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医学实践活动

康熙的医学实践活动

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

存诚慎药性，仁术尽生平。

这首概括医生德才境界的论医诗是清代皇帝康熙赐给太医院院判黄远的，太医院将这20字作为院训悬挂在大堂上，大堂以此又称为“诚慎堂”。除这首诗外，康熙还为医院后院的先医庙题了“永济群生”的匾额。同时，在苏州有一慈善家陈鉴雄，以自己的积蓄在虎丘山创立“普济院”，专事救疗无力治养的僧人，康熙闻之，提写了“香岩普济”四个大字，悬匾于院，由此，很多达官富人向普济院捐款赠物，医院有了持续的经济支持。

提诗书匾足以说明康熙对医学事业的重视。不仅如此，康熙还把医药作为一门经常研究的学问，其范围不限于中医、西医，从解剖到药物，从临床到预防，在实践中每有创获。康熙幼年患过天花，愈后麻面，这段经历使得他对医学兴趣颇浓。据他写的《庭训格言》记载，他幼时已经读过多种医书，并能背诵，有些“后世托古人之名而作者”，也能鉴其真伪。他深知医学实践的重要，在研究中讲求医理，更重视医德，他在《庭训格言》中指出：“审究详明，推导备细，立方切证，用药通神。”他指出良医“必先洞察病源，方可对证施治。近世之人，多有自称家传方可治某病，病家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药不对症，以致误事不小”。他常以医者自命，经常为臣下看病处方，如康熙49年，曹雪芹祖父江宁强造曹寅患疥卧床，两月不愈，他先用六味地黄汤补虚，之后用土茯苓治之而愈。曹寅中年以后，曾患过疟疾、唇瘤、心悸等病，都为外国传教士治愈，康熙32年他患疟疾，洪若翰和刘应献金鸡纳（即奎宁），服之愈。罗德先和安泰分别用西药和手术治愈了他的心悸和唇瘤，康熙封他们为“扈从医生”。又封精通外科的传教士罗怀中为内廷行走。他令法国人巴多明把法国皮理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供他学习，他学解剖时从御库中取出明代嘉靖年所制铜人为对照。可见他学得非常认真。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场，专供传教士们研制西药。他还特制一些专盛西药的旅行药壶药瓶以供出巡或随时赐给病人之用。

康熙尤恶吸烟。他传旨禁天下吸烟。为此，大学士蒋陈锡作诗曰：“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明末清初，天花流行甚是猖獗，为推广种痘，他亲自操作，他在《庭训格言》中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种痘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老年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也。”他用行政命令在旗人藩属中推广，这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首次大范围的免疫活动，也是当时世界之首举。但由于民族歧视，没有在全国范围普及推广，即便如此，他施行这一法令也是对医学的有益实践。中国古代常以治医喻治国，称颂上医医国，康熙皇帝正是治医治国皆高明的上医！

吴中医学甲天下（求己室闲话，2017年12月18日）

我们先讲一个关于吴门医派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名医叶天士正在家中的院子散步，时值立秋，凉风习习，这时邻居匆忙赶来，说家中产妇难产，性命堪忧。叶天士随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吩咐邻居和药一起煮了给产妇喝。让邻居喜出望外的是，产妇喝下后竟然顺利分娩了。叶天士因立秋叶落，开出的神奇药方，或许只是个传说，但因为这个故事的细节与中华医药，天人相应的观点相吻合，同时又发生在吴门医派代表人物身上，所以数百年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发展到金元时期，经历了一个学派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而宋室南迁带来医学重镇的南移。南宋年间的《平江图》上，刻有一座东西面向的建筑，题旁写着“医院”两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医院”命名的医疗机构。

