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管理机构之提举京城茶场所

茶管理机构之提举京城茶场所

提举京城茶场所[Capital tea managing office] 北宋主管汴京水磨茶事务的机构。

简称“提举茶场所”。北宋中原饮茶，因袭唐时旧俗，饮用团饼一类的紧压茶，故在烹煮前都需将成茶叶研磨成末。故京城或近郊的磨户以茶磨末再出售转运。

元丰中，宋用臣奏请禁在京磨户磨茶，于汴河沿岸修置水磨，磨茶统由“官用水磨”加工。成为北宋榷茶的衍生机构。水磨茶即用水力磨茶；所以其加工出来的茶末，称水磨食茶或水磨末茶。元丰六年(1083)二月，神宗诏设官水磨场，元祐末，议罢官水磨茶场。

绍圣元年(1094)，哲宗命于“京索天源等河”复置水磨，任命孙迥为提举太磨茶场兼提举汴河堤岸；至绍圣四年，增磨二百六十余所，水磨茶场监官钱景逢获息十六万余缗、吕安中获息二十一万余缗，均因功以差行赏。但不久，“辅郡榷法转罢”，官水磨也随之废弛。

崇宁二年(1103)，蔡京榷东南茶，始置提举京城茶场所。是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请复水磨茶，从之。自此，水磨茶由提举汴河堤岸，正式转归京城茶场所管辖，其范围也不限京城，扩大到京畿、京东、京西诸路的水磨茶事。

原主销东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水磨茶，也获准往陕西四路发售。金兵占汴京后，水磨茶场废，提举京城茶场所遂止。

从历史的角度说说“茶马互市”的故事

“《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
......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茶马互市”起源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安化古道图]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安化古道图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湟源--茶马互市 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⑥]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⑦]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 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⑩]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饮茶习俗已经从南方地区扩大到广大北方地区，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少数民族请求和市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我们今天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 年）年间，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15]虽然因具体环节出问题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深度认识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16]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
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17]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我们也能从唐玄宗的这到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

