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领衔的973课题(邓铁涛的真谛)

邓铁涛领衔的973课题

长期以来，古老中医理论的停滞不前一直令学术界扼腕。难道中医理论真的就不能再向前发展了？前不久，科技部“973计划”国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首次将中医理论研究纳入课题，并投入巨资支持，这一消息不啻为中医理论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各种相关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

就中医理论研究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领衔“973”项目“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

“五脏相关理论”开辟新领域

邓铁涛教授介绍，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脏腑学说，自古以来，它的阐述主要靠阴阳五行学说。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性质，但也存在着机械唯物论以及唯心思想的成分。鉴于五行说的缺陷，建国以后学术界曾有两次存废大讨论，但最终都因难以统一而告终。上世纪80年代，邓老从临床实践出发，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用以指导临床辨证施治，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经过以后20多年的深入研究，这一学说现已逐步为中医界所接受。

邓老的五脏相关学说继承五行学说有关五脏关系的合理内涵，汰除五行学说中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部分，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阐发了各脏系统的特性，“两两相关”、“一多相关”的关系，不用五行学说来机械说理；重视阴阳、气血、精与津液等在五脏相关中对五脏实质和功能的影响；用阴阳、气血、精与津液的变化和六淫、七情等的病因损害，说明五脏之间相关的病理改变特点，指导临床辨证；通过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研究相关理论，并探索其机理和规律。

目前，邓老及其学生已在心脾相关、肝脾相关、脾肾相关等两两相关的子系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而且在许多难治性疾病如失代偿的肝硬化、重症肌无力、运动神经元等疾病的辨证治疗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指导作用。

提高搭桥术病人的生存质量

由邓老的学生和广东省中医院完成的“调脾护心法提高冠状动脉搭桥术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前不久获得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科技成果特等奖。课题组负责人、广东省中医院心脏中心的阮新民教授介绍，心脏的搭桥手术（CABG）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措施被广泛应用于冠心病的治疗中，较好地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但是，这种手术也存在着“病人健康总体上受到中度损害”等弊端，因此，如何提高手术安全度，降低手术并发症，保证长期疗效，提高术后生存质量，成为医学界探讨的热点。

该院在国内率先开展了CABG围术期中医药干预的临床研究，在邓老“五脏相关——心脾相关”理论指导下，首次提出了CABG围术期气虚与痰浊是主要病因病机，应以益气健脾为治疗原则的观点，并建立了相应的益气化痰、调脾护心中医治疗方案。实践证明，该法对CABG术后常见的胸痛、胸闷、心悸、气短、乏力、眩晕、肢冷、脘满纳差等有显著改善作用。临床疗效显示，中医治疗组总有效率达到98％，其中显效率为72％，而对照组仅为45.6％，同时，对心功能的改善也较对照组明显。术后病人生存质量测评采取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及西雅图心绞痛量表评价的方式，均达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降低重症肌无力危象死亡率

“五脏相关理论指导下中医药抢救重症肌无力”也是此次“973”课题的重要子项目，担纲这一研究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刘小斌教授介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而对危象的抢救则是难中之最。因为，重症肌无力危象是异常凶险的内科危重病，呼吸困难乃至衰竭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象可多次发生，即使一次抢救成功，还会第二次、第三次发生，而且抢救更加困难。目前抢救办法大都是气管切开、大量激素和丙种球蛋白、血浆置换、大剂量抗生素、反复使用抗胆碱酯酶药，而国内有关资料显示，现阶段对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抢救死亡率高达36.2％。

邓老认为，该病病机主要是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辨证论治应从“补脾”入手，抢救时鼻饲或口服中药均用邓老的专药“强肌健力”系列产品，并配合使用西药，取得了突出的临床疗效。据对26例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抢救统计，近期疗效达100％，全部康复出院。随访一年，22名患者健在，生活能够自理，可以从事较轻工作，远期疗效为84.62％。效果高于当前国内常用方法，而且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邓铁涛的真谛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7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五行学说之研究60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1962年11月16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1975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1988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5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70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3月24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1983年4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1984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2至4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60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157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14．6%～40%，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5～1．5倍，吞噬指数提高0．2～16．7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162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70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80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1986年10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4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252例，取得了总有效率98．8%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94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1991年1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50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1956年11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24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60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157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1984年8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1983年2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颜德馨的衡法

