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陶瓷装饰中的八破纹

漫谈陶瓷装饰中的八破纹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虽然影响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随着现代陶艺的崛起，又成为诸多陶艺家绘制的背景纹饰之一。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锦灰堆”一词出之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的纹饰条目中，对“锦灰堆”也介绍说：“瓷器纹饰之一，兴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种繁密的规矩图案画”。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义的八破纹的画面。同治年间也出品过不少以八破为题材的艺术瓷盘、笔筒等物件。作者曾于好友处见一私藏的八破纹瓷盘，是光绪年间彩制的，边饰为四季花鸟，主饰则是《耕织图，介子园画谱》残籍、《墨龙图》破幅，信扎散页“康熙通宝”的损迹，其混杂堆迭，似无序无章却气韵一体，值得细品体味。然而有人断言这仅是一件博古纹彩盘，其实不然。博古纹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纹则是残缺的，这就体现了八破纹最基本的特征—“破”。这种纹饰的产生和涌现，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时表现某种“废虚”情结。不仅暗示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转折，同时也是对那时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金石学的兴盛，诸如“残缺美”之类，审美观念的普及同时，列强入侵，江南文物毁于战火，这“毁烬残篇底蕴深，赢秦残酷不堪陈，当时古迹今难见，以此聊表旧精神”的八破纹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显见是与当时的审美理念、社会现实，视觉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

由此可见，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审美旨趣和时代背景的绘画纹饰，不管它怎样经历过“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样经历变迁革新的演变，都是其主题思维及表现形式的延伸和张扬，都是其纪实性、包容性的传承和展示。八破纹所产生的影响和在现在陶艺中的应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何鉴别瓷砖的好与坏

如何鉴别瓷砖好坏：
　　第一点：看
　　看主要是指查看瓷砖的表面质量，下面按照釉面砖和玻化砖两个方面来介绍：　　1、釉面砖：
　　主要是看瓷砖表面是否有黑点、气泡、针孔、裂纹、有无划痕、色斑、缺边、缺角等表面缺陷！缺陷多的砖的质量相对而言较差！ 　　2、玻化砖：
　　玻化砖除了看砖面是否有黑点、气泡、针孔、裂纹、有无划痕、色斑、、缺边、缺角等表面缺陷，还要注意是否有漏抛、漏磨等缺陷。 　　无论是什么品牌的产品，胚体都应该有瓷砖的品牌标记，查看底胚商标标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底胚上都有清晰的产品商标标记，如果没有的或者特别模糊的，建议慎选！　　第二点：掂
　　就是掂分量，试瓷砖的手感，对于同一规格产品，厚薄相同的产品，质量好、密度高的砖手感都比较沉，反之，质次的产品手感较轻。
说明瓷砖的好坏和瓷砖的厚薄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是看瓷砖的密度！
　　第三点：听
　　通过敲击瓷砖，通过听声音来鉴别瓷砖的好坏，下面按照厨卫墙地砖和玻化砖两个方面来介绍： 　　（1）墙砖或者小规格瓷砖
　　一般是用一只手五指分开，拖起瓷砖，另一只手敲击瓷砖面部，如果发出的声音有金属质感的，瓷砖的质量较好，如果没有金属质感的声音的瓷砖质量较差！
　　敲击方法如下图 （2）大地砖（客厅等地面是使用的玻化砖或者仿古砖）
　　用一只手提起瓷砖的一边，用另一只手的手心上部敲击瓷砖的中间，如果发出的声音浑厚且回音绵长如敲击铜钟之声，则瓷砖的瓷化程度较高，耐磨性强，抗折强度高，吸水率低，不易受污染，若声音混浊，没有回音，则瓷化程度低（甚至存在裂纹），瓷砖的胚体煅烧不充分，耐磨性差、抗折强度低，吸水率也会高一些，这样的玻化砖极易受污染。
　　敲击方法如下图　　第四点：拼　　将相同规格型号的产品，随意取出4片，进行拼铺，通过这个步骤可以检查瓷砖尺寸大小、平整度、直角度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1）检查瓷砖的尺寸问题
　　将两片同样型号的产品取出两片至于水平面上，用两手的手尖部位来回的沿瓷砖的边缘部位滑动，如果在经过瓷砖的接封处时没有明显的滞手的感觉的，说明瓷砖的尺寸比较好，误差小，这样的尺寸误差越小的瓷砖的铺贴效果会越好！相反，如果有明显的滞手的感觉瓷砖，说明瓷砖的尺寸误差较大，会影响铺贴的效果！　　（2）检查瓷砖的平整度问题
　　将两片或者四片相同型号的瓷砖，按照相同的纹路拼铺在平面上，用手在砖面上来回的滑动，如果经过瓷砖的接缝部位是没有明显的高低感，说明瓷砖的平整度好，反之，说明瓷砖的平整度较差，会影响瓷砖铺贴的整体效果，地砖如果平整度较差，严重的情况还会绊倒人！所以这点要引起注意。　　（3）检查瓷砖的平整度问题
　　现在瓷砖主要还是以长方形的为多，瓷砖的每个角都是直角，如果直角度差的话，也会影响瓷砖的铺贴效果，取四片相同型号的砖，进行拼接，如果出现四片砖不能接缝紧密，总是一条或者两条接缝出现缝隙，说明瓷砖的直角度不是特别好。
第五点：试　　主要是针对于地砖的防滑问题
　　对于地砖而言，材质主要分为玻化的和釉面的两种，对于现在瓷砖的防滑问题，现在大家的通行做法是在砖面上加水，然后再在上面踩试，看是否滑，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完全妥当的，因为有些瓷砖，特别是玻化砖，再加水后，会感觉更涉脚，这个原理有点类似于在玻璃之间加水，如果要想将玻璃给掀开，发现很困难，因为水挤掉了中间的空气，使砖和鞋面接触更紧密，所以感觉更涉脚，而有些玻化砖在不加水时却感觉比较滑，对此，我个人的建议是加水和不叫水两个步骤都试一下为好

