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洞玑》中的中医理论

《三易洞玑》中的中医理论

吴新明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三易洞玑》作者黄道周为明末闽海大儒，《三易洞玑》为其主要代表作之一。所谓“三易”，是指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和孔子之《易》；“洞玑”是说玑衡为古人测量天文的仪器。按照《易经》所载历数以测天文，可以洞悉天地乃至人事之玄机。全书共16卷，其中4~6卷为《文图经纬》，黄氏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有关论述集中体现在这一部分论述里。

独特的见解

明末是理学从巅峰走向衰退的时期，儒家学人消化吸收佛道两家乃至西洋学术思想，独树一帜，颇有建树。在其当时，黄道周的学术，并不以医学著名，但是其有关传统生命科学的认识，特别是有关中医理论的见解，颇有亮点内容。

关于藏象

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是在象数易学的指导下，概括总结而成的，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内经》无疑是多个不同时代作者的医学论文汇编，所以对于藏象的认识，各篇也不尽相同。总括来说，大概有六节藏象、九宫八风藏象和五行藏象等不同内容，其中，取得后来学术主流地位的是五行藏象，其主要内容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的分配方法。《三易洞玑》对此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藏象理论来弥补《内经》的不足。

一为“五德三极”模式。也就是说，肺配元气，为最重要的脏器；心肾配日月，为阴阳太极；胞与清肠合辰星、气海与溷肠合太白、脾胃合填星、肝胆配岁星、心包和三焦配荧惑。肺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黄道周认为肺有左右中三盖与其他各脏器相连贯，又能通达上中下三门（咽门、贲门、会门），所以肺主气，能够主导心肾水火和其他脏腑的功能。

二为“河图洛书藏象”模式。原文大意是阴藏系背，为洛书之象，肺九肾一、肝三脾七，胃五在中，交通冲脉和阴阳维脉，此为五脏。心为五脏之主，都统于膻中。阳腑系于腹，为河图之象，鬲、包络二七在上，胞、膀胱一六在下，小肠、阑门三八在左而交于前，大肠、气海以四九在右而交于后，此为四腑四房。胃以十治于中央，胆为四腑之主，都统于胞中。在此体系中，心、胃、胆三者作用特别突出。而《内经》以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胃为中焦枢机，十一脏取决于胆等，似可佐证相通。

关于经络和子午流注

在该卷中，作者首先对人体腧穴、解剖部位与天文星象之间进行了一一对照。对于人体骨度、经脉阴阳属性、络脉和经别的象数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很多内容和传统中医学有很大不同。传统中医学十二经络分属三阴三阳，而黄氏又将其配属六十花甲和卦象，书中特别重视奇经八脉和星象度量和卦象度量之间的关系，足以见天人合一并非妄谈。这一部分的内容极其复杂详细，乃至于落实到具体的穴位和卦象的对应关系，为历代中医古籍所未载。宋代以来论针灸之学，必候四时八风之气，故有子午流注学说，而黄道周的经络流注之学，大大超越了子午流注学术内涵，将研究的对象和深度都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扩展。

关于五运六气

传统中医学利用五运六气理论及其推论，对疾病进行预测、运筹和评估，产生了系统、复杂的各家学术流派，运气理论作为象数的根源，历来受到中医学研究的高度推崇。与运气理论标榜其学源自《太始天元册》，十干化运和十二支化气来自所谓的“五气经天图”不同，黄氏根据自己对于该图的岁差计算，认为运气理论的天文学依据是春秋时期，而不可能是黄帝时期的理论。他认为运气之学出自周礼，由天官所掌管，有严格的计算和考察方法，而且中医学所传的运气学说并不吻合实际。他根据自己的研究，阐发了鲜为人知的独特运气推步方法。《内经》的运气理论是主客之间相克的六步推算法，而黄氏所提倡的易序运气理论是五步相生的推法。一卦主12日，符合古历法十月历的节气长度，而72卦自然就是864日，这是一个主气间气的周期；五运周期是六气周期的五倍，也就是4320日，称之为岁运周期；如果再以干支乘倍，暗合太阳和北辰的周期。运气与人身相合，《内经》依据的是传统经络学的理论，以六气配合三阴三阳经脉，以五运配合五脏。其实这其中暗藏着细微的矛盾。黄道周十分犀利地指出这种理论的不足，提出了六气之中，不但火有二，其余五气也各自有二。火气不但有相火，还有游火，在五运六气里流动不居。黄道周的运气理论重视对岁、日的观察。

