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茶馆风俗

巴蜀茶馆风俗

“巴蜀”爱喝茶，当地茶馆习俗甚多，常去茶馆，就会有众多的体验：

1.　茶叶叫做“叶子”。茶碗中茶叶多称作“饱”，反之则为“啬”。饮茶叫作“吃茶”。把开水第一次冲进茶碗叫“发叶子”，再向茶碗内冲水则叫“掺茶”。“一道”（“一开”）、“二道”（“二开”）是吃茶之常用语，“开”即指掺水时揭开茶盖。“才喝一道（一开）”是指时间较短，才掺水一次。品茶之人最忌别人来喝其二道茶，因其色、香、味正佳，故有“头道水，二道茶”之说。

2.　如是讨茶喝，因是别人喝过的茶，故称为“加班茶”。每道茶只能饮一半，茶碗中所剩之茶水称为“茶母子”。

3.　茶馆中常有人“喊茶钱”，即某人走进茶馆时，熟人便喊“茶钱我这里会了”。喊茶钱的人越多，来人的面子就越大。其要口称“挨过，挨过”以致谢。

求 四川地域文化 从城市和农村俩方面说,还有四川人的生活习俗,习惯等等

四川地域文化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其西部是青藏高原，东部为四川盆地，数亿年的地质运动，沧桑巨变，造就了瑰丽险峻的巴蜀风光。四川，正位于中国西南交融、南北过渡的走廊，多年来既有利于揉合吸收东西民族之长，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博大奇绝的巴蜀文化。
山清水秀的四川拥有无限的自然风光；
地灵人杰的四川有是著名的文化之邦；
在历史长河中，四川是人才荟萃之地；
在民族交融中，四川素有“民族走廊”之称；
中国的道教之源在四川；
世界的茶之源在四川；
……
数千年的时空传承，凝炼出四川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和特殊内蕴，也融造了四川旅游的无限魅力。
第一章 古蜀历史文化
四川的古蜀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系文化。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充分证明：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代，华夏大地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几个大块，它们各自有渊源，自成体系，在独立成长中又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其中的长江上游文化板块就是古蜀文化区。
第一节 古蜀文化的历史沿革
一、四川原始人类
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县（现属重庆市）大庙，科学家发现了距今202～20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川中的资阳县，出土了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在川东的铜梁县（现属重庆市）、川中的资阳鲤鱼桥、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汉源县，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和兽类遗骨，时代大致在几十万年到一二万年前。这些考古遗存和遗迹，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劳动的最早的证据。
二、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1万年以前，四川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遗骸等，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的全川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发现遗址200处以上，表明新石器文化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巴山蜀水。
四川新石器文化的重要遗址有巫山（现属重庆市）大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岷江上游遗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成都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发现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动物遗骸，以及工艺品，这表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进入新石器的全盛时期。由于新石器文化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渐产生。大约4000年前，在广汉三星堆故地出现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划文字和青铜器，一个古文明中心于在那时的四川诞生。而这一时期，正与史籍所载“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一体化相一致，表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出来。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古蜀王国。
三、古蜀国的消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战争风云再起，蜀王率大军攻巴，巴王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将军司马错率师伐蜀，蜀王迎战于葭萌（今广元市的昭化），蜀军战败，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同年冬，司马错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巴国遂灭。
四、古蜀文化之后的蜀文化
古蜀国虽然被灭掉了，古蜀国作为一个政治形体从历史舞台消失了。但蜀文化仍然还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一）秦灭蜀及移民兴川