吴中地处东南卑湿之处，是瘟疫、温病的爆发地区，因为温病的病因、发病、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不同于伤寒，故运用治伤寒的方法来治疗瘟疫、温病疗效不佳，于是苏州成了温病学派的发源地，清初叶天士《温热论》的问世，更确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温病学派的学术地位，从而形成了“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昌于吴医”的三大特点，这是吴医的精华所在，也是“吴中医学甲天下”的由来。

清朝康乾年间，是吴中名医辈出的高峰期，除了叶天士、薛雪，还有尤怡、缪遵义和御医徐灵胎等，据统计，自唐以来，吴地进京的御医不下数百十人，他们声名虽在朝廷，根基和贡献却永远留在了民间。

“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是徐灵胎墓上的一副对联，这是他绝前自题的墓门联。丁酉年清明，我们一行四人特地驱车寻至徐墓（在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八坼社区），献花，祭拜。

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夏季温热潮湿，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吴地温热病多发而流行，自汉代以来，张仲景《伤寒论》一直被奉为医家圭臬，但通过漫长的医学实践，人们发现南方流行的发热病，与北方常见的伤寒多有不同。元末明初，苏州名医王履率先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明末清初的吴有性则根据临床实践写出了我国最早研究瘟疫的专著《瘟疫论》。

如果说王履、吴有性是吴中温病学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那么清代康乾年间的叶天士，就是这一学派的确认者了，叶天士或许称得上苏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苏州百姓称他为天医星下凡。叶家也是世医，他的祖父、父亲都精通医术，叶天士十四岁时立弃儒习医，到十八岁时，他已先后拜了17位老师，对内外妇幼诸科无不精研。《清史稿》记载叶天士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切脉望色如见五脏。民间流传，他能断人生死，有起死回生之术。总结前人的经验，叶天士创造性地提出了卫气营血的辩证纲领，他将辨证论治温病的一些探索和积累，总结性地记录在了他的代表作《温热论》中，医学史家认为《温热论》宣告了温病学派的真正诞生，而这一学派的诞生也正标志着吴门医派的崛起。

据统计，明清两代，苏州共有名医852人（外曾祖兰升公也在其中，曾祖似兰公虽秉承吴门医派，但世居嘉善，为浙江名医），植根于这方水土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他们形成了若干共同特色。而苏州名医有这样一些特色，实际上由几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世医，就是所谓的代代相传，甚至可以传上几十代几百年；还有一种叫儒医，他可能首先是一个学者，一个文人，然后再去从事医学；还有一类叫御医，御医呢就是他非常有经验，经常会被皇帝召去看病的。

薛雪，苏州历史上的儒医代表，他与叶天士同时且声名相当。薛雪以儒士自居，擅长经史之学也精通诗词书画，但他两次拒绝了朝廷博学宏词科的征召。在苏州城南，薛雪建了座园子，取名扫叶山庄，与大才子袁枚等人流连其间，诗酒唱和。因为母亲多病，他转而学医。翻翻家里的医学藏书，薛雪的著作也有，看看落款，这本旧书由祖父外家（陈氏）的先祖所手抄，字迹俊秀，堪比现代书法名家。

苏州儒医的源头，其实可以上溯到宋代的范仲淹，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府学，同时也为家乡读书人留下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人生训诫。从此，儒士习医成为了一种风尚。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好友袁枚在书中这样称赞自号“一瓢”的薛雪，并记录下他神奇的治病过程。1755年春天袁枚的厨师王小余得了重病，已目闭气绝，前来诊病的薛雪说，我喜欢和疫鬼斗，或许能赢。于是他拿出一颗药丸，捣碎后用石菖蒲汁调和，嘱咐给病人服下，说等到鸡叫时会有起色。事实果真如此。按袁枚的记录，王小余再服二剂而病起，这样的起死回生之术，叫人目眩神迷。薛雪一生勤于著述，他编写的《医经原旨》，发煌古义，融会新知。《湿热论》则被视作叶天士《温热论》的姐妹篇，是温病学派医家的必读书。