黄氏运气理论的推算方法和《内经》相比非常独特，不但天运的算法不同，年内周期和超年周期都是按照七十二卦来推演，而且人身的象数理论依据也不同。传统的运气理论以九星为中心，重视对七政的天文观察，着重考察日月的运行规律。黄道周的运气理论在这一点上根本抛弃了《内经》的思想，直接以日（太阳）、岁（木星）二者为阴阳枢纽，此论与现代天文学暗合。

意 义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黄氏《三易洞玑》等书中论述的中医基础理论，还涉及三部九侯、脉诊、梦诊等内容，也有很多创新之处。这些有关中医理论的论述，不但在明末，乃至在当代也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是在传统学术体系的基础上去认识和理解中医学。中医学在传统上被称为方技，其主要的科学方法就是象数。所谓学究天人，天人合一，是由于天文因素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决定性影响，明确了首先需要建立天文学的术数系统。这是黄氏所处的时代，传统中医学学术范式所决定的研究思路。这一点，启发我们今天的中医学界对于传统学术的继承，应该自觉补课，特别是应该开展医易研究，在传统学术体系的基础上去认识和理解中医学。

二是中医学基础理论需要去伪存真。黄道周对于中医学的经典理论描述，具有独特的视角。根据自己对于天文学和象数的研究，作者认为《黄帝内经》等中医古籍有不当之处，不能盲从。这和大多数中医学者自宋以来的遵经学风大有不同。宋人校书，于医经功过兼有，并且是功大于过。至于后人尊经乃至死于句下，并非前人之过。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的确需要去伪存真，坚持实践的理性，这启发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应该把医经放在一个既崇高，需要标榜，又理性，可以修订的合理的位置上。

学习《周易》，选择哪个版本的最好？

《周易折中》清代康熙御命李光地主编，张廷玉等参与，易理精详。

浅显的书你看了也不能有深刻体会的，所以易是天书！十年略有小成，三十年小成，到老时才能算是有所成，但是研究不完的！

研究得越深，越觉得易经的可怕！因为它无所不能，又深不可测，以人的智慧穷其一生只能理解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代代相传，几千年研究不断，但永远也研究不到尽头的。到最后你会怀疑是神化传授给祖先的，否则为什么易经这么玄妙！实在难以想象它会是凡人能发明的。

单单一个先天太极图就有无尽奥秘，将它印证于现代科学，每每感到祖先智慧无穷，实在是想不通古人怎么会有那么高明的世界观！回头再读《易传》（十翼）原文，字字玑珠，每个阶段读它会有不同领悟。西方人读圣经，中东人死读古兰经，中国人死读易经可矣，易经高出它们无数倍不止。

高端的书看宋代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但你看不懂。

那就找些现代人浅显的书吧，虽然离易的本质甚远，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倒是能让你思路开阔，随便看吧，无所谓了。

你如果想学算卦的话，直接看《增删卜易》

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注释详尽，内容较多，但是有点贵。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八闽文化·朱子闽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主要流派

八闽文化·朱子闽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主要流派

1200年，闽学学派的核心人物朱熹去世，其学术团体星散，闽学被诬为“伪学”而沉寂下来。但福建的闽学学者为闽学的确立和发展而做的努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弘扬师说，攻讦异端，羽翼朱门，不为权势和时论所左右。由于朱门弟子的活动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号曰文。一年后又被追赠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经福建闽学学者刘爚(音月)的请求，宋宁宗批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宫，作为法定教科书。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尊为太师，追封信国公。之后，闽学学者极力维护和宣扬朱熹及其学说地位，从而使闽学逐渐成为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其影响长达八百年之久。从南宋到元明清乃至民国，历代闽学学者有大量的著作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发挥朱子学思想的，或者与朱子学思想有关。由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朱子学思想，形成了不同的闽学流派。

(1) 正统派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人称勉斋先生。长乐人，后徙居闽县岭头(今属福州市郊区)。进士出身，是南宋朱熹门人、女婿。因得师真传，对朱子学领悟最深，故朱熹去世后，他理直气壮地维护朱子学说。从他一生最后二十年(1201—1221)的活动看，无论为官为民，理政讲学，都没有忘记存统卫道这一使命。