陶瓷艺术的文化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虽然晚于日用陶器，但是，从雕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躯。 　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一直至唐代，不仅佳作连年问世，而且高峰迭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唐的陶塑艺术，代表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已颇具艺术魅力。夏商时代的陶塑艺术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出色地塑造出日用陶器的造型。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厚葬风气的盛行，陶塑的主要用途便发生了变化，它从欣赏品衍变为随葬的冥器，它的品种随之不断扩大，制作方法日趋丰富。因此，在战国、秦汉乃至于唐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陶俑。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冥器。秦代陶塑突显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秦始皇陵出土的7000兵马俑，个个如实塑制，充分显示出秦代陶塑高超的雕塑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形象之逼真，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
汉代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我国陶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汉代前期，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陶塑艺术风格，型体比较高大，注重细节雕画的质朴，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在题材上，就地下出土的陶俑所见，多为军阵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的时代特点。西汉中后期，反映追求生活享乐的各种陶塑在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注重体现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东汉陶塑艺术，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塑的题材更加广泛。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陶塑简朴豪放的造型，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其外的蕴义，而且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制度，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此时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代陶塑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及经济高潮相辉映的，它是气魄宏伟、风光壮丽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象反映。
汉代人物的陶塑，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倾力于动势的追求，通过大轮廓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才华。汉代动物的雕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也是罕见的。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
汉代陶塑制作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59类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为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准
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泛滥。东汉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冥器制造的官方机构，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冥器的规格。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从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的发展。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中国陶瓷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便出现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土与火”的艺术不断丰富、成熟、推陈出新。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又经过千余年的创造积累，东汉时期，首先由浙江地区的制瓷工匠“点土成金”，创烧出成熟的青瓷器。此后历代各具风格多姿多彩的瓷器迭出不穷，美不胜收。中国陶瓷经历了从陶到瓷，陶、瓷齐驱的发展历程，被喻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陶瓷史话
中国陶瓷是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化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制造使用和欣赏陶瓷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的科学技术。
通俗地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 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
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陶瓷包括的范围较广，有些能耐水，有些并能耐酸。广泛应用于建筑、化工、电力、机械等工业及日用装饰等方面，此外，用粘土以外的其它原料，依陶瓷制造的工艺方法制成的制品，也叫做陶瓷，如块滑石瓷，金属陶瓷，电容器陶瓷，磁性瓷等。广泛应用于无线电，原子能，火箭，半导体等工业。
从结构上看，一般陶瓷制品是由结晶物质，玻璃态物质和气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物质在数量上的变化，对陶瓷的性质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陶瓷的老祖宗是“硅酸盐”，习惯也稼“硅酸盐陶瓷”，由于现代陶瓷发展得非常快，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来改进硅酸盐陶瓷，不断提高配方中氧化铝的含量，加入许多纯度较高的人工全成化合物去代替天然原料，来提高陶瓷的强度，耐高温性和其它性能。
