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朴直议论精到《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医药学史料考释

文笔朴直议论精到《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医药学史料考释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昀(纪晓岚)的笔记集。蔡元培先生曾将其与《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称誉为清代最流行的三部小说之一。纪昀曾任《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为保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其事，十有余年”。他身处被史学家称为“干嘉盛世”的时代，以朴直的文笔、白描的手法、精到的议论，记述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写成《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二十四卷近二千则的时事信史。其中有关医药学的章节，是探究清代盛世中华医药文化的珍贵资料。《阅微草堂笔记》中可读到诸多的疫病流行、疾病治疗的医论医话医案，史料价值颇丰。《姑妄听之四》中载：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春夏间，京城里瘟疫流行。“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桐城一医生，用重剂石膏治疗大鸿儒冯星实的侍姬，竟然有起死回生之效。“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的方子中石膏的用量达八两，一个患者病愈前后共服用了4斤石膏。纪昀在文中分析说，刘守真、张子和虽专用寒凉药，也未见用到这个剂量上，可谓是古所未闻。这足以说明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治则，蕴含了辨证论治的精妙和个性化的特点。就如今年突发的非典型肺炎的疫情，中医辨证为湿邪疫毒在肺，在辨证分型和遣方用药上，就要审时度势，才能取效收功。用大剂量的石膏治瘟疫优于张景岳和吴又可的方法，纪昀推论与“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有关，这可谓是这位大学者的明智之言。

人的生老病死，都与医药学密切相关。《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记录的医药卫生的事件，不管是依托神灵鬼狐或寓梦抒臆，还是明示暗喻的描述，读来都发人深省。有的则是一些误药的医案，也不啻为前车之鉴。如翰林院编修卢雯渔患了寒疾后，服用人参竟立卒，说明即使人参这样的补益药，用之不当亦可招来杀身之祸。《如是我闻二》中论述用人参补虚作用时说；“肾肝虚与阴虚，而补以参，庸有济乎?”所阐发的医理就非常深刻。文中还具体分析了古代用上党参和今日医用辽参，因地气性味的不同而功效不同，就很有见地。《槐西杂志四》中说，景州的方夔典自小患心气不宁，稍作劳则如簌簌动，“服枣仁远志之属，时作时止，不甚验”。后其友扶乩得方，云病因在脾，脾虚则子食母气，故也。用白术常服之，果验。扶乩得方虽为托辞，但用白术治脾虚湿盛所致的眩晕、心悸、耳鸣等症，从五行学说的角度说，确有其理。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载录单验方使用的个案。如《槐西杂志一》说，用铜头煅灰，酒服之，治癃闭。铜头即指虫药蝼蛄，有利尿退肿的作用，临床多用于治小便不利、水肿、腹水、石淋等证。《槐西杂志二》则记载用荆芥、黄蜡、鱼鳔各五钱，艾叶三片，无灰酒一碗，煎后热饮，治疗殴伤后的伤风者，汗出而愈。此方出自吕含辉刊刻的秘方，服之多验。《四库全书》的校订者蔡葛山的孙子，偶吞铁钉，医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患儿立渐羸弱。后在校订《苏沈良方》时，依书中之法，用木炭调粥后服食，炭屑遂裹铁钉而出。还有用铜钱煅烧后醋淬研末治骨折、用松树皮治疗妇科血枯闭经证等，都确凿有据。