黄榦对闽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他阐发了理学家的道统说，认为道出于天，表现为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变化，圣人能传天之道，故有道统。他说：“此道之原出于天者然也。圣人……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三《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他列出的道统传授次序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朱熹集儒家道统之大成。黄榦把“传承道统”看成是朱熹的最大成就。

黄榦晚年编撰《朱子行状》，详述朱熹一生的经历，并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问、道德。他把朱熹看作“万世宗师”，勇敢地肯定了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将朱熹提到民族文化代表的高度。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在当时，倘若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是不敢这样提出问题和评价朱熹思想体系的。因为这不仅是思想领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为一种曾被打成“伪学”的思想理论学说作辩护的政治问题。

在朱熹殁后的若干年中，闽学学者都尊黄榦为道统的继承人，使其居于闽学学派领袖地位达二十一年之久。黄榦最大的贡献是大胆地维护了朱熹的学说，努力使其取得时代的合法地位，为以后闽学的大发展做了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真德秀(1178—1235)字希元，号西山，浦城人。1199年登进士第。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是朱熹的再传。在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许多理学家遭到迫害，如蔡元定流放道州而死。但真德秀不为时论所动，不怕牵连，而私淑朱熹。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为程朱理学翻案，并竭力加以提倡，为程朱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有人认为真德秀是南宋末年最大的朱子学家。

南宋后期，封建王朝统治更为腐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原失陷，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真德秀善于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阐释朱子闽学思想。他在传播闽学过程中，着重发挥心体说，强调“反身而诚”的求仁说，要求最高封建统治者“克制”贪欲以调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他历经十年撰成《大学衍义》一书，并呈送宋理宗，受到理宗嘉许。该书的大旨在于正君心。书中指出：“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同时认为臣对君，子对父，也不可盲目服从，如果君、父所为不合理义，那就“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真德秀对君修道，总是托天命以言之：“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天命维艰，不易保也。”又说：“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卷二十八)。对这一类的见解和言论，理宗很赞赏，并为之动容。因而，真德秀深得宋理宗的信任。

真德秀沿着朱子《四书集注》的思路所展开的一系列阐述，既祖述朱子又有所改铸。他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未发已发、性惰动静，都以仁说来贯通，“合而言之则皆仁”(《大学衍义》卷十二)。而仁在心中，求仁只能求之于心。因此，要“反诸心而求之”，探求“一心之全德”(《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这就把目的和方法都转向主体。为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提倡仁学发挥朱熹的思想，真德秀使朱熹哲学逐渐向心学方向发展，令朱子的学说与当时的封建政治更接近，更贴近宋末的现实。为朱子学说的大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中认为，真德秀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

蔡清(1452—1508)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今泉州市)人，进士出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明代福建著名的正统派程朱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易经蒙引》《四书蒙引》《蔡虚斋文集》等。

蔡清的学说笃守程朱，继承朱熹的理学思想，但有所修正。他认为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理生气的说法是欠妥的，应该是理气合一，无有先后。他对太极的解释也不同于朱熹。他指出极字原意是屋极，故极字从木。太极为至内至大、尽精微、最中正之理;是理之“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这种对太极的解释新颖、独到，前人从未有此说。蔡清理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朴素辨证法思想，在他看来，不仅对立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天下事物都是对立的。这个思想是异常深刻的。

李光地(1641—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安溪人，是朱熹老师李侗的后代。李光地是清康熙九年(1607)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其著作有《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尚书解义》《古乐经传》《榕村全书》等五百多卷。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大师，他学精且博，为官清勤、政绩显著。他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利用康熙皇帝的信任重振程朱理学。在李光地的影响下，康熙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朱子有功圣道，特升朱熹配享庙堂十哲之列，大大地提高了朱熹的地位。李光地发挥了朱熹关于“道统与治统为一，为学与治道合一”(《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的思想，并针对明末以来极端空疏腐败的学风，强调求实致用，认为对乐学、汉学应兼收并蓄，不可各拘一面。李光地还修正和发展了程朱理学。例如，他奉康熙之命撰写《周易折中》，修正了朱熹在《易》论上的错误。他认为，朱熹否认王弼调整《周易》经传次序的合理性而复古本经传是不对的。他遵从王弼所调整的《周易》经传，而不用朱熹的《周易本义》。总之，李光地重振程朱理学，促进其远播于朝鲜、日本、东南亚以至于欧美，其功不可没。