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的主要措施是：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劝督农耕，以收服民心。
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
农业上，秦在蜀地大力推行《秦田律》，改变田制，开阡陌，扩大田亩面积。全面发展私有制，促成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工商业上，筑成都城，设立盐、铁、市官。在生产力上，主要是移民兴川。秦惠王时就迁移秦地居民移居蜀地。秦始皇在位后，鉴于蜀地人口过少，“徒上郡实之” 。灭掉六国后，将六国富豪、强宗大量迁入蜀地。
这些措施，使蜀地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兴建都江堰
李冰是秦昭王时的蜀郡守，以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名垂青史。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游与中游之交的灌口处，这里扼成都平原的咽喉。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传统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壅江作堋，将岷江干流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泄洪，内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飞沙堰和鱼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它的修建，为成都平原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都江堰水利工程经过历代维修和续建，今天仍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誉为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结晶。
（三）两汉经略蜀地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将四川划分为若干郡县。前106年，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8郡56县。由于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就食”之地。西汉建国后，鉴于蜀地是“帝业所兴” ，又是汉王朝重要的粮食和兵源基地，所以“不封藩王” ，划为“天子自有”之地，为中央直辖，这样也不受西汉时“七国之乱”的影响。长期处于汉王朝稳定政治统治下的四川，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加快了汉文化在蜀地的传播及与原蜀文化的融合。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至广州，发现蜀商经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牂柯江（ 今贵州北盘江） 运至广州的枸酱。汉武帝命唐蒙招降夜郎，出兵牂柯江以攻南越，并使夜郎周围的部落归汉。汉王廷又发巴蜀数万民众修南夷道，直通牂柯江和滇池区域。汉武帝还命蜀人司马相如入川，抚谕民众，经营西南边事，招抚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并在其地置县，归蜀郡统辖。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云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发兵攻占且兰（今贵州贵平、黄平一带）及夜郎，置牂柯郡。公元前109年，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东汉，四川政治比较稳定，时称“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73个县，民户达到117万多户、469万口，人口发展超过了西汉时期。
（四）四川的发展及蜀文化的新生
汉代四川的稻作农业十分发达，水稻亩产达到780～1160斤，成都平原已是全国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生产相当发达。成都平原边缘地区以种植芋类为主。汉代四川的林业、牧业和渔业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如柑桔、荔枝、桑、麻等，均普遍种植，尤以茶叶名闻海内，是中国茶文化的最早起源地。
汉王朝在四川设有3处工官，并在成都设车官和锦官，管理四川的手工业。除名扬海内外的蜀锦外，蜀布的名声也盛极一时。蜀布又称为“黄润细布” ，一匹蜀布价值数金，是布中极品。汉代四川的金银加工艺术非常发达，产品除畅销全国各地外，还远销乐浪（今朝鲜境）等地，蜚声海外。汉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以成都为中心，产品多销于湖北、湖南，也远销朝鲜，以其质地优良、制作精美而名传于世。
汉代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网络继续扩大和发展。成都不但号为名城，为西南第一大都会，而且与中原的洛阳、临淄、邯郸、宛齐名，并列为全国“五都” 。公元初，成都人口仅次于京师长安，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汉代四川商业兴盛，成都的市场上，商品齐备，应有尽有，而且“市廛列肆” ，时人称之为“万商之渊” 。汉代四川进一步开发利用了“滇缅道”（蜀身毒道），发展了中印国际贸易，成都也成为著名的国际都市。
经过秦汉政治经济政策的改造及直接作用，四川的古蜀文化逐步消失了，但一种新的蜀文化在与中原主流文化的感应融合中诞生了。这种文化在多方面向着汉文化迅速转化，形成一种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体系。