后来发现，完全不用天然原料，完全不含硅酸盐，也可以做成陶瓷，而且性能更为优越。于是历来完全由硅酸盐统治着的陶瓷家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完全，崭新的不属“硅酸盐”的现代陶瓷。
确切说“陶瓷”的定义为：陶瓷是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粉状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由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的无机化合物构成的多晶固体材料。不论是传统的硅酸盐陶瓷，还是现代陶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历史过程不是单纯的事件过程，而是行动过程，这个行动过程又被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过程所支配。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时，就不能只关注表象，而应搜寻那些蕴涵着思想的外部表征，即关于人类心灵在过去的岁月中留下的痕迹。 无纹而饰的釉色之美 脂玉般莹润而略带透明质感的青色，是青瓷有别于其它类瓷器的最显著特征。由于青釉的质感、色泽及其隐隐透出的人文气息本身已经与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十分吻合，因此，青瓷常常以无纹为美。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青色怀有敬意。青色，在先民心目中意味着生机、宽广、正直、高尚。青瓷的出现恰恰暗合了中国人的这种敬天尚青的内在精神需要，因此在瓷器的釉色上有了以青为主的取向。
青瓷釉色的微妙之处是难以言传的，所以古人常常用借物、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如唐诗人陆龟蒙在《题秘色越瓷》中有这样的诗句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此来形容秘色瓷的釉色之美。这种釉色应是偏绿的青色，如同在深山幽谷中，给人以满目青翠的润透清新之感，这类偏淡碧色的釉还应包括“葱翠”、“梅子青”、“豆青”等。另外，人们还称汝器那种青中偏蓝的釉色为“雨过天青”，而汝器之所贵，也正在于这种青蓝色的闲澹之中，含有深远无穷之味。这种釉色还有“卵青”、“粉青”、“灰青”等，每种青色之间都有所差异，但都略偏蓝色。青瓷釉色之微妙不但在于有冷暖之变幻，还因窑焰而有浓淡之差异，像不同季节里的天空、山川、湖水一样，又如同中国人的性情——含蓄、玄妙而灵动。
没有纹饰的青瓷，可将之喻为一位恬淡的仙人，常默默无言，心灵却非常微妙、闲适、优雅而自乐。这是一种在宁静中显示出的静谧之美。宋瓷中的汝、龙泉、影青等都以无纹为胜，且通常以厚釉为上，因为釉之厚薄如水之深浅。愈深的水、愈厚的釉，愈能给人以深邃、神秘的感受。显然，青瓷的釉色非常符合道家所崇尚的“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标准。
此外，人们在赞美一件青瓷时，常常将其喻之为玉，如“越泥似玉之瓯”、“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瓷玉相通，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中华农耕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观的延展 ；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正所谓 ：“类冰比玉，以玉喻德”。因此，瓷器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审美主流。 片纹雅饰 虽然青瓷的釉色充满了魅力，但青瓷并非全都遵循“无纹而饰”的原则，宋瓷中的哥窑就以开片而闻名。开片是一种釉面裂纹，是因瓷器胎釉受热后收缩系数不一致而形成的。这种现象早在原始青瓷时就出现了，本来都是被视为窑疵的。到了宋代，哥窑始创了以开片纹为釉面装饰的风格。孙瀛洲在《谈哥汝两窑》中谈到：“汉唐以来瓦器、瓷器釉上，多有本色细碎片纹，隐约可见，都是自然的片纹，而哥窑的片纹则是由人工技巧控制而烧出的。”哥窑的片纹在纹理上是很有讲究的。“小片之细碎者曰鱼子纹，大片之稀疏者曰牛毛纹。”（《陶雅》）这种片纹还被称为“百圾碎”。据《龙泉县志》记载 ：“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浅白，断文号百圾碎。”后来这种装饰手法被官窑所效仿，出现了亦以开片为饰的官窑瓷。
古窑器的片纹与釉色都是随着窑焰而自然生发的，这两者又往往妙契呼应，色因窑焰而变化，而其雅俗亦是仁智互见，一般来说以纹线明朗爽快兼曲折有致者为上。将这种片纹自然的青瓷和无纹饰的简洁典雅的龙泉窑瓷相比，又多了几分凝重的气度。文人雅士们也非常钟爱这类瓷器，故常常用它来制作笔筒、砚、洗等物，以示高雅。 刀法如笔意，布局通画理 如湖水般润澈的青瓷，具有厚釉失透之感。根据这个特点，青瓷除了以无饰为饰外，还产生了一些适宜于这类釉色的装饰方法。如刻花、划花、贴花、印花、堆雕、雕镂、弦纹等。其中以刻花最为典型。这种装饰手法早在越窑早期就已出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风格迥异、极具地域个性的南北两派。南派以龙泉窑为代表，以端庄典雅为特色，刀法含蓄、细腻，刀痕深处的釉肥厚，色泽深澈，而刀痕浅处色泽渐淡，富于变化，在静谧之中又多了些动感，正所谓“林之无鸟不静”。与南派风格不同的北派耀州窑青瓷，胎体相对较厚，属厚胎器物，因而在刻花装饰上以深刻的手法为主。即沿着纹饰的轮廓线垂直刻下，进刀较深，纹饰以外按一定坡度近深远浅地剔出适当的空地，上釉烧成之后亦是凸的地方釉薄色浅，凹的地方釉厚色深。但由于耀州窑的凹凸对比相对于龙泉窑要强烈得多，因而在层次上更为清晰，黑白反差亦更显著，具有浮雕感，给人以粗犷有力、刚健泼辣的印象。
青瓷的刻划很像书画中的笔意。刀法随笔意，笔意追刀痕的例子有很多，如远古的金石、甲骨文字、隶篆书法和远古陶器上的刻痕。同样，在不同时期的青瓷刻划上，也可看出同时期绘画笔法的明显变化，如六朝以后书画笔法的刚柔兼备与晚唐五代越窑瓷上的刻划相呼应，正所谓“阴刻细线见指功柔，斜刀坡撤显腕力泼。”到了宋代，雕法刻艺已达妙境。
优秀的青瓷装饰除了需要刻划工夫外，更需要进行经营布局，合理安排整个装饰面。在瓷器上，由于其立体的特性，在装饰过程中，既要考虑纹饰结构的中规中矩，又要兼顾上下左右的收放争让之趣。
当我们通过心灵去体验那些隐含在具体瓷器中的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时，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器物的制造不仅仅是包涵纯技术的成分，在超越了单纯地为求取生存的物质事实的界限后，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恰好在器物里找到了一个直观的宣泄口和可靠的栖息地，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生活中所能依据的传统内容。 陶瓷艺术与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陶瓷艺术家们，或许从这种比较中，获得对陶瓷艺术特征的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以加强陶瓷的表现性和抒情性，创作出更加有审美力度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漫谈明清两代的青花山水瓷器