(2) 象数学派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建阳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和学生，朱熹的不少著作他参与了讨论和写作。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稿的，也就是说他参与了创建朱子学。

蔡元定的哲学思想兼有义理和象数，具有明显的道家倾向。在福建闽学学者中，他属于象数学派的理学家。二程重义理不重象数，邵雍重象数不重义理。朱熹集二程、邵雍学说之大成，既重义理，亦重象数。蔡元定遵循朱熹学术方向，重视研究象数学。

蔡元定通过阐述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发挥其道家倾向的象数学思想。《皇极经世书》是邵雍的代表作，该书共十二卷，其中一至六卷有五十篇和各种图象，皆《周易》六十四卦，用以说明世界的治乱。全书大旨均借易卦推衍，形成象数学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蔡元定对该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写成《皇极经世指要》三卷，推论邵雍《皇极经世》，以伏羲卦图列之于前，以注疏附之于后。宋末黄端节说：“西山先生始终以《易》疏其说，于是微显阐幽，其说大著。学者由蔡氏而知《经世》，由《经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引自明嘉兴徐必达编《邵子全书》卷二十四附录》)

《宋元学案》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载：“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邵雍)出焉;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数，邵、蔡二子欲发诸子之所未发，而使理与数灿然于天地之间，其功亦不细矣。”蔡元定在《皇极经世指要》中强调“因数明理”，谓“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河图》《洛书》与危微精一之语并传。”

蔡沈(1167—1230)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未应科举亦未当官，而是全力维护、遵循导师朱熹学说，注意拓展闽学理论的新领域。蔡沈继承朱熹遗志，前后用了二十余年时间，苦心钻研，认真撰写，“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宋史》卷四三四)。1209年，他在朱熹原有一部分《书》说基础上续写成《尚书集传》六卷。此书后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并列成为元、明、清三代学者必读的教科书，为闽学发展立了一大功劳。

但蔡的学说与朱学有所不同：朱熹以理而蔡沈以数为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虽然蔡亦讲理，但他的理被限制在数的范围之内。蔡沈依据朱熹的“理”和蔡元定《皇极经世指要》以及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先天数学”来分析《尚书·洪范》，写成《洪范皇极》五卷。是书分内外篇，共八十一章，拟《易》六十四卦;论三篇，拟《易》之《系辞》《说卦》等传。书中阐述了八十一个范畴，论证了阴阳、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问题，建立起闽学象数学理论。

蔡沈的思想是朱熹学说的深化和变化。朱熹一向主张天即理，而蔡沈却说洪范九畴“原出于天”(《尚书集传》)。朱熹向来认为体用一源、理物一致，而蔡沈在《洪范皇极序》中却主张体用割裂、理物分开。蔡沈在理论上创新成就，是闽学学派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要环节，是闽学学派文化内涵加深和闽学学派真正保持活力的体现。

(3) 折衷派

陈旅(1288—1343)字众仲，号荔溪，元代莆田人，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术，又信佛。历官闽海儒学教授、国子监助教、江浙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陈旅是朱陆折衷派理学家虞集的高足。陈旅“至京师，虞伯生(集)见所为文，叹曰：‘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宋元子案·草庐子案陈先生旅》)。陈旅从虞集学，得其传。他在其著作《安雅棠集》中说：“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朱陆之教一也。”陈旅的学术折衷朱陆，是福建第一个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明代连江人。从小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读书一目十行，终身不忘。他既是理学家，亦是藏书家、音韵学家、考据学家，又懂得军事，曾跟从军事家俞大猷学习兵法。他有大量著作问世，所著《松轩解义》一卷，此书内容辨论义理，是陈第理学思想代表作。

陈第的理学特点是折衷程朱陆王的学说。陈第批评陆王心学，亦批评程朱理学。他批评心学家发展了孟子放心说的主观主义所提出的静坐说。指出若以静坐说指导行动，则有害无益。因为静坐者百无猷为，荒功废业，对社会不利，不能应对实际行事，不合孔子经世宗旨。陈第又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有简易之流弊，这就抓住了要害。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求理只能向心上去求;不必向外界事物去找，也不必读书，简单易行。王阳明之教造成不少学者不关心世事，不接触实际，变成空谈家，以至误国，为害甚大。