张源美茶行的锡茶筒下印有《颜增记《》字样我想了解其中历史谢谢！（（茶筒有几十年历史了）

张水存 ：1927年一月生，福建安溪人，茶叶世家出身，其父辈四兄弟创立的“张源美茶行”
在20世纪前半叶是缅甸最大的茶叶进口商和销售商。二战后，“张源美”在厦门的茶行成为总行，1947年，20岁的张水存开始管理厦门“张源美茶行”。1956年公私合营后，张水存到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前身——中茶厦门办事处，后任茶叶经销部经理。张水存专注研究乌龙茶的审评与经营管理，1958年，他研制出“以煤代木炭焙茶”工艺，后被乌龙茶主要产销区泉州、漳州、汕头等广为使用。2002年，他写出中国首部乌龙茶著作——《中国乌龙茶》。　　【《写字楼》2013年6月号·文图】站在张水存厦门湖滨北路高楼家中的阳台，初夏雨季的朦胧水汽中，远望这个城市高楼林立，“筼筼渔火”之景已是昔日风景，宽阔湖水与海洋相连，静谧中又似乎可以想见曾经商船往来的热闹。这样的热闹以现代化的方式在延续，时代的变迁也在延续。　　张水存是亲眼所见这些时代的变迁。　　变迁的，还有他自己的人生。　　“也许沿着这个蜿蜒伸展的海岸，没有同样的小岛曾有过比它更令人感兴趣与刺激的故事，它仅仅有八英里宽，许多轰动的事件在此地与毗邻发生。它是一个经历无数残酷斗争的剧场与战略要地，是凶狠的海盗与残忍的冒险家的相聚之地……它是一个经历无数次残酷斗争的战场及战略要地。”　　1911年11月8日，美国归正教会牧师Rev.Philp
Wilson
Pilcher在他的《厦门市志——一个中国首次开埠港口的历史与现实》的序言中，写下了以上这段话。　　张水存和他的父辈，也正得益于这个开放的港口，在历史波澜的缝隙中，努力地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翻开一部中国乌龙茶的历史，他们的名字已经镌刻其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这个城市早先的冒险家了。张源美茶行兴衰　　张水存是茶乡安溪人，出生于1927年一月。87岁的他，耳聪目明，身体健朗。　　他以一泡传统烘烤过的铁观音迎我。用的是一副写着“张源美茶行”的茶具，他说是儿子找人烧的，有十几年了。　　这副茶具似乎是一种怀念了。如今，张源美茶行早已潜入历史中，成为故事。我们也只能就着一盏茶的香味，来读读这故事里关于乌龙茶、关于一个港口城的起起伏伏。　　自1610年，厦门商人将武夷茶运至爪哇卖给荷兰人，然后转入欧洲市场销售，到1644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贸易机构，开始由厦门运武夷茶和乌龙茶到欧美各国销售，并将厦门方言“茶”字拼为“Tea”，成为今天西方茶叶的专用文字——早在17世纪初期，外国人已经知道厦门是中国茶叶的输出口岸，因此也频繁地往来厦门进行茶的贸易。　　厦门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由海路出口茶叶的重要港口，还曾是闽台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这个传统的乌龙茶加工贸易口岸也称为是茶叶的海上“丝绸之路”。　　地理的条件和历史的机遇，成就了一些茶商的辉煌。　　在欧美市场由于厦门乌龙茶的品质下降而禁止进口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由于爱国爱乡之心，仍然经营和饮用家乡茶，乌龙茶遂成为侨销茶。此时，张水存的父辈开始在历史故事中现身了。　　清朝末期，因为贫苦生活所迫，张水存的父辈不得不背井离乡讨生活。他的伯父张彩山和父亲张彩凤先随乡亲南渡新加坡，白天在米厂做工，晚上拉人力车，却依然收入微薄。1904年，张彩山辗转至缅甸开荒种植果蔬，勉强维持生计。1911年，他回乡成亲，并带着新婚的妻子和两个弟弟张彩凤、张彩云到缅甸协助果蔬的产销，同时积累了缅甸的商业经验。　　1921年，张彩云回安溪结婚，耳闻乡里有几家在南洋经营家乡茶叶的茶庄，不仅销路好，获利也颇丰，他也萌生出在缅甸经营茶叶的念头。他在安溪成立了以“张源美”为商号，以