青花瓷与山水画是中华艺术文明历程中两门辉煌的艺术。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学术界虽然存有不同的界定，但青花在元代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釉下彩品类应是没有争议的事实。青花瓷与山水画在其各自的发展中又相互借鉴影响，并终于在明清之际得到真正的结合。

　　明代是中国制瓷业的又一个全盛期，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一个高峰。不仅工艺与器型发展到一个较为完备的阶段，装饰风格也同样异彩纷呈。元代戏剧的新兴和繁荣使人物故事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物题材同样进入了瓷器装饰的领域。

　　明代瓷器中的山水画元素就首先出现于人物画装饰中。山水作为人物故事的一个背景在瓷器中大量出现，但分布较为零碎，且往往“人大于山”。从笔法看仍只是工艺上图案式的勾画、填充，尚未形成文人山水的笔墨与意境。

青花郊游图瓶

　　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郊游图瓶”具有过渡期的典型特征。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人物仍是主要的描绘对象，但对山石的描绘已较为具体细致，山石、古木、流水等元素的组合已具备。另一方面，山水的组合构图虽尚未达到绘画上的成熟程度，但对山石的描绘已出现浓淡层次上的变化，如以波折的铁线描刻画山石轮廓，并以不同层次色料点染。这种山石肌理的笔墨呈现显然是人为的努力达到的。观察同时期的其他装饰组成，如云气、苔藓、花木等的表现也不同于之前的程式化图案，而具有绘画的随意灵动性和笔墨意趣。

　　至顺治朝，虽然政权更替，但仍延续了明末的风格，并承应了这一趋势。从这件清顺治的标准器就足以看到山水画在青瓷上绽放异彩的趋势。此间，主导器身、构图成熟的全景山水陆续出现，从题材上看，也已从明末的戏曲人物故事背景过渡到了完整意义上的山水画。这件表现成熟的山水青花瓷器使我们有理由断定其绘制是以绘画作品为模本的，甚至绘制者本人也是长于山水丹青的绘画高手。

　　山水图中的笔墨线条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钉头鼠尾描勾勒瀑布；近山皴染并用，远山适当勾染；潺潺云气虚实得当，整个器身装饰共同显现了一种和谐的文人意趣。空白处还有隶书题词和不规则状闲章，而从“癸巳秋日写为西畴书院”的纪年款也能看到此件器物与文人的关联。