陈第在《书札烬存·答许抚台书》中，批评“程朱亦有空疏泥古之病”。针对程朱理学的毛病，陈第要求学者要通今、务实、达变、知治情，反对知古而不知今、空谈修养不务实事，反对拘守古法不知变通、淹贯古今不知政事。他说：“识时务者在俊杰，若不达世务，终难致用。……故博古者贯通今，明理者贵达数，知道者贵知情”(《松轩讲义·学周论》)。

陈第认为圣人之学是讲经世致用的，心性修养是为了建功立业，重在事业而不重在心。陈第是个有体有用的理学家。他讲的“体”是理，“用”是指之天下事业。他认为做学问在于掌握理，然后用理去指导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陈第能说到做到“兢业在心，所以兢业在事”，北抗满洲贵族，南御盗贼倭寇，还为治国安民献策。陈第的思想和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比其他理学家高出一头。

黄道周(1585—1646)明代镇海卫(今漳浦县)人，字幼平，号又螭，尝居漳浦铜山孤岛石室读书，别号石斋，进士出身，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朝廷以正直敢为著名。明朝灭亡后，黄道周在南渡的小朝廷中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率义军抗清，被捕不屈而死，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黄道周“学贯古今”(《明史·黄道周传》)著作甚丰，有《博物典汇》《三易洞玑》等四十余种，近二百卷。是明代的儒学大师，是个调和王学和朱学的理学家，精于《易》学，突破了理学家治《易》轻视自然之缺陷。但他的《易》学，继承了京房到邵雍的象数学，神秘色彩太重，以河洛之数自相乘除而得出《易》之图象，又以六十四卦上推天道，下验人事，历代治乱兴衰，了如指掌。当时门生甚多，而学者穷年未能通其说。黄氏殁后而传其易者，未之有闻。

究竟什么是宇宙的本原?理学家的回答是不一样的。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而朱熹却把“理”看成世界的根本。黄道周既不同意陆九渊的看法，也不同意朱熹的说法，而却象胡宏那样以“性”作为世界的本原。但黄与胡不同，黄之“性”是至善的，而胡之“性”却无善恶。黄说：“至善说不得物，毕竟在人身中，然继天成性，包裹天下……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性)惯彻。如南北极，作定盘针，不由人安排得住，继之成之，诚之明之，择之执之，都是此物指明出来，则直曰性。……只此是万物同原。”(黄道周《榕坛问业》)在黄看来，至善的性，本质纯粹精明，才是宇宙中实有的存在;它存在于人和万物中，是“包裹天下”，贯彻“宇宙内外”、“经理世界”的万物本原。

漳浦东坂村历史名人

1.东里镇的名人历史现代散文家秦牧（原名林觉夫），雕塑家唐大禧等是本镇人。樟林古港是乾隆至咸丰年间（公元1736-1858年）主要对外贸易港口。

樟林古港

樟林，广东澄海市东里镇的一个小村，上世纪初，赫然标入了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樟林古港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方圆2平方公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重要起源地，也是三个地标，它们分别是南宋时期的福建泉州港、元明时的漳州月港，以及清朝中叶的樟林港。 历经两个世纪的变迁，新兴街繁华不再，但遗迹犹存。近些年，前来寻踪访迹的专家、学者以及侨胞、游人频频出入，老街再度热闹起来，街上的一位老人说，经常有人摄像采访，还有拍电影拍电视剧的前来取景，有的乡民因此还上了镜头。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就曾说，新兴街是潮人飘洋过海出国谋生的历史见证，将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寻根认祖。如今，新兴街的文化历史价值已引起当地 *** 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开发建设樟林古港旅游景区的一部分予以规划实施。

100多年前，潮州、澄海、饶平、南澳四县（市）在樟林交汇。这里，海阔江宽，宋代就已是潮州东部的盐业中心。明万历年间（1573-1619）近海渔业大有发展，这里迅速成为“渔鲜盈市”的埠头，樟林开始名播潮州。清开海禁，沿海各省商贾渔船，来往更加频繁。因广东商船大桅杆上部及船头均油红漆，故有“红头船”之称。当时，红头船队从这里出发，浩浩荡荡，扬帆远征，成为樟林港的一大特色。时至今日，人们提到红头船，仍会联想到当年樟林港码头上，千千万万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谋生的情景。