《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许多因果报应的事例，旨在教育世人弃恶从善。其中《如是我闻二》所载的两则喻讽庸医的事例，实为医林棒喝。以医为业的蒋紫垣寓居程家庄，家藏解砒秘方。“然必邀取重赀，不满所欲，则坐视等死”。后蒋暴卒，托梦于房东，奉授秘方以活人，言可“少受一世业报”，其方以防风一两研末水调服。今人以防风配伍绿豆、甘草解砷毒，临床验证确有降低尿砷的作用。一寡妇的儿子患痘疹后病情甚危，延某医诊视。医暗羡患母的姿色，“非妇荐枕，决不往”。为了儿子的病，寡妇饮泣曲从。谁知施治已迟，患儿夭折。患母怨恨不已，自缢而死。后医生及其子皆暴卒，知情者皆谓之天意。纪昀以这两个例子告诫为医者，不讲医德，贪图财色的庸医，必然害人害己，横遭天谴而为世人所不齿。《姑妄听之三》中还记载一卖药于市的河间府游僧，用铜佛之手于盘中取药，“病可治者，则丸入佛手；其难治者，则丸不跃。举国信之”。后有人发现游僧常在其寓寺内闭户碾铁末。才醒悟铜佛之手是用磁石刻成，涂以金粉。而丸药则是一半掺有铁屑，一半无铁屑，他的骗术才败露。这与当今某些借助自然现象蒙骗钱财、祛病免灾的庸医巫术和那些“大师们”的招法一脉相承。

纪昀在书中还对滥服金丹喜用补剂的习俗进行了鞭挞，指出“金石燥烈，益以火力”，服用后必然“消铄真气，伏祸亦深”。《滦阳消夏录三》中以雪莲为例，说世人多将其“浸酒为补剂，多血热妄行。或用合媚药，其祸尤烈”。文中还引用《素问》中“亢则害，承乃制”的论点，说明偏执于朱丹溪的滋阴说和张介宾的补阳论的医家，失其本旨，流弊亦至于杀人。其他如服松脂致大便艰涩，用麻仁、硝黄竟无效。一服硫磺者，肤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减。纪昀感慨道，“古诗‘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岂不信哉?”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可读到与伦理学、法医学、性科学、外科学有关的有趣个案。《如是我闻三》载，一老媪持金钏珠花两次到某医处买堕胎药。医者峻拒之，力挥去。半年后该医在梦中被冥府捉去，一项勒红巾的妇女指证其杀人。医生争辩说，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不能用来杀人赚钱，你的奸情败露与我何关?女子哭曰，孕未成形而乞药堕之，我可以不死。不得已生下孩子，惨遭扼杀，我亦被逼迫自缢。“是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这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的问题，至今读来都给人以启示。文中的冥官喟然曰：“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这正是纪昀本人对腐儒偏见提出的独特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姑妄听之三》中说，一痴情女子抗婚，用茉莉花的根酒服后致假死，后与自己的恋人私奔。茉莉花根的药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载，言其有麻醉止痛的作用。“以酒磨一寸服，则昏迷一日乃醒，二寸二日，三寸三日。凡跌损骨折脱臼接骨者用之，则不知痛也”。《槐西杂志三》中说，崔姓商人以卖丝为业，后因亏损被合伙人质询，自觉冤屈“以刀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一医生将其肠子纳入腹中，以丝缝之，敷药结痂，竞以渐愈。惟遗矢从刀伤处出，年至七十乃终。《姑妄听之三》还载；大学士温公说，征战乌什时，有位骁骑校腹中数刃，医不能缝。后一医生将一女性俘虏“生刳腹皮，幂于创上，以匹帛缠束，竞获无恙”，这是清代外科缝合和植皮手术的成功案例。在纪昀的笔记集中，还可读到诸多的清代性文化的史料。关于纵欲致病的论述，时人好男风的见解，性变态的个案，民间秘戏图的性习俗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侧面的写实。

作为一代汉学宗师的传世之作，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所记录与医药学有关的史料，可使后来读者窥探清代科学文化的一斑。

纪晓岚和《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河北献县人，生于1724年，卒于1805年，享年81岁。纪晓岚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乾隆十九年甲戊科进士，一生仕途顺利，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从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一路升至《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兵部侍郎、内阁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嘉庆帝御赐“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

从纪昀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一生与执政者息息相关，他的荣华与名誉都要与当世皇权紧密相连的，所以他势必要做当权者在众多文人墨客、市井百姓中的新闻发言人。