第二节 古蜀文化概念及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概念
（一）古蜀文化的渊源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使四川在遥远的远古就形成了比中国内地其他地区自律性更高的地域文化——古蜀文化。
古蜀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考古学上的文化。它指的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和。考古学文化定名的一般原则是以最早发现的小地名作为文化的名称。“至于时代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巴蜀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首先是一种文化必须是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这些类型品是经常地、独有地共同伴出。第二是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换言之，不仅在一个墓地中的几个墓葬内，或一个居住址中的几座住宅内发现，而是在不同的墓地和居住址中都发现过它们在一起的。再者是我们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
从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古蜀文化，是指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古蜀族和蜀地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过去，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只讲黄河流域——由龙山文化至夏商。七十年代扩展到辽河流域——由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长江流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到吴越荆楚文化。
八十年代，随着三星堆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考古工作，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长江流域上游在四千多年前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文明的光芒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放射出来，波及影响到了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有明显地理范围的文化区域——古蜀文化区。
（二）古蜀文化与巴文化
文献中和实际中常常提到的巴蜀文化，其实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多元总和。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 《李斯传》载谏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拨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在商周之际，这一区域则只称蜀。在古代文献中有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蜀的记载。根据彭州出土的“覃父癸” 、“牧正父己”铭文的铜觯，证明参与武王伐纣的蜀就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
从《尚书·牧誓》记，当时参加伐纣八国有蜀，以后与周王朝关系一度亲密。平王东迁后，特别是战国时期与秦交往较多，之后成为秦地，在统一战争中成为秦对楚作战的前方基地。
到了东周战国时代，由于巴蜀两大诸侯国并举，以及四川盆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形状，人们往往巴蜀并称。《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 。实际上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陕西旬邑周原卜辞有关记载中有蜀无巴。因此，我们将这遥远时代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古蜀文化。
至于将巴与蜀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两地山水相接，导源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四川盆地，这是一个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巴与蜀曾有过长期同处一个盆地的时期，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域包括了重庆及三峡的巴文化地区。二是发现时它们是已是属于行将消失的晚期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且当时资料较少，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因此，巴蜀之称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的。
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巴文化和蜀文化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巴蜀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从巴蜀文化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逐渐迁至重庆，其渊源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后者则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其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安阳殷墟中称作“蜀”的地区，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古蜀这个文化圈的范围，已被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所印证，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甚至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中坪均有发现，其中的蜀文化成份与距成都平原的距离呈反比，呈现出古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
二、古蜀文化的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兴起发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能确定蜀文化的源头。但无需讳言，这种文化是远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的成果。
古代蜀人的主要活动地方就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地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区。因此，探寻蜀文化的源渊主要着眼于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充分表明：在距今4000年以前，成都平原星罗棋布般地分布着多种文化群落。这些文化群落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分布。成都平原这支具有空间广延性并具连续性分布状态的文化，便是早期的蜀文化。所以，成都平原有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物质文化遗存分布广泛。而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域，则是广汉、成都及周围地区，这一带的文化中心区是岷江流域及成都平原，而又以岷江与沱江之间的成都平原偏北地区为主，在这一地域陆续发现了多处早期的古城遗址。
继三星堆古城遗址后，1995年之后，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等早期城址。距测定，这些古城距今约4500年，在时间上早于三星堆。可以肯定，在成都平原一带早期还有更多的城市分布。根据考古研究，上述诸城早晚关系为：宝墩－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城，再是三星堆，它们构成了一部古蜀早期古城古国发展史。这些古城的兴衰，与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迁移有关。换言之，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最先修筑的是宝墩古城和芒城。后来由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政权更替），自然方面的原因（比如洪涝灾害），古蜀人从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移居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他们放弃了以前的城邑，相继修筑了鱼凫城、郫县古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往后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崛起和兴盛。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四周为高峻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丘陵所包围，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复合冲积扇平原。来自西部高山的河流一出山口后即呈扇形散开，使得整个平原河网密布。同时，受盆地地形影响，河水不易外泄，地势低洼之处，容易积水成湖成泽，洪水一来更是一片汪洋。所以，正如《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 这就决定了蜀人进入成都平原时，必须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斗争，也就必然有一个辗转迁移治水的过程。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农耕文明。