说到吴门医派，就不能不说吴门药业，苏州名医荟萃，药业自然也就兴盛发达，历久不衰。苏州古城西部，太湖岸边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自古盛产药材。在这里，古老而传统的制药方式，仍然被人们一代代沿用，它们带着浓重的时光印记。

中药讲究的是道地药材。有一种药叫吴茱萸。《本草纲目》记载，茱萸南北都有，入药以吴地者为好。所以有吴之名，这是对吴地茱萸的盛赞。这个吴茱萸，在七八月份就开花了，到十月份结果采集。它在春秋期间开始用，有祛湿、去吐、去痛、驱寒等功能。王维的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里的“茱萸”是指“山茱萸”（山东产的茱萸）。苏州产的茱萸较之更名贵。

据调查，吴地药材有近一千种，其中以苏州出产为佳的，除了吴茱萸，还有苏薄荷、绿梅花、佩兰、珍珠，乃至蜈蚣等，在中医眼中，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一虫一甲，都可入药，中医将它们配伍修和，就像排兵布阵，然后一剂投下，又似神兵天降，驱邪逐魔。从宋代开始，苏州城里出现了官营药局和私营药铺争胜的局面。

参考史书记载，苏州的学士街，那时叫药市街，是集中买卖药材的地方，马医科巷名的得来，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姓马的名医，官办的济民药局也开设在这里。

从宋代飘来的草药香味，到元代时变得越发浓郁，而引人关注。马可波罗在写到他的苏州见闻时，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描述苏州的医药，他说，苏州城外附近的山上，大黄长得茁壮喜人，苏州城里有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

到了明清时期，中药铺遍及大街小巷。苏州现存的名药店代表——雷允上、宁远堂、沐泰山、童葆春等，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雷允上诵芬堂由清朝乾隆年间的吴中名医雷大升创立，它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馀堂齐名，并称国内三大国药店。雷允上的六神丸是国宝级中成药代表作，被誉为中药抗生素。它的工艺非常复杂，处方非常独到，一千粒重是一钱，因为每顿服用十粒，一粒是0.003125克，所以十粒才0.03125克，所以它是现在所有中成药当中服用剂量最小的。

家传的（年代很久远了，估计已有二百余年，抄写之人可能是曾祖似兰公的师祖陆又亭？）的手抄医书上发现有一个红印章，仔细辨认，有四个篆字:诵芬弟子。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雷允上诵芬堂？有点小激动，不，还有点震惊呢！

再接着说雷允上的六神丸，它创制于1864年，十多年后，美国监理会会督、博习医院创始人蓝华德和柏乐文创办了苏州博习医院，因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伯乐文甚至被苏州人称为神仙，面对冲击，吴门医派开始寻求突围，于是出现了中西汇通派。

鄙人的外曾祖兰升公就属于中西汇通派，在宣统年间，他率先加入中西医研究会，考究西医学，立志于中西医汇通。兰升公察诊时，以传统的中医辨证施治为主，灵活运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手段，予以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其诊治效果往往加倍，因此在兰玉堂医馆门前车水马龙，四方求疗者踵至，兰生公宅心仁厚，信谊接物，不以贫富而异其用，为缙绅大夫所推许，人皆敬重之。时年，兰生公德高望重，被推选为吴江县中医公会第五分事务所总监。

这个汇通派的出现，实际上的表明就是吴门医派那种开放的态度，那是一种兼容并蓄、开放的态度，它对整个吴门医派或者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因为西药的参与以后，抗菌素（药）的产生，好像在发热病、传染病这些地方，中医的优势显不出来了，但是到了现在，近年，包括2003年的非典，西医西药的治疗是很有限的，因为中医有别于西医寻找病原、直接对抗的方式，中医的特点在于着眼于人，辨证论治，在面对未知传染性疾病时，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此次暴发的非典型肺炎具强烈传染性，从中医学上看，属温病范畴。由于传染病大多具有温热性质，中医学又称之为温疫。我国对传染病的认识始于先秦，成长于金元，形成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并创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较完整的辨证论治方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SARS这场灾难，政府后来组织了全国的老中医协作攻关，就是发挥了温病学说的优势，后来把非典很快地控制了。