　　题款及印章在清代瓷器上大量出现，顺治早期多为隶书。文字、图像结合的装饰前代早已有之，但图像多为无主题装饰，与文字的内容指向并无关联。而清代器物上出现的图文结合往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至出现了一批布局巧妙的藏诗画。

　　从现有实物和资料看，当时制造了一大批归帆图、渔隐图、读书图等典型的文人山水题材青花瓷器。需要说明的是，明末政治动荡，官窑长期处于衰败状态。至清初，政权初定，官窑仍处于停烧状态。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山水瓷器大部分出自民窑，也可以说山水图在瓷器上的绘制即开创于民窑。

　　康熙年间，山水题材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该时期的官窑、民窑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苏。胎土淘洗洁净，优质细腻的白胎成为绘制较为疏朗山水画的极好媒质。山水不仅出现在瓶、笔筒等雅玩之物，同样还扩展到了更多的日常器物，如盘、碗、杂器，无不出现山水。山石表现技法更为完备，皴法多样。

　　康熙早期多“斧劈皴”，至晚期“披麻皴”、“牛毛皴”亦被成熟应用于瓷绘，并在细节上具有新的内容，如在较为空旷的天空出现成排归雁和星斗图像。

青花山水图方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山水画中星斗纹极为鲜见，而在康熙一朝的山水瓷器中，似乎对这种日月星辰的描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青瓷的断代问题上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参考因素。此外，该时期的题款无论出现的频率还是字数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诗、词，散文、赋同样也成为与山水左右呼应的一种风雅装饰。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山水图方瓶”，瓶身两侧绘山水，分别是苏轼与友人泛舟于湖、于峭壁观望赤壁。另两侧为前、后赤壁赋，赤壁题材在康熙朝十分普遍。

　　这种图文穿插的装饰方法多出现在器形较大的方形或多面形器物上，也有部分以开光的形式出现。琢器类如瓶、笔筒一般是腹部绘全景山水，颈部饰以较为简洁的图纹，如菊、竹、几何纹。盘、碟等圆器类中主体山水一般位于盘心，口沿饰以几何纹，亦有以局部山石作为边饰，或仅于口沿和底部分别绘以双线和简单的纹理。无论是技法还是表现意境，都趋于成熟，整个瓷绘风格与同时期的绘画达到了同步。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中评价当时的瓷器装饰：“康熙画笔为清代冠，人物以陈老莲、肖尺木；山水似王石谷吴墨井；花卉似华秋岳，盖诸老规模沾溉远近故也。”

　　雍、乾朝的瓷器品类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粉彩以其雍容华贵的气派、富丽堂皇的色彩成为上层阶级用瓷的主流。

　　发达的颜色釉成为当时瓷器业的特征，五彩、斗彩异彩纷呈，装饰又回归到较适合色釉表现的花卉纹样。淡雅、清逸之风遂为鲜丽明艳的多色釉取代。

珐琅彩山水图碗

　　特别是珐琅彩的成熟掌握，其彩绘用料方式区别于传统工艺以清水或胶水调和的方式，而是以油料调合施彩。从色到料的物理性能推测，缓慢的绘制成为可能。这也是当时器物装饰风格达到细腻、精美、繁杂之致的工艺上的条件之一。乾隆期间的珐琅彩或五彩中仍可以见到的花卉、禽鸟与单色山水的结合，但大面积的全景山水明显减少，而往往只是截取山水的部分安排在多面开光中。这种装饰风格的结合反映了皇室阶层为宣扬国家繁荣昌盛，在风格上追求大富大贵的趋势，同时又难以抛开雅好丹青的文人情结。除青花外，又有新的色料被用以表现山水，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款“珐琅彩山水图碗”。

　　据清宫档案记录，此碗系雍正十年宫廷画家邹文玉所绘，并在当时得到雍正帝的夸赞，得赏库银十两。可见瓷上山水虽起于民窑，但影响深远，深受皇族喜好。山水瓷器经过色料和布局上的改造之后，成为宫廷的御用之品和达官显贵的府第珍藏。

　　山水画在青花瓷上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以下几点：

1、色料的改进和工艺的掌握

　　青花色料最初多为进口原料，常用的一种称为苏泥勃青，其含铁高，含锰低，由于原料含较高的铁元素，在瓷器烧成后会产生一种结晶斑点，并出现浸漫的效果。这虽与墨色施于宣纸的效果类似，但其发色却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人为很难掌握，绘制较为细致的人物画和注重笔墨的山水画难度更高。