纪昀晚年可以说是荣耀之至。自乾隆四十四年，纪昀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开始，其仕宦生涯是风生水起。至嘉庆十年病卒，纪昀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加国子监事，并享受赐紫禁城骑马这样的至高荣誉。

纪昀在政绩上并不突出，却能官居高位，一者因他多次执掌科举考试，门生众多，二者也是最主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无人替代，为士林所崇仰。李文藻称颂纪昀“海内共仰望为宗匠”，洪亮吉称他是“当代无人可并论”，刘权之称其“一代文宗”。

《阅微草堂笔记》由《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及《滦阳续录》六卷五部分组成，这五部分并非一气呵成，根据诸部书中纪昀自作的序言，《滦阳消夏录》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最早，最后一部《滦阳续录》则成书于嘉庆三年（1799年），前后延续接近十年之久，嘉庆四年（1800年）由门人盛时彦为之校订合刊，遂定名为《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和思维特征，有着丰富而多样的文化意义和思想内涵，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问世两百余年引起学术界持续的研究和评论。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成长是循序渐进的，纪昀已经成熟定型的学术系统决不会因为小说的创作而完全搁置。就这一点而言，还是他的门人盛时彦把握最精准、分析最透彻：“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见焉。”盛时彦称纪晓岚创作小说是将学问之道与文章之术完美统一，这也就是纪昀所自称的“著书者之笔”的内涵所在、精义所在。

所谓“著书者之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将学人的学术思维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把理性的学术观点渗透进小说创作中，将辨析的学术方法运用于小说创作中，把考据的学术内容灌注到小说创作中。从这个上意义说，纪昀非但没有转变自己的学人身份，反而是通过小说创作进一步强化了、彰显了自己的学人身份、学者地位。

《阅微草堂笔记》不只是有《搜神记》的搜奇志怪，更不只是有《聊斋志异》的画狐描鬼。作者的画狐描鬼、搜奇志怪，只是他理论思索与探究认知的外在表现；他选择笔记体、杂记体，只是便于搭建自己学术思维、学术观点的载体与平台。小说最有特色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正是最能体现纪昀学术内涵、学术素养的部分，这就形成了它在笔记小说独特风格与独特品格。这是研究者在探讨纪昀的学术思想体系时所必须直面正视的问题。

纪晓岚“质疑”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方法的直接的文字史料，见于《阅微草堂笔记》卷后，纪晓岚为纪念其早逝之子纪汝佶，“附录”纪汝佶仿蒲松龄《聊斋志异》所创作六则“志怪”故事的“附言”中。

纪晓岚自己的文艺观，在此则“附言”中，表达的还是极为清楚的。但长期以来，它却被研究蒲松龄与纪晓岚文艺观之分歧者所忽视。盛时彦为《阅微草堂笔记》中《姑妄听之·跋》初版时，所写于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跋》，与嘉庆五年庚申（1800）盛时彦为整理合编《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他又写了一篇《序》。

这些文字都是盛氏手笔转述纪晓岚的文学观点，并非纪晓岚的谈话实录。所以，这些文字有无盛时彦自己的发挥，就很难说了。所以，盛时彦只能在其《序》尾说：“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此说是“知言”，而不是“直言”。故在《序》中所说：“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我想大学者纪晓岚，其心胸未必这样偏狭。若时彦能活到现在，他自己也会说：他偏狭。《聊斋》风行天下，时代变了。历史是无情的。

纪昀以事阐理的艺术处理是非常高超的，一般情况下，评论家认为《阅微草堂笔记》的说理艺术为“每事下一评语，说理之确”。《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说理是无处不在的，其中最为精妙的就是事理交融。这种说理的艺术方式是纪昀在小说中常用的故事+议论的方式。整篇小说以叙事为主，理在纪昀娓娓道来的叙事中浮现，这种事理交融是文学中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象外之象”。