◆他继承家学，又入科班学习，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
◆他提出白血病中医证治分型和有效药物，提升了中医急性热病的诊疗能力。
◆他发展气血学说，创立“衡法”，丰富了中医治则学，揭示了人体衰老奥秘，开拓疑难杂症治疗和养生长寿新途径。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原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的楼群中，矗立着一座已有近30年历史的中医楼。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就设在这里。一家综合医院设立中医楼十分罕见，这些都缘于这里有一位名扬海内外的中医大家颜德馨。
在中医界，颜德馨最为人称道的是创立了调气活血的“衡法”治则，把传统气血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治疗各科疑难杂病、老年病开拓出新途径。对于有志于活血化瘀之道的研究者来说，颜德馨是这一领域不可绕过的高峰。 兼得家传与院校教育之泽
颜德馨是名医传人，也是科班出身。他深厚的中医学功底，既得之于家学渊源，也得之于学校教育。他常怀向学之心，博采众长，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十九年前，江苏省丹阳县的名医颜亦鲁为其子取名德馨，希望其继承诗礼传家之风。
颜德馨祖籍山东，系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后裔。其父颜亦鲁师从江南孟和医派名家何季衡学医，其后在丹阳县城北草巷本宅开设餐芝堂诊所为业，以擅长治疗肠胃病、妇科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症而名噪江淮。
颜德馨7岁开始读书习字，后拜当地名儒习诵传统文化，9岁入新式小学就学，12岁开始学习中医学著作，后又常随父侍诊，对继承父亲的仁心医术早已心存向往之情。
对读书之道，颜德馨后来常言：“猛火煮，慢火炖”，这正是亦鲁先生庭训之辞。所谓猛火煮，指须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所谓慢火炖，指须经常温习，反复研习。两者不可偏废，则学思并进，功到自然成。
初读《黄帝内经》之时，老师让其每日背诵一章，若背不出，就会用木尺打手心作为惩罚。颜德馨无法领悟其中的含义时，父亲鼓励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感悟。”为此，他常常挑灯夜读。
年稍长，他就常随父出诊，诊后还要陪父亲整理诊治病案方药，对亦鲁先生秉持的脾胃学说以及临床经验有所体会和感悟，并逐渐树立了固护脾胃的学术思想。
颜德馨16岁时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得以跟着沪上不同流派、不同科别的中医名家学习，使学业跃升到一个新境界。学校课程设置十分完备，除修习国文、外语课外，中医基础课列了《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十几门；临床则涉及杂病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此外，还专门开设了生理学、解剖学、西医外科和传染病学等西医课程。
颜德馨学习兴趣浓厚，课上课下表现十分活跃。他参加了“课余医药研究会”，与同学一起建立了中药药圃，研制了一批中药制剂，并编辑出版了《康宁医刊》，以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共促学业。
在近两年的临床实习期间，他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费通甫、祝味菊等中医大家抄方和搜集、整理医方医案，并得带教老师指导点评，受益匪浅。
即使在毕业后到医院就职，或随父亲悬壶于丹沪之间，颜德馨仍然保持着求学问道的进取心。当时上海名医程门雪、盛心如、张赞臣等深为医林称颂。颜德馨时常登门拜访，索解请益，每有所获。“胃以通为补”、“宣肺气以舒肝气”、“补精必安神”等诊疗思想，“伤寒辨六经”、“温热病卫气营血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使用石楠叶治疗头痛，使用天竺子、腊梅花、凤凰衣治疗小儿百日咳，使用白茅花蒸豆腐治疗大咯血以及使用附子振衰救绝等诊疗方法，他皆能博采众家，择善而取之。 70年临床实践多建树
他妙手仁心，口碑载道，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他首先提出白血病的中医分型证治，发现疗效显著的中药药物；抗击“非典”建功，增强了中医急性热病诊治能力
作为年轻的中医，刚刚毕业的颜德馨很快就让人刮目相看。有一位肺脓疡病人，因肺纤维化而出现空洞，高烧持续不退，情况危急，几个西医治疗方案都起效甚微。颜德馨主动提出使用中医治疗。他诊脉辨证，并以鱼腥草为主的药方施治。他亲自熬药，并连续陪护病人3个昼夜，细心观察服药反应，终于使病人高烧退下，症状改善。
颜德馨用传统中医疗法先后治好了一批患肺脓疡、肺吸虫病的病人。随着临证的积累，他总是在深入了解并全面把握患者的体质、病因、病证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拓宽治疗思路，并以良好的疗效，赢得了口碑。