“白毛猴”为商标的张源美茶行。　　茶行创建后，张氏兄弟先精制了24件茶叶，由张彩南押运到缅甸的仰光销售，但由于是新品牌，茶叶的销售并不顺利。张氏兄弟总结经验，决定由张彩南在安溪主持茶叶收购和加工，张彩云在缅甸负责销售。　　1922年，张彩云到缅甸仰光后，认为开店等待客人上门，既被动也不易推广自己的品牌。于是他只身到缅甸所属的各埠推销茶叶，连偏远的小镇都一一涉足。他也委托仰光著名的茶行“集发号”代理销售他的茶叶。　　几年后，张源美在缅甸的销售局面逐渐打开了。　　1930年代，供应缅甸市场销售的武夷茶的几家厦门茶行由于被土匪滋扰，不敢前往闽北收购茶叶，这使得武夷茶短缺，却给了经营安溪茶的张氏兄弟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趁此占据了缅甸的大部分茶叶市场。　　1931年，张氏兄弟在仰光设立茶叶批发场所，同时向缅甸政府申请注册“白毛猴”商标，开始张源美茶行的大规模拓展时期。为了适应业务发展，张氏兄弟于1932年在厦门这个茶叶贸易港口创立了茶叶转口和加工场所，使自家茶行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能够配套。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厦门被日本人占领，茶店关门收市。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购统销，由中国茶叶公司负责经营，在泉州设立茶叶管理机构，以控制乌龙茶营运。考虑到战时交通可能发生的困难，张氏兄弟又当即在香港和泉州设立茶叶转运栈，为战时的销售另开运输通道，部分乌龙茶由泉州口岸出口香港和南洋。　　另一方面，张氏兄弟深知茶叶货源的重要性，他们看准时机，趁着战乱不但大量收购茶叶，而且自1939年起便在武夷山区购置　岫岩、青狮岩、土地公岩，并租用了一些较为著名的茶岩，同时还在崇安赤石街（今武夷山市区）购置大茶厂一座，方便对收购来的毛茶进行精制加工。　　此时的张源美茶行已经在缅甸家喻户晓，以“白毛猴”为商标的茶叶每年的销售量达到4000多箱，约合70多吨。　　张氏兄弟在茶叶生意上合力合作，他们既坚持生产“质优价昂”的茶叶，如铁盒装的“岐山洞正白毛猴”、纸包装的“岐山洞提丛小种”和“宝国水仙”；也不惜工本地生产以“万圃”、“福记”为牌号的“质优价廉”的产品，占据了从高端到低端的市场，使得外来的茶行无法与之抗衡，并且也因薄利多销而赢得商业竞争。
20世纪初，张源美茶行独霸缅甸市场，成为缅甸最大的茶叶进口商和销售商。　　但张源美茶行在烽火乱世中也并非一直顺遂。1941年秋天，张源美茶行在安溪的茶厂和住宅被土匪洗劫，损失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张氏兄弟被迫放弃缅甸，踏上回国的逃亡路途，他们辗转经云南归国。　　张氏兄弟权衡之下，放弃泉州的茶叶转运栈，而选择在物产丰饶、茶叶销售量大的漳州定居，并在1942年创办了漳州的张源美茶行。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经验，加之曾有的品牌信誉，张源美茶行东山再起，很快成为闽南和粤东地区知名的茶商。茶商子弟早当家　　抗战胜利后，张源美茶行在厦门、香港和缅甸等地的经营机构先后恢复营业。张氏兄弟看到厦门商贾云集，港口条件便利，因此将厦门的茶行确定为张源美茶行的总行，由张彩云任总经理，负责领导各埠头的茶行和茶厂，同时经营国内批发零售、代客买卖、代办茶叶出口业务等。厦门张源美茶行的业务迅猛发展，甚至超过了一些百年老字号。由于掌握有武夷山大量优质的货源，又坚持“品质第一，作价恰当，勤于经营”的传统，张源美茶行的“武夷　岫岩老丛水仙”和“三印水仙”，很快占领了厦门武夷茶的大部分消费市场，而茶行的中低档茶叶则畅销于漳州区域。　　张氏兄弟接着拓展茶行在广西、广东的市场，于1947年在广州设立了茶叶代销点。　　