　　明后期国产原料普遍采用，如康熙年间就普遍使用国产浙料，它含锰高，含铁低，性能稳定，可以较缓慢地绘制。这使工匠可以摆脱流水式程式化图案的局限，作一些全景山水的尝试。

　　“分水法”在明天启年间已创立，而在清代康熙时期，被广泛运用到青花瓷器装饰上，因此康熙青花瓷素有“康青五彩”之说。“分水法”是根据绘制需要把颜料与水按比例进行调配，使青花装饰产生不同的色阶，具有传统的国画“墨分五色”的效果，由此突破了历代青花平涂的袭饰方法。

　　分水皴法将涂、染与各种皴法巧妙结合以表现山石，并充分塑造了景物的空间层次及立体感，传统绘画的远近、干湿、虚实得到了生动地体现。无论是远山近水、飘渺云雾，还是疏林茂丛，其绘制手法不亚于纸上山水。

2、装饰风格的自身发展规律

　　青花瓷器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其装饰的精巧、繁缛、纤细达到极致，以清逸、淡雅的山水入画反成为一种全新的装饰风格。文人山水所追求的审美取向，笔法的苍劲多变、设色的清新淡雅、意境的深幽阔远，画面的别开生面直接冲击着以往陈旧的装饰风格。民窑率先突破了规范化风格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写意花鸟、人物、山水题材的画面。

　　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绘画的影响，瓷器装饰中主题性图像逐渐兴盛，工艺性特征的边饰逐渐被弱化，并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装饰空间留给主体纹饰，这种装饰手法在崇祯时期青花瓷作品中大量出现，成为最有特色的装饰构图之一。

　　传统的装饰纹样往往取材于自然现实，注重视觉效果的表现，但这种无主题的装饰纹样势必会流于程式，这就需要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中的精华。于是一种既有形式感又具人文内涵的题材适时地补充进来。

3、制作、使用、收藏群体的形成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官窑数次停烧，而民窑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少。并且官窑中部分技艺高超的陶工流入民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窑瓷器无论质量还是款式都应该相应得到提高，同时反过来影响官窑的设计。

　　明代官窑的制瓷业很长时间是由宦官掌管，其审美取向对整个瓷器风格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清代，特别是康熙十九年以后，朝廷派官员监造和管理官窑，其中不乏擅于丹青、通晓绘事的督史参与瓷样的绘制，直接影响了瓷器的样式设计。如康熙时的刑部主事刘源就画了不少瓷器图样。《清史稿》记录：“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其所画的瓷样无疑会对整个瓷器风格产生影响。民窑画工也竞相学习丹青，在绘画技法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文人和宫廷画家直接参与到青花装饰艺术的创作。《陶雅》中曾记载说“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人化，波澜老成。”

　　明清资本经济的发展蔓延至整个文化领域，文人阶层也参与到市场领域，官、商、文士阶层界限逐渐打破，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雄厚、趣味高雅、社交广泛的大收藏家。上等瓷器的收藏、使用人群由皇室扩大到更大的社会层面。士夫官宦、富商巨贾、文人墨客订烧高质民窑瓷器之风颇为盛行，其收藏兴趣势必影响瓷器的设计风格取向，这推动了瓷器艺术的长足发展及工艺美术与绘画、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结合。而当时的民窑业主的文化素养较之前代亦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形成一个制作、使用、收藏的文化群体。这一点从当时富有文采的题款即可见一斑。如各种堂名款“大雅斋”、“听雨堂”等；此外如“清玩”、“雅玩”等字样也出现于瓷器之上。这种由文人山水画和书法题款钤印的巧妙安排创造而成的青花瓷，可谓是瓷器中的逸品。

　　值得感叹的是，瓷上山水画在之后的历程中浮浮沉沉。直至清末民初，在繁华富贵的主流审美取向之后，才又一次出现了文人山水画的风潮。其先行者为新安画派的程门父子及当时的一批文人画家。尤其是程门父子，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浅绛山水技法入画，开创了陶瓷上的“浅绛彩绘”。而之后的“珠山八友”又继续将浅绛彩发扬光大，形成了民国最具特色的“瓷上文人画”。当然，一些研究将“瓷上文人画”的创立完全归于程门父子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明清之际的这段绽放于青花瓷之上的光彩在整个瓷器史上虽只能说是瞬间的闪亮，然而其对之后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力却是不能抹去的。