1945年抗战胜利，颜德馨看到百姓贫苦，缺医少药，遂着手创办“德社”，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免费施诊给药，还为丹阳两家报纸开辟“中华医药”、“民族医药”副刊达60余期，普及医学常识，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因而被公推为丹阳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新中国建立后，颜德馨停办私人诊所，调入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并担任中医科主任。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在上海市的综合医院里他率先建立了中医病区，并提出了“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与中医特色相结合”的原则。数十年后，他成为沪上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中医大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血液病发病率升高，西医治疗方法单一，疗效不佳。他迎难而上，开始积极探索中医治疗血液病的有效药物。为此，他一方面寻找机会，尽量多地观察病例，参与多家医院血液病人的治疗；一方面深入钻研医学著作，特别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深入钻研了中医气血理论。他与同事合作，对565例疑难病患者进行“甲皱襞循环”、“血液流变学”等的数据观察，证实了血瘀阳性指征的普遍性，同时证实了经活血化瘀治疗后，白血病病人不仅症状改善，相应的实验室指标也明显好转。
他认为，白血病属于中医学的温毒、虚劳、症瘕、积聚等范畴。通过文献梳理，他发现犀角能使白细胞迅速降低，迅速退热，缓解出血。在临床观察中，他还发现砷剂可治疗各种急性白血病，率先提出雄黄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药物。
“文革”中颜德馨一度下放，但他仍尽量想方设法寻找临床机会，尤其是关注于中医气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在“文革”后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一书。
2003年，非典来袭。颜德馨受命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及华东地区防治非典首席科学家。他不顾高龄，不畏风险，深入到传染病医院，并总结出非典的病机要点：热、湿、瘀、痰、虚五字。创制了“扶正祛邪方”。他指出，须“有是证，用是药”，坚持辨证论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早期注重透表、宣达，逐邪外出，慎勿失表；中期重视兼邪的论治，如痰、瘀、湿的治疗；后期则需根据邪正相争的变化而扶正以达邪。实践表明这些经验和方法凸显了中医药治疗热病的优势。广东、香港等地的防治“非典”工作也得到他的指导而获益良多。
此后，为系统研究中医药治疗非典、登革热、禽流感等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颜德馨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上海市科委的重大项目“中医防治急性热病应急网络”建设。近年来，该网络的日益完善，丰富了中医急证诊治内涵，增强了中医急诊能力。 发展气血学说 首倡“衡法”
他认为气血是临床辨证的基础，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他首倡中医治病“八法”之外的“衡法”，揭示人体衰老的奥秘，为疑难杂症和老年病诊治开拓了新途径
“你要超过我，才能真正算我的继承人”，父亲曾这样教诲他，他做到了。在气血学说的深入研究中，颜德馨可谓是当代攀高登顶、收获颇丰的探索者。
他提出了“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一法则在上世纪80年代还应用于“瘀血与衰老”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尽管从小崇拜父亲的成就，但颜德馨逐渐发现父亲的健脾学说仍不尽完美，颜德馨发觉诸多杂症并非源于脾胃而是源于瘀血。
临床中，他积极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种内外科疾病，并进行了多年潜心研究。他总结，中医“辨证八纲”中虽然没有气血二字，但气血内容贯穿于八纲之中，故可认为气血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也是疑难病证的辨证基础。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瘀血是气血不和的重要因素。而活血化瘀能够疏通气血，调整阴阳，平衡气血，其作用超越了前人“通行血脉，消除瘀血”的含义。
他研究发现，中医治病讲究“阴平阳秘”，根据病人的阴阳消长的过程立方用药，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但在临床上又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他通过临床总结和实践验证，提出了人体的健康与长寿在于“调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衡法论。所谓衡法，具有平衡和权衡的意义。衡法的组成，以活血化瘀药为主，配以行气、益气的药组合而成，能够调畅气血，平衡阴阳，发挥扶正祛邪、固本清源的作用，适用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多种疾病。
颜德馨的衡法分为升降气机法、降气平逆法、补气升阳法、清热活血法等十余种治则与方法。这些方法对冠心病、白血病、肝硬化等都有疗效。
由此出发，颜德馨在随后的研究中提出，人体衰老的主要机制就在于气血失调，内环境失衡，而内环境失衡则是由于瘀血的存在。他所明确的以调整气血法延缓衰老，与过去补肾、健脾等方法抗衰老的理论截然不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科教片《抗衰老——气血与长寿》，参加了以“生命的科学”为主题的国际科教电影节，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强烈反响。他研究出的以益气活血为宗旨的“衡法圣方”系列中成药，是抗衰老研究的一大成果，服用后可促进机体的气化作用，降低血液黏度，加快血液的流速，使机体主要内脏器官得到正常的供血，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