樟林古港位于古代的澄海县东北部（现属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辖区）。北与饶平、潮安接壤；与闽西南、赣东南为咫尺之邻；东北迳通南海，畅达五洲重洋；其港埠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古时因“遍地樟木，枞灌成林”而得名。

樟林新兴街

樟林古港的新兴街至今已有200岁高龄，历史上潮人祖先飘洋过海出国谋生必经此地，曾经商贾云集货栈成行繁华一时。世事变迁，新兴街依然保存完整，独具特色的清代建设群古韵犹存，其文化历史价值正日益受到潮汕文化界的关注。 从喧闹的都市寻访至新兴街不过数十里路程，却恍若时光倒流，漫步于寂静的老街，古色古香的货栈铺户依稀可辨，一楹一柱、一砖一瓦却因风雨冲洗褪尽颜色，老街难掩满脸沧桑。有谁知道，100年前这里却是一番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新兴街建于嘉庆7年（1802年），其时毗邻韩江出海口的樟林古港正处最鼎盛阶段，有清代粤东“通洋总汇”、潮汕“丝绸之路”之称。早在康熙年间，清廷初弛海禁后，商民集资造船出海，第一艘红头船出海就从樟林驶出。此后红头船扬帆远征至国内各大港口甚至东南亚诸国，樟林港货船日夜穿梭，往来频繁，沿港的新兴街相应建起大型货栈，因此又名“货栈街”。

2.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名人有哪些黄道周（1585~1646），中国明代书法家。

字幼平，或作幼玄，一字螭若，号石斋。漳浦（今福建省漳浦县）人。

天启二年（1622）进士。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唐王时为武英殿大学士。

率兵抗清，至婺源，兵败不屈而死。黄道周学问渊博，精天文历数诸术，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

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续离骚》、《石斋集》等。 黄道周擅长楷、行、草书，他的楷书溯源锺繇，用笔方劲刚健，有一股不可侵犯之势，主张遒媚加之浑深，所以他的楷书虽刚健如斩钉截铁，而丰腴处仍流露其清秀遒媚。

黄道周楷书流传多为小楷。他的行、草书远承锺繇，再参以索靖草法，他虽追求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人书法，但一反元、明以来柔弱秀丽的弊病，以刚健笔锋和方整的体势来表达晋人的丰韵。

其草书波磔多，含蓄少，方笔多，圆笔少，表现出雄肆奔放的美感。黄道周传世书法代表作品楷书有《孝经》、《石斋逸诗》等，行草书有《山中杂咏卷》、《洗心诗卷》等。

3.东里镇的名人历史现代散文家秦牧（原名林觉夫），雕塑家唐大禧等是本镇人。樟林古港是乾隆至咸丰年间（公元1736-1858年）主要对外贸易港口。

樟林古港

樟林，广东澄海市东里镇的一个小村，上世纪初，赫然标入了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樟林古港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方圆2平方公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重要起源地，也是三个地标，它们分别是南宋时期的福建泉州港、元明时的漳州月港，以及清朝中叶的樟林港。 历经两个世纪的变迁，新兴街繁华不再，但遗迹犹存。近些年，前来寻踪访迹的专家、学者以及侨胞、游人频频出入，老街再度热闹起来，街上的一位老人说，经常有人摄像采访，还有拍电影拍电视剧的前来取景，有的乡民因此还上了镜头。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就曾说，新兴街是潮人飘洋过海出国谋生的历史见证，将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寻根认祖。如今，新兴街的文化历史价值已引起当地 *** 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开发建设樟林古港旅游景区的一部分予以规划实施。

100多年前，潮州、澄海、饶平、南澳四县（市）在樟林交汇。这里，海阔江宽，宋代就已是潮州东部的盐业中心。明万历年间（1573-1619）近海渔业大有发展，这里迅速成为“渔鲜盈市”的埠头，樟林开始名播潮州。清开海禁，沿海各省商贾渔船，来往更加频繁。因广东商船大桅杆上部及船头均油红漆，故有“红头船”之称。当时，红头船队从这里出发，浩浩荡荡，扬帆远征，成为樟林港的一大特色。时至今日，人们提到红头船，仍会联想到当年樟林港码头上，千千万万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谋生的情景。