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城等古城遗址，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西南部到腹心一带，说明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先从平原西南边缘治水建城起，再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心地带。这批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地带最早诞生的城市文明。
早期蜀地邦国林立的状况是相当持久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在考古发现的成都平原距今4000多年的几个古城遗址中，最大的面积达60万平方米，最小的则才10万多平方米，其出土的资料在文化上既相似又相异。此种状况说明：在古蜀这块土地上，各部落既有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文化特点；不同古城城墙这一防御设施的存在，表明他们中呈现的冲突和矛盾。最后，强者进一步演化为胜者，成为蜀地的主宰。
从文献记载来看，确切可知的蜀人的历史是从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末叶）开始的，在武丁时甲骨文卜辞中曾多次提到“蜀” ，那时的蜀人已拥有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城域。由于蜀与商分属于不同的政权体系，并且蜀国没有成为商的外服方国，故蜀地城市建筑没有遵守商朝关于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新兴的古蜀文化兴起后继续相对独立发展着。例如，按照中原城市规模等级制度，方国之都绝对不能大于王都，如山西夏县的东下冯、湖北黄陂等中原古城就是如此。但四川地区不受中原规格约束，蜀地城市的建设方式与商城体系也不一样。在三星堆，古蜀城周边分布着密集的居址，城市内部都有主体建筑和一般性建筑，拥有作坊区、生活区、宗教区、宫殿区，城市的布局和功能分区与中原古城明显不同。
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的古城，代表了古蜀文明。其中尤以三星堆文明最为引人注目，它所代表的古蜀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将向外扩张、辐射。两条向南的大江，为古蜀文化顺游而下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顺地势由高向低传播也是必然。跨过盆地北缘，早在夏商时代，古蜀文化就开始向北拓展，连续分布到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在西周时期甚至影响到了渭水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成为蜀文化向北传播的边缘分布区。西南大渡河、青衣江一带也受到这种文明的影响。
先秦时期，蜀既是一族称，也是一方国。甲骨文中就记载蜀与商的密切联系，周武王讨纣时，蜀等国相从。之后，中原与蜀地文化的交流渐多，直至秦灭蜀。古蜀文明中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二）古蜀文化的历史分期
四川盆地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蜀地史前文化最早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古人类的化石、旧石器遗址等代表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野蛮状态的遗存，在区域内时有发现，如资阳人、汉源富林旧石器文化遗存、广元中子铺文化以及茂县营盘山文化、广汉三星堆早期文化等。
古蜀地区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目前还存在许多缺环，两者之间是否是有直接的继承演变关系，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如果以最早文明的诞生作为史前文化结束的标志及古蜀文化的开始的话，那么，古蜀史前文化基本结束于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叶。
古蜀文化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盛衰兴亡不可避免。纵观古蜀文化的发展进程，其文明演变的时序是：
第一期——滥觞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时期。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早期蜀文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著标志是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这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早期的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青铜制作业已经出现，代表器物主要是兵器和工具。对应于文献，正是传说中的“三代蜀王”时期。
第二期——勃兴期，这个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到周初的时期。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方式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雅安沙溪、汉中盆地等为支撑点的文化圈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达到极盛的顶点，经济也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蜀地青铜文化进入全盛期，代表器物主要是礼器和酒器。
第三期——扩张期，这个时期相当于西周到春秋早期。古蜀文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文化广延性大为增强，古蜀文明的空间架构不断扩大。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在精神领域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已向纵深发展，城市体系扩大，国家形态日益成熟。
第四期——鼎盛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晚期。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体系的成熟，文字制度的形成，礼乐制度的完善。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之初是春秋早期的鳖灵入蜀，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了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文化影响都比较大的开明王朝。这一时期末是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然后秦从中原向蜀地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形态上消失，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也随之中断了，逐步融入中国大文明的范围中了。
第五期——转型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叶。古蜀王国虽然退出历史政治舞台，但是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还存在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联系巴蜀历史，谈谈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４５００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
（《衡州上元记》）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
奉献。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
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禹兴于西羌”，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浙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诡异特色，主要表现在具有地方性的礼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则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这说明它善于在创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创造体现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神器的基础上，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为其特征，表明长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这是彼此开放交流的结果。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是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汉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诺音乌拉和朝鲜的乐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谑称“李波斯”。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 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闭板结和落后保守的一面，这是自然经济带来的必然的特
征；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采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掌握这一矛盾运动的特征，充分利用其开拓性、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对于推动今天四川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经验。