中医介入，中西医联手，相信能为人类最终战胜今后的未知疾病做出应有贡献。

时光荏苒，百年已逝，回望历史，中医药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可喜的是，如今在苏州，吴门医派仍然深受人们欢迎，特别是冬至开始，苏州市民有冬令进补的传统习惯。越来越多的病例证明，生命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东西方医药科学的融合。

2017年新春，苏州电视台开播了苏州人翘首以盼的《苏州史记》，好评如潮。其中的一集《天下吴医》，笔者更是饶有兴趣地观看几遍，感慨而欣然记下剧中相关文字，并穿插本人家族珍藏至今的医学手抄、札记等图片若干，还给予它们一些解释说明，于是组成了这篇文章——《吴中医学甲天下》，愿各位有缘者飨读，指出不足之处，再好增补内容，使该文更加图文并茂，不胜感激！

明清时期中医学在实践和理论上有什么新发展？

明朝时期，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医学领域，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例如著名的医学家张景岳就是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他撰著的《景岳全书》、《类经》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学类书，像王肯堂编撰的《证治准绳》、徐春甫编集的《古今医统大全》等在医学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在传染病学方面，明代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的惨状，而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为了寻找预防和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方法，在与当时危害人类比较严重的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大约在明代，我国就已经有了人痘接种法。关于人痘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说：“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一方面是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是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吴昆的《医方考》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透彻，在出版后影响广泛。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还是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我国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对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科学比较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被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都是出自这一地区的著名医家。

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在温病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确立了三焦辨证，确立了温病的辨证体系。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方法，如察舌即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验齿即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重要价值，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对温病的治疗也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治疗方法，其中不少方剂经临床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到了清代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医学著作，如徐大椿（1693—1771）、陈修园（约1753—1823）、龚廷贤等。其中比较有创新的是王清任（1768—1831），他在长期行医实践中对解剖的重要性有独到的认识，并身体力行探索解剖学知识，亲临义冢、刑场观察尸体，绘制了人体内脏图，于1830年撰成《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前人在解剖方面的一些认识错误。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西方医学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也开始进入了中国，一些人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排斥中医中药，使得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步履艰难。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寻求中西汇通的道路，并出现了一些中西汇通的大胆探索和实践者。

其中像唐宗海，本着保存和发扬中医药学的愿望而提倡中西汇通，主要是以西医印证中医；还有恽铁樵，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主张中西汇通应该以中医为主，同时要注重实际效果。到了近代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张锡纯，他治学严谨，学有渊源，师古不泥，勤于实践，博采众长，衷中参西，敢于创新，是一位有所突破的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

总之，中医学所经过的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中医中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康熙皇帝为夜天使补元气的单方赐名为什么

康熙帝为叶天士补元气的丹方赐名，是因为叶天士并没有医学方面的代表作，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将他生前留下的医学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刊印了多部十分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因此康熙为感激叶天士的医术特别赐名。

叶天士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 叶天士首创温病卫、气、营、血辨证大纲，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辟了新途径。

人物生平

叶天士像所有活跃于民间的中医一样，叶天士也是全科医师，可是相比于遥远的扁鹊、华佗，叶天士毕竟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后期，医学门类已经渐渐细分了。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在温病学上的成就最为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江南出才子。正因为如此，叶天士有了许多免费宣传者。

有人说康熙皇帝为感激叶天士治好了他的搭背疮，御笔题匾天下第一，更有传说某神仙变身凡人来看病，叶天士号脉后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六脉调和，非仙即怪。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zhongyizatan/72158.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华佗到底是波斯人还是印度人

下一篇: 中国古代医事法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