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与正心诚意，都是儒家所提倡的重要自我身心修养方法。

《礼记•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基本含义是，要求人在不为他人所察知且独处时，尤其要遵守道德，慎重行事。

《礼记•大学》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且将其解释为“诚意”，“勿自欺”。意思是，一个人在独处时依然能保持道德操守，就是真君子。君子之为，应发于己心，从乎自律，而非依靠外界约束使然。

正心诚意，是指令人心地端正，意念诚恳。《礼记•大学》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朱熹所著《大学章句》中，将“诚意”放在“格物致知”之后，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看法，仍坚持古本的编排次序。蔡希渊问：“朱熹先生编订的 那本《大学》， 是先行“格物致知”而后有“诚意正心”，工夫的顺序似乎与《大学》的文脉是一样的。如果按先生旧本的法，那么“诚意”就反而在“格致”之前了。我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理解。”关于《大学》的“新本”“旧本”，我们在第1条就讲过了。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个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由此可见，正心和诚意，是自我修养由格物、致知开始，经由修身、齐家、治国，达到明明德于天下的必然步骤，也是修养身心的必然前提。

“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流行于西周。《说文解字》中载：“君，尊也。从尹，发号。”“君”本指传统社会中的国君，指发号施令的指挥者和统治者，“子”是古时对男性的尊称。“君子”最初是对统治者的泛称，常常与被统治的百姓、民众相对立。而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论语·述而》中有孔子对当时君子的评价，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基于社会治理和维系传统社会政权的需要，孔子对“君子”提出了系统的德性的要求，经后人不断承传阐释与躬行实践，使得君子逐渐定型为一种理想人格。后来“君子”一词，泛指有德行有修养的人，敦厚、儒雅、端庄、从容都为其品质，具有道德隐喻性。

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明朝，政治朽坏，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官员们不重克己修身，虽口头称颂“君子之学”，但已很难做到德位相配。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以，王阳明在发轫君子之道时，首重其德。“中虚而静，通而有间”，王阳明认为，竹子中空静笃，畅通却又有竹节相隔，虚、静、通、间四个特征，分别对应着君子应秉持的谦虚、宁静、通达、条理。君子修德，首重虚静。内心的宁静淡泊，是君子修身的关键，“虚静”是心的本质，指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望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这样外在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如此才不至于被“功利之毒”浸淫。无功利地秉持君子的道德准则以修心之时，才能超脱汲汲于君子之名的名位要求，而返朴到内心敬守君子之实的本性修养。

至于通达和条理，《传习录》中有言：“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又有“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君子之通达，指的是心念的通畅明达，君子之条理，指的是内心的准则和外在事物的规矩。通而又间，一方面是指人的内心秩序与外物秩序之间的和谐；另一方面也是指心念明达懂得变通的同时，也应谨守客观的规矩和分寸。可见，“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既强调个人内心的德性修养，又注重把握对外道德实践时的分寸和准则。

“外坚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君子之操说的是要有内心的持守，不以外在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今日所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同样是要求我们坚守初心，方得始终，亦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君子之时是指面对不同的境况，须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无所不宜但又须遵从君子之志。子曰“无可无不可”，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因地制宜建屋筑宅，悟道讲学，正如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君子之容是指外在的威仪和气象。这不同于老子告诫孔子的“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阳明先生所强调的君子之容，其实就是朱熹所说的“整齐严肃”，是主张以内敬与外义相兼善而进修其德，如“正衣冠，尊瞻视”之类。王阳明认为君子的个人修养，乃是内外兼修，内修其德，外修其容。而外在威仪和气度的培养，同样是着眼于君子人格的道德树立的。

总体来看，王阳明《君子亭记》是其龙场悟道时期对君子之道的识见，文章的比德之妙，不逊于周敦颐之《爱莲说》。“毛竹四法”祈向的，是成圣成贤的道德实践，这就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最大的差别。“德、操、时、容”四法，是君子之学的多层面展开和具体实践，乃知行合一的践履举措，而非纯知识层面的探索。这就有别于前人对君子之道仅停留在内心自省阶段的认识，而赋予了当今人们在提升自身德性修养时，更广泛的实践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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