颜德馨强调对血瘀证的诊断当以四诊为主，实验室检查为辅，并结合病史，从症状、体征、病史、实验室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诊断，此即“颜氏血瘀证诊断法”。在治疗上则将衡法融汇其中，用于治疗各种老年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疗效非常显著。
他主持的课题“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II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提出了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因的新观点，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相关课题列入国家“973”计划专项之中。 惟愿中医学术代代传
他上书陈情，为中医事业发展呼吁；他讲学授徒，为人才培养倾注心血；他著书立说，为学术传承添砖加瓦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颜德馨仍饱含激情，坚守着中医阵地。虽年届九旬，他每月还要出半天门诊。而他多年来，上书陈情，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奔波操劳，对此他常笑言，不知老之至也。
他曾多次与邓铁涛、任继学诸老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就中医编制、中医教育等列陈己见。
他曾数次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争取到铁道部的支持，于1980年建成了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中医实验大楼。
他于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为沪、台、港建立了首个中医药学术联盟。他收台湾中医师邱维昌为学生，成为海峡两岸第一对中医师徒。
他还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被美国及港澳台机构聘请为特约研究员和学术顾问。
他在1999年2月行医60周年之际，捐资20余万元，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此后又追加资金，2005年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致力于鼓励青年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
他倡导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加强学生对中医经典原著研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首次启动了在综合性大学中进行中医教育改革的试点项目。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关系事业发展根基，对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带教进修生、博士生、学术继承人。他不辞辛劳，登台讲课，勤于查房，随时讲解，理论联系实际，循循善诱，他常以先哲墨子“志不坚，智不达”勉励学生。他还教育学生要多读经典、早读经典，尤其是《黄帝内经》；要开放思路、广泛阅读。除了熟读经典著作，还要系统研读各家学说，广泛涉猎笔记小说、医论医案、医话药话等；要多拜老师，学习各流派的经验。
他曾诙谐地说：“相传清代名医叶天士曾拜过十七位老师，而我所拜过的老师怕远不止十七人了”，“数十年我承先贤之遗风，乐于课徒，循循善诱，以报我师。愿我同道能将中医学术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为了传承个人临证心得，他著书立说，多年不辍。其出版的《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并获云南省优秀科技图书三等奖，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气血理论，拍摄《抗衰老》科教片，向全世界发行；1992年，他的专著《气血与长寿》出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次年，《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出版，其间，还先后出版了《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先生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中国百年百名临床家丛书·颜德馨卷》、《颜德馨临床经验辑要》等，全面反映了其60多年的临证经验。
对教学之道，他曾有三句话精彩总结：第一句话是，教学中绝对维护中医的主题思想；第二句话是：中医是实践医学，“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第三句话，学中医必须在思想上扫除民族虚无主义，要坚信中医具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中医将为人类创造最大的财富，中医工作者在学习、工作中必须严谨、勤奋、攀高。