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语）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

在巴蜀文化体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 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
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地方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我们仍然可以细致区分出：重庆人开拓进取性强，成都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重庆人善于创业，成都人善于守业，二者又常常在生产、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显出四川人共同的个性来。

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所以，从西晋裴度的《图经》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直到１９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内隐的心态和价值系统具有巴蜀的个性。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这对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整合不同心态， 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 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

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治的精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贬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转，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 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承传巴蜀文化的特征， 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

认识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三大特征对于培育四川人的改革开放意识、改革大局意识和开创跨越意识有着极大的作用。

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对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 则要善于发掘和积聚。只有这两方面研究和认识深入了，工作扎实了，解放思想，勇于开放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文化的整体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对于巴蜀文化特别突出。举例来说，巴界的方位观念就与北方和中原不 同。远在古代，中原人是东、南、西、北的观念顺
序，而蜀人所著《山海经》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方位顺序观念则是南、西、北、东，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直到现在 ，成都人与北方人的方位观念也有明显差别。北方人习惯用语是向南向东来指示方向，这是以宇宙为坐标体系，人是服从于这个坐标体系的，所以用东南西北的坐标来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头语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拢倒拐”等话来表示方向，这是以 人的身体为中心，人是座标体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体的前进方向来指示道路。这种人本思想十分可贵。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结构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趋同化、单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态与城市文态被建设性的破坏所消极影响的今天，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搞好环境配置，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对于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处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县级经济改革、扩权试点、股份制试点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这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往往单个超前多，整体超前少，且不易持
久，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是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开创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建设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通过巴蜀文化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的研究得出来的一些认识。

茶道礼仪 中国茶道有哪些饮茶礼节

不同民族宾客的接待
1、汉族人茶饮的风俗特点
汉族大多推崇清饮，茶艺服务人员可根据宾客所点的茶品，采用不同方法为宾客沏茶。采用玻璃杯、盖壶沏泡时，宾客饮茶至杯的1/3时，需为宾客添水。为宾客添水3次后，需问宾客是否换茶。
2、藏族人喝茶的礼节
藏族人喝茶有一定的礼节，喝第一杯时会留下一些，当喝过三杯后，会把再次添满的茶汤一饮而尽，这表明宾客不再喝了，这时茶艺人员就不要再添水了。
3、接待蒙古族宾客的注意事项
接待蒙古族宾客时，要特别注意敬茶时，用双手，以示尊重。当宾客将手平伸，在杯口上盖一下，这表明宾客不再喝茶，茶艺服务人员可停止斟茶。
4、傣族的“三道茶”
茶艺服务人员在为傣族宾客斟茶时，只斟浅浅半小杯，以示对宾客的敬重，对宾客要斟三道，这就是俗称的“三道茶”。
5、维吾尔族的“茶俗”
茶艺服务人员在为维吾尔族宾客服务时，尽量当着宾客的面冲洗杯子，以示清洁。为宾客端茶时要用双手。
6、壮族的“茶礼”
茶艺服务人员在为壮族宾客服务时，要注意斟茶不能过满，否则视为不礼貌；奉茶时，要用双手。
不同宗教宾客的接待
1、茶艺人员接待信奉佛教宾客时的礼仪要求
茶艺人员接待信奉佛教宾客时应行合十礼。
2、茶艺人员与信奉佛教宾客交谈时的注意事项
茶艺人员与信奉佛教的宾客交谈时不能问僧尼的尊姓大名。
3、接待僧尼施礼的注意事项
茶艺人员在接待僧尼施礼时，不能主动与僧尼握手。
特殊宾客的接待

1、茶艺人员为VIP宾客预定服务要求
茶艺人员为VIP宾客预定服务，每天要了解VIP宾客是否有预定，包括时间、人数、特殊要求等都要清楚。
2、接待VIP宾客茶品配备要求
根据VIP宾客的等级和茶艺馆的规定配备茶品。
3、接待VIP宾客时服务质量要求
（1）所用的茶品、茶食必须符合质量要求，茶具要进行精心挑选和消毒。
（2）提前20min将所备茶品、茶食、茶具摆好，确保茶食的新鲜、洁净、卫生。
4、接待年老体弱宾客时的注意事项
对于年老体弱的宾客，尽量能安排在离入口较近的位置。便于出入，并帮助他们就座，以示服务周到。
5、接待有明显生理残疾宾客时的注意事项
对于有明显生理残疾的宾客，要注意安排在适当位置就座，能遮掩其生理缺陷，以示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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