而此时香港的张源美茶行改转口自家茶叶为代客买卖，同时还为台湾茶商销售大量的红茶和乌龙茶到欧洲各地，业务十分兴隆，茶叶年销售量都在万件以上。　　这是张源美茶行最辉煌的年代。茶行的茶园和茶厂分布于武夷山区和安溪茶区，茶行则分布在厦门、漳州、香港、缅甸仰光及广州，年自售的茶叶已达250吨以上。　　为便于经营管理、提高效益，加之家族子孙繁衍，张氏兄弟决定对各地的经营机构实行分房经营、自负盈亏。　　张源美茶行的第二代开始进入历史。张水存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二房张彩凤。　　长房管理武夷山茶岩园、茶厂和香港茶行，二房管理厦门总行，漳州和仰光的茶行分别归三房和四房。张水存主持厦门茶行，由于人手缺乏，又再次聘请叔叔张彩云担任经理，直至他1948年南渡缅甸，张水存正式担任经理。　　出生在乌龙茶产区安溪的张水存，也在安溪长大。1945年，18岁高中毕业时才来到厦门。他说自己虽然从小看到做茶的过程，但真正懂得做茶，是在1947年接管了张源美厦门总行后，“不得不学，因为要做买卖了，自己得懂，这样才不会上当。”　　张水存说，“茶叶认真去学，并不难。”20岁的他掌管着张源美厦门总行的生意，其时店里有十几个员工，生意规模不小，他还记得茶行每年销往缅甸的茶叶有1000多箱，每箱是36斤。　　解放后，张源美厦门总行和漳州茶行都参加公私合营，香港茶行另行成立福建茶行，后自建公司。而在缅甸的张源美茶行，1962年被缅甸政府收归后倒闭，虽然张氏后人在缅甸再立茶号有仰光三美、源发，并经营缅北茶山，但“张源美”这个商号已经消失于历史中了。见证一条商业街的起落　　张水存回忆年轻时候，总会说起从前厦门海口一带的街道，水仙路、镇邦路与中山路交会的十字街是厦门的金融贸易中心，黑市的钱庄多，茶庄也多，因为南洋来往的船只都停在旁边的太古码头，而来去鼓浪屿的旅客也在这一带上岸，所以就成了商业繁华之地。张源美的厦门总行也在这条街区。　　在乌龙茶已经退出欧美市场的这个年代，对于经营南洋和本地业务的茶商来说，却是最黄金的时代。20世纪前半叶，厦门地区经营茶叶的茶行、茶庄有三四十家，为全国罕见，就连烟摊小贩和杂货店也都兼卖茶叶。其行业繁荣可见一斑。张源美茶行经营内外销业务，因为在国外有联店，资金雄厚，业务规模庞大，已经是茶行业的代表。虽然论创业历史，张源美不是最为久长，但论规模和声誉，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闽南地区的老一辈人中都还有记忆的印痕。比如在岩名和茶叶品名成为茶店代称的年代。茶店在产地拥有茶山茶岩，都以自己的山岩名称冠于品名之前，而张源美所出售的武夷岩茶，称为“武夷　岫岩老丛水仙”和“三印水仙”——这也让厦门的老茶人念念不忘。　　1956年，张源美茶行公私合营到厦门茶叶进出口公司。1959年，张水存到位于水仙路的茶叶总店做经理，负责茶叶加工和销售管理，他回到老地方，做的是旧日熟悉的行当。在有厦门人熟悉的“海堤茶厂”开始的1959年，张水存的名字就和这个名字关联在一起了。　　“1970年代，买茶都是凭户口分配的，一家只能买几两……”
1984年，茶叶开放自由经营后，厦门茶叶进出口公司在水仙路28号开办了“厦门茶叶进出口贸易公司”，经营内销茶叶的批发零售，这个门店也是由张水存管理，店里有十来个员工，业务涉及的地域不小，除厦门地区外，还到漳州的云霄、东山、诏安和潮汕地区，销售业绩非常好。　　除了见证了一条街一个茶种的起落，张水存说起自己少年时候来厦门后的住所变迁，那也是一个故事了——　　他最早的住处是在鹭江道的庐山路，“现在都拆没了”，接着又搬到后江埭，被拆迁再搬到岳阳小区，然后才住到现在的地方。眼见着这座城起高楼拓马路，六十多年对于历史不过一瞬，对于他，已经是从少年到暮年的大半生。乌龙茶焙烤之改革　　提起乌龙茶烘烤工艺的改革，张水存也是史书上刻下的名字。　　由于烘烤茶叶的木炭供应日益紧张，以煤取代木炭焙茶势在必行，但煤炭燃烧的臭煤味与最容易吸取异味的茶叶一起烘烤，如何去煤味而保持茶的本味，这是个大问题。