《姑妄听之三》第44则讲述“里有入山樵采者，见一美妇隔涧行，衣饰华丽，不似村妆。心知为魅，伏丛薄中觇所往。适一鹿引麑下涧饮，妇见之，突扑地化为虎，衣饰委地如蝉蜕，径搏二鹿食之。斯须仍化美妇，整顿衣饰，款款循山去”。这则故事与《聊斋志异·画皮》故事相类，《聊斋志异》以长篇的故事加以“异史氏曰”阐发的道理，虽然《画皮》故事性更加动人，但长篇的叙述，人物的复杂性，导致了主题的多元化，虽然结尾加以阐述，但从多角度解析会降低作者欲阐发的道理。

《阅微草堂笔记》却通过这样简短而趣味性的故事针对性地告诉我们看待事物不要被美丽的外表所迷惑，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辨别是非。故事简短，事与理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这方面《阅微草堂笔记》技高一筹。

作为明清之际笔记小说的双璧，《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都选择了说狐谈鬼的模式。他们在文中塑造了众多的狐鬼形象，但是二者所塑造的狐鬼形象有着明显的不同。二者的身份不同，纪昀是学者身份，蒲松龄则为落魄文人；二人的年龄不同，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是饱经世事沧桑的老者，蒲松龄则是一位满怀抱负情怀的中年。

因此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我们所看到的多是雅狐雅鬼；在《聊斋志异》中所呈现的多是情狐情鬼。一个作品常常会局限于作者的所见所识。在纪昀晚期，他人生的标签是学术，他一生之所学已经融汇贯通。在他的笔下，为我们呈现的众多孤鬼形象也多是博学通雅之狐鬼。“他们是狐鬼中的‘学问家’，也是学问家眼中的‘狐鬼’”。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阅微草堂笔记》做了非常客观地评价：“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然昂趣，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

且有学者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是针对《聊斋志异》所创作的。纪昀对《聊斋志异》的“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极为不满。虽然这不是《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主要原因，但确实是纪昀针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体在小说中过度虚构、文辞华丽等现象，依据传统目录学的小说观创造了追宗晋宋的“尚质黜华”的笔记小说。

《姑妄言之》的自序中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纪昀追求的笔记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仅体现在王充的《论衡》、应劭的《风俗通义》杂说“引经据古，博辨宏通”的内容博杂。他更追宗以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的“简淡数言，自然妙远”的艺术魅力。

魏晋时期崇尚自然，因此在语言上推崇简约含蓄，隽永传神。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例，鲁迅概括其艺术特色为“记言则玄言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这里仅仅使用了16个字，就将王戎吝啬的本性刻画出来。即使《聊斋志异》多采用多藻饰的传奇体，但亦有短篇，其语言上也在追求一种简约凝练。

如行文较长的《红玉》“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蒲松龄并没有刻意塑造红玉的外貌与神态，而是以一个“美”字来概括。作者仅仅通过简单的“月下”这样的意境为红玉的出场做了铺垫，使读者随之产生自己幻想中的美丽女子。“微笑”“不来亦不去”为我们补充了红玉娇羞的神态。简单的语言，却给读者创造了无可限量的想象空间。这想象亦是跟随作者笔下的文字所牵动。笔记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使用简洁的语言创造深远的意境，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

纪昀曾评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见之又所未解也。……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分歧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为“一书而兼二体”，二为对文学虚构的态度。纪昀对一部书中存在两种文体的否定，根源应出自中国传统的文体观念。受过严格训练的封建文人有着深刻的文体区别意识，认为每种文体都有明确的规范和功能，极少逾越。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一书而兼二体”，但是由于他一生极少留下对小说理论的表述，所以今天我们无从得知此举是否有意而为之，但是他一定是意识到了传统文言笔记小说所存在的表现力上的缺陷，故而通过唐传奇的笔法对文言笔记小说进行了改造，成就非凡，在这一点的认识上上，纪昀无法与蒲松龄同日而语。