樟林古港位于古代的澄海县东北部（现属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辖区）。北与饶平、潮安接壤；与闽西南、赣东南为咫尺之邻；东北迳通南海，畅达五洲重洋；其港埠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古时因“遍地樟木，枞灌成林”而得名。

樟林新兴街

樟林古港的新兴街至今已有200岁高龄，历史上潮人祖先飘洋过海出国谋生必经此地，曾经商贾云集货栈成行繁华一时。世事变迁，新兴街依然保存完整，独具特色的清代建设群古韵犹存，其文化历史价值正日益受到潮汕文化界的关注。 从喧闹的都市寻访至新兴街不过数十里路程，却恍若时光倒流，漫步于寂静的老街，古色古香的货栈铺户依稀可辨，一楹一柱、一砖一瓦却因风雨冲洗褪尽颜色，老街难掩满脸沧桑。有谁知道，100年前这里却是一番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新兴街建于嘉庆7年（1802年），其时毗邻韩江出海口的樟林古港正处最鼎盛阶段，有清代粤东“通洋总汇”、潮汕“丝绸之路”之称。早在康熙年间，清廷初弛海禁后，商民集资造船出海，第一艘红头船出海就从樟林驶出。此后红头船扬帆远征至国内各大港口甚至东南亚诸国，樟林港货船日夜穿梭，往来频繁，沿港的新兴街相应建起大型货栈，因此又名“货栈街”。

4.大水泊镇的历史名人大水泊镇人文底蕴深厚，历代名人辈出。

刘瑜，明代进士。今大水泊镇客岭村人。明弘治三年（1490年）与丛兰同榜中进士。这是文登第一次同榜两进士。刘瑜步入仕途后，所历各职皆有政绩，后升至陕西左参政。

刘启先，字士元，号后如，刘瑜之孙。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任职时秉公办事，卓有政绩，丝毫不为私利所动，品行广受赞誉。著有《春秋说约》《蛩音陋室稿》《新元集》等。

张燕春（1865~1930），清末举人。今大水泊镇山后张家村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山东乡试考中举人。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著有《餐霞斋肆集》。

于氏书香世家。大水泊村于氏世代书香之家，明清两代，进士、举人济济。文献记载，从明代于应第开始，于氏家族就崇文好学，累代不衰。于氏兄弟相处非常友爱，为一方楷模。

一门三进士。于鹏翀，字圣庵。清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列三甲第二百七十六名。其弟于鹏翰，字六息，号山白。顺治十二年（1655年）与其长子于涟同榜中进士。于鹏翰列三甲第九十七名，于涟列二甲第五十三名。三年中，一门两代三进士，在文登只此一家。同村人于可讬，与于鹏翰同族，于可讬为孙辈，字阿辅，号龙河。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文登于氏家族的儒学之风，名振胶东。

于令淓，于可托曾孙。字箕来，号方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附贡。赐翰林院检讨。主讲于永平府敬胜书院。工书法，著有《勤贻堂稿》《蔚斋试草》《古今文》《古近体诗》《四书讲义》《族谱》《方石书话》等。

于书佃，于令淓之子。字泉南，号牧叟、田耘、东海散人。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任济南府学训导。著名书法家。其书遵父训，由颜体入手，学秦篆、汉隶、魏碑，六朝、唐宋无不探求，留下了千古佳作“大明湖”坊额和《大明湖碑记》。

于令淓、于书佃父子位清朝200年间书法百人之列。于氏书法艺术累世不绝。

于克襄。字莲亭。大水泊村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著有《铁槎山房闻见录》10卷，《铁槎山诗存》6卷。《铁槎山房闻见录》至今尚存。

于植元（1927-2003），于令淓七世孙，幼承家学，诗书画印俱能。1946年只身去大连，后历任旅大师专副教授、校长，大连师范学院院长、教授等。社会 *** 众多，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在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中日关系史、满族文字、书法美学领域造诣较高，被美国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授予终身成就奖。书法以行草见长，进入现代中国著名书法家前20名，先后与12任日本首相有作品交往。竹下登竞选首相时，他送去“能从竹下登龙门”条幅，被日本各大报刊载。后竹下登竞选成功，其作品更是轰动日本，前后应邀访日50余次，日方曾一次向他赠送5吨珍贵日文图书。他为佳能、精工两大公司题写的“唯佳方能”和“精为上工”条幅，被奉为经营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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