1958年，张水存通过思考和揣摩木炭烘烤茶叶的现状悟出：如果造一个煤灶，把锅倒翻在灶上，于接合处用灰土封密，煤气则由另设的烟道排出，这样锅上升来的火温就与焙窟中木炭的火温相同。经过初步试验，肯定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张水存再经过持续的摸索和试验，终于掌握了使用煤炭焙烤茶叶的最佳操作方法，并在1958年底正式投入生产。这项改革，不仅节约了大量木材，而且操作简便。要焙茶时马上生火，不焙茶时则随时停火，不受时间限制，也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另外，采用煤炭焙烤茶叶比传统的方法快速和安全，还使得茶叶的生产环境和卫生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这项技术被推广之后，漳
州、泉州、汕头等地的同行都来观摩取经，现在乌龙茶产区仍然采用这个方法焙制茶叶。　　在以煤取代木炭焙烤茶叶后，虽然没有燃料短缺之忧，但这毕竟是落后的手工生产工艺，不适应大规模的生产需求，并且在茶叶需要高温焙烤时，所燃烧送热的钢管三两次就会被烧坏。1974年，张水存在工厂工作时，也参与了茶叶烘干机高炉的改革，改进了以电代高炉送热风焙烤茶叶的方法。第一部乌龙茶书里的私人史　　1987年，张水存在厦门茶叶公司退休后，被公司留用至1992年，然后又工作到1996年才算是真正退休。　　此时，厦门茶叶协会成立不久，他又接着去茶叶协会发挥余热，再工作十几年，“厦门茶叶协会里大概没有比我年纪更大的茶人了……”　　六七十年与乌龙茶分割不开的故事，让张水存写出了中国第一本关于乌龙茶的专著——《中国乌龙茶》，书的内容包括乌龙茶的起源、产制、鉴别、存放、品饮以及中国乌龙茶的产销历史，名茶，名种……他从家族历史说到乌龙茶出口至内销，由盛及衰再到盛，很多是亲身经历，更有非常实用的经验之谈。　　“我其实也不是专门想写茶书，是因为出了几篇关于茶的文章，想整理一下……”张水存这么解释自己的初衷。　　书中有三篇写到厦门的乌龙茶行业翘楚所代表的时代：创立于清乾隆年间的杨文圃茶行，在1930年代倒闭，它代表的正是乌龙茶风靡欧美的时期；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张源美茶行，代表的是乌龙茶的侨销茶时期；而张水存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厦门茶叶公司，则代表了日本的乌龙茶热时期。厦门这座城与乌龙茶的历史，被张水存整理出明晰的脉络。　　张水存用旧报纸做示范，为我们演示了过去乌龙茶150克的纸包装，以及5到10克的小泡包装茶，这样的茶一包泡一次，是方便“茶桌仔”和小户人家泡用的，张水存说这样包装的茶还做批发用，小贩和茶楼可以批发一些去零售。　　张水存的茶桌上，来自各地的茶不少。他每天喝茶，还是喜欢喝乌龙茶，尤其是来自家乡安溪的传统正味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　　客厅墙上挂着与张水存亦师亦友的、著名的茶学泰斗庄晚芳写的字，“廉美和敬”，那是庄晚芳所理解的中国茶德。张水存说自己理解也认同。“泉水质美，可存茶香”，这幅嵌入张水存名字的字，也是庄晚芳所写。　　张水存拿出一张珍贵的老照片。那是1953年春节，他和堂弟及张源美厦门茶行伙计们的合影。老照片中的人年轻俊朗，或身着时尚的西服或穿传统的青年装。那是一个时代的传奇故事吧，在传奇的厦门鹭江道上。　　“一些事件的故事镌刻在石头上，或雕刻在牌坊上，可惜年代之刻已毁灭，估计至少有三百年之久……不管厦门能呈现给世界多少（它确实已经呈现了许多），仅它呈现给英语的两个字，就足以使它流芳百世。”　　Rev.Philp Wilson
Pilcher所说的这两个字里，有一个便是茶——Tea，在乌龙茶的绵长醇香里，张水存和他的父辈也呈现给历史关于他们这个茶叶家族和乌龙茶的故事。　　有些故事也许已经湮灭，但循着逝去的光阴往回望，那属于上个世纪的荣耀和探索其实并没有湮灭，它们依然留存在茶香里，被后人翻寻和品味……