对于《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之间的创作方法上的差异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在清代就有学者已有较为公允的评论。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中指出：“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绩，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观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绩，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

俞樾对二者的评论，还是公允的。他已朦胧地看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宋传奇小说与魏晋志怪小说在其各自的发展里程中，有清一代已经形成了两座文学上的高峰。他没有厚此薄彼，虽在认识与语言的表达上，仍然有旧时代文学观因袭烙印，其观点还是客观的。

关于对文学虚构的态度，从今天的小说艺术理论看来，纪昀的小说观未免僵化，他以以著史的角度来审视小说创作，认为小说应当较为真实地再现事情经过和人物行为，直述见闻，信而有征，否定小说中的想象虚构和人为设定的戏剧冲突，压抑情感的宣泄，代之以更为平和的感情表达。随着小说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践，蒲松龄那才华横溢的笔法和令人心折的情节得到普遍肯定，在艺术水平上，《聊斋志异》的评价也往往高于《阅微草堂笔记》，单从文学角度，本文认为纪昀的小说观相比蒲松龄是略逊一筹。

《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 盛时彦

河间先生纪昀持校勘书籍二十多年，（他的）学问和文章（造诣之高）名满天下。但是为人天性孤高严厉，不太喜欢结交朋友。公务之余（？或者是退休之后），（不过是）焚香扫地，关门写书罢了。年龄快七十岁了，就不再看那些词赋，免得烦心了，只是不断地追记、补写一些旧闻轶事，用来消遣打发时间养老。最初写了《滦阳消夏录》，又写了《如是我闻》，再写了《槐西杂志》，都已经被出版发行在市场上卖了。今年夏秋之际，又写下了四卷书，取用庄子的话作为题目——《姑妄听之》。因为之前的三套书，还没有脱稿，就被那些钞胥（专事誊写的胥吏、书手）私下里抄去了。（这样的版本）字句遗漏和错别字都很多。因此这本书（《姑妄听之》）特意交给盛时彦进行校对。（时彦）我曾经说过先生写的书，虽然是以小说的形式，但是其主要意义是勉励告诫，没有一句不是经典的见解（就是没有一句废话），这是天下众所周知的。至于（文章中）辨析名理，非常的精深微妙，引经据典，都有凭有据，这就显示出了（纪昀先生的）知识广泛。对事件的叙述和对材料的取舍安排，记叙结构的连贯性，描写景物相互映衬，如同行云流水般流畅自然，又突出了事物的真谛，于是又显示了著作功底。这些东西读者也许就不一定都知道了。
第曰（？有人说？）“先生只是用他的业余技能，用笔墨文字娱乐罢了。”既然这样再看先生的书和小说有多大差别呢？著书立说必须引经据典，这样之后才能有正确的主旨思想；必须参考史事的裁断能力，这样文章才能条理明晰；必须博览群书知晓诸子百家，这样才能考虑周全。就像建筑大师建造宫殿，有千根柱子的大楼，和几根房梁的小房子，它们的结构是一样的。所以不懂得著作撰写道理的人，就算（只是）解释评论经史典籍，也会杂乱粗陋；懂得著作撰写道理的人，就算只是写稗官野史或是杂谈议论，也会很有条理章法。（纪昀）先生曾经说过：《聊斋志异》盛行一时，但是这是才子的文笔，不是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
虞初之后，干宝之前，这个时期的古代小说大多失传了。小说中能找到的完整版，（只有）刘敬叔的《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这些故事是按类汇总，所以可以一起收录。现在这一本书同时兼有链中体裁，这是难以理解的。小说是记录奇闻轶事的，属于纪实叙事的，不比戏曲中的对白情节，可以随心所欲的修饰编撰。伶玄写的《赵飞燕外传》，因为是根据樊通德讲的故事，所以庸俗猥琐的事情都写上了。元稹写的《莺莺传》，是对自身经历的描写，所以有些许的省略。杨升庵编造《秘辛》，尚且知道要实事求是，所以升庵的书中经常出现典故。时下（《聊斋志异》中）那些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很黄很暴力的不和谐因素描写的过分详细）如果是自己的经历，似乎没这个道理（古人比较低调，不喜自曝）如果是代言别人的经历，那么又是从哪里看来的呢？难以理解啊……留仙的才华，我实在是比不上万分之一；只不过这两个疑惑，夏虫不免疑冰。刘舍人曾经说过：‘滔滔前世，既洗予闻；渺渺来修，谅尘彼观。’能够理解他的深意的，还有这样的人吗？”想着先生的话，再读先生的书，就好像规与规相重，矩矩与相迭，一点偏差也没有。明显与《聊斋志异》分道扬镳，截然不同。于是窃喜以自己这样的水平，竟然也能对纪昀先生的深意略懂一二。