省中医院的浙江省中医院

医院占地75亩，分湖滨和下沙两个院区，医疗用房8万㎡，现有核定床位1500张，实际开放床位1369张，床位使用率93%以上。设有36个临床科室及2个重症监护室，专科专病门诊154个，年门急诊量152万人次，年出院2.6万人次,日均中药饮片4吨。拥有64层螺旋CT、1.5T磁共振等先进的现代化医疗设备。资产总值7.9亿元。随着现代化仪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运用，拓展了中医药学的研究范围，为开展中医药研究提供了支撑平台，为中医特色优势的继承、创新及发展提供了保障。
医院现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2个、重点专科专病8个，省中医药重点学科13个、重点专科专病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3个、二级实验室3个，国家级中药制剂中心1个，国家级、省级医疗中心10余个。医院是国家药品临床试验机构，并有12个专业被确定为临床试验专业。拥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博士点3个，硕士点10个。血液、消化、肿瘤、乳腺、神经、骨伤、呼吸等学科发挥中医药在该领域的特色与优势开展临床研究，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中医临床研究型学科，显著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
“创名院、达规模、强内涵”。在各级政府及领导的重视、关心、支持下，医院肩负着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正朝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中医医院的目标大踏步迈进。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始建于1933年，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中医医院之一，被誉为“南粤杏林第一家”。目前，医院已发展成为一间拥有大德路总院、二沙岛分院、芳村分院（广州市慈善医院）、珠海医院、大学城医院五间三级甲等医院，广州下塘、天河、罗冲围及香港四个分门诊的大型中医院。
医院门诊量持续增长，2006年全年门诊量超过400万人次。医院有床位近3000张，拥有超过5亿元的现代化医疗设备，成为全国年服务患者人数最多、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医医院之一。
医院积极探索新的条件下中医院的发展之路，不断完善医院的运行机制，努力建设有利于发展的医院文化，不断深入挖掘、整理、发扬中医药的精粹，吸收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多学科成果，使医院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医院拥有一批像邓铁涛教授那样的全国名老中医，在多个领域汇聚了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医学专家。医院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的规律，实施育人工程，致力于培养名家大师，探索形成了以全国名老中医为龙头的集体带、带集体的新型师承模式。医院致力于建设成为精英汇聚的洼地、名医辈出的摇篮。经过多年的努力，一大批全国一流的、优秀的中青年专家脱颖而出，有的专家分别荣获首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中国中医药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 医院形成了一百多个特色鲜明、疗效明显的专科专病，其中脑病专科、心血管病专科、皮肤病专科、肾病专科、乳腺病专科、妇科病专科、脊柱专科、中医急症、颈椎病（脊柱）专科、骨病骨肿瘤专科、骨关节病专科、消化病专科、呼吸病专科、肿瘤病专科、耳鼻喉病专科、中医外科、针灸科、糖尿病专科、肝病专科、冠心病专科等是国家级和省级的重点专科，在国内和省内处于领先地位。
为了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医院成立了名医工作室、传统疗法中心和治未病中心，努力挖掘中医药伟大宝库中的精华，努力挖掘全国名中医的学术思想、临症经验和独到技术，努力挖掘具备中医特色优势的适宜技术，努力挖掘民间中安全有效的单方、验方。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下，医院建立了全国唯一一个“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基地”，成为全国中医特色疗法的集散地。医院还致力于科技创新，拥有五个国家级基地、研究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主持一系列包括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九五”、“十五”攻关、“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等在内的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级重大项目数十项。医院检验科是国内第一家通过ISO15189医学实验室标准认可的综合实验室，检验结果得到了国际互认。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医院正在建设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和广东高级中医研修院，为中医药的发展搭建更高的平台。
医院还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意大利、以色列、香港、澳门、台湾等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医药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医院在技术上追求精益求精，在服务上追求至善至美，在信誉上追求诚信可靠。医务人员努力使医院服务达到这样的境界——即使自己的亲人来医院就医，不需要作特别的安排，也能得到最好的照顾。由此演绎出很多感动患者的故事，涌现出了如抗非烈士叶欣、人民好医生禤国维等先进人物，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赖和赞誉。
医院先后获得全国百佳医院、全国示范中医院、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创建文明行业示范点、全国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一系列荣誉。国家、卫生部及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赞誉我院为“全国卫生系统的一面旗帜”。
今天，医院正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朝着建设全国一流的、国际知名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的中医院的典范而努力奋斗！
周边公交车：（省中医院站）106 110 124 209 217 3 541 6 夜39 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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