解密大唐盛世的茶文化 大唐的茶事你知道吗？

　　解密大唐盛世的茶文化 大唐的茶事你知道吗?

　　范爷的《武媚娘传奇》热播，让大家的目光又聚焦到这段大唐盛世的历史。大唐是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在我国的饮茶史上，向来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马上就带你一起来解密大唐盛世的茶文化!

　　复杂的唐朝宫廷茶艺

　　唐人饮茶成风，上起天子，下迄黎民，几乎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喜欢饮茶，尤其是宫廷饮茶颇具特色。皇帝和臣子们文会时，令宫女随时以茶汤伺候，君臣在吟诗作对、切磋学问之余，茶用来解渴润喉、明目益思。君臣一同品茶，使得文会更加尽兴。由于唐代宫廷“任土作贡”，规定将全国各地的名贵特茶以贡品的形式定期向朝廷交纳，这就使得当时的宫廷饮茶集天下美茶佳茗于一体，极大地推动了唐代饮茶之风的进一步普及。

　　大唐君臣清平茶程序繁多，分为备器、鉴赏茶饼、炙茶、碾茶、筛茶、候汤、投盐、舀汤、置茶兑汤、分茶、敬茶、闻茶、观色、品茶、谢茶等十六个步骤，是盛唐时期的宫廷茶艺。著名的大唐君臣清平茶说的是唐明皇李隆基邀请大学士李白品尝全国各地进贡的新茶贡品之事。李白诗性大发，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

　　文士茶道分为备器、净手、焚香、礼拜、赏茶鉴茶、鉴水、烹茶、闻茶、观色、谢茶等。受邀参加茶会的文士用弹琴、吹笛、舞剑烘托茶会气氛和答谢主人。

　　唐朝后宫的“下午茶”

　　饮茶习惯在唐代宫廷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皇室和后宫嫔妃时髦重要的休闲活动，唐代开元以后，朝廷设立了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贡焙场所，每年春天特别派遣官吏监督制造，为赶上每年 清明节 的清明宴，日夜快马加鞭的送上春茶，〈湖州贡焙新茶〉诗中，就有描述皇后刚出游踏青回来，准备梳洗一番时，听到急程的新茶已送到京城，皇后立即露出笑容，命宫女立刻取来烹茶。

　　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发掘了大量唐代宫廷金银器，这些专供皇帝御用供佛器物中，有一套几近完整、无损的金银茶具十分引人瞩目。这套金银茶具有茶碗、碟、盘、净水瓶共十六件;据专家考证，这套晚唐宫廷系列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善而珍贵的银金花茶器(鎏金银器)。

　　任性!武则天“不爱”喝茶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盘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低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神马，抹茶唐朝就有了!

　　抹茶起源于中国的隋朝，在唐朝、宋朝达到顶峰，抹茶是用天然石磨碾磨成微粉状的覆盖蒸青绿茶。唐朝时就发明了蒸青散茶(碾茶)，还审订了评茶色香味的方法，并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饮料。目前在世界上颇有盛名的日本茶道和日本抹茶，就是通过当年的遣唐使荣西在中国学成后带回日本。清朝茹敦和在越言释中说，古者茶必有点，其茶(抹茶)为撮泡茶，必择一二佳果点心，谓之点心，谓之点茶。这里所指的抹茶冲饮之道即为唐宋年间的中国茶道，由此可见，中国茶道(抹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七碗茶诗与《茶经》

　　唐代饮茶诗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所论述的七碗茶了：“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腑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喝了七碗茶就能变成神仙，卢仝的茶歌所表达的饮茶感受，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是将“竹串子茶”的药理、药效溶入其中，醒神益体，净化灵魂，激发文思，凝聚万象，制造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境界。

　　《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唐代陆羽所著。《茶经》分三卷十节，约7000字，十分详尽地阐述了唐代饮茶方式的主流，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开中国茶道的先河。且《茶经》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茶书，除茶法外，凡与茶有关的各种内容，都有叙述，以后茶书皆本于此。陆羽被后人称为中国的茶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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