学问：知识丰富
文章：著作功底
经心：留心、劳心、烦心
送老：养老
坊：市场
贾：商人，或者买卖行为
退食：退朝就食于家或公馀休息；归隐;退休。
钞胥：专事誊写的胥吏、书手
名理：特指 魏 晋 及其后清谈家辨析事物名和理的是非同异。
迥出：突出、超群
余技：指无须耗用主要精力的技艺、技能。
史裁：谓史事的裁断能力。
脞：琐碎的东西
虞初：旧释人名，所作《周说》,共计943篇,原书失传。他是汉武帝时一个方士，后人将他当成“小说家”的始祖，虞初同时也成为了“小说”的代名词。
干宝：东晋文人，作《晋纪》20卷，传说干宝因有感于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乃编集神怪灵异故事为《搜神记》。
关目：戏曲、小说中的重要情节、对白
伶玄：即伶元，《赵飞燕外传》的作者。
樊姤慝：通德即樊通德，伶元之妾，樊通德为樊嬺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妹故事“能言飞燕子弟故事”，伶元的《赵飞燕外传》即根据她所讲的故事写成的。
留仙：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
夏虫语冰：比喻人囿于见闻，知识短浅。语出《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矩重规：规与规相重，矩矩与相迭，度数相同，完全符合。原比喻动静合乎法度或上下相合，后形容模仿、重复。
灼然：明显貌

用了晚上仓促完成，可能有些错漏，才疏学浅，望谅解~

纪晓岚是怎么样的人

时下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剧中的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鲜明对比。纪晓岚与和珅打成一片，时时不忘捉弄对手，让他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观众看了无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流行的民间传说和电视剧中，纪晓岚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这是经过美化了的描写，历史上并不如此。实际上纪晓岚不过是乾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这要先从纪晓岚的长相说起。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纪晓岚的官场命运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深宫的皇帝，有很多怪习。对于纪晓岚来说，乾隆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他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说的了，即使是福长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宠信，一方面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他年轻漂亮。曾经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著作中记载说，福长安英气逼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美少年。

长相本由天注定，没有办法选择。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预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长相不过是一个表层原因。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专制君主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喜欢稍有个性、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乾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为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乾隆竟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大怒而受到残酷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面临的竟是同样的处境：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纪晓岚面对乾隆的指责，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在电视剧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的吧？

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即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长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纪晓岚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如此。那么，从纪晓岚这一方来说，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处境呢？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中间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但也仅仅两年多就被召回京师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纪晓岚也可以算是官运亨通的一个人。然而，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愁苦的感叹。这从纪晓岚一生中的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

不敢著书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时有庄氏《明史》狱和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有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其中查嗣庭狱是莫须有的罪名外，其他的还是或多或少确因文字有犯忌之处。而在乾隆时期，文网更加苛密，大多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例如有内阁学士胡中藻狱。胡中藻的诗歌中有两句诗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是故意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又因为胡中藻在广西学政任内，曾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龙与隆同音，这是诋毁他的年号。乾隆就凭着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将胡中藻杀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多都是这样。作为乾隆的词臣，纪晓岚对这些文字狱自然深有感知。

同时，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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