釉下五彩的醴陵瓷器的品牌文化

清康熙年间创制的一种釉下三彩（红、蓝、青三色），又称釉里三彩，其中的红和蓝分别利用了铜红色料和钴料着色，青为用氧化铁着色的豆青。三种颜色相互搭配，使釉下色彩更加丰富。
釉下五彩也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釉下五彩瓷器瓷质细腻，画工精美，清新雅丽，别具一格，釉层下五彩缤纷，呈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1909年到1911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开始名扬华夏，走向世界。“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就是醴陵瓷在当时赢得的良好评价。它集中了多种绘画方法的综合运用，但由于釉下五彩在高温下变化多端，烧成不易，因此历代传器佳作极少。
醴陵釉下五彩瓷素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于世。这种至高品质在陶瓷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它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整体效果令人耳目一新。在色彩运用上，它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故谓五彩），调配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色料，讲究淡雅用色的表现手法，采用双勾分水的独特技法，近于写真效果，水灵通透，清新雅丽，给人以身心愉悦之感。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纹透过釉导溢于瓷表，晶莹润泽，具有很高的洁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纹有着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而且还具有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正因为如此，醴陵釉下五彩瓷刚一诞生就被选为清廷的皇宫御用瓷，建国以后又专为毛泽东特制生活用瓷。形成了瓷中极品“毛瓷”，被誉为“红色官窑”，屡屡成为国家陈设瓷、国家宴会瓷、国宾礼品瓷和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成为了集观赏性、艺术性、文化性、收藏性、投资性、实用性于一体的珍贵艺术品。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国家权威部门2011年1月评定，“醴陵瓷器”在全国300个最具价值量的地理标志产品排名中高居第二。近几年来，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其高品质引起广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受到收藏界的热烈追捧。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品牌效应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1年八大家陶瓷的胡怀银老师同周建英老师等一起创新釉下堆彩工艺，使花鸟、虫草更具体积感；首创积水技法，使作品色系更丰富，意境更深远。其画风细腻工致，清丽活泼，颇具生气，其作品构图简洁，追求文人画瓷之诗情画意的审美意境，令人赏心悦目，将釉下五彩工艺引领至文人画瓷新高度。 醴陵陶瓷的生产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县城近郊发现有东汉制陶遗址，可知当时制陶已具相当规模。据《醴陵县志》记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广东人廖仲威向沩山寺僧智慧赁山制瓷，并邀来同乡技工20余人设厂制瓷，成为醴陵瓷业之篙矢。早期醴陵瓷以碗为大宗的釉下青花器，其质量与景德镇相去甚远，皆为粗瓷，拉坯和彩绘系一人所为，其时瓷商称醴陵瓷为“土瓷”，景德镇瓷为“镇瓷”，价格也大不相同。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著名人士熊希龄（公元1870—1937年，湖南凤凰人，字秉三，光绪进士，辛亥革命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理）赴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在日本期间，他们发现日本瓷业技术先进，产品精良。回国后，与县人文俊铎（公元1853—1916年，光绪十七年中举，曾参与“公车上书”），亲自深入醴陵调查瓷业。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向湖南巡抚端方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强国富民之道和实业救国之策，主张在陶瓷工业区设瓷业学堂以发展湖南实业，得到端方大力支持。不久就获及了清政府的同意及拨款，是年，熊希龄与文俊铎在醴陵城北之姜湾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熊希龄亲任校长，文俊铎任监督。学堂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分速成班和永久班，永久班为学制四年，除本省师资外，还聘请有日本技师安田乙吉、大凡理吉等教员，学习内容以专业为主，兼学文化。醴陵瓷业的改良之机亦由此开始。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熊希龄又招商集股，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熊亲自担任第一任总理，装置机械，建景德镇式和日本式窑炉，公司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锐意改良，致力于生产上等瓷，从此醴陵开始生产细瓷。
清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公元1907、1908年）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黑、蓝、红、褐、绿五种高火釉下彩颜料，醴陵从此烧制出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
