时代,地理环境对经济文化的影响是直接的,无论农业经济还是商业经济,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东接闽浙,西联两湖,南邻广东,北望安徽。自古以来,其在交通史上就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贯穿南北、东西的枢纽。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主要依靠内陆的水上通道,江西拥有运河一长江一赣江一北江3000公里长的黄金水上贸易通道的1/3。梅岭(大庾岭)驿道的修建,更是联通了与广东的通道。这一地理位置,为商帮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利。
2.资源优势
资源是商业发展的基础。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物产丰富,是江南重要的粮仓,另外还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不仅丰富了商业兴隆的物质基础,也增加了经商的渠道和门路。江右商帮大多以贩卖本地土特产为起点,所谓“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据统计:明代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
3.技术优势
江西自古多有能工巧匠,手工业发达,增加了商品的附加价值和竞争优势。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发达。据明《铅书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即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铅山的纸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号称样式雷)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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