湖南瓷业公司在成立初期的十几年中，由于不惜工本制造上等瓷器，所以出品优良、画工精美，尤其是釉下彩陈设瓷，装饰效果别具一格，在当时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高峰”。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武汉举行的劝业奖进会上，获得一等金奖；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在南京紫竹林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得第一等奏奖；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获得最优奖；公元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牌奖。据公元1911年的《时报》报道，那一时期，醴陵瓷器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这标志着醴陵瓷业进入一个辉煌时期。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湖南瓷业公司遭北洋军阀蹂躏，制瓷机具被毁，生产停顿。后来虽也逐渐复业，但因用人不当，经营不善，以及醴陵瓷业的日益凋零，到公元1930年，随着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以及一些商办瓷厂的相继倒闭，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基本停止了生产，数千瓷工失业，技工流散，技艺濒于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醴陵釉下五彩瓷像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醴陵瓷业公司和醴陵县艺联请出原湖南瓷业学堂图画速成班毕业生，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传授釉下五彩技艺和培训学徒，使中断二十余年的釉下五彩瓷器得到恢复。1955年和1958年，先后成立了醴陵陶瓷研究所、醴陵瓷器工业公司艺术瓷厂（现为群力瓷厂），专事釉下五彩瓷研究与生产。经过多年的恢复和发展，醴陵釉下五彩瓷从生产工艺、制作规模、装饰手法、色料品种及艺术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柴窑改为煤窑，后来发展为油窑，2000年后开始烧气窑，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群力瓷厂专门生产釉下五彩瓷，曾经还有国光、星火、永胜及本省其它地区的一些瓷厂都生产过精美的釉下五彩瓷器，21世纪开始一批私营企业和作坊脱颖而出，成为了生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一支主力军，他们为传播醴陵陶瓷文化，继承和发展釉下五彩瓷传统工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装饰手法上，无论纹样设计、色彩处理、操作技术等都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釉下彩料也由清末的五种发展到21世纪的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等几十个品种，几乎涵盖所有色系，加上各种复色，至21世纪已有百多个不同色相的彩料用于釉下彩装饰。
湖南省醴陵陶瓷研究所、醴陵群力瓷厂曾先后多次承担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生产釉下五彩瓷器；为首都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和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宴会厅、湖南厅、以及钓鱼台国宾馆、联合国大厦、毛主席纪念堂等处提供釉下五彩瓷器。醴陵釉下五彩瓷作为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被人们誉为“红色官窑”瓷。
醴陵釉下五彩瓷除有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装饰工艺共同之处外，由于它与其它釉下彩绘使用的颜料不同，装饰技法也不一样，具有区别于其他彩瓷的鲜明特点。 第一，无铅毒，耐酸碱、耐磨损，永不褪色。釉下五彩的基础颜料是用金属氧化物或它们的盐类为着色剂，与一定量的硅酸盐原料配制而成。醴陵釉下五彩颜料本身不含铅毒，这种颜料不需要釉上颜料那样采用含铅很高的熔剂辅助发色和降低焙烧温度，而是在1350—1400℃高温烧炼中，彩料中的熔融物与熔融状态的坯釉互相粘合着。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醴陵釉下彩瓷无铅毒，是由于颜料表面有层高温釉覆盖着，封闭了有毒物质的排出，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工艺和技术。同时，覆盖的釉层能抵抗自然酸碱的侵蚀，耐磨损、永保花色清晰、鲜艳、明亮。所以，醴陵釉下五彩瓷是一种理想的“绿色”陶瓷。
第二、色彩缤纷、浓而不俗、淡而有神。这是釉下五彩瓷独特的色彩效果。醴陵釉下五彩是对传统釉下彩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其色泽极为丰富，几乎涵盖所有色系，而且每种颜色还因为制作工艺和原料的不同具有差异，经窑变后产生的色泽变化更为丰富。因此，这种釉下彩装饰构图设色不拘一格，装饰手法多样，装饰效果多姿多彩，既可表现各种单色效果，也可绘制色彩斑孄的纹样，或瑰丽，或淡雅，正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
第三，画面光亮平滑，清雅明快，晶莹润泽，具有饱满的水份感。由于醴陵釉下五彩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装饰技巧，如双勾分水法，使色彩平坦无痕，色彩浓淡过渡自然，再加上高温烧结后的釉层，使画面平坦光滑，有如玉一般的润泽和光彩。给人静中有动的感觉，看得见、摸不着，美中藏秀，光影闪动，令世人惊赞。
第四、装饰纹样造型简练，结构严谨。醴陵釉下五彩瓷从历史到现代，其装饰构图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纹样造型简练、结构朴实严谨。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它特有的那种双勾分水彩饰技法有着密切的联系。醴陵釉下五彩彩绘中最常用的一种技法，像工笔国画，先用线条勾勒图形轮廓，再以分水法（又叫灌水法）填以色彩，并且分水不仅要求色彩平坦，而且要重选出多种层次，运用罩色与接色等多种技法，使图案呈现出丰富的色调，这就要求操作者具备相当的线条功力和高超的填色技巧，而构图的简练，结构的严谨是实现这一理想装饰效果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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